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洞幽察微——评李西安、赵冬梅《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系列理论丛书》
时间：2023-02-12 11:2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邹 彦
内容提要:写出一套中国传统音乐分析的研究著作,是自姚锦新先生以来中国几代音乐理论家的夙愿。文章以李西安、赵冬梅《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系列理论丛书》的成书过程为线索,对其中四本分册所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宏观概述,进而选择其中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也提出了某些或许会存在争议的问题,并对这套丛书的意义进行了评价。
学术的传承不限师徒之间,比如绵亘千年的中国诗歌;然而,师徒之间心灵的默契不仅可以促使学术的发扬光大,老师未尽之事托与弟子完成也是在历史上不断上演及至今天依然会发生的;而后者——师生之间对于学术的生死之托,会让我们特别感动。
这是一个祖孙三代薪火相传的故事——姚锦新、李西安和李吉提、赵冬梅和安鲁新……这一传承,被人津津乐道,也见之于笔端。第二代传人的李西安和李吉提都怀着相同的心愿,要完成恩师的未竟事业——“我一辈子只作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来,可是,我没有来得及作另一项工作,就是把中国音乐介绍到世界去。这件事,我希望你能作。”虽然李西安“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依然还在‘八千公尺的帐篷里’为近百万字的四卷本《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系列理论丛书]》笔耕不辍,把这套著作‘献给姚锦新教授’一直是埋藏在李西安心中多年的心愿”。李吉提教授的《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已于2004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并立即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至2018年已经重印4次,成为中国音乐分析的扛鼎之作。就在《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系列理论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前两册即将刊出之时,李西安先生于2020年6月4日溘然长往,最终没有看到成书。
在赵仲明教授的大力支持下,《丛书》获得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也是在赵仲明教授的不断推动下,《丛书》的第一、二册《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中国传统曲式学》于2020年7月出版;第三、四册《〈八板〉及其变体研究谱例集》《汉族语言与汉族旋律研究》于2021 年9 月出版。这看似短短一年多的出版时间,凝聚的是李西安与赵冬梅师生半个多世纪的心血——仅《八板》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对800多首(段)乐曲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从60年前的1962 年起,李西安教授就“在姚[锦新]先生的指导下,……与他人在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开设[的]《民族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其间经历了“从‘曲式学’逐步拓展至‘旋律学’的过程”。这也反映出了李西安先生从西方音乐研究的束缚之中走出,并逐步发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本质的过程。结合自身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入研究,李先生在费尔巴哈“东方人见到统一而忽略了差异,西方人则见到差异而遗忘了统一”的论述之上,提出“西方音乐是在对比中求统一的,而东方音乐则是在统一中求对比的”这一论断。由此,旋律学的研究成了李西安和赵冬梅这一系列研究的中心。他们进一步指出:
中国传统音乐……沿着固有的旋律体系的发展方向继续前行,一方面不断完善旋律体系中已有的各种曲式,一方面在与欧洲产生奏鸣曲式几乎相同的时期,大大拓展了变奏原则的内涵,完成了由联曲体向板腔体的转化,创造了在同一腔系中集单一板式叠奏化、多种板式系统化、正调反调对比化、唱腔性格类型化的能够表现戏剧冲突和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板腔体。
这一段文字明确肯定了板腔体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结构模式,与同一时期在欧洲形成的奏鸣曲式遥相呼应。上文这样对中国音乐某一核心问题独具匠心的论述在《丛书》每一卷的总述中比比皆是。《丛书》的每一册都在这种宏观论述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规律作出解读。“天行有常”,学者需要“洞幽察微”。《中国传统曲式学》明确提出了中国音乐的结构原则。中西共有的结构原则有:起承转合、并列、对比、变奏、循环(回旋);另有一些中国特有的音乐组织原则,如合尾、尾转、散慢中快散、集曲。然而,作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认为:“即使是中西方音乐共通的结构原则,有时也会显示出不同的文化根基。”因此,他们就此提出了写作体例上的一些原则:
凡共性者基本采用欧洲曲式现有的概念和名称(如乐句、乐段、二段体、三段体、变奏、对比等);基本相同但不尽相同者,予以调整和说明(如变奏体中加了叠奏式,循环体与回旋曲式的异同予以说明);凡不同者,提出新的概念和名称(如核心、连锁、散句、合尾、换尾等)或采用民间已有的(如集曲、凤点头、垛句等)或采用当代已被广泛运用的概念和名称(如联曲体、板腔体等)。
这些看似是体例上的原则,但更是作者对于中西音乐结构观念从本质上的深入理解。
在这种宏观的指引下,作者在《丛书》中对于乐谱的分析展现的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对感性体验的理性描述。比如对于《夜深沉》的描述,不妨大段摘录一下,以飨读者:
《夜深沉》开头的旋律来自昆曲《思凡》的唱腔[风吹荷叶煞]的前三句,连《夜深沉》这个题目也取自唱词的前三个字,但经过琴师们的加工后已然面目全非……由于对原有旋律加花变奏的结果,有的地方还改变了原有句读的划分,造成了原有句读的“消失”或“转移”……譬如前两句读原唱腔均落羽,但按京胡伴奏的常规来说,唱腔停顿处正是京胡填充和施展的地方,于是拿掉唱腔后,京胡便以十六分音符连续下去,无法停顿,并自然而然地把停顿推倒后面带附点的角音,形成完全不同的韵律感。整个《夜深沉》的旋律抑扬顿挫[、]气势磅礴,逻辑异常严密,变化层出不穷,称得上是一座“旋律的迷宫”!
