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及其启示

刘云虹

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被认为是作品被翻译最多、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位，据统计，其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五十余种语言，共计两百多个外文译本。法国是译介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家，“自1988年向公众推出短篇小说《枯河》（）开始，法国就凭借其持续卓越的出版业绩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不仅如此，作为世界范围内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法国对莫言作品的发现和翻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国家对莫言的关注，在莫言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某种“必要中转站”的角色。本文通过考察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情况，揭示中国文学海外接受与传播的影响要素，并力求通过莫言作品法译的个案分析为推动中国文学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参照。

翻译活动具有显著的社会文化属性，其发生离不开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更需要借助一定的契机。莫言作品在法国的翻译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短篇小说《枯河》1988年被译为法语并收录于《重见天日：中国短篇小说集（1978-1988）》（()）。《枯河》是莫言作品法译的首次尝试，真正引起法国文化界关注的则是1990年由南方书编出版社推出的《红高粱》法译本，而促使该译本诞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于，同名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并一举夺得金熊奖。伴随着富有感染力的电影画面，莫言以“极具感官性的写作”所描绘的那个“野蛮又神秘之地”展现在法国观众眼前，充满中国特质的异域情调令人震撼，也引发了出版界对原著的兴趣。如法国媒体所言，在电影热映的良好效果助力下，“莫言从那时起便逐步获得一种国际声誉。译本不断增多”。《红高粱》在法国出版后的五年间，莫言另外四部作品的法译本也相继问世，分别是《天堂蒜薹之歌》（1990）、《筑路》（1993）、《透明的红萝卜》（1993）和《十三步》（1995）。莫言在接受采访中曾表示：“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最早是因为他们的电影在国际上得奖，造成了国际影响，带动了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需求。各国的出版社都很敏感，他们希望出版因电影而受到关注的文学原著，我们的作品才得以迅速被译介。”

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与文化之间有深刻的互动关系，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着中外文化关系的演变与发展，也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外文化关系影响下的产物。因此，中外文化交流的推进必然为翻译拓展其可为的空间。21世纪初，随着中国和法国在文化等层面的交往不断深入，两国政府决定合作开展“中法文化年”活动。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文化年率先在法国举办，法国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潮。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化年期间被重点推介的内容之一，2004年第24 届法国图书沙龙以中国为主宾国，展出四百多种有关中国的法文图书，包括莫言在内的三十多位中国作家、学者受邀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备受瞩目，其“翻译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2002年的17 种猛增到2003年的29 种，而2004 已超过40 种，突破历史水平”。在这“突破历史水平”的中国当代文学法译中，已受到法国出版界关注的莫言作品获得了尤为重要的翻译出版契机，2004年内，《丰乳肥臀》《藏宝图》《铁孩》《爆炸》法译本接连被推出。

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文学奖项在中国文学外译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往往与文学译介处于某种互动关系中，构成翻译的直接动因。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在法国获得了两个重量级奖项：2001年《酒国》获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莫言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文学奖项的授予不仅是对作家文学创作的肯定和褒奖，也势必推动作家及其作品在相关翻译场域和文化语境中受到特别的青睐。2005年至2012年，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得以稳步推进，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译作出版，其中包括《师傅越来越幽默》（2005）、《欢乐》（2007）、《四十一炮》（2008）、《生死疲劳》（2009）、《蛙》（2011）等。若将视域拓展至整个海外，可以看到，赢得诺奖桂冠前莫言在其他国家也收获了多个文学奖项，如2003年《檀香刑》获越南作家协会的“翻译文学奖”；
2005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2006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
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2011年获韩国万海文学奖。据笔者观察，“莫言所获国际奖项正好分布在作为莫言作品译介重镇的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越南和韩国，这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颇为有力地说明了象征资本在文学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意义”。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对提升莫言及其作品的国际关注度和影响力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从全世界文学场域来看，这一作用很可能是决定性和导向性的，但就法国而言，她“对莫言的兴趣由来已久”，因此正如学者所指出的，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影响是“为其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注入了新的动力”。借助这一“新的动力”，法国出版界于2013年推出《变》的法译本，2014年又出版了《红高粱家族》的首个全译本。随后几年里，莫言作品的法译本基本上以每年一部的均衡速度与读者见面，包括《超越故乡》（2015）、《幽默与趣味·金发婴儿》（2015）、《食草家族》（2016）、《战友重逢》（2017）以及收录了莫言七部短篇小说的合集《白狗秋千架》（2018）。

