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东方”：俄罗斯东方学视野中的广州航道与海洋空间建构*
时间：2023-02-12 16:3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 暖
【内容提要】从东南亚融入亚太场域，是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颇受争议的一环。19世纪毛皮贸易推动下的“广州航道”问题为观察其可行性提供了历史借鉴。当代俄罗斯东方学主张“俄罗斯-东方-西方”三元结构，强调公共意识、身份观念与地缘空间建构的关联，对探讨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该视角审视俄罗斯旅行者的相关记述，可透视南方海航道在亚太事务中的角色演变：17世纪，米列斯库广州考察有明确的开拓新水域的目标，是“天命观”与现代地缘政治的结合点；
19世纪初俄船首航广州，显现出西方殖民认同，引发南太平洋“平等殖民”实验和别洛沃季耶迁移；
19世纪末，欧亚主义先驱乌赫托姆斯基随尼古拉皇储东行广州，借“水手王子”符号探索君主制再发明，试探融合式东方主义的边界。南方海航道是俄罗斯价值观输出的通道，其政治文化功能远大于贸易功能；
海洋空间不断从“欧亚俄罗斯”观念中退场，新欧亚主义者持续向内陆调整边界，以构建稳定的大陆共同体；
俄罗斯或应重视当代公共意识中的身份认同取向，厘清复杂的边界问题，走出二元对立并反思东方、西方对于塑造国家主体性的意义。
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促使俄罗斯加速部署“转向东方”(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战略以来，俄学界就中国的角色问题产生分歧。一些学者主张俄罗斯应当更积极地开拓亚洲市场，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①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第49-75页。另一些人则认为，俄罗斯通往中国之路障碍重重，尤其是在中亚局势多变的语境下，中俄贸易方向出现错位。戈沃罗夫（Ю.Л.Говоров）指出，中国从不掩饰其削弱对海上航线依赖的愿望，希望提高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亚走廊的陆路运输力；
但俄罗斯难以采取有效行动，丧失了陆路主动权。②Говоров Ю.Л.Роль и место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Вестник КемГУ.2016.№.2.С.10-20.这一担忧不断被历史经验所证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С.В.Лавров）2017年访问东南亚时，俄部分学者提出要避免在战略实施中过度依赖中国，甚至主张借鉴西方，取道南洋。
在此背景下，“太平洋俄罗斯”（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能否从南部“嵌入”亚太，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14年，沙平柯(А.В.Шапенко)以广州为例，指出困难在于经济重心之间的巨大鸿沟，例如，俄罗斯人口和GDP集中在欧洲，中国集中在东南沿海；
尤其是南端的广州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经济堡垒，区域异质性和商业竞争使俄罗斯融入亚太步履维艰。③Шапенко А.В.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почему путь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лежит через запад// Элита Татарстана.9 ноября 2014 г.https://elitat.ru/opinions/economics事实上，19世纪的“广州航道”（Coast-to-Canton）④参见G.Barratt, Rus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1696-184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8, pp.14-27.问题就已经映射出南部区域在俄罗斯亚太事务中的难题。该航路在西方殖民国家毛皮贸易热潮的推动下开辟，⑤18-19世纪西方通过广州进行毛皮贸易始末，参见王华：“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5-35页。但俄船首次来粤即遭遇挫折，未能跻身欧美诸国在广州的毛皮市场。至19世纪末，该航路已几乎丧失贸易功能，演变为在亚太发展均势与文化输出的路径。有学者指出，经济目标在俄罗斯亚太利益中向来处于次要地位；
从海上毛皮贸易时期开始，俄罗斯的目标就在于“掌握国际政治引线，让陆地和海洋都有俄罗斯的身影”；
①Братерский М.В.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Атлантикой и Тихим океаном: Вопрос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ыбора//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Европы.2019.№.1.С.17-35.同样，“转向东方”战略并非经济导向，而是俄罗斯偏好均势政治和软实力输出的结果。②A.Huan, P.Thambipillai, “Russia and Southern Asia”, in G.Christofferson, eds., Russia in the Indo-Pacific, L.: Routledge, 2022, pp.198-221.
2017年，根纳季·利特温采夫（Г.М.Литвинцев）发表《青年不要去广东》一文，将背景设定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之下的广州。③Литвинцев Г.М.Молодым не ходи в Гуандун// Подъем.2017.№.1.С.1.哈通采夫（C.В.Хатунцев）认为，这反映出“转向东方”战略背景下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即知识界开始反思俄罗斯在亚太事务中的历史偏好，挖掘东方战略背后的海陆殖民冲突、东西方归属及文化身份难题，转向对东方学本身的思考。④Хатунцев С.В.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Подъем.2018.№.4.https://podiemvrn.ru本文以俄罗斯考察者撰写的东方旅行记为研究资料，从当代俄罗斯东方学视角审视俄船来粤始末，梳理17世纪以来俄罗斯从南方海航道介入亚太的历史经验及东方战略之演变，反思其殖民倾向及公共意识转型，重估当代“欧亚俄罗斯”的地理文化边界及身份认同等问题。
1805年12月，俄船初次来粤，泊于广州，利相斯基（Ю.Ф.Лисянский）在《1803-1806年“涅瓦号”环球旅行记》（1812）中作如下记载：
泊好船后，我……亲自同克鲁森施特恩去广州，以便让商人快些购买船上的货物。为促成此事，首先需要同了解当地贸易情况的英国商人比尔会晤，把事情委托于他。……1月22日。我们把剩余货物从广州运出，从中国证人“六官”处获悉，地方长官命令滞留船只。……他吩咐在两艘船附近布下卫兵。意外的敌视行动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⑤Лисянский Ю.Ф.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а» в 1803-1806 годах.СПб.: Лань, 2013.С.162-163.
1891年4月，尼古拉皇储率俄船再次抵达广州，随行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Э.Э.Ухтомский）在《尼古拉皇储东行记》中作出与之相反的描述：
迎面驶来很多飘着军旗的船只，由17艘炮艇和20艘驱逐舰组成。……如此重要的历史性接待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享有！除了俄罗斯，还有哪个国家的旗帜能够给中国如此友好的印象，唤起礼貌和敬意？……众所周知，广州始终对西方来客充满敌意，用如此热情的礼仪欢迎异邦人，对于中国的爱国者而言几乎不可想象。①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СПб.: Лейпциг, 1895.С.155.
引文呈现了俄船两次来粤的不同境遇，从中可透视俄罗斯贸易和外交诉求背后隐藏的身份认同范式：俄船、英商和广州官员及商户构成了特殊的“俄罗斯-东方-西方”三元结构，这与学界常用的后殖民“东西方”二元对立结构相悖。在三元结构下，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摇摆，显现出逐渐增强的主体意识，使三者关系越发复杂化。俄船初次来华，是在俄罗斯努力跻身西方海上强国之列的愿景下进行的，在广州与东印度公司在其所代表的他者场域中形成经济利益和政治文化身份的共谋，东方只是被征服的对象。至19世纪后半叶，尽管在“大陆俄罗斯”（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整体框架下，广州在其对华贸易中可有可无，②参见Пале С.Е.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Океании//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2017.№.37.С.207-221；
柳若梅：“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第77-82页。俄外交决策者对广州航道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借尼古拉皇储东行之事将广州塑造为发展中俄友好关系的媒介，在公共意识中引发较为强烈的共鸣。如加拿大学者奥耶（S.Oye）所言，俄罗斯人时常对大陆身份感到困惑，这使俄罗斯如何看待东方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俄罗斯人即便承认自己的欧陆身份，其观点也无法建立在与东方对立的基础上。③S.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12.
