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与西北史前考古
时间：2023-02-12 22:1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任瑞波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内容提要〕 中国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距今已有百年的历程，但取得突破则是在“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和《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都谈及西北史前考古的要点和难点。从1986年起，苏秉琦在兰州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座谈会”以及一系列的相关会议上，持续不断为西北史前考古工作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规划,为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
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①，为中国考古学的正确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行方向。虽然没有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某一支史前文化进行专文研究，但是，苏秉琦部分经典之作和重要思考——以“两问”和“一会”为代表，清晰展现了他对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探索。这些思考对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史前考古学的研究，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指导意义。
所谓“两问”，其实就是苏秉琦发表的两篇重要学术文章，一篇是《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另外一篇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1965年，苏秉琦发表了《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②，针对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和相关问题，他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一，关于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甘肃东部的平凉——天水南北狭长地带，经历了仰韶文化从早至晚的各个阶段，属于仰韶文化的中心分布区之一。洮河流域的临洮一带、青海东部边缘的民和一带属于仰韶文化的外围分布区。
第二，关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重叠堆积的层位关系，可知马家窑文化晚于仰韶文化。
第三，关于马家窑文化诸类型遗存内部之间的关系。1.从分布范围上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在甘青地区自东向西分布交错；
2.从时间上看，马家窑类型最早，半山类型次之，马厂类型最晚，三者既有先后，亦有重合；
3.从文化关系上讲，半山类型是马家窑类型和马厂类型的中介。
第四，关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甘肃地区，早至仰韶文化，晚至半山文化，它们的移动方向自始至终都是自东向西：从甘肃东部延伸至甘肃中部再到甘肃西部，最后一直伸入河西走廊西端。
以上四点，就是截至1965年苏秉琦对甘肃史前文化的基本看法。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10年之后，苏秉琦在提出对全国考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也深化了对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认识。
1975年8月，苏秉琦在北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做学术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③。1981年，《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④一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苏秉琦将全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其中第六区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一大区又可分为三小区：第一小区，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
第二小区，河套地区；
第三小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针对甘青宁地区的史前文化，苏秉琦主要谈及以下六点认识。
第一，陇山(六盘山)东侧经历了从前仰韶文化到仰韶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与陇山西侧的文化发展进程相一致。
第二，秦安大地湾遗址相关遗存的发现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衔接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第三，仰韶文化之后，陇山东西两侧的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四，甘青宁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相当复杂，但该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晚于商代，是我国较早发明青铜器的一个地区。
第五，河西走廊到新疆东部一带的细石器和彩陶，是甘青地区古文化的延伸。
第六，陇东地区因与其东向、西北向和西南向这三面文化都有关系，属于文化意义上的“三岔路口”。
以上六点，就是苏秉琦在正式提出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对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新思考和新认识，较10年前有明显的区别：时间上，早至前仰韶，晚至青铜时代；
地域上，东至甘肃东部，西至新疆东部；
内容上，既有对具体遗存的性质判别，也有对某一区域文化发展模式的思考，还有以前两者为基础的理论构建。
所谓“一会”，从狭义上讲，专指1986年在兰州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座谈会”(即苏秉琦常提的“兰州会”)。从广义上讲，是指以“兰州会”为中心的一系列会议，包括“呼市会”(1984年8月)、“兰州会”(1986年8月)、“包头会”(1986年8月)、“广汉会”(1987年5月)、“第二次渤海会”(1988年5月)等。虽然这些会议举办的地点不同，会议主题也各异，但在这些会议上，苏秉琦都不断深化他在“兰州会”上阐述的观点和设想。
1986年8月在兰州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座谈会”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为苏秉琦)(图片摘自《考古学研究(十)——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1984年8月，苏秉琦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做了题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的汇报，报告的部分内容是对区系类型理论进行的深入阐释。针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他提出了“五个纵剖面”“三个横剖面”“两个界标”和“三个层次”，其中部分内容涉及甘肃东部：秦安大地湾遗址是第五个纵剖面，秦安大地湾下层属于第一个横剖面的西端，天水、宝鸡间的陇山东西属于两个界标之一，陇山西属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陇山东属于中原地区。
