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超文史随笔三题

赵世超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吾少也贱，生于鄙野。又值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新旧交替，百废待举，农村连个留声机、收音机都没有，更不用说电脑、电视了。然而，抚今追昔，又觉得儿时的精神生活同样充实，宛若一首自然天成的歌。

乡村里社为祭祀而起的会叫“社会”。村村敬神，村村有会。只不过有的声名远播，可以吸引方圆几十里的人踊跃往观；
有的只在自己的村内玩玩罢了。

我们那一带影响最大的是仁化街的会。正月初十起会，连玩三天。由于人人皆欲先睹为快，第一天上会的人最多，就算是正会。清晨，平时都愿意在床上多懒一会的孩子们一早就跳下地，穿上过年才做的新衣，吃过早饭，就开始嘟嚷着催大人快动身。等父亲喂好牛，圈起了羊，母亲梳罢头，包好了干粮，一直噘着的小嘴才绽放为花朵，急忙带着黄狗飞出村外。而春草初露的阡陌上，却早已行人如织，又有满载妇孺老弱的牛车间杂其中，大声的问候和清脆的响鞭此起彼伏，不知不觉，十六里路已经走完，仁化镇到了。

街中大庙前万头攒动，水泄不通。我们年龄小，被大人管束着不准往前挤，只好在一段由颓圮的寨墙形成的土坡上安顿下来，打算踞高望远。爹说：“还早呢！先吃点东西垫垫吧。”娘就打开手巾，拿出菜包、豆包和枣糕，又去坡下端一碗糊辣汤，让我和弟弟分着喝。谁知一个馍还没吃完，闷雷般的火铳便突然炸响，吓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急忙起身来看，只见喧天的锣鼓正引着一条巨龙以翻江倒海之势冲出庙门，其后则有一台台的“故事”鱼贯相随。

仁化街的社会名闻遐迩，主要靠的就是这“故事”。所以，很多人都把到仁化街赶会，习惯性地说成去仁化街看“故事”。用三张大小不一的方桌高高摞起，再捆扎上两根长长的木杆，由十六个壮汉抬着缓缓前移，从本镇居民中选出的演员就在小小的桌案上向观众展示其漂亮的扮相。第一台过去了，上边的人黑脸、短须，肩背葫芦，手拄拐杖。第二台却是道妆，长髯，背负宝剑，手捉拂尘。第三台上则有一个俊美的青年正在弄笛。早有看出了门道的人指点道：“这是铁拐李、吕洞宾和韩湘子，今年出的是‘八仙故事’，只有八台，后边还会有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和蓝采和。”另一个便接茬说：“去年出‘三国故事’，是十六台。前年出‘二十四孝故事’，共二十四台呢！”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什么八仙、三国、二十四孝，最觉得好奇的是在那杖头、剑柄或笛子上，竟各自立着一个粉妆玉琢的金童或玉女。不由得惊呼：“乖乖，好悬啊！可别掉下来。”周围立刻有五、六张嘴争着解释：“不会的。拐杖、剑柄、笛子和衣服里藏有铁芯子，小孩的身体都被固定住了。”谜底虽已揭开，仍感到不可思议。赶会回来，总有几天要连着梦见那几乎是在悬空表演的小演员。

相比较而言，我们村的“社会”名声没有那么大，基本属于自己玩玩的那种。仁化街打铁芯子的技术不外传，我们出不了“故事”，表演项目只有狮子、旱船和高跷。虽无甚新奇，但参与者却是家人和邻里乡党，反而多了几分亲切。

起会的日子比仁化街的会还晚几天，但准备和练习从头年腊月里就开始了。太阳刚收起最后一抹红霞，村场上的锣鼓家伙已铿锵响起，正在喝汤的男人们把碗往桌上一蹾，抹抹嘴，抓起旱烟袋，拔脚就走。机灵的孩子急忙扯住父亲的衣襟，当爹的只好让他做了自己的“小尾巴”。主妇们眼见得无人肯在家听她唠叨，也匆匆收拾好锅碗瓢勺，赶过去凑热闹。直到夜阑星稀，鼓铙之声有些懈了，杂沓的脚步才随着寒气转浓的风飘入条条街巷。

春节期间，就要先演几场，但却不化妆，算是正会前的“实战拉练”。破五一过，社首才带着箱头开始敛箱。东家借来的缨帽、襕衫，西家借来的凤冠、霞帔，多半是人们早年结婚时的礼服，拜堂后就叠起、包好压在箱底，这时才十分不舍地捧出来。狮子、旱船的装扮都有固定的程式，而高跷的扮像则取自戏剧，除和合二仙外，一般就是青白二蛇，武松、潘金莲和王婆，梁山伯和祝英台，等等。至今仍印象鲜明的是王婆，她仿着舞台上丑行的动作蛇形穿梭，插科打诨，耳朵上一对硕大的耳环左右摇摆，紧追到跟前一看，原来却是两片用线穿着挂上去的股萝卜。