翻译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等基本特征，文学译介必然依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正是在电影、文学奖项、政府推介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莫言作品逐步走入法兰西语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最重要的代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种契机和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决定中国文学在法国译介的最根本动因在于作品本身。如果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阅读模式”，那么它必然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法国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对作品的文学特质与艺术创新更为敏感，并且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文学和汉学领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与接受立场便发生了变化，从“通常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纯粹的文献”转为意识到“应该开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角度”。所以，法国出版界在发现和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格外注重文本是否具有独特的文学品质。莫言对此深有体会：“电影只是冲开了一条路，让灯光照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持续受到读者的欢迎还是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实际上，张艺谋也不仅仅改编了我们几个作家的作品，但是，不断被各国译介的就是这几个人，所以，最终还是文本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像我被翻译到法国的作品《丰乳肥臀》《酒国》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但要比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反响好很多。”在莫言的众多作品中，《酒国》是极具文本实验意义和文体价值的一部，其法译本于2000年由法国瑟伊出版社推出。可以说一经出版，《酒国》便引起了法国文学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成为一个“各界阐释、理解莫言的主要依据”，并于翌年获得了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如此热烈的反响和《酒国》在国内一度并不被看好的接受状况形成了反差。探究个中原因，不难发现，作品中彰显出的文学品质尤其是在叙事技巧上的革新构成它在法国得到普遍关注与接受的关键。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对《酒国》的授奖词中所凸显的正是小说在文体上的实验性：“由中国小说家莫言原创、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法国主流媒体之一《世界报》也对莫言在《酒国》里运用的精湛艺术技巧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他将寓言、虚幻故事、道家思想和荒诞离奇熔为一炉；
他游刃有余地使用镜像效果，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而“没有使用刻板的语言”来揭露社会问题。凭借《酒国》的出色翻译同样获得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的翻译家、汉学家杜特莱（Noël Dutrait）正是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和研究者之一，论及莫言的文学创作，他表示：“莫言涉及了关于中国社会的所有主题，同时也从来没有忽视文学本身的品质。他不是一个站在这边或那边的政治激进主义分子，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位作家、一个关注周围世界的观察者。他能探测人类的灵魂，并展现美与丑、人性与非人性在什么程度上是接近的。他的作品的广度使他成为一个文学巨人。”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到，尽管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话语产品”，必然具有“认识属性”，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接受路径不容忽视，但就根本而言，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独特个性应该被认为是推动莫言作品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自1988年《枯河》翻译出版至今，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程。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法国出版界推出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普遍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莫言作品的法译因而呈现一定的偶然性和零散状态，《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筑路》《透明的红萝卜》《十三步》这五种法译本“散落”在五家出版社。所幸，这种分散出版的状况很快有了改变。法国翻译家林雅翎（Sylvie Gentil）曾指出，莫言作品法译本的数量远高于其他语种的译本，其原因在于“多家出版社的胆识、寻找新作家的品味以及法国对其他文化始终怀有浓厚兴趣这一传统”。1995年出版《十三步》之后，法国瑟伊出版社正是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眼光，逐步与莫言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系统地翻译出版莫言作品。瑟伊出版社成立于1935年，在人文社科和文学出版领域享有盛誉，堪称法国出版界的“巨头”，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重要影响。该社21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莫言紧密合作后于2000-2018年间向法国读者推出了包括其代表作《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红高粱家族》等在内的十五种莫言作品法译本。权威出版社的系统译介促使莫言作品法译本“发行量越来越大”，莫言则“被完美地贴上了外国权威作家的标签”。

