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展现——玛琳·杜马斯肖像画艺术
时间：2023-02-11 23:2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直以来，肖像画在艺术史上一直都是一个受欢迎的绘画流派。与其他已经变得“老式”和过时的流派形成对比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肖像画在历史进程中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一幅成功的肖像画中，欣赏者不仅要面对艺术家的主体性，还要面对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性，也就是两者主体性之间的和谐分布。在艺术流行的层面上，肖像画被用来弥合社会的复杂性和个人身份体验之间的鸿沟。杂志封面上肖像的幻影是艺术家许多灵感的来源之一，也是当代社会学和新闻评论的事件的一部分。肖像画以新兴的公共传播形式出现，从而使主题得以重生，使欣赏者在更主观的层面上与个体接触。在这种背景下，肖像画被用作创造更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从而使艺术家与观众更接近。
肖像画通常表现出一种形式上的静止，即一动不动的画面，一种对肖像画绘画背景做出高度的自我镇定。艺术家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形象的永恒，作为对“生命”的总结。静止赋予肖像尊严的特征，它将主体从个性化的外观提升到一个高级的思想。
玛琳·杜马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长大，她的家族经营掌管着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葡萄酒庄。杜马斯爸爸由于工作常年酗酒患肝病早早过世，从小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杜马斯的童年生活迫使自己的心里产生复杂的情绪，并亲身经历着有色人种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不公的待遇。这使得身为白人的她心里满怀歉意和对有色人种的同情。由她真实经历创作的作品可以带给观众一个解读，即她对普世社会的评论。总的来说，杜马斯的肖像画中的人物复杂得令人愉悦，在由科妮莉·亚巴特勒组织的洛杉矶回顾展中，杜马斯的作品由大约70幅画作和35幅纸上作品组成，作品按照涉及隐晦的种族关系和恐怖等主题松散安排，有一些婴儿看起来像独裁者，有些新娘穿着婚纱像僵尸一样排成一排。这些人物让人回想起那些关于生死和邪恶的大问题被性别理论和身份政治的沉闷乏味所取代的日子。
杜马斯的画作很容易辨认，她通常以戏剧性的特写绘画一张脸或一个人物。换句话说，她照片中的人不是坐在咖啡馆里或在街上漫步，他们似乎来自某个地狱般的领域，在那里，个人记忆不断与公共创伤碰撞。她的绘画主题包括她的女儿、她的母亲、恐怖分子、溺水者、绞刑者、艾米莉·狄金森、南非诗人伊丽莎白·艾伯斯和模特娜奥米·坎贝尔。除了油画作品，她在纸上创作了大量作品，并擅长墨色水彩画，这些水彩画的风格在感官上来想象令人不安的场景。在杜马斯心里绘画的材料和观念被打破，绘画观念和材料都是自身艺术语言的载体。“玛琳·杜马斯的作品通常线条粗重、色彩单纯又极少修饰，模糊了再现性和抽象性、绘画和素描中间的界限，没有任何观念的禁忌。”
作为当代视觉大师，杜马斯通过对人的表现来揭示日常生活、政治和艺术的事件。她的绘画是当代世界的产物，直接取自当今时代的事件，意在内容、形式和媒介上引起共鸣。杜马斯主要选择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她努力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来帮助她的研究对象获得她想要的表达。最初她在欧洲的几年里，她用拼贴画挑战自己的创造力，有一段时间她暂时停止了绘画寻找自己的目标，最终她找回了她最初的热情，那就是画肖像画。
杜马斯的自画像画得并不多，但是通过对自画像的研究，可以看出杜马斯对于主体意识与客体客观世界之间的对比，从而产生矛盾和分裂的自我，可以从她的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矛盾出发来探索杜马斯个人的精神世界。
（一）自我意识作品