正日子是在正月十六。日上三竿，表演者才在祠堂里祭了神，由社首带领，迤逦而来。先是高跷队拨开人群“开场子”，他们绕的圈越来越大，人们也越退越远，不一时，便在中间空出一大块平展展的土地。接下来便是划旱船。船娘将一只饰有布幔的假船系在腰间，一边迈着碎步、随着艄公划桨的动作缓缓前行，一边上下左右摆动船头，仿佛真的飘荡在波浪不惊的水面上。一阵悠扬的笛声过后，船娘在轻快的锣鼓点伴奏下，唱起了采莲调：

十月呀里来秋风凉啊咳，采莲姑娘下荷塘呀嘛下荷塘；

采来呀莲籽甜又香啊咳，新鲜莲籽献神尝献呀嘛献神尝。

歌声飞跃林梢，直上苍穹。大家正看得入迷，听得出神，锣鼓和歌声却戛然而止，船娘向下一跪，船头就猛地歪到了地上。艄公放下桨，围着船观察了一圈，又做出一连串扒沙、背船、推船等滑稽动作，良久，船儿才浮了起来。锣鼓敲起了“急急风”，艄公拼命划桨，船娘也加快了脚步，表示已把浅滩甩在后边，进入了激流。最后出场的是舞狮。看见武士装束的驯兽师单臂擎起红绣球，擂鼓手便甩掉了棉袄，一时间鼓乐大作，钹铙翻飞，两只猛狮追逐着游龙般浮动的绣球，摇头摆尾、张牙舞爪地扑进场内。场地中间摆着三张方桌，下层两层，上层一张，待舞罢两、三圈，狮子忽地停在桌前，踞地一蹲一纵，就分别从两头跃上了第一层。驯兽师这时已把绣球放在了最高处，两只狮子在桌上盘旋争抢，闹了一会儿，其中一只率先登顶，把绣球按在爪下，又使劲抖抖毛，将身子一缩，从桌上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了地上。在我们家乡，每只狮子要两人装扮，一人双手持头，一人躬作腰身，只有精确配合，才能上下腾挪，灵巧逼真。这天的动作完成得如此完美，不由得就从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

“正月十七，骡马悠闲”，意谓这是年节的最后一天。过了十七，农事渐起，各村也便不再过会。

我家是在北方旱区，又不临大河，洪水冲不到，最可怕的灾害则是旱魃为虐，老人们常满脸惊惧地忆起民国二十八年大年馑和民国三十一年小年馑饿死人的事，最后总忘不了加一句：“唉！旱的天也忒多了。”可见后来的农业八字宪法说“水是农业的命脉”，真的一点不假，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水字理当排第一。可是，我这会儿说的是解放初的事，那阵子哪有什么水利建设？一遇到天旱，便只有求告神灵，所以，祈雨便成了农村“社会”要管的另一件大事。

祈雨是敬神、求神。整个活动的气氛肃穆、凝重，大人们因担心祈不到雨影响收成，情绪也显得焦虑和压抑，但小孩子却不管这些，一个个都很亢奋。祈雨最少要进行三天，这不啻就是一个“小长假”，何况还可以看热闹、听音乐，如果祈雨成功，说不定还要唱戏谢神呢！按照小人儿的心思去想，似乎没有理由不兴高采烈。

祈雨首先得迎神。刚吃罢早饭，村中的男丁就集合出发了。从五道庙请来的细乐班子走在最前边，演奏者浑身道妆，锣鼓钹铙均小巧玲珑，敲击起来叮叮咚咚，宛如山泉滴石，更兼以笙箫笛管主奏，旋律十分悠远雅致，在吾辈村童听来，简直就是仙乐，闻所未闻。于是，便紧围在这支乐队的两边，一边也不肯拉后。

不一会儿，离村五里之遥的龙五庙到了。本村的锣鼓队留在门外猛敲，细乐却与众人一起直吹进庙来。我们村敬的是黑龙爷，社首在乐声中焚香叩拜完毕，早有四个汉子一齐上前，将一尊黑脸、黑须的木雕神胎从座上挪下，移放在院中一张两边绑着长杆的方桌上，抬起来，出庙而去，再吹打着簇拥回村，敬在村南草甸子中间预先搭好的席棚里。

