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早期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兼与黄兴涛教授商榷
时间：2023-02-12 20:5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
雷炳浩
北京外国语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马会娟
提 要：
胡适曾赞助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却为数寥寥。黄兴涛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刊文论述胡适与《资本论》翻译之关系，将胡适不支持李季翻译《资本论》的原因归结为两人立场的对立，并给出了三点证据，这其中确实存在不少误解。笔者借助胡适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勾勒胡适与社会主义关系之变化，梳理胡适对社会主义文献翻译的赞助，并对黄兴涛的观点做出回应，从而揭示胡适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传布的贡献。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对我国近代文学、政治、思想等多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一生之中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文字，除个人创作以外，还包括大量的翻译作品。目前，学界已经认识到他对我国近代翻译事业的杰出贡献，推崇其为19世纪中叶以来影响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三位杰出翻译家之一(转引自陈瑞山，2018：
172)，对他的翻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影响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郑涛、张琴，2019；
涂兵兰，2018；
王海霞、张威，2018；
屠国元，2017；
骆萍，2015；
张小平、郑红娟，2014；
李宗刚，2014)。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往往只论及胡适自身的翻译活动，未能注意到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之后迅速崛起为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并通过办报刊、书社、主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等一系列举措赞助了很多翻译作品的出版。胡适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亚于甚至更胜于其自身的翻译活动。本研究主要关注胡适对早期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出版的赞助。由于胡适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提出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又遭到了猛烈批判，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好像是他始终站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赞助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关研究也就寥寥可数了。
黄兴涛教授的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就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之一。该文第五节论述了胡适与社会主义经典文献《资本论》的翻译，指出胡适不愿支持李季翻译《资本论》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人立场的对立，并给出了三点证据：
(1) 陈独秀推荐李季在先，千家驹等被胡适允诺翻译在后；
(2) 如果胡适确实有意请李季翻译，“即便中山文化馆与李季真有某种预约，也可以联系商量，不妨碍商务印书馆最后帮助出版，但胡适却以‘契约’关系为名，实际上连这种可能性也阻绝了”；
(3) 胡适夸大了吴半农、千家驹二人的英、德语能力，更显示出他不愿让李季翻译的真实心态(2012：
41-42)。黄兴涛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笔者借助胡适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勾勒胡适与社会主义关系之变化，梳理胡适对社会主义文献翻译的赞助，并对黄兴涛教授的观点做出回应，从而揭示胡适对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传布的贡献，以求教于方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发生深刻变化，报刊杂志、新式学校以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知识阶层崛起为新的社群媒体。思想知识的具体内容也有突破性变化，出现了文化取向危机和新的思想论域(张灏，2010：
134)。在这一背景下，各种西方思潮疯狂涌入，社会主义也随之进入中国。有趣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拥趸并不仅限于左倾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传播社会主义的阵营(季水河，2017：
21)。自由主义者胡适亦不例外，他晚年曾对这一段思想经历有所表露。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胡适提到了一位在政府任职的朋友的一段话：
现在最大的问题：
大家以为左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社会主义是现时代的趋向。这两句话害了我们许多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
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
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1986：
47)
在引用了这段话后，胡适颇感惭愧，“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同上：