上述东方旅行记对广州的描述，是俄公共意识中东方形象（образ Востока）建构模式的缩影，映射出俄当代学界围绕“东方学”（ориентализм）展开的一系列争论：第一，后殖民视域下二元对立的赛义德东方学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俄罗斯东方问题的研究？第二，在俄船来华受挫及大陆政策语境下，广东沿海为何持续进入俄知识分子的东方叙事并促成东方认同？南方海航道在俄罗斯东方策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当代俄罗斯的东方学思考大体建立在反思后殖民东方学批评的基础上，呈现出两个主要方向：其一，思考俄罗斯东方学有别于赛义德东方学的特殊模式；
其二，挖掘和重估俄罗斯东扩问题中被忽略的海洋殖民元素。
赛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1978）建构了含有贬义的“西方-东方”对立模型，理路植根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经验。模型中的“西方”主要指涉19-20世纪的英、法、美，忽略了俄罗斯这样具有东方传统的国家；
而“东方”的意指更加含混，主要关注中东和北非，忽略了中亚、东亚和太平洋。因此，俄罗斯学者赖特布拉特（А.И.Рейтблат）指出，东方学究其本质是一个东方“身份形象”（образ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建构问题，在二分式空间等级结构下，东方无论如何呈现都处于从属地位。①Рейтблат А.И.«Ориентализм» и русский ориентализ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20.№.1.С.392-400.托尔茨（V.Tolz）认为，二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东方学的延伸，赛义德东方学经由埃及学者阿布德尔-马雷克（Anwar Abdel-Malek），受到苏联观念的深刻影响。②V.Tolz, “European, National, and (anti-) Imperial”, in M.David-Fox, eds., Orieantalism and Empire in Russia, Bloomington: Slavica, 2006, pp.132-133.195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收录“东方学”这一词条（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指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对立，反映出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世界观”，“把东方研究完全置于帝国殖民政治之下”。③Прохоров А.М.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Т.4.М., 1951.С.389-393.这与赛义德东方学批评如出一辙。
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越发意识到东西方夹缝中的身份困境。其一，俄罗斯处于特殊的双重地位：俄罗斯已于18世纪通过教育系统基本习得西方看待东方的整套思维体系；
④S.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pp.1-12.然而，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就形成了同情东方的文化本能，主张建立东正教文化孤岛，与“受损的西方”对峙。⑤Черная Л.А.Образ «запада»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11-17 вв.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Диалог или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культур.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2000.С.31-46.这导致俄罗斯在用西方视角看东方的同时，也向东方寻找精神根源，无法仅通过对立实现自我界定。因此，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基础并非东西方对立，而是“自我-他者”的矛盾共生；
俄罗斯持续进行“自我东方化”（самоориентализация）。①Алексеев П.В.Концептосфера ориенталь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 в.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С.39.其二，俄罗斯对东方的认知由分散的断面构成。无论是东方学本身，还是国家话语、公共意识，都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统一的东方形象，而是受变动不居的地缘政治和区域化印象碎片的制约；
局部区域特征被置换为整个东方，形成高度空间化的形象建构机制。从17世纪开始，空间建构的核心遵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变化趋势，由高加索、西伯利亚转移到中亚、远东和中国东南部。奥耶指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既有一个东方，也有多个东方，苏联东方学和赛义德东方学却假设了一个“共同的东方”，不符合俄罗斯复杂的亚洲观念。②S.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pp.1-12.
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拓殖经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赛义德东方学范式很难适用于俄罗斯，因此尝试用“俄罗斯-东方-西方”三元结构取代“西方-东方”二元结构，将俄罗斯视为与东西方并存的三大主体之一，而非简单探讨东西方取向问题。此外，力求还原《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赛义德之前的东方形象建构，即作为中性词的“东方”（восток）和“东方学”（востоко -ведение）。列平娜（Л.П.Репина）、布拉戈德尔（Ю.Г.Благодер）、明茨（С.С.Минц）等整合出东方形象建构的方法论体系。③参见 Благодер Ю.Г, Минц С.С.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7-начала 20 в.// ВестникРУДН.2011.№.3.С.110-125; Гузенина С.В.К вопросу о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образа востока в Росси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2011.№.2.С.112-115.该体系强调主体性，围绕两个核心概念展开：第一，公共意识，区域形象建构主要在公共意识层面进行，它是知识分子个体思想与大众群体观念激烈碰撞的区域，促成文化转型的发生和新身份的生成。第二，身份观念，“形象”一词代表了个体和公众意识中一系列身份观念的集合，与集体记忆、群体、个体行为紧密相连。
列平娜提出，东方形象建构的多元主体可归纳为两个端点：一端是信息收集者和文本建构者、传播者；
另一端是信息接受者。④Репина Л.П.Образы времени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я-Восток-Запад.М.: Кругъ, 2010.С.1.他们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共同决定了信息选择和描述方式的特征。由此可见俄罗斯东方学有别于西方的研究路径，即强调个体化、具体化的材料，以旅行者构建的文本、实物资料为素材，探究有多少东方思想被制度化并影响国家策略、公共意识和生活行为，避免东西方二元对立导致的概念简化。此外，俄罗斯东方学在公共意识中的建构机制可分为四个步骤：（1）口头信息、文字材料传播；
（2）图像资料、实物资料对抽象观念进行形象化巩固；
（3）公众基于本国价值体系进行价值观念比照；
（4）国家地缘政治、区域地理、贸易关系等将观念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并随着国家政策的区域需求而变化。
遵循该思路可知，俄罗斯东方学对建构者身份及区域空间、地缘政治有极强的依赖性。从17世纪开始，俄公共意识中的东方形象建构，其空间结构的核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在亚洲北部，①关于17-20世纪俄罗斯东方学以亚洲北部为核心的空间结构问题，参见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5-121页；
黄达远、孔令昊：“文明论视角下的‘俄国·中亚’空间建构及其对晚清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第37-61页；
Чач Е.А.«Ориентализм»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факты и наблюдения.СПб.: СПбГУПТД, 2016.С.228-229.但大部分论著对该问题的探讨止于亚欧大陆和远东，仅苏珊娜·林（S.S.Lim）、帕列（С.Е.Пале）等少数学者将俄罗斯东方学的边界问题延伸至太平洋西部和南部，参见S.Lim, China and Japan in the Russian Imagination, 1685-1922, L.: Routledge, 2013; Пале С.Е.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Океании.С.207-221.但随着地缘政治观念的改变，重心逐渐向亚洲东南部转移，太平洋及中国东南沿海开始在形象塑造中占据地位。至19世纪围绕广州航道形成较为明确的东方海洋观念。不可否认的是，理解东方的努力通常伴随着直接的帝国扩张目标。②S.Oye, “Reformi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forming the Tsar’s Arm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3-150.俄罗斯的广州航道探索是在俄美公司效仿西方海洋殖民模式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学者德米特里申（B.Dmytryshyn）于俄美公司200周年纪念之际指出，“俄在北美的扩张是北亚扩张的自然延伸”，但与西伯利亚垦殖不同的是，这次扩张主要依赖俄美公司的海上航路开辟，是“政府全程参与的国家计划”。③B.Dmytryshyn, To Siberia and Russian America, Portland: The Press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1985-1989, p.31.俄罗斯学者沃尔霍维金诺夫（Н.Н.Волховитинов）同样认为，阿拉斯加殖民的独特性在于鲜明的海洋性质，不同于大陆性质的西伯利亚垦殖，这最终决定了俄罗斯的扩张方向。①N.Bolkhovitinov, “Som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the Maritime Colonization of Russian America and the Continental Colonization of Siberia”, “Meeting of Frontiers” Conference, http://www.loc.gov/rr/european/mofc/bolkhov.html
俄罗斯向中国的探索过程始终具有潜在的海洋特征。早在1675年米列斯库·斯帕法里（Н.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经陆路来华时，就已带有明确的海洋探索目标，其著作《中国漫记》②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я，全称为《世界第一区域亚洲含中国及其城市、省份漫游记》（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ы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ыя именуемой Ас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ы и провинции）。对广州做了最早的俄文记述，对南方海航道做出较完整的设想。1805年，克鲁森施特恩和利相斯基开辟广州航道，分别写成《环球旅行记》③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与《“涅瓦号”环球旅行记》，促使官方将中国形象建构与多元化研究相结合，也激发了知识界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文化思索。1853年冈察洛夫（И.А.Гончаров）随“帕拉达号”环球旅行至中国，其著作《“帕拉达号”战舰》（1855-1857）④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俄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关系的反思以及“自我-他者”认知结构的重塑。1891年乌赫托姆斯基写成《尼古拉皇储东行记》，他在广州口岸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想显示出俄罗斯的殖民储备空间延伸至中国以南。上述五部旅行记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漫记，代表了特殊的文本类型：即由俄罗斯官方考察者写就，具有明确的地理考察意义、公共意识目标和海洋殖民意识。苏珊娜·林认为，这类旅行记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把东方塑造为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将其付诸社会文化想象；