《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一书中,最吸引笔者的是两个标题中带有“重新认识”四个字的部分,分别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体系”和“重新认识音阶、调式”。前一部分中,提出的是中国音乐中“单个音”(single tones)的现象,即“在单个音上作吟、揉、滑、擞等腔化处理”,这与西方音乐中“直音”,即“未被腔化的音”之间在观念和音响层面的不同,这也是赵冬梅教授博士论文的研究起点;后者显然是受到了民族音乐学的影响,而重申中国传统音乐中音阶、调式的独特性,并且强调排除“十二平均律对调式认知的干扰”“若以十二平均律的音高标准将其整齐划一……势必会导致音乐风格和韵味的缺失”。这两部分的内容也代表了作者在写作中对于以往研究的矫正,反映了当下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的认知。因此,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提出的“打破了一般研究乐种和体裁的界限,力图探求不同乐种、不同体裁在音乐构成上的共同规律”也在这种“重新认识”的指导思想下得以贯彻。
当然,就打破乐种、体裁界限的研究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而言——比如,自发形成的民歌与具有“创作”意识的戏曲音乐和文人音乐之间在音乐形态上的可比性还需在各自规律中作进一步论证——从共同规律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传统音乐无疑是更加有挑战性的课题。毫无疑问,作者在《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所做的实践是可以作为样本的。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规律的寻找,李西安先生一定是受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初“在姚锦新先生家聚会时蓝玉崧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民族器乐曲实际上大多都来源于《八板》和《六板》’”的启发。李先生在随后对数十年搜集的800多首(段)《八板》及其变体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八板》为‘中国各种旋律变化发展手法的集大成’”。因此,《八板》的研究也成为《丛书》中打破乐种、体裁界限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形态研究的一个极佳的“突破点”。李先生最终在分析《阳春古曲·道院琴声》时,找到了解密《八板》变体的钥匙,即“4 个落宫音的‘合2’”和“倒装第①②句”。在此基础上,赵冬梅教授从“不同板数的《八板》结构变体”“68板类《八板》变体”“自由运用《八板》旋律或结构的68 板体”“非《八板》变体的68板体”“与《八板》相关的其他结构”“《八板》变奏体与变体套曲”六个部分对《八板》的变体进行了归类,最终完成了这个繁复而艰难的研究课题。
如何面对古诗词吟诵和戏曲韵白,《丛书》的作者也找到了一个独具只眼的切入点,即汉语语言。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课题,在《汉族语言与汉族旋律研究》一书中,除了“汉语声调”“汉语诗律”,作者还从“吟诵”“京剧韵白”和“中国当代音乐”入手完成了另一个具有样板意义的研究。
《丛书》的完成已经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分析教研室在2021年10月初邀请赵冬梅教授进行了两场讲座,在《丛书》出版之后,首次就其内容在我国高等专业音乐院校进行了系统讲述,颇受好评。在《音乐周报》2021年“十大好书评选”中,《丛书》榜上有名,被认为“对中国传统音乐从旋律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填补[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学术空白,为构建中国传统音乐分析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石。作者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结构的异同,如在《中国传统曲式学》……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叠奏、多段体、联曲体、板腔体这些……结构类型予以明确界定,其理论价值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对这一评价深表认同。
《丛书》是中国传统音乐分析领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意义在上文中已经充分指出;这套书的完成更是未来继续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的新的起点。《丛书》给我们最多的是知识和启发,但也会引发读者的思考和争鸣。比如“连锁”也是西方常见的一种文法;在研究语言与旋律关系的时候是否可以进一步涉及传统器乐作品,因为“不少传统器乐曲,特别是来自民歌或戏曲唱腔改编的器乐独奏曲中,其音乐语言表述方式常常受声乐旋律结构影响”;板腔体是不是由“联曲体转化而来”,即便是板腔体占据主流的时期,曲牌体依然没有消失,有着自身的生命力,二者并不存在“进化”式的替代关系;《八板》的研究是否应该置于历史上下文中进行分析、《八板》的记谱是否采用2/4 拍;《八板》的母体本身具有“生成”或“生长”的特点,这也是《八板》缘何可以成为“天下同”的原因,因此是否有必要对其结构进行界定;如何从宏观上彻底摆脱西方曲式学的束缚,抑或完全进入到“无问中西”的状态……
