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人之“词心”至一代之“词心”——读彭玉平《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

□张宏生 傅宇斌

何谓 “词心”？况周颐有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1］4411而“词心”岂易求索？民国学人邵祖平云：“盖词之在内，心思微茫，唱叹低回，蕴蓄深厚，吞吐异常，而其外之文体，固圆润而明密，鲜泽而轻蒨者也。故一诗之成，老妪可解；
而一词之成，虽学人犹有所不明，亦有以浅率解之而反没其佳处者，则词心之索解之难也。”［2］词人之“词心”索解不易，词学家之微旨亦何尝易遇解人？晚清民国词学家大抵皆词人，其词之创作与词之论说往往融契无间，因此，发掘其词论之微旨，亦可云探其“词心”。有一人之词心，亦有一代之词心。晚清民国词学研究在当世已成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学术的发展呼唤着对这个领域进一步的精深研究，彭玉平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正是这样一部探索时代词学幽趣的力作。

况周颐是清代词学之集大成者，其词学继常州词派和王鹏运等人，以标举“重拙大”与“词心” “词境”而为学人所熟知，因而对他的研究也比较多，仅研究专著就有10余种，论文更是难以计数。这样的一个主流词人与词学家，要想对其研究推陈出新，自出手眼，实属不易。然而彭著“犯而能避”，既抓住“明流”，即词学史发展的主线，对况周颐继承前人之处抉其微昧，阐释况周颐词学观念的精微之处；
又洞悉“暗流”，即况周颐的词学个性，揭橥况周颐词学的创造性理论及词学史价值。在“明” “暗”之间，体现着作者对学术史有着细致深入的把握。

况周颐标举的“重拙大”理论，自夏敬观撰《蕙风词话诠评》以来，不断有众多学者加以阐释，历时百年，想再有新的认识，似难以下笔。而彭著极善“在不疑处有疑”，不仅对况周颐继承、发挥王鹏运的观点有更细微的认识，而且对况周颐核心理论的内涵有更新颖、更准确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廓清了此前讨论中的疑难，加深了对况周颐理论的理解。关于 “重、拙、大”的理论体系，彭著首先排比文献，考察了《蕙风词话》形成过程中的众多版本与况周颐学词与词学的发展历程，证出“‘重拙大’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况周颐词学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并不显赫的一个部分而已”（第16页）。而且，“重拙大”理论核心地位的形成经历了“自警、创作风气转变、词话中引入‘重拙大’范畴、强化‘重拙大’说之理论地位、确立 ‘重拙大’说至尊地位”（第20页）5个过程。这样的考察与结论立足于文献的爬梳与知人论世的行迹梳理，发前人所未发，同时也为后面更强有力的结论铺垫基础。其次，“重、拙、大”三者，学术界对“大”的解释最多纷歧，因为况周颐并没有在《蕙风词话》中直接解释何谓“大”，彭著不仅搜罗《蕙风词话》以“大”论词诸条，而且细究况周颐所引词的语境、词境与词风，将直观简易的点评与词作绾合起来。如况周颐评严绳孙《浣溪沙》“犹是不曾轻一笑，问谁堪与画双蛾”句云：
“‘犹是’二句，可以语大。”［3］作者咀嚼严绳孙词意，认为“换头二句不限一景、不拘一情、不定一人，带着开放的姿态，而且‘犹是’一句写过去，‘问谁’二句虽然主要针对当下，但也可延伸至未来。在这样的情景中，作者的意趣从遥远处来，往空旷处去”。因此，况周颐所言“大”当包括“情感意趣的开放性” （第26页）。可见，彭著的立论是以理论与文献相结合，同时又注重文本细读，注意理论的语境，因而结论坚实可信。

再次，关于 “重、拙、大”的理论架构，彭著注意到可以统摄“重、拙、大”理论的中心内涵，分别是作为内在底蕴呈现的“厚”与外在风格呈现的“穆”。“厚”作为“重、拙、大”之内蕴似不难理解，查检《蕙风词话》，况周颐将“厚”作为填词与词境之核心要素在在皆是，如云“填词以厚为要旨”“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曰拙、曰大” “重者，沉著之谓。……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等等。彭著当然也对“厚”的内涵特别用力阐述，但其目的其实是取得移花接木的效果：“故从正面立说的角度来看，‘重拙大厚’之说才是况周颐多有发明、富有个性者。”（第31页）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况周颐在“重拙大”的论说方面不仅是丰富了王鹏运等人的内涵，而且扩充了其界限，更新了其范畴。