极少有旅行者到达过中国南方海域，因此它更深地扎根于集体记忆的观念世界，直接影响信息传播方式和公众接受程度。⑤S.Lim, China and Japan in the Russian Imagination, 1685-1922, pp.76-78.此外，这类体裁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档案化文本，保证了信息来源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避免了期刊资料和民间资料的分散化、碎片化。
在东方形象整体建构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俄罗斯认识中国始于17世纪，哥萨克别洛戈洛夫（И.Белоголов）等旅行者前往中俄接壤处，将简短的见闻带给俄罗斯受众。17世纪中叶，俄罗斯势力已从北部渗入太平洋，抵达鄂霍次克海与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但始终畏惧南下，仅有少数旅行者到达中原。①Минакир П.А.Россия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2006.№.3.С.104-124.此前，俄罗斯对东方的认知有赖于从西方知识体系中借用的“大鞑靼”观念；
②参见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第115-121页。中国形象尤其具有不稳定性：首先，首批俄罗斯驻华使节文化背景和写作才能参差不齐；
其次，带回俄罗斯的信息以口头传播为主，极易被扭曲；
再次，旅行范围和资料类型有限，旅行者对中国东南部的记述仍依赖西方地理大发现叙事，且掺杂大量民间传说和东方想象。
1675年3月3日，米列斯库受命出使中国，使团规模近150人，出行前搜集了大部分在莫斯科能够找到的中国资料。为了这次访华，俄外交衙门（Посольский приказ）特地编纂了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和俄罗斯探险家的报告，文件中提到，中国西部是“一片空旷的大草原，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游荡其间”。而需要使团重点考察的中国东部“是一座名为伊阿波尼亚（Иапония）的巨大海岛”，“东南部是一座名为弗罗摩萨（Фромоза）的海岛”。③Демидовой Н.Ф.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7 в.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Т.1.М.: Наука, 1969.С.331-332.这代表了17世纪俄官方对中国地理空间“草原-海洋”的二分式猜想，内陆被置换为俄罗斯人所熟知的边疆游牧景象，沿海则借用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描述，是一种具有海洋神话色彩的模糊建构。俄政府给米列斯库使团下达的任务，是“按上述名称一一核对实情并开列清单”。④Там же.С.345.由此可知，除了外交和贸易任务，⑤米列斯库使团的任务包括：“请求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尽力探明一条可通往俄国的较近的路线，特别是水路（经由大海或江河）”等，参见柳若梅：“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第77-82页。米列斯库使团还背负着更重要的地理考察任务，这显现出17世纪伴随专业旅行者群体形成而日益增长的领土扩张和文化殖民冲动。
斯列兹金（Y.Slezkine）指出，17世纪以前俄国人没有旅行习惯，他们“不认为穿越空间的运动是一种值得追求的行为”；
俄国人对异域的兴趣遵循着以水域为线索的领土扩张逻辑，发现“新水域”以界定“新土地”，征服“异邦人”（иноземцы），使其为沙皇提供利益。①Y.Slezkine, “Naturalists versus Nations”, in D.Brower and E.Lazzerini, eds., 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7.马萨(I.Massa)认为，“莫斯科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好奇的民族，他们只追求利益”②J.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Vol.2, L.: Macmillan and Co., 1919, p.10.。这种单一物质利益导向的旅行观在彼得大帝改革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变。17世纪初，德国“壮游”（Die Kavalierstour）传统传入俄罗斯，贵族青年在导师陪同下出国游历，撰写旅行记，带有明确的人文主义目标，代表知识分子对地理空间的社会文化渗透；
③Койтен А.А.Немец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Карамзин//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3.№.2.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lo/2003/2/nemeczkij-pisatel-karamzin.html至彼得改革时期，收集珍奇物品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结合博物馆、图书馆等的需要，发展为完备的学术田野作业系统。至17世纪中叶，俄罗斯形成了由政府委派和资助的专业旅行者群体，旅行同时服务于公众和国家，形成“娱乐”（увеселение）与“利益”（польза）双重功能的结合。值得指出的是“利益”的多义化，除物质利益外，还包括公共利益和文化效用。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专业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初步成形的文化殖民策略：第一，因袭“新水域-新土地-新利益”的扩张逻辑，开辟新航路；
第二，给一切地理现象做重新描述和分类，从地理学角度对世界进行陆地、岛屿、海洋的空间划分，结合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推进，使之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意识；
第三，主张用“主情主义”视角来质疑西方百科全书式的理性，构造独特的俄罗斯地形学（topography），剖析俄罗斯、东方、西方三者之间的政治文化区隔。④D.Brower, E.Lazzerini, 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pp.29-30.这导致一个矛盾的现象：17世纪的俄罗斯总体向西欧寻找身份认同，但东方旅行记和使团档案中普遍存在将东方政治体系理想化的倾向，开辟海上航道、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仅是“文化利益”引发务实观念的结果。
《中国漫记》首先代表了同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方社会形式的主情主义建构。米列斯库一生撰写了多部中国旅行记，除《中国漫记》外，还有《旅行日记》、①Дорожный дневник，全称为《1675年俄罗斯使节斯帕法里经西伯利亚、托波尔斯克至涅尔钦斯克及中国边疆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ц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Н.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使团名录》②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全称为《斯帕法里访华使团名录》（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посольства Н.Спафария в Китай）。等。米列斯库将东方描述为一个被长城隔绝开来的理想社会形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其统治者努力更好地管理国家，中国的哲人也在寻找最好的治国方式，对国家没有误解”。③转引自 Бажора А.Ф.Китай и китайцы в работах публициста Н.Г.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я// Мирнауки, культур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2018.№.1.С.363-365.他在《中国漫记》中指出了一种以船只为载体的“水上生活”：许多中国人生活在船上，沿着河流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大批中国人在路上徘徊。其中，广州以其河网密布、交通发达的特征尤其吸引米列斯库的注意，符合俄罗斯人心目中用新水域带动文化利益和领土扩张的“旅行”思路。《中国漫记》第四十九章为“中国第十二省——广东省及其大小城市”，介绍广东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居民习俗等。柳若梅指出，这段记述成为俄国人最早了解广州的基础，强化了俄国人来广东开展贸易的想法。④柳若梅：“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第77-82页。关注点从陆路向水域转移，是米列斯库与以往俄罗斯东方旅行者的显著不同之处。《中国漫记》在水上航道方面有若干新发现，除了详细描述已知线路并评估其效益外，还注意到河流、海洋可能组建的南方航道：从阿穆尔河口出发绕朝鲜半岛向南，“从来没有人沿这样的路线到达中国”，继而南下至日本和印度，这将“很好地把俄罗斯同远东、中国、印度连接起来”。鉴于上述分析，米列斯库建议俄罗斯尽快着手组建舰队，摆脱对西方考察成果的依赖；
“建立与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发现世界上未被任何人发现的岛屿”，而这将是“整个俄罗斯的荣耀”。⑤Спафарий Н.Г.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ы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ыя именуемой Ас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ы и провинции.Казань, 1910.С.202.
《中国漫记》显现出多学科研究的迹象。没有到达过广州的米列斯库所记述的只是一些间接得到的信息，但已包含大量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内容。使团配备了植物学、矿物学、地理学等方向的专家，随身携带天文仪器、罗盘、“描述中国现状及汉语词汇”的书籍等。①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И.Н.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службы Н.Спафария (1672-1677).Киев, 1895.С.321; Урсул Д.Т.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М.: Мысль, 1980.С.42.这一切保证了游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苏联学者列别捷夫（Д.М.Лебедев）甚至认为，“17世纪的俄国人对东方海洋的描述比克鲁森施特恩等19世纪初的探险家和权威人士还要准确，后者只是证实了200年前俄国人就已经知道的事情”。②Лебедев Д.М.География в России 17 в.М.: Акад.Наук СССР, 1949.С.160.米列斯库的游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17世纪之前俄罗斯人依赖西方叙事、以传说和想象为基础的东方形象建构。乌尔苏尔（Д.Т.Урсул）认为，俄罗斯的中国游记具有科学思想的固有特征，“成为东方学奠基的重要资料，超越了同时代的欧洲，（当时）西欧的报道还停留在奇珍异兽和传奇想象的范畴”。③Урсул Д.Т.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С.107-108.
