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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观察类综艺的叙事策略与恋爱文本研究——以《半熟恋人》与《心动的信号4》为例

    时间:2023-02-12 10:2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 何丁然

    自1988年《电视红娘》开播,我国婚恋类节目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随着社会进步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日韩恋综《改变人生的一分钟深刻佳话》等舶来品的本土化发展,如今的恋综通常设置“真人秀+观察室”的双重叙事空间,运用“情感+推理”的剧情模式来书写当代都市单身男女的情感问题、婚恋困境和社交现状。本文以《半熟恋人》和《心动的信号4》这两部恋综为例,探讨以叙事为基准引发的主题观念,分析当下恋爱观察类综艺的多元叙事策略,深刻剖析两性关系的爱情悖论、交际困境和破局后的完美范式。

    受众诉求:叙事主体的合理性。伊莱休·卡茨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书中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以接触媒体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社会和心理诉求,而《半熟恋人》和《心动的信号4》则恰恰满足了观众的窥伺和代偿心理。

    传统的恋综通常以素人或者明星作为嘉宾,如《非诚勿扰》和《妻子的浪漫旅行》,但随着近年来政策对真人秀嘉宾属性的把控,受众出现审美疲劳,诸多平台开始打造“星素结合”的阵容。在《半熟恋人》和《心动的信号4》中素人嘉宾都是“人类高质量单身男女(如马子佳)”,演播室的明星皆采用“恋爱新手(如景甜)+已婚男女(如王彦霖)+心理研究师(如薛兆丰教授)”的模式。这种星素结合的叙事主体既有效弱化了明星效应,又改善了综艺节目中素人群体边缘化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与观众产生了“情感共振”。

    观众是具有“窥探心理”的观察者和“代偿心理”的代入者。随着万物互联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全景监狱”逐步变为信息洪流渗入“消费文化”的“液态监狱”,观众成功从被监视的客体转化为窥视他人的主体。以这两个恋综为例,人们窥探的目的不单是监视,更是体现在观察者身份的双重认证上:一是观众和演播室的观察团具有同等身份,进行了一场恋爱共享仪式,对嘉宾的生活进行代入、解读和批判。二是我们具有“更高级窥视”的上帝视角,可以在明星观察团分享私生活时进行更深入的窥视。杜勇清认为婚恋类真人秀是在消费文化的氛围中人们对于私密话题的窥探欲下兴起的。

    从心理角度分析,代偿心理是一种知道自己的短处和缺陷的心理适应机制,这种补偿其实就是乏味生活驯化下的反驯化所产生的“移位”。因为爱情具有情欲和依恋的底层逻辑,无论观众是否有恋爱经历,由于“集体无意识”和弹幕“群体情绪化”的影响,当观众“移位”素人嘉宾,消弭时空的界限,进行自觉的“身份内在认同”、主观的心理体验时,这种沉浸式的感染力会放大观众追求爱情的诉求,使我们自身获得“替代性满足”的情感。

    剧式综艺:叙事手法的影视化。随着“泛剧情化”倾向成为当前综艺节目发展中的一种重要趋势,“剧式综艺”也应运而生。相比在综艺节目中融汇戏剧元素的“剧式表达”,“剧式综艺”体现出了综艺对于影视剧的进一步借鉴、融合。从《心动的信号2》成功打造“浸入式追剧体验”起,包括《半熟恋人》等恋综都呈现了影视化内容,构建出新的综艺场域。

    在真人秀场景中,节目组利用了诸多影视剧中的剪辑和拍摄技巧:节目在整体上采用剧集形式,分集命名且环环相扣(如《成年人不做选择》《烟花易冷》等);
    人为构建“超真实”拟像,将有悖事实的高甜瞬间拼接贴粘,让观众产生错觉;
    采用非线性叙事、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记录多组人物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情感纠葛;
    利用“空间叙述性诡计”以及观众的线性思维来拆解声画对立(如罗拉给王能能和俞悦都发了短信,实则并无这种情况);
    运用隐喻蒙太奇、回忆蒙太奇等多种蒙太奇组合方式增添叙事艺术性,并在剧集高潮或留下悬念时切换到演播室场景进行过渡,甚至戛然而止,留下“钩子”,明晰地分割或连接剧集之间的逻辑关系;
    插入优质文案为剧情埋下伏笔或进行深刻总结;
    使用大量的空镜头、定场镜头、航拍、微距镜头来把控叙事节奏,充当转场、开场和结束画面,赋予其隐喻性和唯美的神秘感(如用雷雨天气映射人物内心活动,用油光暗示人物感情走向)。

