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笔下的罗新璋

时间：2023-02-05 22:30: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郑延国

柳鸣九先生有两本散文集，一本是《“翰林院”内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另一本是《这株大树有浓荫：“翰林院”内外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我曾无数次地翻阅它们，每翻阅一次总有一次收获。最近一次翻阅是在2022年2月，这一次的收获是发现柳鸣九对他的北大同学罗新璋多有涉笔。在前一本散文集的第七十九页，有这样一节文字：“我所记得的唯一例外，是后来的罗新璋。他在敝人所主持工作的‘南欧文学研究室’里，身为供职于研究岗位的‘研究员’，从来却只搞翻译，基本上不搞作为本职工作的‘文学研究’。因为，他是我辈之中最为出色的翻译家，他优秀的才能与单一的兴趣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与照顾，何况，对翻译艺术进行研究何尝不是‘研究’？所以，也就有一把‘破伞’为他‘遮风挡雨’了。不过，愈到后来，随着只学了一门外语而对文学研究既无兴趣更难以适应的‘新鲜血液’涌入‘翰林院’，原来那个‘翻译作品不算研究成果’的不成文的法，也就名存实亡。以搞翻译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愈来愈多，甚至进入庙堂而居高位者亦大有人在，可惜像罗新璋那样译技精湛、具有大家风范的译师却如凤毛麟角。”

在后一本散文集的第八十四頁，有这样一节文字：“罗新璋当年即堪称‘少年才俊’，早慧得更是惊人，大学期间已与傅雷有书信来往问道译术。后来，他长期与‘洋教席’共事，练就了一身中译法的过硬本领，在《中国文学》上大显身手，向国外译介上至《诗经》《离骚》，下至鲁迅的中国文学精华，对传播华夏文化的功劳大矣哉。他的另一大业绩是继承了傅雷的译道传统并发扬光大，更作出了新的典范。具体来说，《傅雷全集》二十卷的校订工作全部由他完成;他所译出的《特利斯当与伊瑟》，特别是《红与黑》，其译艺水平较傅雷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译笔之雅，实为当今的第一人，早已享誉海峡两岸;他在古今翻译理论的研究与整理方面要算是译界最有成就者;此外，他对莫洛亚、龚古尔兄弟的研究，也结出了硕果……”

两节文字合计，才不过几百字，但能令我们对罗新璋这个人物多有所知。第一，他是一位“具有大家风范”的翻译家;第二，他很早就“与傅雷有书信来往问道译术”，并且“继承了傅雷的译道传统并发扬光大”;第三，他翻译的《红与黑》，“其译艺水平较傅雷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译笔之雅，实为当今的第一人”;第四，他在古今翻译理论的研究与整理方面，“是译界最有成就者”;第五，他对法国作家“莫洛亚、龚古尔兄弟的研究，也结出了硕果”。意犹未尽的柳鸣九或许是为了节省篇幅，只好留下一个省略号，启发我们去对罗新璋其人其事作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探讨。

罗新璋，1936年生人，1953年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专攻法语。1957年毕业，分配至北京国际书店，从事图书进口工作。工作之余，他做了一件大事，在自购法文原版书的空白行间抄写傅雷的中文译文。傅雷的译文有二百七十五万字，罗新璋抄了二百五十五万字。他一边认真阅读法国名著原文，一边仔细抄写傅雷译文，花费整整九个月。罗新璋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凤毛麟角”的翻译大家，正是肇始于此。后来，他话别北京国际书店，到外文局上班，编辑对外刊物《中国文学》法文版，具体工作为中译法。其间，他又做了一件大事。1973年，中国在法国巴黎举办出土文物展，罗新璋作为翻译陪同前往。他奉命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查阅有关敦煌写卷时，看到了三百多件巴黎公社公告，觉得很有价值，决定副录，但拍照需要两万法郎，囊中羞涩的他不得不“故技重演”，动笔手抄。回国之后，他将这些手抄件加以整理，然后将它们一一译成中文，合计三百八十九件，197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这部《巴黎公社公告集》便成了罗新璋的第一部译作，受到了业界很高的评价。