特别要指出的是，除了稳定的出版速度和日益增长的发行数量，瑟伊出版社对莫言作品的系统译介还着重体现在该社任用杜特莱和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两位固定的译者来进行翻译，上述十五种法译本中，除《红高粱家族》外，其余十四种均由二人分别译出。作为翻译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体，译者之于译介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译本的品质如何、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如何，甚至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并依赖于翻译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工作。”杜特莱和尚德兰不仅是翻译家，也是热爱中国文学、多年关注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汉学家。杜特莱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先后翻译出版了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苏童的《米》以及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四十一炮》和《战友重逢》等二十余部作品，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做出了杰出贡献。不仅翻译成就斐然，杜特莱还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进程都有深入了解。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这两个翻译的根本性问题上有着理性的选择：在拟译文本选择上以文学性为首要考量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努力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译者”。尚德兰1990年翻译出版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此后便长期关注莫言，是翻译莫言作品数量最多的法国汉学家，《筑路》《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变》《超越故乡》《食草家族》等多部莫言作品法译本均出自她的笔下。尚德兰还是中国当代诗歌在法国的主要推介者，翻译了北岛、顾城、西川等一批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与杜特莱一样，尚德兰也主张翻译应遵循忠实性原则，在接受采访时她曾明确表示对美国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考虑读者阅读习惯，不惜说服作家改动行文甚至故事结尾”的做法并不认同，在她看来，“不背叛原文又要琢磨最好的法文”才是译者应尽的责任。

文学翻译是一个以生成性为本质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翻译的生成既在于翻译之“生”，即原作新生命的诞生，也在于翻译之“成”，即“译本生命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不断延续、丰富与传承”。而译本生命丰富性的拓展“不仅取决于一个又一个与原作有着血脉亲缘关系的译本的延续本身，也取决于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译本的创造性阅读与阐释”。在这个意义上，“译”与“介”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法国读者，尤其是文学、翻译和批评等各界对莫言作品的阐释构成莫言作品在法国持续不断得到译介的关键要素之一。在法国，对莫言及其作品的学术研究和主流媒体评论兼而有之，且几乎与翻译出版同步。从第一篇有关莫言作品的学术论文《莫言的〈红高粱〉》（尚德兰，1989）到首部研究莫言的专著《莫言：想象之地》（张寅德，2014）；
从1990年杜特莱在《世界报》撰文称莫言等作家“具有强烈革新性的作品是世界文学的珍宝”，到各大主流媒体对《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作品的评论，再到莫言加冕诺贝尔文学奖在各界引发的事件性效应，可以说法国翻译界、学术界和媒体共同建构起莫言作品在法国的接受和传播空间，推动原作获得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持久生命力。如果说，“一个作家在异域能否真正产生影响，特别是产生持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那么这一形象的树立既离不开作家具有独特个性的创作本身，也同样甚至更加依赖于目的语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即读者能否在阅读所形成的特定对话关系中发现原作之“美”、参与原作新生命的创造。