48)。那么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什么在早些时候会支持社会主义呢？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胡适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共通关系。我们都知道胡适的自由主义来源于美国哲学家杜威，而杜威所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又发端于英国，所以讨论胡适的自由主义则不得不检视英美自由主义的发展流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英美自由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经典到现代的渐变过程。经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和平等，反对国家对个人和经济的干预、约束，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无法兼顾自由与平等的窘境。因为自由竞争必然导致集体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分化，从而造成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比如，工厂主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势必会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则渴望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工厂主与工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对立。为了解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主张国家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形成了现代自由主义。胡适的老师杜威正是这种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继承了杜威思想的胡适也就难怪会对社会主义表现出向往之情了。
其次，胡适的实验主义使其对社会主义持“容忍”态度。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曾表示：“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2003a：
104)。实验主义使得胡适将一切思想、“主义”均视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即使是在早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胡适也只是反对空谈“主义”，而将理论作为方法去解决问题并不在胡适的反对之列。胡适的这种实验主义态度使得他对社会主义的接受成为可能。1926年，他在致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表示：“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2003b：
51)。在胡适看来，任何理论、思想和“主义”在未付诸实验之前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有在实验中方可看出一种“主义”合适与否。
再次，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还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权益的践踏更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似乎出现了问题，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俄的成立则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新的民族解放之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兴起了一股学习苏俄的思潮，五四前后这股思潮在中国社会蔚然成风。1923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后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这一切让胡适看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希望。他一反以往对政治运动的偏见，对国民革命表示欢迎，认为国民革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早产，国民革命军拥有组织优势和政治信仰，相信这场革命能够提前取得成功(Hu， 2013：
25)。因此，胡适一改往日的审慎态度，对社会主义表示赞赏，“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胡适认为只有通过两条路径：
一是国家行使权力对资本家进行制裁，保障被压迫者的利益；
二是被压迫者主动团结起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掠夺。胡适对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表示惊讶，“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他认为“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2013：
10-11)。
最后，1926年，胡适曾亲至莫斯科进行考察，这段经历更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这年，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方委员受邀赴英参加会议，期间曾借道莫斯科，并短暂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时间里，他先后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莫斯科的第一监狱，还与于右任、蔡和森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梅里姆(C. E. Merriam)、哈珀斯(Harpers)进行了会谈。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胡适对苏俄的看法，认为“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2003b：
50)。苏联的教育制度更是引起了胡适的极大兴趣，他认为苏联虽然推行的是专制制度，但却在认真地办新教育，努力想要造就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同上)。胡适还非常热情地将自己的观察和认识写信告诉朋友们。毫无疑问，这一次实地考察彻底点燃了胡适心中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他甚至提出“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2003c：