1980年，罗新璋转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了柳鸣九的麾下。由于柳鸣九的“遮风挡雨”，罗新璋做了第三件大事。1982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陈应年邀请他编一本《翻译论集》。从此，他成了藏书甚丰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走读生”，每天早上入馆，查阅资料，手抄副录，直到傍晚四五点钟，再借三本资料离馆。日复一日，整整四个月，共收集翻译论文一百八十余篇，时间涉及汉魏唐宋、明末清初、近代、现代和当代。随后又用一个月的时间撰出万字长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作为《翻译论集》的序文。在这篇文章中，罗新璋将跨度长达一千多年的译论轨迹浓缩为八个字——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并将其定位成“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理论”，完全可以“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翻译论集》经过反复打磨，于1983年杀青，翌年由商务印书馆付梓。以《许国璋英语》而闻名天下的许国璋将这本论集从头到尾阅读一遍，认为其“为同类四五本书里功夫下得最深、编得最好的一本”，于是专门邀请罗新璋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学，向老师和同学谈谈治学的经历。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罗新璋做了第四件大事。1991年，他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约，翻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著名小说《红与黑》。由是寝馈于斯，利用“上班、开会、杂务”之外的时间翻译《红与黑》，两年之后如期交稿。折算起来，平均日译五百字。罗新璋曾回忆当年译书情形若是，“一觉醒来，略事漱洗，即坐到桌前。凌晨四到七点，有实足三个小时，而无任何的干扰。一日之初先把当日定额译出，白天即使再忙，总的进程不受影响”，“晚上临睡，重新复核一遍，初稿就算改出。全书四十万字，日译千字，花一年多;第二年，再改再抄，字还是原先四十万，两年通扯，每天只合得五百字”。罗译《红与黑》于1994年首次面世，旋即坠入与其他复译本争芳斗艳的旋涡之中。一位读者说：“比较喜欢罗新璋译本，可能有的人觉得文字有点古奥，但读起来给人感觉特别有韵味，非文字功底深厚的老译者不能为之。个人最喜欢的是上卷第十章末尾一段，四字句简练有力，真是把于连雄心勃勃的感觉译出来了。”柳鸣九则公开宣称：“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红与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另一位翻译家罗国林也透露，有出版社约他重译《红与黑》，他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理由是“有罗新璋的译本在先”。

2004年初，罗新璋应邀在台湾师范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期两年。其间，他做了第五件大事，编辑《古文大略》。在多年的社会实践中，他发现“以外语为立身之本的学人，往往不惜以荒疏国文为代价”，结果酿成交流的瓶颈，甚至人品的不足。基于此，他在教学的间隙，深入台师大图书馆总馆与国文系图书室，从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筛选出一百八十篇文字，编辑成书。余光中闻讯后，热情为是书题签，彰显出两岸学人对中国古代文献的高度重视。2006年，《古文大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率先梓行。2012年，又经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修订本”。洋洋十七万字，由老子《道德经》中的五个章节领军，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殿尾，中间穿插郦道元《三峡》、韩愈《送孟东野序》、秦观《精骑集序》、张岱《湖心亭看雪》、朱柏庐《治家格言》等名篇，分明凸显出选材的别具炉锤，再兼以与翻译有关的华章如童寿《为僧睿论西方辞体》、玄奘《五种不翻》、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等亮相其间，《古文大略》便水到渠成天经地义地“成为外文学子乐于翻阅的枕边书（livre de chevet）”。柳鸣九的六百余字描述，令我们知晓了罗新璋的五个方面;柳鸣九的一个省略号，使我们探讨出了罗新璋所做的五件大事。五五相映，毋庸置疑地成全了一个“享誉海峡两岸”的罗新璋。

2022年2月22日，罗新璋驾鹤西行，我将他赠送给我的《翻译论集》《红与黑》《古文大略》紧紧揣在怀中，一次又一次地泪目北眺。之后，拭去泪水，我从书架上轻轻取出柳鸣九的那两本散文，细细翻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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