法国各界对莫言作品的阐释和解读具有多重性，但其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注重莫言独特而多元的写作风格。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世界报》很快发表评论，以整版篇幅对莫言及其文学创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文章对莫言作品语言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尤为关注：“莫言的语言常常是丰富而精湛的。这种语言擅长在自我革新的同时对自身保持忠诚，不断寻求变化，将形而上与通俗相结合，允许一切极端却又藏身于隐喻之后。为描绘出渴望和贪婪的所有形式以及欲望的力量，这正是必不可少的。”2014年《红高粱家族》全译本出版之际，《世界报》有评论指出：“《红高粱家族》全译本中尤其体现出一种不多见的对话与描写之间的平衡。当粗犷且有时残暴的口语性逐渐将作者的其他作品转变为激越而感情丰沛的长篇散文诗时，这个故事里的精湛技巧首先在于构思。作为独特叙事装置的情节（从父亲到儿子，跨越三代人）占据了上风。构思和情节调节着莫言特有的丰富文体与奔放情感，同时又适时为其精心设置了开阔的空间。”杜特莱则关注到莫言在写作风格上的不断革新：“莫言总是在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比如，《酒国》像是一本侦探小说；
《丰乳肥臀》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
《檀香刑》有民间戏曲的印记；
《蛙》的最后一部则是一出有萨特风格的戏剧。”在他看来，莫言之所以“与众不同”，正因为他拥有“强大的写作能力，以及独创又多元的写作风格”。这样的解读可以说准确地把握了莫言作品的文学特质与价值，对语言的探索、对叙事技巧的革新正是莫言在文学创作中坚持不懈的追求。他曾明确表示：“我对语言的探索，从一开始创作就比较关注，因为我觉得考量一个作家最终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他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而且我又觉得如果过早地让自己的语言风格定型的话，那么这个作家实际上也就没有发展了，就终结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包括语言的探索，小说其他的一些技术层面上的探索，才能时刻处在具有创造精神的状态。”此外，在对莫言的阐释与接受中，法国评论者还敏锐地捕捉到莫言作品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共通之处，认为莫言的创作不仅让人联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还“具有某些法国文学的特质”，如“在《丰乳肥臀》这幅令人目眩的中国历史画卷中，莫言富于创造性的、气势磅礴、激情澎湃的语言，讽刺夸张的描写，民间故事的风格，对荒谬现象的有力批判都不禁令法国评论者联想到拉伯雷的《巨人传》”。这样的参照式阐释不仅揭示出莫言作品中引起法国读者共鸣的特质，也无疑更激发了文学接受中的某种亲近感。无论对原作文学特质的准确把握，还是拉近读者与原作距离的阐释参照，都对莫言作品在法国的持续译介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翻译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翻译场域内各主体要素，尤其是作者、译者、读者、媒体之间的互动对促进莫言作品在法兰西语境中的接受与传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从作者和译者的互动来看，杜特莱和尚德兰两位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都与莫言有直接的交往。以杜特莱为例，他与莫言的第一次见面是1999年在北京，当时正在翻译《酒国》的杜特莱对莫言进行了一次访谈，“问了他很多问题”，涉及《酒国》、莫言的文学创作以及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等。初次交流之后，杜特莱在翻译莫言作品的十余年间始终与莫言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他曾说：“当我翻译莫言的小说时，我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这种以解决翻译问题为目标的问答式沟通在译者与作者的交往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杜特莱与莫言的互动并不仅限于此。当莫言通过一部又一部作品“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时，高密就成为打开莫言文学创作世界的一把钥匙，喜爱莫言的读者都不禁被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所吸引，杜特莱自然也不会例外。2004年和2014年，杜特莱两次去高密，参观莫言旧居、莫言文学馆，探寻莫言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了解高密的风土人情。回忆第一次参观高密的经历时，杜特莱表示：“当时我正在翻译《丰乳肥臀》，能亲眼看看小说故事发生的地方，这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在高密和莫言的朋友们一起聚餐时的欢乐气氛，让我感受到了《酒国》中所描绘的喝酒艺术，这在山东确实是一个现实。”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更是一种有温度的相遇，所寻求实现的正是文化相融与心灵相知。杜特莱是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也是莫言作品主要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两次探访高密不仅有助于他了解莫言的写作背景、理解莫言小说的内涵，且更深层次来看，也必然对推动莫言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从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互动来看，各类图书沙龙、文化活动、学术研讨等都为这一多方参与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如2001年12月，莫言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表《小说的气味》的演讲；
2004年3月，莫言在第24 届法国图书沙龙期间与读者见面；
2014年9月，莫言在埃克斯书城和巴黎L’ Arbreà lettres Mouffetard 书店参加《红高粱家族》法译本推介活动等。又如2004年，莫言参加了“两仪文舍”的交流。“两仪文舍”是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创办、由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妮·居里安任学术负责人的一项实验性文学活动，其法文名称是Atelier littéraire bipolaire，直译为“两极文学工作室”。文舍采用定期举办写作工作坊的形式，以文学为中心将法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作家、翻译家、研究人员、读者汇聚在一起，就作家的创作展开研讨与交流。具体运作方式为：文舍以同一命题分别向一位汉语作家和一位法语作家约稿，两篇文稿写成并付诸翻译后，两位作家在阅读对方作品译文的基础上展开对话。活动中，兼具作者和读者身份的作家以及译者和读者同时参与探讨，充分彰显出文舍所具有的积极开放的文化碰撞与沟通这一重要特征。2004年3月22日，莫言应邀参加了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七期“两仪文舍”讨论会，与法国作家捷妮雅·布里萨克（Geneviève Brisac）以及尚德兰和李金佳两位译者进行了交流。莫言和布里萨克就各自对本期主题“孩子”的理解以及双方以此主题写就的作品展开了多维度对话。同时，本次活动中，尚德兰就翻译莫言小说时遇到的困难，如小说题目“大嘴”的翻译、中译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时态处理、家庭成员称谓的翻译等问题与莫言深入沟通，共同寻求超越翻译障碍之道。无论是文舍活动现场创作、翻译、阅读各方的近距离交流，抑或官网的录像转播、讨论文稿的出版发行，莫言及其作品无疑在中法两种语言文化的深度交汇中获得了新的理解与阐释，其接受与传播的空间也得以进一步拓展。