223)。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胡适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热情，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Hu， 2013：
36-37)，“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社会主义确实是有关社会组织的最高精神理念”(同上：
23)，“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同上：
37)。胡适晚年自称到1941年他对社会主义就已看破而不再向往，罗志田先生则表示这一时间仍有待商榷，或可稍微后延(2006：
93-94)。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可以得出，胡适与社会主义的这段蜜月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及至后来苏联的大清洗以及国共的彻底反目，他才最终与社会主义决裂。正是在这种蜜月关系下，胡适赞助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和出版。
李季(1892—1967)，湖南省平江县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学门，期间因帮助辜鸿铭翻译《义利辨》一文，得到辜氏的赏识和指导，英文水平大进。1918年从英文学门毕业后，进入北大预科补习班任教。后受五四运动洗礼，思想日益激进，开始接触各种进步思想，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20年因英文口音不佳遭到学生抵制，遂辞去预科补习班的职务，前往山东中兴煤矿公司担任英文秘书。同年年底前往上海，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15名成员之一。旋又获陈独秀邀请赴粤办教育，因受军事影响事业终告失败，随即离开广东。1921年赴法留学，1922年在友人建议下进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经济科，期间广泛阅读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并著有《马克思传》。“1924年转入苏联东方大学。1925年归国任上海大学经济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社会学教授。……次年定居上海，以著译为生。1929年加入托派，次年退出，重新以笔耕为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张红扬，2016：
110)。1967年2月逝于上海。从1920年开始，李季翻译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的作品，包括《社会主义史》(1920，新青年社)、《工团主义》(1921，新青年社)、《价值、价格及利润》(1922，商务印书馆)、《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1923，商务印书馆)、《通俗资本论》(1926，社会科学社)等，为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他翻译的《社会主义史》不仅被“上海各学校并选为国文读本”(李季，1994：
96)，更是帮助青年毛泽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埃德加·斯诺，2005：
147)。考察李季早期的社会主义翻译活动，可以发现胡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 文本以内的指导
胡适对李季翻译社会主义文献的赞助是多方面的，直观表现为帮助李季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即为李季提供文本以内的指导。胡适对李季文本以内的指导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史》和《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两部译作，具体包括专有名词的确定、译稿的修改、语言规范的使用等。
1920年3月1日，李季将所译柯卡普(Thomas Kirkup)《社会主义史》()第一章的译稿寄给胡适，希望胡适“如有闲暇，请将译稿看一遍，如果勉强过得去，请将不对的地方，代为修改一番”。在这封信中，李季还向胡适请教了一个专有名词的译法。他指出“社会主义底学说”一语，在英文中有时写作“the theory of socialism”(社会主义底学说)，有时又写作“the socialistic theory”(社会主义的学说)，具体应该如何翻译，希望胡适给出建议。此外，该信还涉及白话文的规范问题。比如，李季与胡适讨论了“底”、“的”、“地”在白话文中的用法，指出“译文中以‘底’字作介词，‘的’字作形容词，‘地’字作副词”。但是遇到英文中的形容词子句或形容词仂语就很难处理了。李季认为在英文中，形容词子句和形容词仂语均是作形容词用的，所以在中文里应该保持一致。另外，英文中的书名有时加双引号，有时又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使用括弧还是直线，李季也希望胡适给出建议(1994：
47-49)。关于《社会主义史》的翻译，1920年9月1日李季再次致信胡适，“上学期所译之社史(即《社会主义史》，笔者注)，经生两次修改，已将一切错误，及不妥当之译音译名等等除去了”(同上：
53)。可见，胡适在收到李季3月1日的信件以后，确实有将他的译稿认真看过一遍，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在《社会主义史》的译序中，李季也特别交代“蒙蔡孑民先生代译好些德法文书报名，胡适之先生指示疑难之处，张申府先生改正各专名词的译音”(克卡朴，1920：
二)。
在1920年9月1日的信中，李季同时交代了陈独秀委托他翻译莱德勒(Harry W. Laidler)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一书，认为“此书前半部多理论，缺乏统系，后半部记一九一四年后各国社会党派的行动，较前半部为佳。克卡朴(即上文之柯卡普，笔者注)的社史至一九一三年为止，此书记一九一四年以后的事，可与克氏书相衔接，故生想将他译出”。但是，李季不是很确定书名如何翻译，希望胡适能够代为译出，顺便还请教了专有名词“guild socialism”一词的翻译(1994：
54-55)。1920年10月3日，李季写信询问胡适的病情，并对胡适的指导表示感谢，“生近日译书，颇少困难之处，亦不复拘泥字面；
然仍得夫子从前指导之力，决无此等进步”(同上：
61)。1921年8月21日，去国不久的李季致信胡适，并随信附上一张莱德勒的相片，交代胡适登在《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的卷首，同时还附有一篇自己所作的序言，希望“内中若有不妥的地方，务请你代为改正”(同上：
69)。1921年9月11日，旅法途中的李季再次致信胡适：