一切准备就绪，才开始正式祭祀。男人们整了衣、盥了手，捧上猪头、整鸡和白生生的大馒头，黑压压地跪倒一片。随着乐声暂止，社首缓缓站起，上了三炷香，复又跪下，磕了三个头，才喃喃的念诵祷词。他声音低沉，又文白夹杂，听不十分清楚。如今追忆，最末一句似乎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至此，一献礼成，乐声复作，人们鱼贯而出，由社首安排，分为三拨，每隔一个时辰，轮流再来跪拜，上香一次。孩子们却不分拨，齐刷刷地守在席棚口，不放过观察每一个细节，不放过倾听每一次演奏。

后半晌，乐队移到草甸子两头的池塘边。听得乐起，遂由村里走来十二位寡妇，手持扫帚，边扫边唱，围着池塘一直转完十二圈。歌声凄婉动人，歌词却很含混。我瞅准其中一位是隔壁的邻居，趁她们将要散去时，立刻凑近前问：“大奶，你们唱的是什么呀？”大奶轻抚着我的头说：“傻孩子，不就是‘风来吧，雨来吧，老鳖背着鼓来吧’这几句吗？”

眼见金乌西坠，人和神都闹乏了。于是，大家又结对敲锣打鼓地送黑龙爷回庙。待再回村时，一切都已笼盖在夜幕中。小小年纪，一天两个来回，跟着跑了差不多二十华里，确乎不简单。但刚停下脚，困劲却涌上来，草草喝罢汤，倒头便睡。第二天，也不等大人叫，就早早起来，又精神十足地出现在迎神队伍里。

祈雨往往都能如愿，因为此前已是久旱，等终于议定要去求神时，差不多也该下了，再闹腾几天，说不定雨就真的来了。实在不行，还可延至第五天，甚至第七天。最后，万不得已，就只有到蒲山黑龙潭去取水。据说只要取回一小瓶，望空一撒，就能引来行云布雨的风伯雨师。但这样的活动轻易不敢搞。我们住城南，蒲山在城北，相距九十多里，太远；
黑龙潭有道士守着，就像白娘子盗仙草一样，取之不易；
即使取到了水，沿途还会有人拦截，哪里的人抢走瓶子，雨就下到哪里，所以，取水时不仅要盛陈鼓乐，更要派成群的青壮年持棍护送，如此复杂的事体恐怕只有大村子才办得成，而我们村却不够大。

我虽对心驰神往的龙潭取水无缘得见，但却亲身感受过父老乡亲求雨得雨的喜悦。记得我们村那次祈雨刚进入第三天，一早起来，就有老人放话说：“快了，东南的五垛山带帽了，云气上来了。”傍晚，送神的人群刚迈出庙门，疾风暴雨便扑面而来，打的脸生疼，人们也不躲避，笑着，叫着，跳着，一路奔回家中，任由雨水把浑身淋得精湿。

下了雨就得唱戏谢神。谢神戏自然也由“社会”操办，因此叫社戏。天刚放晴，路还未干，社首就踩着泥泞出去写戏，预定的日子快要到时，他又派人套车去拉戏箱、接演员，带一批小伙子到处借木板，搭戏台，还要为剧团寻住处，号派饭，忙了个四脚朝天。就是普通人家，也都不敢消停，一边接亲戚、请朋友，一边磨面、蒸馍、买菜、割肉、挖萝卜、拔葱，准备招待戏班子或自家的客人。整个村庄仿佛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社戏终于要开锣了。晚上喝罢汤，孩子们便慌着搬起小板凳、小椅子去占座位，等老人们走出来，场内已几乎插不进脚。因为是敬神，头一场演的都是较为典雅的文戏，如二进宫、一捧雪、大登殿、赤桑镇等等，大人们用旱烟袋拍着腿，摇头晃脑地听得津津有味，娃们家却耐不住性，向长辈要几个零钱，挤进挤出，一会拖来一根甘蔗，一会儿又捧来一包花生，欢喜得合不拢嘴。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四邻八乡的戏迷步行赶来，越聚越多，后边的看不见，就往前涌，前边的怕被压住，忽的一下都站了起来，台下的喧嚣盖过了台上的曲调，唱不下去了。社首突然由后台钻出来，立在台口，大吼一声：“姓赵的，掐杆子。”仔细一瞧，这才发现台前供有黑龙爷牌位的桌子下，放有一捆白剌竿。占村中居民绝大多数的赵姓子弟立时跑来几十个，各自抽出一根杆儿，分头站位将场子围定，正前方的四人只顾用杆子在人头上平扫，人们边躲闪，边笑骂，像潮水般向后退去。霎时坐定，只听得鼓板一声脆响，台上的演员就又动作起来。