从当代俄罗斯东方学视阈来看，米列斯库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进步贵族的扩张需求，是国家计划的一环，西方启蒙观念与东方教会神秘主义、民间传说发生激烈的碰撞。也正因如此，米列斯库的东西方取向问题至今仍是争论的焦点。乌尔苏尔指出，这反映出东方形象建构参与了17世纪世俗启蒙运动（свет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中希腊派与拉丁派的争论。索洛维约夫在《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前言中写道：“在莫斯科，西方天主教支持者和希腊斯拉夫文化支持者之间进行了具有政治特征的意识形态斗争，斯帕法里作为君士坦丁堡宗法学派的学生，是希腊派的支持者。”④Спафарий Н.Г.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Кишинев, 1960.С.7-8.但《中国漫记》表明，米列斯库没有呈现出单一的希腊派倾向，更像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调停者。他主张的南部海航路开辟可视为古代世俗理念与现代西欧理念的结合点，将公众意识从模式化的异域想象中扭转过来，并推动俄罗斯“天命观”（провиденциализм）融入现代地缘政治。⑤Урсул Д.Т.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С.115-117.这也预示了之后俄罗斯消解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发展趋势。
在俄罗斯18世纪的对外政策中，海洋拓殖集中在波罗的海、亚速海和黑海，向东则专注于对西伯利亚的殖民考察。18世纪末，俄罗斯陆路貂皮贸易陷入困境，库克船长远征时发现了海獭的巨大价值，英国水手在澳大利亚东岸用海獭皮换取几对玻璃珠，继而在广州卖出2000镑的高价。1784年这个故事在欧洲登报并广泛流传；
1789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决定派穆洛夫斯基（Г.И.Муловский）率五艘航船前往堪察加和阿拉斯加探险，开拓毛皮贸易新路线并与广州建立海上贸易关系。①Смирнова А.В.Переход России к колониз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ли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Политология.2019.№.3.С.111.该计划被视为俄罗斯首次远洋航行和海外殖民计划，但由于俄土战争（1787-1791）、俄瑞战争（1788-1790）爆发而被迫终止。②参见O.Fedorova, “Krusenstern’s Circumnavigation: 1803-06”,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2011, Vol.46, No.3, pp.381-392.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国家领土战略、军事战略③虽然俄罗斯在俄土战争、俄瑞战争中取得胜利，成为海军强国，但海军委员会主席沃龙佐夫（А.Р.Воронцов）及后来的海军部长奇恰戈夫（П.В.Чичагов）认为，应当集中力量发展陆军，不要在海洋远征上花费多余的精力。参见O.Fedorova, “Krusenstern’s Circumnavigation: 1803-06”, pp.381-392.和贸易路线几乎全部转移到大陆策略中，但在公共意识领域却出现相反趋势，带动俄向太平洋积极探索。部分原因在于，18世纪中期，旅行已成为普遍活动，旅行的流行推动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产生以及对帝国文化边界问题的激烈讨论。④D.Brower, E.Lazzerini, 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pp.4-5.这也为个体参与甚至改变国家战略提供了可能，克鲁森施特恩在向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环球航行计划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海军中尉。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俄国在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和东方的时期，克鲁森施特恩与利相斯基的环球航行是关键推动力之一。这是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也是首次由广州航道抵达中国；
俄船还以此为契机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进行了初步考察，留下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资料。克鲁森施特恩的《环球旅行记》同时出版俄文版和德文版，并在欧洲广泛传播；
利相斯基的《“涅瓦号”环球旅行记》于1812年出版，两年后传播至伦敦。此外，俄罗斯驻日本使节列扎诺夫（Н.П.Резанов）、俄美公司职员科罗比岑（Н.И.Коробицин）等也出版了相关札记，1816-1818年，舍梅林（Ф.И.Шемелин）出版了《俄罗斯人首次环球航行日志》。
从上述资料可知，克鲁森施特恩呈交给亚历山大一世的航行计划带有海洋帝国蓝图色彩，称，航行旨在“让船只成功进驻俄罗斯政府感兴趣的所有世界海洋港口”，这定会为俄罗斯在欧洲争得荣耀。①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Записки означении кругосветн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ля России.1803.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Фонд 14.Опись 1.Ед.Хр.26.海洋机遇促使亚历山大一世调整策略，意欲改善俄罗斯与北美新领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对中国和日本的南部港口尤其感兴趣。官方确定的航行任务有三项：（1）将俄美公司的货物运送到北美和堪察加半岛；
（2）送列扎诺夫（Н.П.Резанов）使团去日本；
（3）与广州建立贸易关系并在南太平洋上进行科学考察，以期在东南亚扩大影响力并向大洋洲打开航路，这也是航行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计划得到沃龙佐夫（С.Р.Воронцов）的热切支持，他致信英国驻广州的负责人，请求西方殖民者为俄船提供帮助。②Громыко А.А.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XIX 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ов.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Серия 1.1801-1815 гг.Т.III.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С.18.
这次航行因与俄美公司和阿拉斯加的密切关联而超越了地理考察和海上贸易的范畴，沃尔霍维金诺夫指出，它带有鲜明的国家计划特征和海洋殖民意图，俄罗斯海洋殖民和陆上殖民都是在毛皮贸易的掩盖下进行的，其特征可用两个名词来概括：黑貂和海獭。③N.Bolkhovitinov, “Som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the Maritime Colonization of Russian America and the Continental Colonization of Siberia”, http://www.loc.gov/rr/european/mofc/ bolkhov.html16世纪末，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大规模捕猎黑貂和农业垦殖；
18世纪下半叶，海獭皮带他们从阿拉斯加海岸横渡太平洋，来到广州和东南亚。海獭皮在中国尤为珍贵，但主要通过恰克图进行贸易，运输成本极高；
而在阿拉斯加，海獭和海豹捕猎从4月开始，持续整个夏天，抑制了陆地垦殖，却恰逢最佳航行时间，适于远洋贸易。此外，西方主要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竞争越发激烈，西班牙、英国、美国先后加强对北太平洋的控制，俄罗斯迫切需要向太平洋西南部转移，开拓通往中国、东南亚的海上殖民路线。
但广州之行并不顺利，两部旅行记均如实记载了这次经历。1803年7月26日，“希望号”与“涅瓦号”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经波罗的海、北海进入大西洋，绕道南美洲，到达马克萨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后分成两路，于广州重新汇合。克鲁森施特恩驾驶的“希望号”于1805年11月20日抵达中国海岸，船舱里载有一些海獭皮和海豹皮。船只首先进入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港口，克鲁森施特恩对中国怀有戒备，在11月21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焦虑：“我除了很少一点东西外，没有中国人要的货物，这很让我不安，被迫决定在澳门等候‘涅瓦号’，这在后来引起了不少麻烦，因为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斤斤计较。”①伍宇星：《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页。但事实上，“希望号”在澳门耽搁的原因并非中国的敌意。根据奥尔洛夫（А.А.Орлов）的研究，俄方决定在此会见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殖民地商馆主管德拉蒙德（J.Drummond），希望得到援助并获取清帝国的详细情报，但商馆已搬到广州。②转引自Орлов А.А.История пребыва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в Кантоне в 1805-1806 гг.// Вестник МГГУ им.М.А.Шолохова.2010.№.2.С.31-41.旅行记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作者的亲英态度，多次用“勇敢的英国人”“英国军官的来访令我们感到愉快”等措辞；