《邪恶是平庸的》（图1）是杜马斯系列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肖像之一。《邪恶是平庸的》的标题灵感来自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官僚机构的报告中提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即邪恶是平庸的。该作品的自画像是用半透明的颜色描绘，使皮肤具有特殊的透明度和色调一致，隐喻着邪恶的遮盖和暴露。她自己穿着一身黑衣服，坐在椅子上回头看了看，仿佛在思考她从哪来。杜马斯白皙的皮肤和火红的头发与浅黑色的衣服和椅子形成鲜明对比。这幅作品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她的右脸颊和手都是深灰色调。她的深灰色的手伸到画面前景，与她亮白的皮肤形成对比，这与她的脸结合成一种奇怪的方式。一幅画面中的人物显示出两种肤色是不太符合常规的，但是作为杜马斯自己的自画像又是在情理之中。杜马斯在《邪恶是平庸》赋诗中写道我并不是来宣扬自由，我只是来展示我所经历这个时代的疾病和症状，我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显然她所说的时代就是种族隔离时代。杜马斯说：“我不是不良体系的受害者。我是错误体系中的一部分，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什么比南非额白人更糟糕的事情了”。在种族隔离制度南非长大下的杜马斯从小就目睹着有色人种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是杜马斯自身又是白人，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优待者，所以感到内疚。她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内心一个天真女孩在于另一个代表着罪意的女孩中间矛盾的交谈。
图1 《邪恶是平庸的》 布面油画 1984年
（二）“白色”话题作品
杜马斯的另一幅作品《白色疾病》（图2）是一幅关于白色话题的作品。艺术家本质上暗示对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和致命疾病的理解和承认。作品描绘一个年龄模糊面部正在扭曲的女人，杜马斯用半透明的色彩绘画，白色的皮肤上有些许深色的斑点。画中人物肖像似乎失去了轮廓，面部的表情也逐渐消失，表现出一种失落的迹象。人物额头边缘消失在凌乱的头发中，眉毛几乎不见踪影，鼻子的形状被淡红色的斑点所取代。这种隐晦的消失可以理解为人性的丧失和对自我的吸纳。画中人物眼睛变小似乎盯着远方。从主题看《白色疾病》与该系列另一幅画《白化病》有关。这幅画描绘了一个患有白化病的非洲男子。虽然他的面貌大部分都被一种强烈的白色所描绘，但他的种族特征还是清晰可见的：他浓密的卷发，宽大的鼻子和鼻孔，以及特有的厚厚嘴唇。这幅画再次暗示了种族的皮肤隐喻，强调了真实的皮肤独立于表面外观而显现出来。观赏者面对的是一个面具般的肖像特写镜头。人物动作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努力，通过审视他的凝视，一只眼睛瞄准观赏者，另一只眼睛迷失在空间中的一个不确定的点来强调角色的不幸位置。
图2 《白色疾病》 布面油画 1985年
（三）情感表达作品
该系列的另一个代表性肖像《情爱的渴望》（图3）暗示着艺术家与家乡之间情感联系。是艺术家表达自我的一种表现手法，这可以解释为一种遗传性的家族思乡情结。画中描绘了一个向右边看的女人，好像她在凝视一个明确的点。她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黑色的头发垂直散落在右边脸颊旁，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这幅作品最引人注意的是颜色的运用，她的皮肤用多层颜色被描绘出来好似一个调色板。画中女人额头是偏红色的，下巴则泛白，其余面部色彩则是用深蓝色和灰色覆盖。手的颜色分别用红、黄、橙描绘。这种强烈的颜色组合可以看出，杜马斯绘画的人物代表了种族的混合，表现了杜马斯心中的冲突根源。
图3 《情爱的渴望》 布面油画 1984年
杜马斯描绘的这些人物似乎都指向鲍德里亚所描述的一个西方社会，忧郁不断渴望获得更多，而逐渐失去了判断的标准、品味，最重要的是失去了价值观。现代性的关辉历程并没有像我们曾经梦想的那样导致所有的价值观转变，而是导致了一种消散和价值的内卷。对我们来说，其结果是完全的混乱且不可能理解为任何决定性的原则。这种泥潭无疑导致对社会及其周围环境的消极情绪的增加，使厌恶情绪达到极端。
杜马斯在她的作品中深刻地体现了“黑人”群体的多样性。在她创作的一百多幅水墨风格肖像画系列中，她挑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黑人”的刻板印象。画布上的墨色在一定程度上隐喻地转化为这群人的肤色，却给每一张肖像留下了大量的个性特点。这一事实反映出个体的多样性，而不是他们的统一性，突出了以种族为基础的区别的不合理性。她在努力表现个性，以及作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意味着这段历史实际上是每个人的历史。所有的这些作品都具有独立性，每一个作品都有自己的完整性，但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大整体时，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和欣赏它们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即使杜马斯的声音在政治上引起了不少共鸣，但她使用黑色颜料主题的作品也不应该被视为专门提出种族隔离问题。她是一位歌颂黑色的艺术家，认为黑色是一种积极的状态，黑色是一种美丽的颜色。