“重、拙、大”的理论架构除底蕴、外象外，尚有追求“万不得已”之词心与“烟水迷离”之词境。彭著在讨论这两个理论范畴时，同样是既结合相关范畴与“重、拙、大”之联系，同时又特别从词学史的视野来窥见况周颐的词学个性与偏嗜。如论“万不得已之情”，注意发掘况周颐与常州词派“寄托说”的关系，况周颐论寄托特别强调 “触发于弗克自已，流露于不自知”，既是创作的自然形态，也是情感的自然抒发。由于任其自然，因而“显然深化和细化了寄托说，并在创作形态上对常州词派学说做了重要调整”（第44页）。因为“此万不得已之情自然深厚沉著，合乎‘重’字；
而不自知的艺术表达自然也 ‘尽其在我’，合乎‘大’‘拙’二字”（第49页）。

最后，在营构了“重、拙、大”的理论体系后，此章并未结束，而是进一步考察况周颐独特词学理念形成的学术因缘。彭著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况周颐何以变通四位词学导师之说；
二是天才艳发之况周颐能够察觉所构建之“重拙大”理论有内在矛盾，何以不另悬一帜？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说明了作者对于学术史明暗关系的高超处理。在黄苏、端木埰、王鹏运、朱祖谋四人中，王鹏运对况周颐的影响当然最大，但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其他三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况周颐对王鹏运词学的接受程度。如端木埰规劝况周颐慎作艳词，而端木埰本持 “性情深至者，文辞自悱恻”［4］，因而导致况周颐追悔少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将过于艳丽的语言、意象清除殆尽；
其二将愁情的表达庄重化、适度化。”（第53页）这当然直接影响到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艳词的态度与王鹏运不同。《蕙风词话》卷一云：“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1］4406此承王鹏运之说而来，彭著广泛稽考况周颐词话、笔记与词作及夏敬观的责疑、赵尊岳的追述等语，认为况周颐的词学宗旨在于“举《花间》之闳丽，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与三者有合焉”［5］。因此，况周颐的门面语与实际相矛盾的原因乃在于“从周济、端木埰、王鹏运到朱祖谋这绵延一线的词学主流，支撑着况周颐的词学方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来自主流词学的合力推动，也使得况周颐在希望抽绎自身词学观念时，不免因其难以调和的矛盾而显得被动甚至尴尬”（第66页）。

况周颐“重拙大”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其对常州词派及晚清王鹏运等词学的继承、扩充与变通，表现的是一个卓越词学家对前代词学的尊崇与改良，这属于学术史显性的方面。而况周颐提出的“松秀”与“清疏”说，则是况周颐更具个性的理论建树，它们并不为学界所熟知，是隐藏在主流词学后面颇具生机的词学观念，经彭著的发掘，我们更可以看出晚清民国词学的活力与张力。

“松秀”一词重在“松”字，况周颐以“松秀” “疏秀” “疏隽”“疏俊”“松”等语义相近之语汇评论词家并不多见，在 《蕙风词话》中仅7处（其中“松秀”使用仅两处），所评词人仅涉党怀英、韩疁二人。那何以彭著特别拈出 “松秀”一词，认为“就词体而言，松活秀美的词境更契合词体细美幽约的休闲性、女性化本色所在”（第99页），“显示出况周颐对词体本色的关怀之心”（第102页）？其实作者在本书“绪论”中即已自信地表明：“此是笔者反复研读况氏著作而偶然悟得者，相信也是触及其词学根本的一种悟得。”（第5页） “反复研读”和“悟”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学术品质，这对应着作者提到的两种研究态度或理想：“沉潜含玩的研读工夫”和“做有灵性的学术”。［6］回到本书，我们认为，彭著对“松秀”的发现正是作者对文献关系的深度掌握与从事学术研究具有的丰富想象力所致。除在《蕙风词话》中偶有出现外，作者注意到，“松秀”相关语词在况周颐的其他词论中也有运用，如况批《东山寓声乐府》《历代词人考略》《玉栖述雅》等，尤其是《玉栖述雅》，33则词话中出现5处，这可能启发了作者认为况周颐以“松秀”评闺秀词“实更契合词体的本色特征”（第98页）。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松秀”这一范畴如此重要，与况周颐自身的表述及这一范畴的事实影响直接相关。况周颐评党怀英词：“以松秀之笔，达清劲之气，倚声家精诣也。‘松’字最不易做到。”［7］评贺铸词：“松俊处固不可及。”［8］评熊商珍词：“清疏之笔，雅正之音，自是专家格调。”［9］可以见出，“松秀”在况周颐词学中实不可忽。重要的是，作者并非只关注况周颐的直接表述，而是通过“松秀”的语境使用，分析相关词作的语言、风格、结构与情感，从而揣摩“松秀”的词学内涵，并从其内涵扩散出去，联系到谭献“疏宕派”、况周颐 “自然”说、赵尊岳“风度”说、词学史之“宽”论、书画理论之“松秀”说等，对“松秀”说的理论渊源、词学史地位、意义以及况周颐的词学用心进行了批郄导窾的讨论，其学术联想能力令人赞叹。

