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花家涛

摘      要：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建构有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武术国际传播研究，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关照下，挖掘全球文化交流中受众对意义世界的探索与体验，从而在生命意义建构中服务于受众实现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研究，借助于人类学对当前文化“多元化维护”与“化多元为一体”的辩证理解，需从“中国中心观”转向人类学视野下“中西互证”的思路，并在语境互动、学理互构、他者互鉴的立体模式中，以武术负载的“文化中国”价值观念上承“国之大事”的时代使命，下启“德性生活”的意义世界探索;促使武术传播研究在“独特性辩护”中转向“文化差异性共存与会通性生产”，提升其国际话语能力。

关  键  词：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武术;国际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中国;德性生活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2）04-0014-06

The anthropological tur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the Chinese Wushu

HUA Jiat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ream of great national renaissance， the building of Wush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Chinese language discourse should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t concept of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study excavates the audience’s explor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meaningful world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 so as to serve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son for being and realiz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good life. Given that， relying on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Wushu should change from the “China-centered view”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n to the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context interaction，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 framework， and mutual learning of the other， the “cultural China” value loaded by Wushu should bear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of “national affairs” and initiat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world of “moral life”. The research on Wushu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 from "uniqueness defense" to "cultural difference coexistence and universal production"， so as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bility.

Key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Chinese Wushu;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cultural China;moral life

中國武术国际传播是《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及的战略任务之一。然而，以什么样的研究思路重新审视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历史，进而探究其出路？从全球化视野出发，武术国际传播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文明是在频繁扩散与借鉴中造就主体间性，这需要我们时刻关注武术全球化[1]，并在考察诸文明的差异与关联中把握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经验及其学术理路[2]。21世纪的人类学，基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论题，形成以萨林斯为代表的“多元性文化维护”的地方性知识及其人文意义，与以沃尔夫为代表的“化多元文化为一体”的世界史及其全球化意义的双重逻辑[3]。本研究即是在人类学视域中，探究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中西互证”方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议题与具体研究维度，以期建构中国武术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1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人类学转向的生成路径

1.1  “中国中心观”的单向武术国际传播研究思维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曾经有一个以西方现代体育为标准的“现代化”革新阶段，后迅速由“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4]：研究立场与民族主义相关联，极力标识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性。虽然“中国中心”观在警惕西方标准、强调中国情境等研究维度开阔问题意识，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其一，夸大了近代中国历史的独立性，贬低了外在因素的作用;其二，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延续性与西方的冲击视为二元对立，也与两者互动关联的事实不符;其三，注重地方史和区域史的分析，具有丧失全国性视野的危险[5]。

实质上，“中国中心观”是“中西二分元叙事”的逻辑演进，导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往往存在悖论：其一，“非中即西”与文化可通约性之间的悖论。该观点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视为两种对立类型，忽略了人类文化具有“可通约性”的事实。其二，“非中即西”与中西文化边际关照的缺席。该观点失去中国文化与西方交流的机会，沟通与共建的可能[6]。导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一方面强调中国武术是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优良文化或高阶文化，西方接受中国武术便是对自身文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主动放弃武术对中西问题的探索与解释。这种文化自主性诉求虽然具有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的内在情感与一定的学术理路，相对学界“以西解中”做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与增进真正的文化交流相距甚远。

1.2  置于武术国际传播场域中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人类学研究，既要坚持具有内省精神的文化主体性，又要保持交流的文化开放性;此二者决定基于相互理解的文化交流才是“文化自觉”传播研究的核心追求。

因此，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自觉”，应该是基于“会通中西”的立场，关乎人之价值的“见人”研究：既要关注武术对各种受众的具体实在利益，也要关注武术对受众所承载的精神价值;既要关注受众主观接受武术的程度与情感，也要关注武术融入受众客观生活的真切感受。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需要探究武术对受众“安其所、遂其生”的實际功效：其一，破除“只见武术不见人”的研究，从物质与精神和思维层面找到异文化中个人的自我感觉。其二，掌握“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原则，超越只问事实不求理解的立场，探究不同文化语境中武术习练的科学性、道德性和伦理性。其三，根植文化语境，避免“以西律中”“以中解中”“以中律西”情况，寻找“中西互证”可能性[7]。