头场戏起码要点三出，往往演到后半夜，坚持看底叫做看了一个“连灯科”，而闹乏了的孩子大多都已在父母怀里做起了甜梦。

社戏不易组织，因此并不常演。而说坠子书的、抓筝的、耍猴的、拉洋片的、敲小锣吹糖人的，等等。却如农村文化领域的轻骑兵，走街串巷，无孔不入。不过，除说书的可能会往下来撂几天地摊外，其它的都只能带来片刻欢乐，在更多的日子里，陪伴人们度过漫漫长夜的则是“拍瞎话”。

我们家乡将谈话叫“拍话”。见了面要说：“您来了，快坐下拍拍。”想告辞，则说：“您们拍，我先走。”挽留人的说法是：“别慌嘛，再拍一会儿。”由此引申，就将讲故事叫做“拍瞎话”。至于“瞎”的含义为何，我至今想不分明，是说讲者大多眼睛不好，还是指故事多为虚构，抑或是说黑灯瞎火只顾闭着眼睛“拍”，尚待方家考证。

村里很多人都会“拍瞎话”，但公认拍得最好的是黑老四。因为人长得黑，所以得了这个雅号，其实，当着面都得恭恭敬敬地按着辈份叫，我对他的称呼是四爷。

黑老四可能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人。原在祠堂里教私塾，解放后有了公办小学，他就失业了。因为没结过婚，就和侄子家一起过，农活不大会做，除偶尔帮助拔拔草、放放羊外，整天歪在床上看闲书。别人拍的“瞎话”多为道听途说，支离破碎，他却能以书为据，系统完整地娓娓道来。这样，就格外具有吸引力。

我父亲就是黑老四的忠实听众，每次必定带着我。农村饭吃得迟，晚上喝罢汤，常常天已黑定，头顶上的繁星眨着眼，前面却伸手不见五指，父子俩晃着点燃的麻杆照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过去，推开门时，屋里床下、地下已满是人。四爷的音质富有磁性，声调不高语速略慢，咬字清清楚楚，句句听的真切。他很善于将书上的话转换成土语乡谈，遇到难解之处，还会用身边的事物打比喻，加点简单的批讲。像所有的说书人一样，“拍”到热闹处，他也会戛然止住，喝几口茶，抽一袋烟，这样一来，听的人反而更加放不下，或坚坐不动，或出去放了水即快步折返，生怕漏掉重要情节。四爷“拍瞎话”，一部书要“拍”好些天，如同今日的电视连续剧，大家既然连一次也不愿拉下，就难免会耽搁家务，因此，村里一些不懂事的婆娘不喜欢黑老四，背地埋怨他勾走了男人的魂。

四爷拍的“瞎话”内容广泛，除水浒、三国、西游、聊斋外，还有响马传、岳飞传、杨家将、三侠剑、三侠五义、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绿牡丹等等。里边英雄人物的形象令人产生无数遐想，扶危济困、清正廉洁、行侠仗义、爱憎分明之类的道德准则也逐渐沈潜于胸，而许多历史知识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普及。如今想来，四爷对我童年成长的影响，恐怕不比学校老师小。

转眼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如潮水激荡，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人民公社完全取代了农村“社会”。“青壮炼钢去，收禾妇与姑”，为了在新的劳动形式中运用大兵团作战，我们家乡还别出心裁地对人进行重组，老头们结成老黄忠营，壮年们结成赵子龙营，男青年结成杨宗保营，女青年结成穆桂英营，并依照军事化的要求，分别集中居住，意欲在摧毁“社会”之后，进一步消灭家庭。农村办起来了大食堂，不劳动者不得事，黑老四也只好挑起担子，专门负责往工地送水。闲书看不成，“瞎话”更无心“拍”，即使想“拍”，也已失去听众，因为赵子龙、杨宗保。穆桂英们常要挑灯夜战“放卫星”，连老黄忠们，都要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远不像以前那样自由。

大变动很快波及到教育领域。在我上五年级时，村里的小学撤销了，一群尚未成年的学童被“合班并校”到十五里外的吴集镇，一星期才能回来一次。一日黄昏，我正沿着村路往家走，蹲在房门口的四爷看见了，便朝我抬手，急步趋前细看，他的脸愈加黑瘦，须发却尽白了。苍老的样子让人心痛。寒暄过后，他便转身回屋，细细索索地从壁龛里取出两部书交到我手上，颤声叮嘱道：“我老了，看你还像个读书的材料，拿去好好保存吧！”到家后凑着昏暗的油灯翻阅，却一点也看不懂，上高中时再看才知是旧式私塾常用的教材《四书备旨》和《纲鉴易知録》，至今这两部蓝布封套已磨损的线装书仍珍藏在我的书櫃里，而四爷却在1960年冬病饿而亡了。