“清疏”范畴的讨论见本书第八章《况周颐与王国维：相通的审美范式》。本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况周颐代撰的《历代词人考略》一书中， “况周颐隐身书后，对师说的尊崇自可不必刻意顾及，而一畅其独立之词学因此而成为可能。故欲探究况周颐词学最初一念之本心，《历代词人考略》反更接近”（第220页）。因而作者从其中发掘了况周颐“清疏”的词学范畴，并认为这与王国维“境界”说的审美趣味相通。他们的相通说明了词学史发展的一个规律：“一时代之词学，固有因时代风尚强力引导而致某些观念异常膨胀者，但文体与世界万事一样，终究会有正本清源之时，而且这种正本清源有时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只是一种消解了外力干扰后本心回归的自然之道。”（第247页）作者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先从外部考察况、王二人的词学交游与互相间的词学观感，王国维早年撰写 《人间词话》时，对况周颐颇有讥评之词，而1916年以后，与况交游渐密，并批注况赠《鹜音集》，对其人其词渐有知音之感，况去世后，王国维乃有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之叹；
而况周颐撰《历代词人考略》，征引《人间词话》合计20则，彭著注意到这些征引并非只是徒增篇幅以谋酬值，而是“其间斟酌取舍，也足有深思者在焉”（第229页），“可见况周颐对王国维词学的基本认同”（第231页）。作者进而讨论“清疏”范畴的审美内涵并与王国维词学相印证，以阐明二者相通之处。值得提出的是，作者讨论这一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辩证旧说。学界以前基本接受况周颐与王国维词学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范式，但彭著认为旧说仅利用了成书在前的《蕙风词话》，而晚年成书的《历代词人考略》在况周颐词论中地位突出，应予重视。王国维的审美趣味偏重于 “疏朗爽俊、生动直观”，而况周颐“清疏”即轻清俊爽之意，与王国维审美观高度契合。他们的契合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历代词人考略》中，况周颐“明显回归以‘清疏’为特色的‘北宋风格’之中”（第237页）。而王国维认为词的最高审美范式就是五代、北宋词。其二， “清疏”由于其经常与“沉著” “遒上”“风骨” “清雄”等联类而用，因而其内涵 “其实被赋予了力量之美，是清而有物，疏而有力”（第238页），里面包含着的情感的力量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形成了直接的对应，因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10］。其三，“清疏”之意在《历代词人考略》中也包含“自然”的特点，这与王国维将“自然”悬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相通的。作者进一步讨论况、王二人审美范式相通的深层次原因。在尊体方面，王国维以五代北宋为尊体底蕴，而况周颐摆脱“重拙大”以南宋为尊的词学宗尚，主张 “由清疏而渐近沉著”，其定位在 “以北宋为本而兼取南宋之长”（第243页）；
在遗民情怀的表现方面，二者均 “重视遗民之心，而非重视遗民之身”，这大概就导致二人交往的增多，“就有了更多的求同存异之心了”（第246页）。