1.3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中西互证”的价值负载

人类学的武术国际传播研究，关注古今中外的议题。针对特定时代发展主题，需确立“中西互证”的思路，就不仅仅是“不同思想文化传统彼此沟通和了解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全球化时代“以异质文化为参照系而彰显各国传统文化价值”[8]。

另外，追求武术文化体验共通性的“中西互证”人类学思路，还有近现代哲学中心议题演变的逻辑基础：即揭示、反思和塑造生活世界的“意义”，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追求人的理想化生存方式。因此，“中西互证”的武术国际传播研究，要在传播的中西空间维度中嵌入古今时间维度，以及反映时代命题的语境维度。互证，一种对凝聚在武术传播实践与知识方面认知的“学习过程”和“创造过程”。武术国际传播作为一种实践哲学，需从整体把握武技的传统与现代、历史和未来的“古今互证”，不同武技的比较、关联、互构的“中西互证”，武技解决或回答人类面临主要问题的“语境互证”，并在此三维视野中厘定武术国际传播诸种问题取向和知识架构。这是一个历史分析与当代意识有机结合的研究框架，既要梳理出中西武技源流与形态演进，又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武技相互本土化的实践经验，还要在两者历史形态及其互构经验中发掘出历史文化语境相互关联;并在中西武技共通性元素的沟通、交流、传播中，把握武术传播与接受的经验材料，使之关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促进武术传播研究的理论谋划和学术构建。

2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人类学转向的核心议题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主题需要克服“传统-现代”二分模式：“西方中心观”的竞技体育化改造与“中国中心观”的武术“独特性辩护”，并以此为基础开具武术“走出去”的“良方”。此二元极化的研究思路不利于维持武术文化的整体性，制约了武术“走出去”的步伐。文化“走出去”的对外传播与“引进来”的向内吸收是一种共时性过程。武术国际传播是在广泛吸收其他文明武技成果的同时，积极向外传播我国的武术文化;武术国际传播研究，是通过人类学视野的“他者”反观自身，进而认识、认同甚至守正创新武术的过程。

2.1  “全球中国”的武术国际传播研究新视野

武术国际传播的受众在具体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诸多差异，故而存在不同受众对武术文化有着不同理解的现象。因此，武术国际传播研究应在“文化间性”的主张下，承认以文化差异性而相互吸引、互补、融合等特性为前提条件。由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发展的理念和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就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就中国的世界定位重新认识武术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国际文化传播的发展历程看，存在3个特征鲜明的阶段：从19—20世纪英式全球化的“帝国传播”，二战后美式全球化的“化全球”，以及21世纪以来开创的“多声部合唱”的“复调传播”新局面。中国开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促进文明的平等交流与互鉴”为目标的文化传播局面[9]。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需要突破以西方文明模式“化全球”的文化传播理念，在“互联互通、共生共荣”的新全球化理念指引下寻求中国武术的全球化生产。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武术国际传播研究新主题

国际文化传播“西强中弱”的实际，决定武术国际传播需以文化安全为底线，在“理念-策略-方法”的三位一体结构中，既要保持武术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性、安全性，又要追求不同武技间沟通交流、求同存异、融通中西。由此观之，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应为：在“国之大事”的传播理念中以国家视域的中西文化关系为核心，在“文化中国”的传播策略中以中国价值观念与西方“普世观念”的对话为立场，在“德性生活”的实践方法中以受众对中国武术文化的认知与在其日常生活建构主体性的过程和结果为对象;并以武术负载的“文化中国”价值观念上承“国之大事”的时代使命，下启“德性生活”的意义世界探索。

3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人类学转向的研究范式

在中国积极建构国家形象的时代背景下，武术国际传播经验与理论研究，需要在“中西互证”中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觉悟与思想意识：使武术在“国之大事”中负载“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在“文化中国”中负载“中国智慧”的价值观念，在“德性生活”中负载“练以成人”的实践理性。为武术进行全球化再生产、助益由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积极探索新路径的可能性。