我从前译书时，遇着百分法的数目如“36.4%”之类，问留美学生某人怎样译成中文，他说当译为“百分之三十六又十分之四”。当时没有细想，即照他的话写下来。现在实地计算起来，才知道这话确是错了；
上式译成中国话，应为“百分之三十六又千分之四”，但念起来实不便当，仍应照算学原式，译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四”或“百分之三十六，小数点四”。依此可以类推。先生接此信后，请即转告校译稿的各位先生遇见此等错误(大概《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原理》中多有此等错误)，务必随时改正。(同上：
70)
胡适对李季社会主义著译活动的支持并不仅限于以上两部作品。1922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读书期间，李季开始写作《马克思传》一书，曾“将第二章《共产党的起源》末尾数节，第三章《国际党的崛起》中间数节和《研究室中的成绩》起头数节，另纸抄呈，请求指教”(同上：
88)。可以说李季20世纪20年代在写作和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过程中均得到了胡适不同程度的指导。
2. 文本之外的提携
胡适对李季的帮助并不仅限于文本以内的指导，还包括文本之外的提携。1918年李季从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北京的就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李季自己平时不肯趋奉教职员，又没有身居要职的亲友能助一臂之力，自然也就加入了失业大军。无奈之际，只好回家呆了两个月。心有不甘的李季旋又动身北上，后在胡适的大力帮助之下，进入北大预科补习班，教十六点钟的英文。本来胡适让李季教八点钟的英文，李季表示薪水很少、不够生活，胡适随即表示将T君的功课交给李季，让其教十六点钟，并将T君调入图书馆办事。李季自己也感叹“好些同学费二三个月奔走还找不到的位置，我在两三分钟内即获得了。这虽是一点机缘，却不能不感谢F先生(即胡适，笔者注)栽培的厚意”(1932：
180)。如果没有胡适的帮助，李季很有可能无法继续留在北京，也就无法亲历五四运动的洗礼，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
1920年年底辞去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英文秘书一职后，李季前往上海，遇陈独秀，获陈氏邀请前往广东办教育。寓居广东期间，陈独秀曾许之以编译局驻英编辑一职，令其每月译书二万字，送薪水二百元。李季久有出国之志，所以欣然应允，并拟将自己在家所译的三本小书，连同在广州所译之书一并交给编译局，以换取一笔款项充作安家和留学费。但因军事影响，编译局一时难以开办。无奈之际，李季在友人的建议下致信胡适，希望胡适将他的译稿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胡适很快回信表示欢迎(同上：
252-254)。1921年7月，两人在上海会面。胡适在尚未收到译稿的情况下即帮助李季从商务印书馆预支了一千元的稿费。正是由于这笔费用，李季才得以如期赴欧。
那么李季这几部译稿的后续情况如何呢？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封1921年7月16日“世界丛书”主编陶孟和写给胡适的信。陶孟和在信中表示李季所译之书只有《价值、价格及利润》和《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尚可收入“世界丛书”，其中前者拟给每千字三元，后者尚未确定。至于另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原理》和《不要调和》则没有大的价值(1994：
303-304)。从后来的实际出版情况来看，“世界丛书”确实只出版了李季所译之《价值、价格及利润》和《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原理》和《不要调和》则未见出版。也就是说“世界丛书”给出的价格远低于李季自己的预期，且只采用了其中两部，这也就意味着李季原本“每千字作四元”、“五十万字的稿费共二千元”的期望无法实现(1994：
64；
1932：
254)。但是从李季后来给胡适的信件来看，他显然并不知道此事，同时李季似乎有持续收到商务印书馆寄出的款项。1923年2月20日，李季在给蔡元培、胡适的信中说：“数日前接到适之先生嘱商务印书馆所汇之英金五十镑”，认为“好像大旱中的甘霖”(1994：
90)。这其中肯定有胡适的斡旋，当然也不排除有胡适自掏腰包的可能。
综上所述，胡适对李季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赞助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具体文字的翻译、译稿的修改，又涉及稿件的出版、经济的援助等，可以说李季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翻译成就与胡适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如李季在1921年7月11日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是愿意往前极力奋斗的，但我希望你帮助我奋斗，庶几我可减少许多痛苦”(同上：
68)，胡适的帮助无疑帮助其减轻了不少痛苦。
吴半农、千家驹版本的《资本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早期中译本之一。由于时局的变动，最终只出版了第一卷第一册，发行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对于《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要意义。在该译本的出版过程中，胡适领导的中基会编译委员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9月，是一个专门负责接收、管理、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科学文化赞助机构。会中设有董事会进行管理，由中美双方政教界知名人士共15人组成(其中，中方10人，美方5人)。另设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干事处负责具体事务，以确保“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26：
25)。其用款范围限制在科学研究、科学运用、科学教育以及具有永久性质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等方面(同上：
3)。1930年，为推动科学教育的发展，促进科学教材的编撰，中基会将之前设立的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为编译委员会，编译委员会分为文史与自然科学两组，编译世界名著、教本及参考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31：
24-25)。作为中基会董事的胡适当选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主导了该会的著译事务。胡适为该会制定了详细的《编译计划》，明确了编译主旨、进行程序、选书、译者、审查、译费与审查费和译书规约(1994：