1959年，我到二十里外的学校上初中，1958年，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休止符。

我的童年既清贫又快乐，它作为一笔精神财富，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然而，假如能够返老还童，我还愿意重复曾经的过去吗？回答是否定的。每个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娱乐形式和快乐标准，试想，在高科技和多媒体已相当发达的今天，你有什么法子能让孩子们离开电影、电视、电脑，只满足于观赏“故事”、高跷、旱船、舞狮和戏曲呢？

近些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口号下，各地都想把我们儿时常见的那些文艺活动当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起来，一会儿要振兴这个，一会儿要振兴那个，花了不少钱，费了很大劲，除由政府组织的一些重点村镇出来玩一玩，拍拍电视外，却并没有形成群起效法的燎原之势。估计将来也不会。因为时代不同了，多种先进的传媒手段已进入乡村，年轻人普遍会上网，兴奋中心发生了转移。同时，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丰歉靠人不靠天，以敬神、娱神为主旨的传统套路也会因其神圣性已经丧失而减少吸引力和感染力。再说，农村壮劳力都长年在外打工，他们哪有功夫练呢？所以，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看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挖掘、整理、保护、传承上，若定位为振兴和发展，恐怕是做不到的。

201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长，西安市内酷热难当。陕西康隆公司总经理刘国强先生为陕西师大早年毕业生，便邀请我和李甫运教授两家到陕北避暑，从而得以首次访问靖边。“苟富贵，毋相忘”，国强已是成功人士，却始终将母校老师挂在心怀，深情厚谊，令人感动。

靖边一名，源自明朝与鞑靼作战时所筑的靖边营，清雍正九年，始合安边、宁塞、镇罗、镇靖、龙州五堡以为县，顾名思义，古代曾为边塞之地，其荒辟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然而，如今行进在平阔的一级公路上，两边的山原川道满是茁壮生长的玉米、谷子，沙柳和白杨不停地拍着手，一排一排地依次退向车后，仿佛在专门列队迎接远方来客。待到登上康隆公司22层的总部顶楼四望，才见巨大的绿色地毯竟已直舖到天际。脚下在张家畔镇拔地而起的新县城里，则是楼堂瓦舍鳞次栉比，格调互异的建筑物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争芳斗艳，像是一捧散落在绿海中的五彩珍珠。我们一行人都感到，到了靖边，却觉察不到一点边地的苍凉。

靖边最著名的古迹是统万城。它位于县城以北的红墩界乡，驱车缓行，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座由十六国后期大夏政权的创立者赫连勃勃所建的城堡，至今仍孑然独立在无定河北岸的一处高地上。趋前细观，方知分为东西两城，四隅都有方形或长方形墩台高出城垣。其中以西城西南角墩台为最高，残剩部分至少也在30米以上。西北角墩台次之，东北角的墩台存在开裂，东南角的墩台则已坍塌不见。城墙外还加筑有密集的马面。南垣马面既长大，又宽厚，据当地文物工作者介绍，里面中空，设有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城垣、墩台和马面一律用苍白色的三合土夯筑而成，夯打精细，夯层清晰，真算得上“坚如铁石，凿不能入”。在西南角墩台的壁面上，可见横列的椽孔和安放立木的柱洞，说明当年墩壁附有板道楼阁结构，状若架于悬崖上的栈道，难怪大夏国的秘书监胡义周在撰写《统万城铭》时，要用“若腾虹之扬眉”、“似翔鹏之矫翼”加以形容。赫连勃勃名此城为统万，称其正殿为永安，其君临万邦的野心和永远安泰的妄想昭然若揭，但尽管他用残暴的手段和大量的杀戮极力维持，他所建立的大夏政权也仅延续了25年。这说明任何专制统治都摆脱不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命运，仰仗军事专制者更会如此。

大夏亡于拓跋魏。后来，驻守此地的宇文泰入主长安，把持西魏朝政，传至其子宇文觉，干脆篡位自立，建立了北周。在隋末的混乱中，贼帅梁师都窃据统万，建立梁国。贞观二年，唐太宗命柴绍、薛万钧合力攻取，师都为部属所杀，城降，唐于此设立夏州。可是，由于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压迫党项羌内徙，夏州又变成了党项族聚居的重要地区。李元昊正式建立夏国后，宋、夏战争日增，为不使这座百雉坚城为敌所用，宋太宗遂下令予以“废毁”，将居民“迁于绥、银等州”。从此，统万城便销声匿迹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中，直至清道光二十五年，酷爱历史的榆林知府徐松命知县何炳勋前往寻访，它才又被重新发现。我一边和李教授沿着城垣漫步，一边拾取记忆的碎片，恍然之间，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夷夏各族十万民众被强驱修城及攻守双方拼死搏杀的场面，耳畔也响起了沉重的夯筑声、惨痛的呻吟声及刀枪撞击与战马嘶鸣。统万城的兴废再次反映，古代任何所谓的文明成果，都建立在大量不文明行为的基础上，甚至伴随着野蛮和血腥。