1986年8月4日，苏秉琦在兰州召开的“大地湾考古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甘肃东部泾渭流域自成体系，以兰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属于另一区系，但是，它们都属于“中国北方考古”这一大的范畴，是“大北方”的西部。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大北方地区考古”的设想。在苏先生眼中，大北方不仅包括了半个中国，而且连接亚欧大陆，因此，他呼吁，“大北方考古”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⑤。
1986年8月，在内蒙古包头市，苏先生发表“从兰州到包头”讲话。他强调，1984年“呼市会”和1986年“兰州会”是互相关联的，并再次明确指出陇东地区(甘肃东部、陇山东西、泾渭流域上游)和陕西关中西部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不同的发展道路，陇东地区的古文化大约在五六千年间“分道扬镳”，陇山以东与关中西部的同时期相近，而陇山以西则与马家窑文化有渊源和相互影响关系。不仅如此，甘肃兰州本身还自成“小区系”⑥。
1987年5月，在四川省广汉市，苏秉琦再次谈到兰州。他说：“区系是从生物学(生态学)借来的名词，即条条块块……现在划六大区，或划个十字，分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四大块也可以。北方座谈会，范围东起辽东，西到兰州，就是我们所谓的北方。”在“广汉会”上，苏先生阐释了区系的基本理念和划分思路，而且指出“北方”的西界就是兰州。对于中原和西部的界限问题，他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总结：“渭水上游到大地湾就是分界线，中原到此为止，到洮河流域就是马家窑文化，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往西是中亚。从陇东到陇西，就是中间模糊地带，它既是东西两半块的界限，本身又有突出特征。”⑦
1988年5月，在第二次环渤海专题系列座谈会⑧上，苏先生又一次提到“兰州会”，并且详谈了“兰州会”的会后工作思路，即准备在1989年在兰州再次举办会议，内容是“向西、向大西北，面向中亚和西亚。要以洮河流域的古文化为中心，阐明亚洲东——中两大部分之间的结合点，文化特征和发展机制”⑨，并且明确总结了兰州会的四个会议共识。
( 一)大地湾是一处大遗址，区别于陇东同时期的诸遗址，需要长期坚持下去。
( 二)陇山东西、泾渭流域的古文化遗存不宜混为一谈，要区别开。
( 三)从大地湾下层到马家窑文化诸遗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课题，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论证是管窥蠡测。
( 四)为了向更高层次开展研究，进行工作，有必要暂把“长城地带”这个区系考古专题系列座谈的范围到划此为止。
此外，苏先生再次提到开展下一次“大西北地区”的专题会，这也是从1986年的“兰州会”开始，他连续四次倡导的这一会议的召开，可惜最后无果而终。
1992年，在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苏先生又一次提到1986年召开的“大地湾专题座谈会”，并特别说明所谓的“环渤海考古”就是在1986年“兰州会”之后，“由一部分同志商定而提出的”⑩。
1993年，苏秉琦发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他在“关于北方地区的考古再实践”一章中，把以兰州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放在第五部分进行讨论，并再次提到1986年召开的“兰州会”。他明言：“大地湾的文化仍可往东靠，它的主人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而不属于马家窑文化系统。马家窑文化虽然有很发达的彩陶，但所反映的思维方式与‘仰韶人’不一样，这一点很明确。”此外，他还指出，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大房子具有“宫殿”的性质和作用。
通过上述苏秉琦围绕“兰州会”及其前后相关会议发表的看法，不难发现，在区系类型的理论指导下，他对陇山东西两侧的文化遗存性质和文化演进模式都有着渐进式的深入思考。同时以“兰州会”为出发点，他对西北史前文化的纵、横两个方面，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都进行了精炼的阐释。
从1965年苏秉琦的“第一问”提出至今，西北地区经科学发掘所获的考古材料层出不穷，新的研究认识和结论也日渐增多，但苏秉琦针对西北地区史前文化所提出的观点，或是被新的考古材料不断证实，或是被后续的研究者继续深化，还有一些他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当前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
例如，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衔接问题、陇山东西两侧考古学文化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问题、甘青宁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的问题、从大地湾下层到马家窑文化诸遗存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们虽然都是1981年苏先生看似轻描淡写简要提出的，但至今多数仍悬而未决，依然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和广阔的学术前景，我们不难从中窥见苏先生的学术风范和深远影响。
1.学术思考循序渐进
从1965年的第“一问”，到1981年的第“二问”；
从1986年的“兰州会”，到1987年的“广汉会”，再到 1992年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
从1975年区系类型的提出，再到1997年《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苏秉琦对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循序渐进。在每个阶段，他都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公布的材料，谨慎得出结论，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再对自己的认识进行深化或调整。
例如，对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关系，1965年，他认为，马家窑文化晚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因为有二者的堆积叠压关系。1981年，他提出二者之间还有衔接，这是因为大地湾遗址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再如，1965年谈及西北地区史前文化时，苏先生多将视野放在甘肃省，而1981年再次谈同一问题时，他将地理范围扩展至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部。再如，在“兰州会”上，苏秉琦提出甘肃东部泾渭流域和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各自成一系统，在其后的“呼市会”“广汉会”，乃至第二次环渤海专题系列座谈会上，他依然不断对“兰州会”上提出的这一认识进行深化，明确甘肃东部和关中西部关系密切，陇东到陇西属于“模糊地带”，洮河流域属于马家窑文化。再如，1981年，苏先生将甘青地区视为长城地带这一大区中的一个小区，该小区自身的特点早在1965年苏先生在讨论仰韶文化和相关问题时已经初见雏形。另外，随着甘青地区材料的不断增加，他又将兰州地区、洮河流域、陇山西侧的渭水上游各自视为一个“小区系”，这是以西北地区为“试验田”，他对区系类型理论中的“区中区”和“系中系”进行的最典型阐释。