在莫言与读者的互动中，作为特殊读者或专业读者的作家、研究者的介入并不鲜见。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和莫言的相遇便是由阅读对方的作品开始的，近年来这两位互为读者的当代代表性作家又进行了多次对话，如2014年8月在西安的“长安与丝路的对话”、2014年12月在山东大学的“文学与人生”对话、2016年9月在浙江大学的“文学与教育”对话、2019年10月在北京的“历史、民间与未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高峰对谈”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数次深度交流“正是中外文学良性互动的生动一例”，而无论经由阅读作品所实现的心灵沟通，还是面对面交流所激发的理解与共鸣，都为扩大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我们看到，国际研讨会也是此类互动的重要平台。如法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于2013-2014年间举办了两次有关莫言作品的国际研讨会，分别是2013年10月在巴黎第三大学、第七大学召开的“莫言，地方与世界的交汇”研讨会以及2014年9月在埃克斯-马赛大学召开的“莫言研究：翻译、接受与阐释”研讨会。来自中国、法国、美国、瑞典、瑞士等国的数十位学者参与交流，共同探讨世界文学视域中的莫言及其作品。莫言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一行，参加了2014年的第二次国际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被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学位授予仪式上，贝尔朗校长表示：“莫言先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创造力和想象力超越了语言的藩篱，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莫言先生的作品将为法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一扇窗口。”的确，通过作品，也通过学术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文学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日益加深，莫言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最后，从作者与媒体的互动来看，法国多家报刊对莫言等中国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长期有所关注，以不同的形式与作家展开交流，并经由媒体的辐射效应使法国大众加深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了解。如2005年，莫言应《世界报》“回忆”专栏的邀请，为读者讲述“一个让他记忆深刻的事件或现象”；
2008年，《费加罗报》邀请三十位外国作家以《奥德赛》中的同一句话开头撰写短篇小说，莫言也应邀参加这一活动，他创作的《蓝色城堡》由杜特莱夫妇翻译后在该报全文刊出；
2014年，《十字架报》第40000 期出版之际，该报邀请包括莫言在内的四十位来自各界的知名人士分别撰写致“未来”的千字文，就“未来”这一话题与读者交流各自的看法，莫言以“相信人性”为题表达了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信心。这样的互动在作家与大众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因而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中国文学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研究以及由此拓展的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变革与经验的探索是当下文学文化研究中极具价值的议题。新近出版的“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及相关评论正说明了这一点。该领域的研究与探索不仅应在中国文学的自身传统与历史进程中推进，也需要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在“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的视野中展开。借助“他者之镜”，经由他者而观照自身，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考察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以下几点启示值得关注：（1）从翻译之“生”到翻译之“成”，文学译介与接受是一个漫长的历程，绝非短期可以实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但其作品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开启，并有赖于持续地译介与深入地阐释才得以推进；
（2）中国文学能否“走出去”并“走进去”，进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作品本身，政治考量、文化猎奇等因素可能会一时带来某种接受效应，但长远来看，唯有作品自身的文学特质与价值可以使文学超越语言、地域、民族和文化的区隔而产生直抵人心的力量；
（3）文学译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不由文学交流中的任一方面单独主导或决定，而是主客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翻译场域内密切关联的各方相互协作、形成合力，方可为推动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传播创造有利条件，不断拓展新的可能。