说句实在话，这次来靖边，让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统万城，而是发现于该县阳桥畔镇的一座古城址。因为前者经徐松命人踏勘后早已闻名于世，不再稀奇，后者却还没有揭开神秘的面纱。陪我们前去参观访问的是县宗教局局长赵士斌。他原任文化局副局长，对全县遗迹、遗物的分布了如指掌，所以，路就走得特别顺。这天正值雨后，空气清新而透明，车子过处，只留下了均匀的沙沙声，并无半点扬尘，鸟儿在树梢鸣啭，水库里飘着洁白的云，红的花、绿的草散发着诱人的淡香，但我们却顾不上在夏日晴和的旷野里陶醉流连，下了车，便直奔城址所在的瓦碴梁。

顺着赵局长手指的方向，果然远远地就看见了古城断断续续突出于地表之上的残墙。走近了端详，发现墙土也呈苍白色而略深，与统万城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可见用掺有生石灰的三合土夯筑，乃是当地古老的传统技术，并非始于大夏。夯层的緻密坚牢，同样可用铁石喻之。由于墙体宽厚，不少地方被农民掏空，用作羊圈、猪舍。更令人惊叹的是，城址规模宏大，除西部已被水库淹没外，东西长仍有4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跨越南墙，走在瓦碴梁上，脚下陶片密布，经粗略捡视，即知有残破的水器和饮食器，更多的则是毁弃的筒瓦、板瓦、瓦当和舖地砖，纹饰可见绳纹、布纹、篮纹、麻点纹和回纹等，时代当属战国、秦、汉。在路旁种满玉米的田间，望见了一些边界整齐的高地，偶尔还有柱础散落其上，应是当年的建筑台基。这些台基和大量的残砖断瓦都足以让人联想到原先宫室屋宇的巍峨和城中人物的阜盛。

正边走边看，当地的文物保护员递上一个小件铜器让我辨认，虽然锈蚀严重，仍能看出大约属于镶在马具上的铜泡钉。这个质朴的中年汉子笑着对众人说：“咳！像这样的小东西过去很容易捡到，还有矛头、箭头、钱币、铜镜等，瓦碴梁村的家家户户，谁家没有？1982年水沟冲出大量铜钱，一些人一捞就是好几斤，单文物部门从村民手中回收的就有两万多枚。另外，还出过不少钱模子。”他的话让我不由得怦然心动，这座城不仅很大，而且能够铸钱，难道不正是战国、秦、汉期间的一个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吗？

这么重要的城池，在文献记载中有没有，如果有，它又该叫什么呢？谈及历史定位，赵局长就有点兴奋，他激动地说：“我早认为是阳周古城，作家张泊也这么看，但历史地理学界不赞成，所以没有宣传出去。直到在此地发现了‘阳周侯印’和刻在陶罐上的‘阳周塞司马’陶文，反对的声音才小了。最近省考古研究院已派专家前来调查，对我们的意见十分支持。”同行的李甫运教授是著名的书法家，当即仔细观察了印文和陶文的拓片，确定其为隶书的早期书体，进一步为判断城址的时代提供了佐证。

为了更好体会阳周故城的形胜，赵局长带我们迤逦东去，驱车上行。踞高远眺，只见白于山巍然矗立於南，无定河和芦河滔滔横流於北，又有两条溪流自深谷涌来，在阳桥畔之东合为一股，汇入芦河，再斜插向东北，加入到无定河水的洪波里，很像是有力的膀臂从旁侧伸出，将故城揽入山的怀抱。

赵局长一边招呼我们在崖畔上站稳，一边指画着说：“白于山上有秦昭王所筑的长城，眼前的两条河即奢延水和走马水。《水经·河水注》认为走马水‘出长城北、阳周故城南桥山’，这句话可不简单。第一，表明走马水发源的白于山古名桥山；
第二，表明走马水的源头已处于秦列城之外；
第三，表明阳周城在桥山之北，距走马水不远，这与阳桥畔瓦碴梁古城址的位置完全相符。《水经注》另外一句话是‘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两水相交的地方不就在咱们的脚下吗！这里曾被称为桥门，本意应为桥山上的长城门。”赵局长的现场讲解既直观又清晰，立刻使我们认识了阳桥畔故城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