作者在“后记”中自述本书创作过程时说，他最初是想写一本《况周颐词学研究》的书，但后来写成了现在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之所以有此转变，是因为作者认为“况周颐词学其实承载着整个晚清民国词学的发展源流，他当然有专属于自己的词学思想，但他同时也是那个时代词学的聚合体。……读况周颐，则是在读一个时代”（第484页）。正因为具有这种高远而开阔的学术史认知，本书在考察况周颐的词学、创作与交游时，其着眼点始终是联系着整个晚清民国的词学史，一定程度上也贯穿着整个词学史。作者在讨论况周颐“重拙大”“松秀”“清疏”等词学范畴时已体现出这种鲜明意识，而在讨论况周颐“哀感顽艳”“潜气内转”及其“词学批评学”时，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哀感顽艳” “潜气内转”的词学范畴并非由况周颐提出，陈维崧评纳兰容若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词之遗。”［11］《四库提要》评吴梅村词：“感均顽艳……允足接迹屯田，嗣音淮海。”［12］陈廷焯评恽敬词：
“哀感顽艳，古今绝唱。”［13］陈廷焯《词则》“取尽态极妍哀感顽艳之作六百余阕为一集，名曰闲情”［14］。如此等等，均发之在先。彭著并没有仅停留在词学史的范围内研讨“哀感顽艳”的内涵，而是追其源，溯其流，从“哀感顽艳”一词出现的原始语境出发，从繁钦《与魏文帝笺》与曹丕的《答繁钦书》谈起，征考语义与语境，确定“哀感顽艳”的含义是指“一种沉痛悲凉的情感借助特殊的艺术技艺而触发了所有男女深藏的情感，极言其艺术感染力之强大”（第144页）。繁钦“哀感顽艳”之论最初指称音乐的风格与力量，它又是如何与词论关联上了呢？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李清照《词论》中的第一段关于李八郎歌之令人泣下的故事，得出结论：“李清照 《词论》 纵论词史，立足于‘失’，所失内容固多，但对凄美声乐和悲凉情感的忽视应是其心目中最大之 ‘失’。”（第148页）也就是说，词体“哀感顽艳”的特质自其萌起至成熟一直是词体重要的情感内质。李清照以后，以悲情哀婉述词之特质的词论纷起屡见，而至况周颐，则是“哀感顽艳”说的总结者。作者一如既往以其游刃有余的论述方式剖玄析微，对况周颐“哀感顽艳”说的丰富内涵及况周颐升华这一理论的贡献均有细致辨析，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对“潜气内转”的词学史论述也是采用推源溯流的方法。况周颐 《蕙风词话》中并没有使用“潜气内转”这个概念，它见于夏敬观 《蕙风词话诠评》中对况周颐“神圆”的解释。况周颐云：
“词中转折宜圆。笔圆，下乘也。意圆，中乘也。神圆，上乘也。”［1］4407夏敬观云：“神圆，则不假转折之笔，不假呼应之意，而潜气内转。”［15］夏敬观在释况周颐所云“勾勒”时则明确提出“潜气内转法”。可见，作者注意到况周颐“潜气内转”的词学观念实是凌空蹈虚之笔，十分神妙。“潜气内转”何以重要呢？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况周颐的 “重、拙、大、厚”的理论，同时它又将常州词派周济以来的创作理论勾连起来。在作者看来，“潜气内转”最初也是用于声乐的运气方式，其表现为“把即将喷发的悲哀情感进行有意调整、抑制和向内转向后，从而形成的更具力度的悲情盘旋、蓄势而发，但又不使沉重之音激越、不使细弱之音发散的情感状态”（第164页）。而运用到词体创作上，当然不限于悲情的表现，而是“通过笔法的婉转变化而调整全篇结构，从而更曲折、细腻并富有力度地表达情感”（第168页）。这种对结构、笔法、句式的要求，当然属于姚鼐所说的“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16］所以周济、谭献、沈祥龙、夏敬观、陈洵、陈匪石、刘永济等在论神妙之作时无不重视“空际转身” “幽涩” “气敛” “勾勒”“留复”“暗转”等表现 “潜气内转”的方式。回到况周颐，作者认为：“‘潜气内转’的宗旨是为了酿造情感的厚重、力度与穿透力。”（第169页）而厚又是“重拙大”的内在底蕴；
下文又提及， “空际转身”的外现就是况周颐语境中的“拙”。这其实就可以断言“潜气内转”之法在况周颐创作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 “潜气内转”在晚清民国被空前重视和强调，“不仅意味着词学理论的发展渐趋精微，而且为词史的价值重估和审美判断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第189页）。