3.1  “国之大事”：武术传播研究的全球化語境互动

武术国际传播是武术由中国而嵌入世界的发展过程;武术国际传播研究是对传播实践中呈现“国之大事”内容与形式的深入分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伊始，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语境中，解读中国武术作为文化载体与世界武技的互动关系：一要将各国武技史纳入比较研究范畴，发掘武技史层面的文化交流;二要发掘各自的文化价值，在促进武技学术发展中加强国际武技领域学术交流;三要将武技与国际文化交流相结合，研究各国武技对国际交流的作用，以及在国际交流中自身发展演变脉络。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主体多元、内容全面、价值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之中。在国际互联网社交主要平台Twitter上，英文报道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的外交、政治、疫情等层面，较多从内涵阐释转向推理论证，表现出理念与现实相结合、并从中寻找解决方案的趋势;而在文化、民生、经济等议题方面，报道极少[10]。因此，作为社会文化事实存在的武术国际传播实践，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语境互动之下，就“国之大事”维度探究武术国际传播负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广呢？

以多元文化共生互融为价值共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全球化语境互动须回答3个问题：互动何以可能、目的何在、如何互动。

第一，“文化生产和交往史向世界史转变”的世界史观[11]是实现互动的逻辑机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思想是实现互动的理论基础。如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国流行世界各种武技，亚洲有日本的柔道、空手道、剑道，韩国的跆拳道，以及越南拳、泰国拳、菲律宾短棍和中国武术的太极拳、长拳、南拳、螳螂拳等，各有市场。各国武技在受众国的交往空间内进行自身再生产，推动各国武技走向全球性的世界历史。

第二，各国武技在受众国传播，一方面会坚守民族特色的底线，另一方面会因“各美其美”的交流而融合，并在“和而不同”的斗争中求生存，最终在“共同利益”之上形成各国武技在受众国内的“共享意义空间”——解决受众国人民现实文化、民生问题的共同利益。这便是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国之大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目的所在。

第三，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全球化语境互动途径，需要细分武技交流空间：其一，以各国为主导，发挥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竞技武术赛事上的专业交流，培养各国本地教练员和运动员，使竞技武术成为真正的世界性体育;其二，以市场为主导，培育武术国际产业，在武术休闲教育培训上扩大影响力;其三，以民间交往的社会空间建构为主导，展开人民之间的传统武术交往，形成共同价值体系;其四，以学术交流为主导，加强武技国际交流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察与推广。而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则对政府、市场、民间、学术4种力量在“赛事互动、教育互助、武技互鉴、学术互构”的网络式交流中整体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事实描述、经验总结、机制归纳、意义阐释等。

3.2  “文化中国”：武术传播研究的学理性中西互构

文化中国，指在不同文化共生互补中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建构国家形象[12]。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中“文化中国”维度，指以中国文化为根基，探究中西武技交流的对话机制，挖掘表征国家形象的文化主体性意义的生成机理。为此，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健康促进机制”“格斗技术体系”“哲学思辨经验”等普遍性议题的学理性互构中，在提升武术扎根受众国水平的基础上向世界说明中国。

以健康议题为例，21世纪以来，太极拳锻炼的健康促进受到中西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经验认为，武术健康促进的功能是武术文化理念与技术特性在身体功能上的效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锻炼方法强调“意、气、形”的整体性，以节奏舒缓的运动平衡现代快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神经紧张;第二，锻炼方式强调“内外兼修”，在刚柔相济的技法锻炼中保持内心平静与精神放松，从而提升身心和谐的水平;第三，锻炼效果强调“体用兼备”，在适应运动强度、超越自我惰性与克服心理障碍中提高身体运动能力与身体机能及体适能，从而提高健康水平。如美国《纽约时报》在有关武术健康促进的研究成果报道中，尤其关注太极拳医疗属性的健康效益，而对传播武术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整体形象则较为薄弱。