当然，随着材料的增加和思考的深入，苏秉琦也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认为，大地湾与陇东地区的同时期遗址应区别对待，而进入90年代，他则认为，大地湾完全可以放在仰韶文化系统中去。
2.学术思想薪火相传
早年，苏秉琦关于西北地区史前考古提出的很多认识、发表的很多观点，都是在当时考古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得出的。不过，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一些认识和观点依然引导他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继续深思和阐释，使得相关问题的研究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深化。
例如，1965年，苏秉琦指出，西北地区从仰韶文化至半山文化是不断西进的。1978年，他的学生严文明发表《甘肃彩陶的源流》，将甘肃全省、青海东部和宁夏南部发达的彩陶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阐明了这些彩陶文化从半坡期、庙底沟期、马家窑期、小坪子期、半山期、马厂期一直到四坝文化是不断向西开拓的过程，首次用考古实物资料驳斥了“彩陶文化西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甘青地区史前研究出现一个学术高潮，一些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堪称经典：例如，在严文明指导下，李水城完成博士论文《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张弛完成硕士论文《半山式文化遗存分析》；
在张忠培指导下，李伊萍完成硕士论文《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许永杰完成硕士论文《河湟青铜文化的谱系》。2007年，在严文明的鼓励下，其学生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出版，这本书是首次在“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对新疆史前遗存进行的科学的考古学基础研究。2013年，韩建业发表《“彩陶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清晰勾勒出约公元前3500 年、公元前3000 年、公元前2200 年和公元前1300 年四波彩陶文化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西渐。这些研究，虽然时间有早晚，形式不同，主旨各异，但无一不是对苏秉琦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学术深化和延伸。
再如，1975年，苏秉琦指出，仰韶文化之后，陇山东西两侧的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2013年，他的学生张忠培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学术年会暨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汇报，将渭水流域史前文化的分化、发展和迁徙动态给予淋漓尽致的展现，无疑是对苏先生40年前认识的深化和充实。
3.学术视野高瞻远瞩
苏秉琦对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成功引领和指导，得益于他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例如，1981年，他明确指出陇东地区属于“三岔路口”。“三岔路口”看似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词，但其中的理论意味妙不可言。这一名词的出现，其实就是对考古材料和考古现象进行的高度理论提升和概括。从1981年至今，相关地区发现的考古新材料完全能够将陇东地区的“三岔路口”作用清晰呈现：以天水地区为中心，向西到渭水上游乃至河湟谷地，向东到关中西部，向南到甘南和川西北，这些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呈现出的种种相似或类似的文化现象，都足以证实陇东地区“三岔路口”的真实历史地位。再如，1986年的“兰州会”，虽然会议的出发点和切入点都是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但在“兰州会”及其此后的一系列相关会议中，苏先生的思考不限于大地湾遗址，也不拘泥于甘青宁地区，而是面向北方长城地带，面向整个中国大北方，面向中亚和西亚。更为难得的是，即便专门谈及甘青宁地区，苏先生也从未将这一区域单独看待，而是将其视为“北方长城地带”大区中的一个小区，并不断提醒我们要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放在“中国北方考古”乃至连接欧亚大陆的“大北方考古”中去考量。
通过上述简要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苏秉琦所涉及的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和研究具体内容虽各不相同，但无不彰显其学术理论深耕于田野实践并指导田野工作。当今的西北史前考古，多数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已经大体完成，谱系关系的梳理也日渐完善，各类专题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理论探索也若隐若现，但我们不应忽视西北史前考古工作在“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也不能忘记苏秉琦在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学术研究和工作规划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注 释：
①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沉痛悼念苏秉琦教授》，《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②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③ 吴汝祚、汪遵国、郭大顺：《苏秉琦大事年谱》，《东南文物》1995年第4期。
④ 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⑤ 苏秉琦：《“大地湾会”讲话》(提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下同，第31、32页。
⑥ 苏秉琦：《从兰州到包头——在“包头市文官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5、16页。
⑦ 苏秉琦：《西南地区考古——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5、16页。
⑧ 苏秉琦：《环渤海考古与青州考古》，《考古》1989年第1期。
⑨ 苏秉琦：《环渤海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61—63页。
⑩ 苏秉琦：《在“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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