【注释】

①参阅阅《莫言十年新作〈晚熟的人〉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叙故乡人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20年7月26日。

②⑨⑳张寅德：《莫言在法国：翻译、传播与接受》，刘海清译，《文艺争鸣》2016年第10 期。

③⑲Caroline Puel,«Vous voulez le Nobel ? Publiez en français !»,,19.10.2012.

④Frédéric Bobin,«Mo Yan,la Chine entre les lignes»,,18.08.2000.

⑤Alain Nicolas,«Mo Yan:J’écris comme se comporte le peuple chinois»,,12.10.2012.

⑥⑬术术：《莫言、李锐：“法兰西骑士”归来》，《新京报》2004年4月15日。

⑦胡小跃：《从伏尔泰开始，到杜拉斯炙热》，《新京报》2005年9月2日。

⑧刘云虹：《文学译介视野中的莫言》，《文学跨学科研究》2021年第2 期。

⑩⑪[美]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 页、311 页。

⑫Noël Dutrait,«Traduir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au début du XXIsiècle,une question de choix»,In Paul Servais (ed.),,Louvain-la Neuve,2011,p.83.

⑭㉞杭零：《莫言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东方翻译》2012年第6 期。

⑮莫言研究会：《莫言与高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 页。

⑯Douin Jean-Luc,«Mo Yan et les ogres du Parti»,,31.03.2000.

⑰㉒㉟㊱㊳刘云虹、杜特莱：《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对话》，《小说评论》2016年第5 期。

⑱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40 页。

㉑刘云虹：《翻译家的选择与坚守——杜特莱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之路》，《中国翻译》2019年第4 期。

㉓张艺旨：《莫言获奖真的得益于葛浩文的译文再造吗？》，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11827.html。

㉔㉕刘云虹：《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4 期。

㉖陈曦：《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7 页。

㉗Noël Dutrait,«Recul littéraire en Chine»,,07.06.1990.

㉘许钧、宋学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增订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 页。

㉙Nils C.Ahl,«Mo Yan:le Nobel pour “celui qui ne parle pas”»,,13.10.2012.

㉚Nils C.Ahl,«L’ivresse mesurée»,,7.11.2014.

㉛㉜崔悦：《法国热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人民网，2012年10月13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1013/c1002-19253432.html。

㉝莫言：《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 页。

㊲莫言、刘琛：《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莫言先生文学访谈录》，《东岳论丛》2012年第10 期。

㊴[法]安妮·居里安：《孩子，夸张与视觉——第七次“两仪文舍”讨论纪要》，蒙田译，《上海文学》2005年第3 期。

㊵许钧：《中外交流 文化互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与对话》，《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 期。

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赛总领事馆：《埃克斯-马赛大学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名誉博士学位》，http://marseille.chineseconsulate.org/zlgzxhd/201409/t20140922_3868459.htm。

㊷贺绍俊：《一部学术上宏伟的“未完成交响曲”——读“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经验研究”丛书》，《文艺报》202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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