赵冬梅教授曾经不止一次和笔者开玩笑说:“我一定要让你把研究领域向‘中国传统’拓展一下,你就全了。”《丛书》引发的这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话题,的确引发了笔者浓厚的兴趣;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国传统音乐的巨大研究空间。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成方式与西方音乐迥然不同,这需要研究者将研究观念牢牢建立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石上,而这正是《丛书》两位作者不断践行的。而我,作为一位读者,在阅读《丛书》时带来的愉悦和思考,一定也是李西安、赵冬梅两位教授所期望看到的。
在我的回忆中,我和李西安先生没有交往。但在整理李先生遗物的时候,赵冬梅教授发现了一套我赠给李先生的《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音乐作品分析卷》,这是我和我的恩师钱亦平教授合著的。我甚至已经记不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将此书寄给或是当面交给了李先生。在我与赵冬梅教授的交往中,不断听到她念及的就是李先生,他的学术、他的为人;笔者结缘赵冬梅教授似乎就是为了这套李先生和她一起完成的这四卷本《丛书》。2020 年,当赵冬梅教授把她自己设计的“献给姚锦新先生”的扉页拿给李先生看的时候,已经病重的李先生赞许地点了点头……赵冬梅给李先生看由宋小汉做的汉语韵白图形谱时,他已经无法说话……2020年5月8日李先生出院,只能用眼睛交流……
“倚马书成,吾道南矣。”李西安先生一定是带着最终由他的弟子赵冬梅教授完成的成果向恩师姚锦新先生汇报去了。
①如赵仲明:《姚锦新与〈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载《音乐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1-144页。
②李吉提:《姚锦新教授的艺术风范——写在中央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26页。
③同①,第143页。“[]”的内容为笔者为了适应本文写作而增补。下同。
④李西安、赵冬梅:《中国传统曲式学》“序”,现代出版社,2020,第1页。
⑤费尔巴哈著,王太庆、万颐庵译:《黑格尔哲学批判》,三联书店,1958,第1 页。此处,费尔巴哈所说的“东方”指的是“古代所罗门”,即古以色列国的第三位君主(参见《旧约·列王纪》),而非目前我们所普遍认同的东方的概念。
⑥李西安:《中国名著音乐美学三题》,载《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第272页;载《乐府新声》,1985年第1期,第28页。
⑦同④,第6页。“……”为笔者为了适应本文写作而删减。下同。
⑧同④:“音乐的结构原则”,第11页。
⑨同④,“前言”,第7页。
⑩同④,第66页。
⑪李吉提:《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要》,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9页。
⑫赵冬梅:《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现代出版社,2020,第5页。
⑬参见李吉提:《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评赵冬梅博士论文〈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载《人民音乐》,2016年第9期。
⑭同⑬,第36-37页。
⑮同⑬,第5页。
⑯李西安、赵冬梅:《〈八板〉及其变体研究谱例集》,现代出版社,2021,第1-2页。
⑰同⑯,第17页。
⑱《2021 年度十大音乐图书》,载《音乐周报》,2021年12月29日,A14版。
⑲约公元前350-前280年的希腊演辩家、政治家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在其《论风格》()一书中就论述过顶真格(Anadiplosis)(参见William Walker,‘Anadiplosis in Shakespearean Drama,’,Autumn 2017,Vol.35,No.4,pp.399-424[401-403])。谱例如钱仁康:《论顶真格旋律》(下),载《音乐艺术》,1983年第3期,第26页,李斯特《婚约》等。
⑳同⑪,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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