    从剧情上看,《心动的信号4》和《半熟恋人》都出现了三角恋关系,双向奔赴的CP以及一位注定被冷落的素人嘉宾。此外,剧情上还利用一些偶然的巧合来促使矛盾的发生,并加入新嘉宾和被冷落嘉宾的故事线以增强节目的戏剧性和可看性。而观众呼唤更直接的时间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恋综“无剧本”的反叛,用德勒兹的观点来看,这是对运动影像的反抗。但节目组确实是以“新现实主义”纪实美学和“生活流”叙事为逻辑基准,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庸,真实性与戏剧性平衡,既用细节表现人物生存状态,又用影视拍摄和剪辑思维提升观众黏性,与其达成故事上的共述、情感上的共鸣、精神上的共振。

    环节设置:叙事空间的多元化。列斐伏尔提到在节目的创作与传播中,空间作为中介而存在,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一种媒介或中间物,承担着叙事的意义。此外,康德提到空间不一定是存在的实体。从这两方面考量,《半熟恋人》和《心动的信号4》在真人秀部分通过游戏环节的设置,建构起拟态空间、隐秘空间、生活空间这三个具有现实和想象力双重完整性的叙事空间。

    当下,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逐渐由传统媒介主宰变为自媒体时代建构,而微信朋友圈正是在这种新语境下建立起来的拟态空间。《半熟恋人》中的心动时刻环节是每晚查看一名心有所属的异性朋友圈,但由于“事实型拟态环境”和“隐喻型拟态环境”的差异,嘉宾会根据朋友圈内容和被观察者本身的形象进行多元化解读,从而陷入猜忌、欢喜等多种心态交织的状态,就像节目中周楠对王雨城朋友圈的误读,一个满怀期待,一个想要终结,延展了故事发展的可能性。

    隐秘空间在《半熟恋人》中指倾诉小屋,在《心动的信号4》中指迷你约会。两者同样只能使用一次,都是一对一发出邀请,代表着话语权力的碰撞与融合。在隐秘空间中,对他人身份的隐秘性以及独处的舒缓氛围,可以让两位嘉宾都处于放松状态,卸下处于公共空间中的心理包袱、对他人的伪装。例如,王雨城在倾诉小屋里表达对罗拉的爱意,Simon在别人不知情下邀请Melody进行迷你约会。

    加斯顿·巴切拉德在空间诗学理论中表明:“房屋在身体和精神上保护人们免受自然和生命的风暴”,我们可以赋予其更多的内涵。小屋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另一个家,具有开放性和合理性,它让素不相识的单身男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展示他们作为一个立体的人所呈现出的缺陷和压力。同时,它将恋爱修罗场浓缩到一个不可分割的公共空间,让嘉宾之间暗流汹涌、亦敌亦友的关系如巨网一般交织自发地产生戏剧情节,就像在《半熟恋人》中,俞悦和王能能为了靠近罗拉都主动当起她做饭的下手。

    现代爱情中的悖论。17世纪初,西方对爱情编码的方式逐渐从“理想型爱情”转变为“激情型爱情”,这种道德、社会责任与感性、生理激情的碰撞产生了爱情的“悖论体系论”,即人们一方面仍然膜拜理想爱情,一方面又意识到其空洞。

    在《半熟恋人》中,罗拉、王能能的婚恋前史是激情型爱情的代表,他们在“激情是一座监狱,但是没有人想逃离”这种不成熟的观念和虚幻的指引下迎来了泡沫般的婚姻,但也正是因为两人相似的情感体验,让他们意识到悖论使得爱情变成一种独立的媒介,两个人的关系在理性思考中得到了升华。现在,人们把爱情至上的思维模式定义为“恋爱脑”,其本质也属于“激情型爱情”,它类似于一种精神模因,让人难以分清主客观世界,但也不是像有些人将它定义为重新建立女性主义叙事的一部分,更不是自省自责甚至鄙视他人的规训。

    卢曼认为,爱情关系的成功是社会系统演化的一大成就,但随着信息社会和经济空间的去中心化发展,爱情也在原有悖论的基础上扩充了新的含义。现在,人们难以坚定地选择一个人,因为那已经成了一个成本高昂、收益欠佳、风险巨大的爱情博弈,人们无法确定在博弈中获得的是“协同博弈”还是“囚徒困境”(《半熟恋人》中素人嘉宾的情感经历多为第二种)。