武技格斗方面，如由日本创造而流行于美国的“踢拳术”，与中国武术散打则有较多契合之处。20世纪中叶，日本武道积极探索现代化方式，出现在空手道中融入泰拳技法、废除“寸止”规则的踢拳技术体系与比赛形式;并在科学实证主义影响下，踢拳进入西方后发展迅猛。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踢拳吸纳了拳击与摔跤技术，允许使用各种拳法、腿法、摔法与扫腿技术，以及膝顶、肘击、头撞技法，致使注重拳击与腿法的踢拳术因其高度的对抗性、观赏性、技击性，吸引无数男女格斗爱好者，成为具有现代风格的美国搏击运动。70年代末，踢拳术在发展中逐渐调适中西方拳手的意见，最大限度消除地域文化差异，去掉摔法与肘膝相加技法，最终由竞赛规则限定而成了拳击加腿法的技术体系，增强了其全球推广的传播力[13]。与在现代科学理性指导下产生的踢拳术一样，始于1979年试点、1989年出版竞赛规则的中国武术散打，其“远踢、近打、贴身摔”的技术体系体现了中国武术开放性、现代化驱动力的革新品格。武术国际传播也要与各国格斗项目开展交流，如已举行的中美、泰、法等对抗赛。

以共生交往为价值进行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需在学理性中西互构中描述历史发展的中国文化、解读文明而开放的中国文化、推广可沟通又善交流的中国文化，建构“全球中国”的国家形象。为此，第一，在人类普遍议题的框架下，一方面参照西方话语，弘扬负载中国文化传统理念与现代价值的中国武技;另一方面参照中国学理解读西方武技，加强武技间兼容并包与平等互动的水平;两者都是旨在提高中国文化对世界议题的解释力，为武术国际传播提供思想依据与理论支撑。第二，在中国武术散打的格斗文化中，一方面在科学理性指导下，提高格斗技战术训练与竞赛的国际化水平，展示中国格斗武技发展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在不同武技交流中，保持格斗传统、继承竞合文化精髓，在竞赛规则上呈现中国格斗武技的文明性。第三，“文化中国”将中华文明与全球文明相联，需要研究以中国武术负载的中国价值观的世界表达方式，提高中国武技与西方武技的沟通与交流水平，提升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武技话语体系中“共生交往”的话语能力。

“文化中国”立场下的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实践，需在学理性互构中开拓交流空间：第一，在“体用”层面以武术技术文化传达其负载的伦理与精神文化。“用”体现世界普遍性议题的中西各种实践，如“运动是良药”的武术实践策略、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格斗训练及其竞赛规则调适;“体”则是在力避内涵简单化与表象化中传播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如武术健身的身心“和谐”观念、散打格斗中的竞合技巧艺术。第二，在“体验”层面以武术文化意义系统整合武术文化外在表现内容。在各国武技传播者自己经营的文化意义网中，中国武术以“他者”的信息传递、意义建构为参照，基于学理性互构而展开交往，编织以“文化中国”为核心的意义之网。

3.3  “德性生活”：武术传播研究的“他者”古今互鉴

武术国际传播是受众动用自身知识体系接受武术知识与思想的“在地化”过程，也是中国武术在受众地的再生产过程。“德性生活”维度下他者古今互鉴的武术国际传播研究，既是对“在民族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的新学术追求的呼应[14]，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学术制度性追求。在各国爱武者的武技体验中辨识中国武术对其行为、情感层面主体性塑造的历史过程与人生意义，挖掘武术“练以成人”的各国“在地化”运行经验，丰富武术自身的现代内涵。