相反，将中国人形容为“野蛮人”和“粗鲁懦弱的海盗”。③伍宇星：《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第3-4页。
12月3日，利相斯基驾驶“涅瓦号”满载毛皮和白银抵达澳门，两艘考察船共同前往珠江入海口黄埔港，当时俄驻华使节戈洛夫金（Ю.А.Головкин）仍在边境，无法与北京取得联系，俄船在广州引起骚动，贸易困难重重。首先，未经官方允许，广州十三行不得擅自与外商建立贸易联系，在英商比尔的帮助下，俄船与西成行商人黎颜裕（即旅行记中提及的“六官”）取得联系，通过他对延丰“打点”，才获得贸易许可。此外，在广州进行现钱交易非常罕见，外商货物只能换取茶叶、瓷器、纺织品等，在比尔的周旋下，俄方才换取了10万皮亚士④皮亚士（пиастр）：西班牙及西属拉丁美洲银币，一枚皮亚士重约27克，自16世纪中叶在欧洲广泛流通并传入俄罗斯，多用于海外贸易。参见 Лисянский Ю.Ф.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а» в 1803-1806 годах.СПб.: Лань, 2013.С.202.的现金和9万皮亚士的茶叶⑤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Ф.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4, 1805 и 1806 годах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С.254.。利相斯基的记述相对客观，克鲁森施特恩则流露出更明显的英国认同和殖民考察视角。在克鲁森施特恩看来，重要的不是贸易额，而是成功抵达广州并赢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援助，称德拉蒙德为“英国人也是在广州的所有欧洲人中的贤哲”。①伍宇星：《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第9页。此外，两部旅行记除记述来华始末之外，均有《中国信息》和《广州城概貌》等章节，利相斯基采用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呈现广州的具体信息，克鲁森施特恩则侧重考察西方各国在广州的殖民经验。
1806年2月9日，在办完离港手续后，船队驶出南海，一离开港口，北京就传来嘉庆皇帝的严令，命令扣押船只并取消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②关于俄船离港前后的详细史料，参见伍宇星：“俄船首航广州贸易风波再研究”，载关贵海、栾景和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2-184页。奥尔洛夫（А.А.Орлов）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面对中俄贸易的挫败，俄官方报纸对环球航行的报道与克鲁森施特恩、利相斯基的旅行记截然不同。亚历山大一世为遮掩广州之行的败绩，③除了与广州通商不利，航行期间，俄驻华使节戈洛夫金也在外蒙古库伦被扣押，未能成功抵达北京。将其宣扬为神话般的成功旅行。《圣彼得堡商业日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806年9月发表文章称，尽管俄罗斯使团未能到达北京，“俄罗斯皇室一再收到证明，中国政府保持着不可或缺的友好态度：最近从中国返航的两艘俄船在广州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上述原因令使团访华毫无必要，因此将使团召回彼得堡”。④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806.No.72.С.811.转引自Орлов А.А.История пребыва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в Кантоне в 1805-1806 гг.С.31-41.对于贸易受挫及对英国救助的依赖只字不提，为公众营造了一个俄罗斯成功跻身海上强国并征服东方的幻象。
通过俄官方报道与两部旅行记的对比可知，与东方交好的表象下掩盖的是错位的西方认同。首先，俄与英国在“他者环境”中相遇，东方对殖民者的敌意使他们具备了共同的欧洲身份意识，正如奥尔洛夫所说，“生于波罗的海的克鲁森施特恩、乌克兰人利相斯基和苏格兰人德拉蒙德很轻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发现在广州的土地上，外来者遵循着相似的价值观”。⑤Орлов А.А.История пребыва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в Кантоне в 1805-1806 гг.С.31-41.其次，它代表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下自由主义蔓延的特殊历史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俄罗斯已完成欧化进程。初步得到西方世界认可的俄罗斯迫切加入竞争行列，但并未成功攫取海上贸易权，不得不借助叙事策略构建虚假的东方认同来掩饰殖民竞争的挫败感。亚历山大二世时期，阿拉斯加殖民地丧失，广州航道几乎在俄官方宣传中彻底销声匿迹。有学者提及，俄罗斯在当代“转向战略”掩盖下仍然存在错位的西方认同，例如，俄罗斯在东南亚事务中变得积极，是为了彰显其政治和经济不逊于西方；
虽然它多次宣布自己是“欧亚国家”，但政治重心仍在欧美，这更加表明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取向，换言之，俄罗斯向来自视为欧洲国家，并未完全成为“欧亚国家”，更不是“亚洲国家”。①参见A.Huan, P.Thambipillai, “Russia and Southern Asia”, pp.212-213.
克氏环球航行首次带回了南太平洋信息，绘制了新几内亚、汤加、塔希提、马克萨斯群岛和托雷斯海峡等地的地图，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注意。在克鲁森施特恩和利相斯基贡献这批资料之前，俄知识界已经对南太平洋产生了社会文化想象。基于1769年法国航海家布干维尔对塔希提的描述以及狄德罗在《布干维尔旅行补编》一书中对南太平洋原始社会的思考，俄罗斯公共意识中形成了生活在遥远海域的“高贵野蛮人”形象，他们的社会遵循自然规律，一度成为东方形象的核心象征之一。帕列认为，这导致俄罗斯越来越多的梦想家坚信南太平洋可以实现社会平等，认真探讨前往南部海域进行建立平等社会的实验。②Пале С.Е.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Океании.С.207-221.与其他国家优先将本国边疆选作社会实验地的做法不同的是，西伯利亚和其他蛮荒地区已经被严格地纳入俄罗斯国家暴力拓殖机器当中，因此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平等社会理想总是尽可能地远离帝国边界，在“天命观”驱使下，将俄罗斯文化边界延伸至未被欧洲文明影响的海洋区域。克氏环球航行的发现，推动了知识界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称之为“平等殖民”(колонизация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людей)。③Дридзо А.Д.П.А.Бахметев и е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Океанию (1857)// Этнография.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 Южных морей.Макла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 1995-1997 гг.РАН.СПб., 1997.С.199-203.19世纪初，有志愿者以圣彼得堡大学的社团为基地，筹集资金到太平洋开展社会实验，巴赫梅捷夫（П.И.Бахметев）携带一张5000人签名的“平等殖民地”计划书赴太平洋寻找实验点，但发现新西兰等岛屿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尝试未果。知识分子继而将目光转向了航路相对畅通的东南亚和中国南部海域，在这里看到社会思想批判的便利条件。
克氏东方航行对民间产生了更加深远的文化影响，使海洋社会观念植根于公众意识中。这一时期俄罗斯民间兴起了一种东方海洋乌托邦的传说，大众意识、官方务实观念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实验构成完整的对话。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世纪初流行的别洛沃季耶（Беловодье）传说。早在官方考察队伍去东方海洋探索之前，旧礼仪派就试图前往亚欧大陆东端寻找别洛沃季耶。根据苏联学者奇斯托夫（К.В.Чистов）的研究，别洛沃季耶是一片未被尼康改革所影响的海洋区域：从莫斯科经喀山、叶卡捷琳堡和秋明，到达卡缅诺格尔斯克和乌斯提巴村，那里的岩洞和雪山背后有一座名叫乌末缅斯克的村落，步行44天，经库班进入中国境内可抵达目的地，“那里的居民生活在大洋边缘，分布在70座岛屿上”。①参见Чистов K.В.Легенда о Беловодье// Труды Карель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62.№.35.С.116-181.