362-369)，并在实际工作中深度参与了译者、书目、校者的选择等具体工作，充分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
胡适对吴半农和千家驹的赞助早在二人接受中基会委托翻译《资本论》之前。1931年，尚未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千家驹在好友吴晗的介绍下面见了胡适。胡适此前曾偶然阅读了千氏所作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大为惊讶，因此对千家驹颇有好感。在这次会晤中，胡适询问了千家驹毕业之后的打算，见其工作尚未确定，便主动推荐其去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社会调查所受中基会资助，陶孟和又与胡适交情颇深，一切似乎水到渠成。不过，陶孟和随后打听到千家驹是北大非常学生会的主席，是著名的捣乱分子，且有可能是共产党，便有所犹豫。陶孟和将情况告诉给了胡适，后者却表示捣乱和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唐德刚，2006：
28-29)。正是在胡适的坚持下，千家驹才最终得以进入社会调查所，进而认识同在所中工作的吴半农，参与《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进入社会调查所以后，千家驹认识了同在所中工作的吴半农、王守礼。在一次聊天过程，吴半农谈到其正在接受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委托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希望自己译成后，千家驹能将译文与英、德文本校对一遍，并劝千家驹也做一点翻译工作。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期间曾花了很多时间阅读《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均看过两遍，毕业论文做的就是《马克思的货币论》，因此对翻译《资本论》非常感兴趣。于是，他致信胡适，认为《资本论》在经济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单靠第一卷是不完全的，必须有第二及第三卷方称完璧，并自荐担任后两卷的翻译。胡适最终同意了千家驹的请求，决定由吴半农译第一卷，千家驹译第二卷，王守礼译第三卷，并由中基会编译委员会赞助(千家驹，1994：
403-405；
傅安明，2015：
52-53)。当时为中基会编译世界名著的都是周作人这样的知名人士，而吴氏和千氏均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起用他们担任翻译足见胡适对后进的提携与帮扶。据千家驹个人回忆，他们当时的稿费是每千字五元，远远高于当时的稿费标准，他们把译稿交去之后，立刻就能领到稿费(1982a：
3；
1982b：
221)。这对于自幼见弃于父、与母相依为命的“畸零人”千家驹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吴晗，1994：
476-477)。
《资本论》的最终出版也离不开胡适的推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版《资本论》等马列主义著作要冒很大风险。1924年11月，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就曾与商务印书馆接洽，希望翻译《资本论》一书，但未获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胡培兆、林圃，1985：
135)。而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因为与商务印书馆订立有统一的合同，凡编译委员会的稿子，统交上海商务出版，商务并无否决权(千家驹，1982b：
221)。由于《资本论》卷帙浩繁，吴半农和千家驹等人打算分册出版，吴半农译的第一卷分三册出版，千家驹负责的第二卷分两册出版(同上：
222)。最终，吴半农大约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三分之一，千家驹译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以上(千家驹，1982a：
3)。虽然胡适将稿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但是迫于政治压力，商务最终只出版了吴半农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其余部分始终未见出版。
从上文可见，胡适对早期社会主义文献翻译的赞助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由一开始支持李季进行翻译到后来转而支持吴半农、千家驹进行翻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关于《资本论》的翻译人选，陈独秀曾向胡适推荐过李季。1932年10月10日在被国民政府抓捕之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希望他能利用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关系帮助李季翻译出版《资本论》：
李季拟翻译《资本论》，但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兄能否为此事谋之商务或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黄兴涛、张丁，2012：
32)
胡适在次年的11月2日才迟迟给出回信。他在信中表示：
《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此二人皆极可靠，皆能用英德两国本子对勘。其第二册中Rent的一部分也已译成。此间与社会调查所已订有契约，不便再约季子重译。季子译书能力，自然能胜任此书。但我听说中山文化馆有约季子译此书之说。如此则季子另译一本，已有着落。如不归商务发行，则两书并无冲突。如两本均归商务印行，则商务不能不因此间契约关系，继续接受此间吴、千二君之译本。(2003d：
148-149)
那么胡适为什么没有接受陈独秀的推荐呢？原因是否真如胡适自己所说，先已约请了吴半农、千家驹所以不便再约李季重译呢？黄兴涛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一文中指出这一切不过是胡适的托词，认为胡适之所以不愿让李季享受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的赞助主要是因为两人立场的对立，并给出了以下三点证据：
(1) 陈独秀推荐李季在先，千家驹等被胡适允诺翻译在后；
(2) 如果胡适确实有意请李季翻译，“即便中山文化馆与李季真有某种预约，也可以联系商量，不妨碍商务印书馆最后帮助出版，但胡适却以‘契约’关系为名，实际上连这种可能性也阻绝了”；
(3) 胡适夸大了吴、千二人的英、德语能力，更显示出他不愿让李季翻译的真实心态(2012：