西方研究表明，普通人习练武技与其生活质量之间存在关联。例如，针对习练拳击、巴西柔术、泰拳等格斗武技，以及习练东方套路类武技的研究，认为在习练者身体、心理、社会、认知等机能与总体幸福感均有所提升，在塑造积极行为模式和传播道德价值观方面具有特殊的教育潜力，有助于减少社会中的攻击性行为[15-16]。从而得出定期训练对他们的幸福感、人格发展、认知和教育功能都有积极影响的结论[17]。而针对青春期女生自尊心理的西方研究认为，内家拳训练提高她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接受什么样的自己”的能力，避免失去自我价值感的巨大风险[18]。而中国武术对普通习练者而言，在其格斗、演练、表演、竞技等多元形式中，也具有德性教育的价值。如八卦掌与太极拳的习练，可以建立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深刻而和谐的关系，增强“诚实交流、自信、自我接受、彬彬有礼、尊重他人、责任心”等亲社会行为[19]。将中国武技由“技”入“艺”至“道”的德性培养传统，与现代西方运动训练中的自我意识相结合，在互鉴中建构个体德性成长的基础。

以德性生活为价值共识，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需在他者古今互鉴中回应：武术习练与德性生活之间产生因果关系的中介因素、以武术构建德性生活的结构性特征和終极目标等问题。第一，这种中介因素包括教师的指导方法、习练者的社会背景与个性特点、武术的结构性品质。首先，指导方法有教育之传统与现代之别，传统方法注重德性涵养传统、现代方法将武术视为一项体育运动而注重其现代性品性。其次，习练者不仅因其“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以及家庭出身与收入”等背景差异而体现出习练武术类型的差异，在目标取向、社会心理方面的个性差异也会造成因体验方式差异而赋予武术不同的意义。再次，武术因其“文化传统、风格特色、技战术特点”的结构性品质差异对德性生活产生不同价值。基于武术习练的中介因素，形成“武术是一种严格节制与规范行为的、健康的、共同生活方式的认知”[20]。第二，武术对德性生活所产生的日常性、超越性、文化性、公共性等结构性影响，最终走向追求生命质量的终极目标，即幸福、尽善尽美的生活。在习武涵融德性生活的逻辑闭环中建构一种以“力”为核心、灵肉混融的生命观，实现“生命的意义”。如此德性的养成，促使武术习练者在“日常生活、德性生活、文化生活和公民生活”的结构性场域中[21]，形成以武术为中介的“人-道德-社会”个体成长的结构性关系。

“德性生活”立场下的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实践，需在他者古今互鉴中洞察历史趋势：关注传播过程中受众的主体地位。其一，以武术“在地化”生产新产品体认“美德即知识”，如日本空手道将武术“杀人拳”提升到体育的“活人拳”境界，最终提升到人格修养的境界，实现武术内在文化传统与外在体育精神融为一体，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高度融合[22]。其二，以太极拳“在地化”生产“哲拳”意象体认“道不离伦常日用”。如借助西方已有研究成果——太极拳习练可以产生尊重、谦卑、责任、坚持和荣誉的价值观，并可以推广到生活的许多领域，从而成长为拥有更加完善德性生活的自我——以此提升习练者武术修炼身心的功夫论阐释，从而成为传播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负载符号。其三，以武术习练养成的德性涵融生活体认“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作为道德、精神、意义而存在的人，意义世界体现人的道德与精神存在。故需发扬中国武术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对心理的维护和改善、对内在人格精神和外在人格能力提升，强化受众以武术求索意义世界的兴趣，从而占领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制高点。

在民族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进程中，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语境互动、学理互构、他者互鉴的立体模式中，既规避过分夸大中国武术历史的独立性、过于强调武术个性而丧失全球视野的危险，又要在“国之大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文化中国”的“中国智慧”价值观念、“德性生活”的“练以成人”实践理性中探究武术国际传播价值负载能力。其中，“国之大事”引领“文化中国”的阐释并落实在受众的“德性生活”之中;而“文化中国”须上承“国之大事”的时代使命、下启“德性生活”之意义世界探索;而“德性生活”则应深耕西方“教养”传统，以中国德育传统之“躬行伦理”对接西方“宗教情怀”;此三者逻辑相继、因果相扣。武术国际传播的效果最终是发生在受众内心体验里;武术国际传播为受众群体所选择、接纳、传承、弘扬，并自觉传播武术负载的中华文明意涵时，方完成以武术传播承载“全球中国”国家形象的实践目标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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