如果故城确实是阳周，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可就多了。最重要的有：秦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驻军於此，又先后被逼自杀於此；
汉武帝勒兵十余万北巡，“还祭黄帝冢桥山”；
王莽於此治黄帝陵园，改阳周县为上陵畤；
东汉段熲至走马水，出桥门，追击羌人于奢延泽，等等，上述都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然而，据《汉书·地理志》，阳周仅是一个县，为什么会由太子守之，会让皇帝亲临呢？赵局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为这里是古上郡的治所呀！传统上都认为上郡郡治是在肤施县，其地约当今榆阳区鱼河镇，但那地方哪有这么大的城址呢？”局长的话发人深省，在紧张的回忆中，我猛然想到，《史记·蒙恬列传》说蒙恬“因地形”、“制险塞”，“暴师於外十余年，居上郡”，而胡亥派使者赐他死时，却跑到阳周找他，他不肯死，便就地“囚于阳周”，这不恰恰证明上郡就是阳周、阳周就是上郡吗？可见若只读书而不到实地考察，有些问题永远都会处于以讹传讹的迷误中。阳桥畔的故城紧倚白于山和秦长城，连接来自延、绥的秦直道，北有无定河和芦河作天然屏障，扼守着走马水出山处的桥门，才真正称得上是“因地形”、“制险塞”，舍此，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仔细品味，我不能不对赵局长的洞见深表叹服，事实上，应当把古阳周看作当时河套地区的第一战略要地。

看罢阳周故城，车子又进了白于山。在山内高家沟乡的阳畔和王坟湾村之间，散布着七座土丘，中间最大的一座，当地人一直称之为轩辕峁。赵局长说：“这才是真正的黄帝陵。”我一直认为黄帝是传说人物，所有的陵、庙都是纪念性建筑或宗教活动场所，无所谓真和假，当今只能按约定俗成的办法选择一处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誌。但同时又觉得，即使只把汉武帝的祭陵处搞清楚，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于是便仔细对夯层作了观察，对土台的占地范围作了步量，还拍了不少照片。直到天色晚了，才意犹未尽地离开。这时，山里已起了风，隐隐听得见松涛，像是谁在低吟送行的歌，路上又见到几座水库，平静如镜的水面早被落霞染红，群鸟争着归林，突然却有一只苍鹰冲天而起，顺着山谷盘旋向远方。我一边倚着车窗凝视大自然的美景，一边就想到，若没有国强和赵局长的周到安排，我怎么也不会知道，陕北山间的景物竟也如此迷人。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又参观了靖边博物馆、靖边旧县城及白文焕旧居、惠中权纪念馆，等等，还访问了县收藏家协会，鉴赏了不少珍贵的私人藏品。离开时，旧友新知，都来相送，收藏家协会的马秘书长赠送我一函他自己制作的陕北汉画像石摄影集。我感到，这次靖边访古真是收获颇丰，需要进一步好好学习和消化。

回西安后，我从《汉书》中查到，阳周侯名叫刘赐，是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后被改封为庐江王。另有周阳侯赵兼，为淮南王舅父；
周阳侯田胜，为汉景帝皇后王夫人的同母异父弟。不能排除史书在传抄中将“阳周”误倒为“周阳”的可能性，因为东汉人应劭注释《汉书》时，就出现过这种误倒。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图书馆见到一本叫作《秦帝国全天星台遗址及其源流考》的书，其中谈到，秦朝政府曾将当时可见、可名的全天星座、星官用夯筑或铲削成台的办法，在地上仿造，以便对应性地进行观星、祭星和占星活动，星台总数竟多达1424个，主要建於陕北和内蒙鄂尔多斯地区。急忙查看该书所附分布图，发现其中有五座正在靖边高家沟一带。我们看到的轩辕峁及相邻的土冢，会不会就是秦人夯筑的星台呢？我期待能有机会再去靖边，以便与赵局长继续深入讨论。

王向辉是我的学生，看了他写的《镐京谜案：玉簪龙涎》，我很高兴。

王向辉2002年入校攻读硕士学位，跟随我学习先秦史，三年之中，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同时听了我主讲的《诸子导读》《先秦史专题》等几门专业课程。那时我行政工作忙，因此，研一的课便断断续续，不能一气呵成。现在想来，仍颇感惭愧。所幸向辉读到二年级，我便告别了繁琐的行政工作，回归教师队伍，在自己沉下心来钻研学问的同时，又能重新上课了。向辉那一届只招了两个学生，我集中精力给他俩专门讲了一遍先秦史，算是对以前的不足做了弥补。

向辉文史基础扎实，入校之时，就写有一部关于周武王伐纣的中篇小说，我看后觉得虽然文笔稚嫩，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种灵秀之气。