这则叙事填补了民众想象中的东方知识空白，也对移民和海洋探索起到强烈的刺激作用。②Чистов К.В.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утопия.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3.С.448-449.别洛沃季耶的传播主要借助三种方式：（1）民间口头传说；
（2）官方法庭文件；
（3）马克·托波泽尔斯基（Марк Топозерский）与僧侣米哈伊尔（инок Михаил）印发的《旅行者》秘密旅行手册，1862年由沙波夫（A.П.Щапов）编辑出版。这说明别洛沃季耶传说在诞生之初，其功能并非虚构性和审美性，而是新闻性和公民性；
它构成了影响范围较广的地下社会运动，整个19世纪都有农民前往东方寻找海洋王国，往往在中俄边境被拦截，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主要从秘密宣传手册和法庭文件中了解到这则传说，宗教与社会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出民俗学范畴的复杂现象。苏珊娜·林认为，19世纪的别洛沃季耶迁移构成了以东方海洋为目标的“神圣地理学”（Sacred geography），民众迁移路线首次具备了突出的海洋特征。③S.Lim, East Asia in Russia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830-1920s, A dissertation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38.它代表了俄罗斯民众想象中的东方，一种隐藏在陆地边界之外的典型的海洋乌托邦建构，象征着大众逃离欧化俄罗斯的本能。这一深刻的文化根源决定了19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必然偏离西方，向东方寻找社会发展出路和身份认同。
诸多史实表明，在寻找别洛沃季耶的实践中，大部分旅行者并未遵循《旅行者》手册记载的路线，而是经海路而行，取道东南亚。奇斯托夫认为，最后一次寻找别洛沃季耶的旅行是1898年几名乌拉尔哥萨克的探险。他们在4个月的时间内经中东、锡兰、新加坡到达中国和日本，路径几乎与俄罗斯官方派出的考察团路线重合，与俄罗斯东部扩张策略几乎完全一致。①Чистов К.В.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утопия.С.303.这表明，在东方海洋问题上，南部航道开辟、知识界“平等殖民”与民间的文化迁移达成共识，形成了以海洋社会为契合点的民族身份建构。早在俄罗斯“官方民族学”思想出现之前，克氏环球航行就已经预示了民族身份认同与太平洋西南海域的隐秘联系。奇斯托夫认为，这是由于俄罗斯官方派出的考察者使东方海域的相关信息传入大众的耳朵，滋养了大众的想象力，形成官方资料、宗教、民间传说相杂糅的公共意识。②Там же.С.304.例如，广州之行贡献了《克鲁森施特恩环游世界旅行记图集》《利相斯基环球航行地图绘画集》等资料，用俄罗斯视角绘制了一批较为精确的中国图像，直接扭转了普通民众心目中的东方形象。17世纪末以来，西欧流行的“法式中国风艺术”（шинуазри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Китая»）将东方诠释为洛可可风格的梦幻之地，俄罗斯民众受西方造型艺术的影响，认为中国只是一个生活装饰奢靡的国家，而第一批俄罗斯考察者绘制的写生具有民族志特征，倾向于准确记录真实信息，促使大众意识中出现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中国形象构造方式，基于西欧浪漫主义想象的异域情调则淡出了公众视线。
亚历山大·卢金（А.В.Лукин）指出，对俄罗斯政治文化和民族身份产生深远影响的东方形象建构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如果说18世纪俄罗斯身份归属是一个官方问题，那么19世纪该问题的解决更加倚重独立的民间文化圈。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论争中，东方形象首次发挥重要作用。①Лукин А.В.Эволюция образа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2003.№.3.С.35-41.两派别之争使公共意识中的“东方”概念显著复杂化：其一，它代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正教文化和“官方民族性”；
其二，代表斯拉夫派提出的东方愿景，认为俄罗斯的独特性在于欧化之前的斯拉夫传统，将“东方”视为人民性的象征，并不关心东亚本身。在上述语境下，出现了一种以塑造俄罗斯民族性和主体性为旨归的东方形象建构模式，即聚焦东亚时局，搭建“自我-他者”相互比照、双重批判的认知体系，②Жукова Л.В.Визуальный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 века.С.141.对东西方社会展开比较和批判性反思，以明确作为文化主体的俄罗斯在东西方碰撞中的历史定位。同时，对东方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赫尔岑农民公社乌托邦的提出，大众心目中的理想实验地从远洋返归内陆，太平洋沿岸则彻底沦为帝国殖民的征服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东南沿海在鸦片战争中遭遇西方强烈冲击，暴露出君主制的弊端，东方世俗国家权力已无力承载乌托邦理想；
相比之下，陆路口岸恰克图远离海上的坚船利炮，在很高程度上实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社会理想的寄托。正如谢尔比年科（В.В.Сербиненко）所言，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俄罗斯公众意识中，以往的中国形象已不代表任何新的他者特征，异域王国的象征逐渐让渡给亚洲内陆文化符号。③Сербиненко В.В.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образ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XIX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убликации.Вып.1.М., 1989.С.119-138.
乌赫托姆斯基在《尼古拉皇储东行记》中，借广州口岸的外贸情况，用隐晦的方式提到鸦片对理想化东方形象的破坏性冲击：
19世纪，中国爆发了一种疾病，……清朝皇帝的臣民却对此无动于衷，因此失去了很多利益，日本丝绸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尽管后者尊严更差。地方当局应当格外注意这一珍贵工艺面临的危险：每年从清帝国出口的布匹和织物价值约为7000万到7500万卢布。只有茶叶供应较好，其他所有出口商品总额更低，约为5000万卢布。万一中国任由这种疾病发展下去！去年丝绸出口量与1889年相比减少了9万英镑。①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СПб.: Лейпциг, 1895.С.156.
尽管乌赫托姆斯基常被形容为“君主制的坚定支持者”，②Романов Б.А.Россия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892-1906).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Л., 1928.С.91.但广州的历史遭遇促使他反思君主制弊病，为俄罗斯寻找政治改良方式。这表明，鸦片战争之后，疾病隐喻越发紧密地与中国形象相关联，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眼中，东方转变为一种有力的双重批判工具。在苏珊娜·林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可进一步总结出两种批判模式：
1.海陆对立模式。赫尔岑在《科学中的佛教》（Буддизм в науке，1843）中塑造了一对一体两面的形象——鸦片战争时期停滞的东方和“中国化的欧洲”，佛教代表东方宗教与君主制结合的绝对静止状态，而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西方派在内，都将科学变为权力和“暴君神话”，同样陷入了停滞状态。③Герцен А.И.Дилетантизм в науке.СПб.: Лань, 2013.С.43.东西方共同形成了一个与俄罗斯对立的“衰败他者”，西方海上殖民致使现代技术污染中国东南沿海，只有内陆俄罗斯仍保留着原始共同体，俄罗斯“人民性”可以在东扩和内部殖民中彰显价值，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设农民公社乌托邦。赫尔岑的案例表明，中国开始被知识界用作操控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距离的工具，成为一个同时批判西方和东方的有力武器。④S.Lim, East Asia in Russia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830-1920s, pp.68-73.这使俄罗斯从单一的东西方二元论中摆脱了出来，但又陷入海陆空间的对立当中。
2.海陆融合模式。冈察洛夫的《“帕拉达号”战舰》代表了与赫尔岑不同的立场。19世纪50年代，冈察洛夫提出一种有别于先前文学传统的旅行记形式，主张忠实记录由政府支持和赞助的海外探险和考察，而非赫尔岑在西方的“悠闲漫步”和猜想。《“帕拉达号”战舰》的叙事已几乎完全摆脱了地理大发现模式，航行以社会考察为目标，计划经印度抵达中国、日本，描绘东方沿海社会现实。冈察洛夫的观察与赫尔岑的猜想形成鲜明对比，他借伦敦贸易中心和南洋市场上共同具备的热带水果，描绘了一个“人人都能吃菠萝”的“民主景象”。⑤Ibid, pp.83-86.冈察洛夫看到了一个富于变化的东方世界，这是赫尔岑等在欧洲所无法感受的。他指出，西方殖民下的东方绝不等同于公众意识习惯接受的“清醒-睡眠”二分法，欧洲并非清醒的文明，东方也不是绝对静止和沉睡。冈察洛夫视东方海域为文明的进步，映照出俄罗斯落后的君主制及其在欧陆的边缘化处境，呼吁寻找俄罗斯与东方社会形式和文化特质的共性。冈察洛夫的思想可视为欧亚主义的先声。
乌赫托姆斯基《尼古拉皇储东行记》①该书中译本及藏书情况，参见陈开科：“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72-182页；
李永昌：“俄国皇太子的东方之行与俄国的远东政策”，《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1-4页。的立场与冈察洛夫有诸多相似之处，批判西欧海上入侵，反思停滞的俄罗斯，在东方沿海看到了延长俄罗斯君主制生命的契机。1891年，乌赫托姆斯基以东方学专家的身份受尼古拉皇储邀请加入远洋航行，经埃及、印度、东南亚诸国到达中国、日本。乌赫托姆斯基记载了皇储乘坐“亚速记忆号”前往广州的时间安排：俄历1891年3月23日（公历4月4日）“亚速记忆号”经3昼夜12小时从西贡抵达香港，3月24日（公历4月5日）换乘中国招商局私人航船“江宽号”从香港航行7小时抵广州，27日乘同一艘航船经6小时返回香港。②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I.СПб.: Лейпциг, 1897.C.56.《东行记》第二卷《香港与广州》一章记载了皇储游历的详细信息。③参见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C.136-181.
尼古拉东游恰逢“水手王子”（the Sailor Prince）在欧洲君主制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这一特殊的公众形象在帝国时代盛行，融合了王室血统的光环和水手文化的开放性，成为皇室在激烈的制度争论、国际冲突中巩固地位的重要标签。从1868年7月4日英国公民在水晶宫热烈欢迎阿尔弗雷德王子从澳大利亚返航以来，欧洲皇储纷纷利用大众的海洋想象将自己塑造为公共意识的宠儿。当时皇室的航海路线除南太平洋，最受青睐的就是远东和东亚。④参见M.Schneider, The “Sailor Prince” in the Age of Empire, L.: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1-3.“水手王子”现象是君主制现代化和再发明的表征。19世纪中后期，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君主制所面对的公共意识演变为“政治大众市场”（political mass market），皇室和统治阶层必须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塑造公众喜爱的新符号。①参见E.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 Weidenfeld a.Nicolson, 1994, pp.105-107.施耐德（M.Schneider）认为，在欧洲文化语境中，水手是一个被神话化的公众形象，将君主制与复杂的现代趋势维系起来，形成公众对海洋帝国的热情以及法国学者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所说的“海洋的诱惑”（lure of the sea）。②A.Corbin, The Lure of the Sea.The Discovery of the Seaside in the Western World, 1750-1840, L.: Penguin Books, 1995, p.1.