（四）群像作品
杜马斯的多人物作品《教师》（图4），作品中的所有的孩子都穿着校服，这创造了统一，消除了区别。然而在南非的情况下，这种描绘突出了种族隔离以最肤浅的外表为基础来赋予本身固定身份的方式。此外，这幅画面所有的面孔都有相同的特征，这是服从和无知的标志。这种普遍特征可以与主体性的消亡联系在一起。当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时，它可以被视为对一般情况缺乏意见和兴趣，或者对制度的宽大。在当代的环境下，主体性的消亡可以与主体的消亡联系起来。这些杜马斯的作品，其中一部分来自努力，这种努力旨在系统地探索和挑战传统肖像画作为一种政治投资流派的特征。杜马斯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借助肖像画，她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面孔。杜马斯曾说“我认为我的群像绘画肯定是最强烈的，因为他们是缩影性质的。他们幼稚道德性的急迫性，是我有意识地把一些被称为白人的人排除在外。而创作出来的一个群体”。但这些肖像，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该只是被视为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艺术家同样探索肖像画的传统和非传统的特征，以实现强有力的绘画表达。
图4 《教师》（分一） 布面油画 1987年
玛琳·杜马斯的主题绘画具有深刻而充满活力的影响。她是一位获得自身权力来描绘她想要创作的人物的艺术家，尽管当代绘画描绘各种各样的人物并不新鲜，但杜马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描绘。她的肖像画具有前辈绘画的尊严和权威，将这些人物转化为普通的典范。她证明肖像画也可以追求一种理想，她既没有描绘某一个特定的人，也没有省略掉她创作人物的任何特点。她为她的艺术选择了这种形式，一种既是批评的艺术又是对社会的评价。因为她相信人类的表达力量。她的艺术只是追求一种普遍的局面，这种局面的特点是相互接受。她同样使用颜色、质地和外观的效果来为她的对象创造个人肖像。从描绘开始，每一个细节都是明显的隐喻。显然作品必须有精神内涵，必须要有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要由艺术家本人来表现，必须满足肖像画的复杂要求，这是对艺术家的艺术独创性和感同身受的洞察力的特殊挑战。在杜马斯的作品中，欣赏者只面对裸露的面孔，她不希望她的观众遇到一个预先可知的刻板印象，而是为自己创造一幅画。在描绘她的人物时，杜马斯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倾向于基于之前的偏见来欣赏分析她的作品。把每一条信息都以自己为中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她认为接触这些肖像画的部分观众会带着偏见，以这种偏见来处理抽象分类，根据肤色、性别或种族将人划分开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把自己的肖像画从熟悉的背景中剥离出来，这些背景可能会让人根据预先确定的情况做出判断，但也是为了确保对作品的理解最主观，但也是最客观的。杜马斯还利用了她的主题的可识别特征，如白化病人的黑人特征，在他的半透明的白色皮肤下显现出来。美丽的女人的特征几乎被过度地表现出来，以了解她的起源。在她的画中没有强烈的渲染，相反的是，它们是轻微的暗示线索。杜马斯试图避免繁琐，她的工作致力于传递一种更普遍的思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精神内涵。
到目前为止，玛琳·杜马斯的作品有着异常的复杂性。艺术不是偶然出现的，他是长期沉思和对创作投入的结果。所选择的创作和肖像画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艺术在界定杜马斯的艺术风格个她对当代艺术话语的贡献都具有强大的力量。杜马斯的作品中，内容、形式和媒介都在不断地交流。在她80年代的作品中，杜马斯受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高度影响，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将她的创作工作转化为一个完全政治性的工作。相反，借助精彩的绘画叙述，艺术家试图引起人们对于生活中人道主义的关注。杜马斯的吸引力在于她不断地将她的主题与我们周围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乐趣，对当下艺术创作产生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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