在校期间，我引导他系统学习了群经、诸子、国语、国策、前四史等先秦文献，时常一起切磋学问，经反复商讨，议定以《周代世卿制度研究》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从此，他便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论文写作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向辉不仅按时毕业，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而且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

相处三年，总的感觉是，向辉聪明，对文史有特殊的喜好和理解，同时又感情丰富，天生有一种文学气质。文史不分家，后来向辉往文学方面发展，我是支持的。

毕业之后，向辉留在学校工作，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两人的办公室正好是对门，他便主动帮助我处理科研方面的许多杂事，那时我不会使用电脑，论文都是手写在纸上，由向辉打字，并替我校对。我的《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夹缝中的自由：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运动》还经过向辉的整理加工。逢年过年，他总和爱人王玫一同来看我，我们师生的相处融洽而温馨。

向辉写的《镐京谜案：玉簪龙涎》是一部西周历史悬疑传奇小说，小说初成，向辉即送给我让提些意见，因此，我得以先睹为快。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部小说称得上是首部真正意义上的西周历史小说，虽然明代许仲琳写的《封神演义》反映了商周之争，近些年也出现过一些以西周为背景的小说，但就我目力所及，大部分作品和学界认识的周史相去甚远，所以，西周往往只是装点小说的空壳和标签，或者只是时间概念的借用，其内容和当时的史事关系不大。向辉的这部《镐京谜案：玉簪龙涎》却颇为不同，他讲的故事主线基本遵循着西周历史的发展脉络，而且很多描述也是以学界对周的共识为基础，比如周穆王会西王母，伯邑考早夭，姜嫄履巨人迹等等，向辉在行文中的安排都做过认真的考量。

西周是一个礼制宗法社会，是早期国家的重要阶段，但由于春秋时出现过“礼崩乐坏”，能真正反映周制的材料存留下来的却比汉唐少得多，因此，以周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历来都是薄弱环节。向辉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能写出这部历史悬疑小说，可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另外，周代文献素称佶屈聱牙，生涩难懂，通过小说的形式通俗化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也能让一般民众更好地了解西周社会，这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向辉的这部《镐京谜案：玉簪龙涎》，约30万字，是他利用一年多时间创作完成的，这个速度我以为比较快。快的原因和他学过先秦史，具备史学基础有关，总体看来，小说中常识性错误非常少。同时，向辉聪慧灵动，思维敏捷，既尊重历史，又不为历史所束缚，这便能独出心裁，别开生面，运笔如神。他曾给我说：有时一天不着一字，有时思路开了，又会一下子有几千字从笔端流出。我觉得，这正是作家创作时的正常状态。

小说不同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应该严谨，而小说则需要用故事抓住读者的心。向辉的这部小说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形成了情节上的引人入胜。如，他通过两则谶纬书中谈到的兔舞、马变的史料，精心布设了镐京城紧张的迷乱气氛，又把尹吉甫这位《诗经》的整理者和朝廷重臣作为男主角，设计了西王母的后人姬梦瑶作为女主角，很好地把周穆王和西王母相会的传说故事融汇其中，呈现了西周宣王到幽王时期的社会风貌，更对伯邑考的早夭作出文化人类学的解读，使西周的早、中、晚的历史淬为一炉，可谓“一部小说打通三百年”，不能不说是一大新鲜的尝试。另外，在故事推进中，巧妙使用了《诗经》的精彩篇章，让故事的发展、案件的侦破与诗意的形成连为一体、相映成趣，这当然增加了小说的美感。向辉在书中将道家始祖老子与伯阳父、太史籀相糅合，提出了自己对道家发展脉络的看法，尽管只是假说，仍能给人带来启发。总之，我认为向辉的创作颇为成功，故事都能站得住，对幽王、褒姒这些历史人物的刻画也没有脸谱化，在悬疑的包装下，讲历史，写爱情，赞扬真善美，兼具武侠气，植入了诸多的西周历史知识和典故，语言优美，画面感和悬疑感强烈，读后定会令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说清楚。首先，小说与目前主流舆论宣传的西周是一个礼乐盛世有些不合拍。因为书中谈到了阴谋和政变。另外，全书的行文和场景设计也有待进一步斟酌推敲，比如将老子放置在宣王时期是否合适？然而，瑕不掩瑜，我仍认为向辉进行了一次把西周历史和文学手法有机结合的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我向来很少给人作序，因向辉是我的学生，我又认真读过全书，所以就破个例，写下这段文字，以表达对向辉完成并出版这部小说的祝贺。希望向辉未来在历史和文学的结合上，不断探索，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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