    伊娃·易洛思在其著作《爱,为什么痛》中也提到一种爱的悖论,即在爱的情感中有两种文化结构在起作用,一种是基于情感自我调节和最优选择的理性模型,另一种是基于情感融合的强大幻想。在《心动的信号4》中,马子佳最后选择了孔汝淳而没有选择洪成成,这表明他选择的是“六便士”——理性,而不是“月亮”——感性。

    单身与交往困境。爱情是最重要的,可也是最难捉摸、几乎非理性的人际关系形式,用卢曼的话说就是概率极低的关系。这种概率极低的关系从两个方面映射了当代男女的单身与爱情困境:一个是伪单身主义,另一个是爱情中的博弈与均衡。

    单身主义由启蒙时代个人主义的浪潮发展而来,意味着当代人独立意识的自我觉醒。从素人嘉宾经历所建构的生活切片来看,他们每个人都是伪单身主义者,在物质与精神上自我满足,内心渴望爱情,对待爱情“宁缺毋滥”,但因为种种原因处于单身状态,难以找到相匹配的灵魂伴侣。另外,社交圈固定和伤逝的经历(如罗拉的回避型依恋人格)使得广义的单身变成“倔强式单身”,这是一种抽象的渴望、具体的拒绝,让个人安全感的缺乏演变为内在潜意识的抗拒和保护。

    在爱情中,人们常会以“纳什均衡”的个人最优解来确立自己在爱情博弈中的强势地位,导致权力的失衡。这种失衡不是指利益关系,而是指亲密系统中的情感调节。在恋爱权力关系中,关注、尊重、自我、脆弱、得益是衡量情侣间的判断依据。在《半熟恋人》里,俞悦以一个被动者的姿态向罗拉示弱,没有表现出自我尊重,而是迫使罗拉主动付出,从而在权力的天平上获得了更多的砝码。这表明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精神情境中,因而并不能产生对等的情感共鸣。但王能能始终坚定地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对罗拉有孩子的事情感同身受,尊重并理解她的生活经历。同时,罗拉给予了王能能正向的反馈,让他在这段看似“麦格芬”的情感碰撞中获得了心理和情绪上的极大满足。这也证明了卢曼本人关于“主体间性绝非恋人关系的实质,爱情并非因为共识而发生”的观点。在刻板的情感关系里,人们常把女性作为多巴胺的获得者,男性设置成提供者,一旦断供就会出现戒断反应。但对周楠来说,她有着成熟女性的清醒与体面,虽然和俞悦、王雨城的交往都失败了,但她并没有自我怀疑,依旧保持率真和自信。

    破局后的完美范式。社会学家斯腾伯格在上世纪提出了爱情三角理论,他把人类的稳定性爱情分解为三个维度:亲密、激情、承诺。亲密指在感情上可以唤起温暖体验的热情、理解、关爱;
    激情则是在动机性的基础上,表现出的性完美、性冲动等其他引起满足情感的现象;
    承诺包括对恋人的爱情决定以及长久保持恋爱关系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从《半熟恋人》和《心动的信号4》中,可以将黄瑞恩与罗颖、Simon与Melody归结为斯腾伯格理论模型中的典范。这两对伴侣都对彼此感同身受,在交往过程中展现出热情、亲近等情感,用拥抱、牵手的“激情体验”来表达彼此之间的体态吸引。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彼此发出了确切的爱情信号,为节目中短暂的恋人关系作出经营性的努力。直到现在,这两对恋人依旧以合体的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成为不少人眼中的爱情范本。很显然,他们已经将稳定的爱情化作了生活内驱力,在爱情的博弈中实现了令双方都满意的帕累托最优。

    综观当下的众多恋综节目,可以发现《半熟恋人》和《心动的信号4》对雨后春笋般的恋综进行了一场“狂欢式的消解”,在叙事策略上对以往的恋综提供了创新与破题的可能,尤其是“剧式手法”的应用,为观众“赋权”,为影像“赋能”,在观众对剧情解码时完成先前的预测,拓宽了综艺形式的外延。《心动的信号4》把深圳作为地域样本打造当代青年的恋爱图景,借年轻人的孤独抽离感传递“面包会有,爱情也会有”的议题。《半熟恋人》将爱情实验置于上海,用坦诚的态度展现面向不惑的单身男女所具有的不完全成熟的理性和青涩的冲动,表现出他们依旧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权利。总的来说,这两部恋综在传播与口碑上都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要让恋综健康地发展下去,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大本土化创新的编码力度,定位其他恋爱人群,注重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避免同质化现象、固有化模式的出现,继续抓住大众的心理诉求,实现创作者与受众这一动态链条的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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