由上文可知，海洋在俄罗斯公共意识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并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和旅游业的兴起而成为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因此俄罗斯君主制借海洋符号实现现代化再发明实属必然。《尼古拉皇储东行记》1895-1897年在彼得堡的成功问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一次带有庆典性质的出版盛事，官方对尼古拉皇储东方之行的庆贺，也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一方面，东方海洋在欧洲强国政治话语中占据重要位置，海洋帝国是这一时代最有特色的政治文化价值之一；
③M.Schneider, The “Sailor Prince” in the Age of Empire, pp.1-3.另一方面，俄罗斯民众普遍向往西方海外殖民，这正是俄罗斯作为陆上帝国所缺失的，首次环球航行及太平洋探索的进展使公众看到了弥补缺失的可能。因此，公众的想象、政治权力和地理现实压缩在“水手”符号中，促使该形象从旅行家、考察者向帝国缔造者蜕变，罗曼诺夫皇室试图通过海外殖民为民众兑现海洋社会承诺。赫瓦林（А.Хвалин）指出，尼古拉二世执政前就显现出兴建海洋帝国的迹象，皇储栽培期间的远洋航行证明他对海洋和海军服役格外熟悉，这促使他一生都对海洋怀有热情，影响了执政后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向。④Хвалин А.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как полководец.Имперский архив.19 января 2011 г.http://archive-khvalin.ru例如，1894年12月19日，尼古拉即在利巴瓦（Либава）展开了海军建设实践，为帝国建设海军舰队。
与西方殖民不同的是，尼古拉的海上东扩是在东方主义思想⑤“东方主义”（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一词不同于前文出现的“俄罗斯东方学”(русский ориентализм)。后者泛指俄罗斯如何看待东方及东西方相互关系的问题；
前者特指19世纪末兴起于俄罗斯的一种社会思潮和帝国意识形态，认为俄罗斯在历史、文化、思想上与东方有更紧密的联系，主张在亚洲进行和平扩张。参见 Суворов В.В.Место 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Власть.2012.№.12.С.78-80.和文化认同的掩盖下进行的。陈开科指出尼古拉皇储东游的外交战略环境：尽管尼古拉东游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但基于“皇太子”角色的政治意义，它可被视为“东方政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皇储出游时机与俄国“双头鹰”外交战略转向远东的时期吻合。①陈开科：“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第172-182页。施耐德也指出，东欧诸国普遍在西方和东方身份之间挣扎，皇储选择向东旅行，代表了他以君主制为根基的东方转向，这部分是受新兴的东方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映现出东方主义对整个东欧知识界政治文化生活的辐射。②M.Schneider, The “Sailor Prince” in the Age of Empire, pp.1-3.例如，身为皇储导师的乌赫托姆斯基对西欧物质文明感到失望，导致尼古拉本人也更青睐亚洲，而这一思想又通过与尼古拉同船远航的希腊乔治斯王子而对东欧“拜占庭主义”（Byzantinism）复兴产生了影响。
乌赫托姆斯基是一位被遗忘的东方学家，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③Ойе В.Д.Навстречу Восходящему солнцу: Как имперское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привело Россию к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М., 2009.С.70-101.在某些层面他预见到了今天的欧亚主义，通过比较俄罗斯和亚洲，将东方学发展为“19世纪后期俄罗斯政治和公众思想的创新项目”。④Чернов К.Н.Россия-Восток во взглядах 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и Э.Э.Ухтомского// Мир Евразии.2010.№.1.С.61-67.乌赫托姆斯基的出发点是俄罗斯与亚洲之间深远的精神联系。《东行记》强调了西欧与亚洲的精神断裂，主张赶在西方之前在精神文化层面征服东方。面对人们的质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扩张）？”乌赫托姆斯基回答：“对于整个俄罗斯的国家力量来说没有别的出路……亚洲人如果不是被我们唤醒，而是被西方异族人唤醒的话，就会变得更加危险。”⑤Головачев П.М.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СПб.: E.Д.Кускова, 1904.С.13-14.在他看来，由俄罗斯“唤醒”亚洲完全可行，因为二者没有精神边界。他在《论中国事件》中提到：“对于我们来说，亚洲本质上没有边界，除了无边无际的蓝色大海自由拍打着海岸，就像俄罗斯精神一样无拘无束。”⑥Ухтомский Э.Э.К событиям в Китае: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Запада и России к Востоку.СПб.: Восток, 1900.С.84.可见，他试图从地理和文化上同时消解俄罗斯与亚洲的界限，认为只有海洋才能构成俄罗斯的自然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欧亚主义学说的前身，东方主义在论及俄罗斯帝国空间建构时，坚持“陆地-海洋”（Континент-океан）二位一体，强调帝国扩张的“自然性”，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俄罗斯与东亚的关系。①参见Стрижак Ю.Н.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 кн.Э.Э.Ухтомского// Вестник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Пушкина.2012.№.4.С.50-58.
卢金认为，乌赫托姆斯基的东方主义观念位于俄罗斯东西方之争的交叉点上，将两种公共思想传统加以融合，承认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国家性当中固有的东方特质；
其直接结果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漫长争论在19世纪末几乎被东方主义所取代。②Лукин А.В.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М.: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7.С.15-33.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都不同的是，东方主义着眼于俄罗斯的亚洲根源，并主张向东进行文化扩张。奥耶指出，该立场的形成很可能基于对佛教以和平手段征服亚洲的模仿。③Стрижак Ю.Н.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 кн.Э.Э.Ухтомского.С.52.这一主张在广州之行的记述中系统地体现出来，中国的东方特质主要有三个方面吸引着乌赫托姆斯基：佛教仪式和礼制、东方审美、森严的君主制。这与世纪末氛围下的俄罗斯文化环境和时代倾向有关，佛教仪式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提供了逃离西方智识体系的路径。抵达广州当天傍晚，皇储一行人参观了海幢寺。在对海幢寺的描述中，乌赫托姆斯基有意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做出误读，将其解读为典型的西方传教模式，意欲将佛教纳入帝国传教使团文化当中，为精神扩张提供例证：
……在神秘的薄暗当中，佛堂上矗立着十六位罗汉，这些亚洲的智者形象散发出安宁的喜悦和平静的气息。如果想一想把它与印度隔开的遥远的距离，不禁会对诞生于恒河的宗教信徒感到惊讶，他们感知到自身坚定的信念，想要踏上这条危险的、几乎是未知的道路，把真理带给一个思想与之截然不同的民族。④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С.157.
乌赫托姆斯基将佛教仪式的审美和文化意蕴塑造得比历史和政治特征更重要。宗教被建构为俄罗斯与东方“融合”的媒介，东方礼制的威严投射到沙皇君主制之上，以对抗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乌赫托姆斯基将广州视为一个现代性冲击下的典型东方模型，以此为鉴，反思俄罗斯君主制在东西方之争中应遵从的方向。《东行记》展现出乌赫托姆斯基对中国的困惑：
像海中沙粒一样数不清的中国人口在文化历史层面构成了巨大的谜题。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司芬克斯民族”，……当“天子”眼前永远浮现着和他们密切相连的、传统君主专制下的先贤形象时，西方无政府主义进步又意味着什么？……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追逐现代性和通俗性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它，又如何热切地追求西欧世界的主导势力？中国皇帝自古以来都站在人群近旁，却高高在上，触不可及，只有俄罗斯沙皇创立并保有着类似的处境。①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С.143.
在俄罗斯知识界“黄祸论”甚嚣尘上的语境下，这段描述罕见地表现出对东方君主制、复杂礼制的赞赏，这表明俄罗斯皇室希望通过彰显与东方的精神共性来对抗西方并与之竞争的意识，断定文化植入能够迅速超越西方的暴力殖民，先一步征服亚洲。其中暗含了东西方君主制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生存焦虑。东方场域中清晰地呈现出三个主体：俄罗斯、亚洲、西欧。三个主体之间不是简单的共存关系，而是竞争焦虑裹挟之下的征服、被征服与见证征服的关系。苏珊娜·林认为，在俄罗斯的亚洲设想中，最重要的是让欧洲人见证俄罗斯人对亚洲的征服，欧洲人的目光甚至比俄罗斯征服亚洲本身更为关键。②S.Lim, East Asia in Russia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830-1920s, p.9.