41-42)。黄氏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否陈独秀推荐李季在先，千家驹等被胡适允诺翻译在后呢？黄氏援引了1985年千家驹致唐德刚的信作为证据，“我进社会调查所后，我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以翻译世界名著为务)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当时——1933年——中国尚无《资本论》译本，不但没有全译本，节译本亦没有)”(唐德刚，2006：
29)。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得出翻译《资本论》由千家驹首先提出，且实际的翻译工作应在1933年以后。如果这段描述属实，那么黄氏的说法自然成立。但是，千家驹作此信的时间距离翻译《资本论》已逾五十余载，其回忆难免存在不准确之处。笔者查阅了上世纪30年代千家驹致胡适的几封信件，才发现原来事实并非如此。1932年7月6日，千家驹在致胡适的信中谈到：
最近与吴半农先生谈及，知吴君方在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闻系受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之嘱托的。吴君译成后，要叫我将译文与英、德文本校对一过，然后付印；
并希望我有工夫也做一点翻译工作。《资本论》这部书，无论如何是经济学界划分时代的一部著作。现在编译委员会能着手做这工作，令我听到真“雀跃三百”。不过《资本论》单靠第一卷是不完全的，他必须有第二及第三两卷方称完璧，不知后两卷已有人译否？对于别的方面，我自知甚么也不懂得，但于《资本论》还稍稍有点心得。老实说，我在北大的六个年头中，有四年以上的时间是花在读《资本论》及马克思其他著作上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都看过两遍)。这次我做的一篇毕业论文，就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我想如果趁机能够把第二、三卷译出来(每天晚上我可以从事这个)，那我这几年也终不算虚度了！我的英文程度虽然很幼稚，但与吴君合作，互相切磋，也许不至闹出笑话来。(1998：
19-20)
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资本论》的翻译并不是千家驹首先提出，而是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先已委托了吴半农翻译第一卷，并且在1932年7月6日之前已经开始。另据1932年8月1日千家驹致胡适的信，可以发现此时吴半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1994：
410-411)。此外，笔者还查阅了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该书附有校者千家驹的《校者底话》一文，文后的落款时间显示该文完成于1932年10月10日(李惠斌、阮益嫘，2020：
72)。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陈独秀推荐李季之前，中基会确已接受了吴半农、千家驹等翻译《资本论》，胡适所言非虚。
其二，胡适是否刻意夸大了吴、千二人的英、德语能力？其实这也同样存在误会。黄氏同样援引了1985年千家驹致唐德刚的信：“胡亦同意，并由吴半农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均由英译本转译，译好再互相校对”(唐德刚，2006：
29)，认为该信丝毫未提他们懂德文并以英文和德文本互对之事。通过查阅1932年7月6日千家驹致胡适的信，可以发现千家驹确实提到了使用英、德文本校对一事，“吴君译成后，要叫我将译文与英、德文本校对一过，然后付印”(1998：
20)。可能胡适在收到此信以后即认为二人确实具有英、德两种语言之能力，所以也就不存在刻意夸大之说。
至此，黄氏所列的三条证据已有两条被证明为不够准确。此外，黄氏将胡适不愿资助李季翻译《资本论》简单归结于两人立场的对立，认为胡适不同情马克思主义，也未免失之武断。我们不否认李季后来对胡适的猛烈批评确实可能影响两人之关系，进而导致胡适拒绝资助李季翻译《资本论》，但这绝不是唯一原因。因为千家驹与胡适何尝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千家驹思想之激进甚至不输李季。对于千家驹的政治立场，胡适显然已经有所认识。在推荐千家驹进社会调查所工作后，陶孟和曾打听得千家驹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且可能是共产党，并向胡适反映。胡适则表示捣乱与做研究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唐德刚，2006：
29)。如果仅是因为立场的对立，胡适为何还要资助千家驹等人呢？为何还要资助《资本论》的翻译呢？所以，胡适没有资助李季翻译《资本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立场的对立。同时，从胡适资助《资本论》的翻译出版来看，他此时仍然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对社会主义仍持“容忍”态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出版《资本论》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压力。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受时代浪潮的裹挟，胡适的思想也发生一定改变，对社会主义存在一定幻想。但是，胡适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调和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温和的社会主义，用胡适自己的话叫“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的社会主义”(2003b：
57)。胡适与社会主义的这段蜜月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在此期间，胡适赞助了不少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他支持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和《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帮助青年毛泽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支持吴半农、千家驹翻译的《资本论》是《资本论》的早期中译本之一，对于《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胡适最终拒绝支持李季翻译《资本论》，但原因并非如黄兴涛所说在于两人立场的对立，而是因为中基会编译委员会确已提前约请了吴半农、千家驹等人。胡适对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早期传播有过一定贡献，值得被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