西方的凝视存在于乌赫托姆斯基东方书写的各个角落，首先表现为反复出现的“西方租界-俄船-广州”三角形空间架构。例如，在抵达广州前，皇储乘坐的“亚速记忆号”途经香港。作者将其置于南洋海盗传说的背景之下，形容为“空旷而忧郁的‘英国的前厅’”，③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С.137.凸显历史文化的陌异感。对珠江入海口的描写则更加符合俄罗斯公共意识中对东亚海滨风景的文化想象：“岩石陡峭的小岛迎面出现在蓝色的水中，又沉入远方，……轮船笨拙地撞击柔软的海滩。欣赏着周围的景色，我们不禁理解了为什么葡萄牙人贾梅士正是在这里写出了最好的诗篇。”④Там же.С.145.此外，作者强调广州对待俄罗斯和西欧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俄罗斯在面向亚洲边缘区域时重获的身份满足。例如，描写中方在珠江码头欢迎皇储的盛况时，引入西方作为参照系：“广州始终对西方来客充满敌意，用如此热情的礼仪欢迎异邦人对于中国的爱国者而言几乎不可想象。”①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С.151.乌赫托姆斯基将历史根源追溯至中世纪东西方海上贸易，将俄罗斯之外的海上来客全部归入侵略者之列：“从中世纪开始，波斯人就开始与广州通商，阿拉伯船只和欧洲人紧随其后，与当地人展开斗争。……这类野蛮冲突后来反复重演，最让广东人困扰的是日耳曼人，否则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把外国人称为‘红毛鬼’。而谁能够把中国从衰落和异族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只有俄罗斯！”②Там же.С.155.这段文字中的日耳曼形象是斯拉夫主义“日耳曼-拉丁文明衰亡说”的表征，也是刚刚萌芽的欧亚主义西方批评的关键切入点。乌赫托姆斯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将西方塑造为东扩竞争中的失败者，也彻底否定了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欧化俄罗斯。霍坎森（K.Hokanson）认为，当俄罗斯彻底背离西方，转向东方和南方时，身份认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为了成为心目中真正的俄罗斯人，不得不强调自己与东部和南部的关系”。③K.Hokanson, Writing at Russia’s Bord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p.13.
在这样的观念下，《东行记》对广州的记述与当时俄罗斯国内的主流论调形成强烈反差：
欧洲人大多住在沙面岛上，资金周转数量并不大，大部分贸易额是通过香港进行的。然而，出口丝绸和茶叶仍然是经过这里，毕竟这里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块不大的空间里，勤劳的居民在迷宫一样的水域上穿行，运载着数量可观的优质资源。……这里的丝绸贸易其实是把天子的王国和印度、小亚细亚连接起来的间接枢纽，同时也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联系起来。④Ухтомский Э.Э.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Т.II.С.160.
丝绸符号构建出一个先进、富庶的东方，与冈察洛夫的南洋民主社会形成呼应，在东方海洋经济体的映衬下，西方租界被描述为“衰朽之邦”⑤参见刘亚丁：“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54-60页。的象征。可见，乌赫托姆斯基明显背离了欧洲中心主义，几乎转向了东方认同。但结合同时代陆路扩张史实可知，这并不意味着用东方身份取代俄罗斯身份，而是和平扩张与文化殖民的表征，与北方的经济扩张形成“分工”。乌赫托姆斯基向受众描述海上贸易给广州带来的诱人经济活力，将中国人塑造为丝绸之路维系下的沙皇的“臣民”，无疑成为沙皇权威向东方海域蔓延的动力。东方主义者相信，亚洲和俄罗斯之间在海洋的流动性中形成了几乎完全融合的精神联盟。这与财政大臣维特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和华俄道胜银行（1896）等东扩实践共同构成了海陆空间蓝图，也代表俄罗斯“东方主义视野达到了顶峰”。①S.Lim, China and Japan in the Russian Imagination, 1685-1922, p.127.
这一思想却在接下来的日本之行中遭遇挫折。融合式东方主义最终随着皇储在大津遇刺以及之后的对马岛战败而宣告破产，苏珊娜·林认为，在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心目中，俄罗斯帝国可以被自由想象为直抵太平洋的亚洲的一部分，但历史证明这一无休止的想象是有限的，这个边界就是东亚。②Ibid, p.4.同样，斯特里扎克（Ю.Н.Стрижак）指出，对于俄罗斯文化影响东方的可能性，以及欧洲文明通过俄罗斯渗透到东方的设想，只能是基于文本建构的假设与想象；
乌赫托姆斯基东方主义的基础是神话思想、直觉冲动与东方实际利益精打细算的结合。③Стрижак Ю.Н.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 кн.Э.Э.Ухтомского.С.50-58.随着俄在远东扩张受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体认到帝国边界带来的焦虑，在他们看来，太平洋成了俄罗斯不可逾越的界限。
从俄船来粤始末可知，在俄罗斯国家观念和公共意识中，转向东方是向亚太地区试探边界的过程，也见证了融合式东方主义的破产。20世纪以来，欧亚主义者继承了乌赫托姆斯基等先驱的衣钵，却不得不为“欧亚俄罗斯”调整边界，向亚欧大陆中部退缩。特鲁别茨科伊（Н.С.Трубецкой）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欧亚俄罗斯“东起太平洋沿岸，西至多瑙河流域，北起北冰洋，南至中国和东南亚”；
④参见张志远：“俄罗斯地缘政治先驱丹尼列夫斯基思想及其历史贡献”，《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第80页。萨维茨基(П.Н.Савицкий)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亚欧大陆》则将中国和东南亚也排除在外，从地理和政治文化上均打消了向海洋延伸的计划。①Савицкий П.Н.Континент Евразии.М.: Аграф, 1997.С.297.萨维茨基指出，“欧亚”一词有文化历史的浓缩意义，是山脉环绕下一块完整独立的“内陆发展地”。这与施密特（К.К.Шмитт）的“律法”（номос）概念有高度的相似性，自然空间赋予社会活动以秩序和边界，陆地和海洋形成对比：陆地具有稳定性，更可能建立清晰细致的结构体系，明确划定边界；
海洋流动多变，难以进行细致的空间构造，无法明确界定政治文化边界。鉴于频频受挫的海上经验，欧亚主义者最终将俄罗斯界定为陆地文化空间，而把大西洋和太平洋所在的海洋空间一并划入西方。萨维茨基的“大陆-海洋”强调俄罗斯与海洋经济体的绝缘，只能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世界海洋经济的大陆市场。②Благих И.А.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деи П.Н.Савицког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2015.№.1.С.46-50.
同样，当代俄罗斯公共意识和身份观念中也出现了向欧陆寻找认同的倾向，例如，大部分远东太平洋沿岸居民并未感受到亚洲认同，仍持欧洲导向，认为俄罗斯应当以欧陆国家的身份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③Ларин В.Л.Меняющиеся образы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 созна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и АТР.2020.№.4.С.15-43.“新欧亚主义者”杜金（А.Г.Дугин）将大陆观念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例如发起国际欧亚运动，支持普京的欧亚一体化政策等。他援引法国学者让-帕尔乌列斯库（Ж.Парвулеско）的观点，指出实践中的大陆性质，普京仍具有第三罗马式的“天命观”，旨在缔造“欧亚大陆王国”和“新挪亚方舟”。④Дугин А.Г.Параллельна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Жана Парвулеско// Парвулеско Ж.Путин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СПб.: Амфора, 2006.С.438-445.有关“新欧亚主义”的海洋观念，参见Королев А.А.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т идей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актике// Знание.Понимание.Умение.2015.№.1.С.38-52; Парвулеско Ж.Путин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С.234.在“转向东方”的背景下，俄罗斯重新从南部介入亚太的意图可视为历史惯性的结果。综合新欧亚主义者的观点，可进一步反思：俄罗斯的区域发展常与东方出现战略错位，对东西方各自的路径、边界和角色仍有不明确之处；
或应更充分地考虑当代公共意识和身份观念中的认同取向，打破“要么与西方合作，要么融入东方”的历史惯性，厘清边界难题，将后苏联大陆区域聚合成具备主体性的大陆共同体，才有可能平等地与西方对话，也平等地与东方合作。⑤Говоров Ю.Л.Роль и место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С.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