词学批评学是指“在词学学科之中以现代著述方式，自创理论或借鉴某种理论对词史发生发展进行历史性的源流梳理，并总结词史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之学”（第103页）。这一定义要求词学批评学的研究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源溯流的研究，二是某种理论评骘词史贯穿于词史研究的过程中。因而作者提出了现代词学批评学的“前发生期”与“发生期”的两个阶段。在“前发生期”，或通过征录历代本事之作，或通过荟萃历代品藻之词，或以流派意识贯穿词史，虽粗具词史格局，但都或散漫，或无体系，或逻辑欠缺，因而尚不是现代词学批评学之范围。陈廷焯以“温厚”为体、以“沉郁”为用裁断词史，王国维以 “境界”说衡定历朝词人，均理论与批评相结合，虽规模欠缺，但在词学批评学形成过程无疑都具有奠基意义。况周颐同样作为现代词学批评学发生期的词学家，他在其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的词史价值与词学史价值已有若干论述［17］，而统合况周颐词学理念与词史批评于一炉进行更深发掘的自属此文。作者在对《历代词人考略》的编纂与成书过程详细考辨的基础上（见本书第十二章），认为况周颐建构完整词史的意识是明确的，并从四个方面论述况周颐将词学观念与词史批评相结合起来的努力与不可替代的价值，分别是“甄别词人风格的差异性”“关注因时而变的词风特征”“确立以北宋词为词之本色与高境的地位”“以清疏与沉著相结合作为基本的词史评价观念”（第121～123页）。《历代词人考略》有上百册的规模，收录唐五代至明词人1000余人，按小传、词话、词评、附考、按语五例编纂，卷帙庞大，体系鲜明，因而况周颐的词学成就足堪为“最为辉煌的结穴”。

《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一书成就的荦荦大者见诸上端，本书的其他各章其实也是熠熠生辉。如论况周颐“赢余”说彰显况氏拓展传统“诗余”说内涵之功，论况周颐“破体”论词的方式揭示况氏“小说可通于词”的时代新变特征，论况周颐的修择观阐发况氏 “以修择（改词）通向经典”的词体创作论，论况周颐的听歌之词考释况氏咏梅兰芳演剧诸词本事、因缘，进而“不仅可以勘察其后期词在题材风格上面的新变，也可从一个侧面勘察民国沪上词人的艺文风雅及其遗老群体的共同心志”（第10页）。论罗庄的《初日楼稿》揭示以况周颐、王国维等为代表的沪上词人群体对罗庄词的集体认同，从而窥见民国词坛之生态。如此等等，皆他人所未道或言之甚少，并且作者的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新的词学研究领域，可以启发学界进一步挖掘。如谭献以“正变”观建构词史的相关著述可以勾连起现代词学批评学发生期的重要一环，吴梅大量改定旧作的现存文献痕迹可以丰富修择观理论，清初丁澎等以“补诗”说来定义“诗余”［18］，与况周颐 “赢余”说实有相通之处，对于认识词体观念之演进也有重要作用。

作者在晚清民国词学研究上耕耘已20多年，对于这段词学史的研究一直有自觉的方法意识与高远的境界追求。从以上分析来看，作者无疑是见识高明、精于裁断的。撮要言之，其高明之思有三：第一，连类而及的学术想象。良好的学术想象力是一个优秀学者的标志之一。像“松秀” “清疏” “哀感顽艳”“潜气内转” “修择观” “词学批评学”等词学范畴与命题，学人并非毫无注意，但往往或一带而过，或笼统论说，作者能够一一拈出进行细致幽微的阐释。这不仅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也反映了作者善于在不同词学范畴之间进行联想，从而抉发重要范畴之学术史意义。如“松秀”与“自然”的关联构成了 “重拙大厚”的互补层面，一定程度上是疗救当时词坛之痼疾。第二，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作者的学术视野非常宏阔，每讨论一个词学史命题，往往联系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乃至词学史及文艺理论史的贯通发展，因而每一个问题的讨论都显得十分高远磅礴。如对“潜气内转”的讨论，追溯其理论产生的音乐学起源，同时旁逸斜出，对其在书法与骈文发展史中的内涵与意义加以阐发，从而看出这一概念的艺术会通意义，进而深化对这一词学范畴的认识。第三，取法乎上的学术追求。取法乎上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作者在《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 “导论”中说：“只有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高水平的学术史基础上，门径宏大正通，才能导引自己的研究走向更高远的境界。”［19］如本书对 “重拙大”的讨论，尽管相关成果已极多，重要的成果也很多，但作者对“重拙大”的认识仍时见新意，并且重新阐发了“重拙大”的理论体系，并扩充了其内涵与边界。

其裁断之能也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明源流。作者对词学命题或者词学现象的考察擅长追溯学术史的源头，并溯源而下，对其发展的明流、暗流一一勘出，体现出宏观掌握学术史的能力。如讨论词学批评学，既注意其“前发生期”的种种不同，又循流而下，考察发生期陈廷焯与王国维的不同表现，而将况周颐在发生期的集大成特征一一阐明，同时考论其与现代词学批评学的关联，此即典型地抓住学术史源流进行论证的范例。其二，精别择。词学命题的内涵通过细致的辨析或易发明，而对于它们的地位与意义的判断则需要精准地择别定位。如探讨 “清疏”这一范畴，认为“清疏而渐近沉著”是王国维与况周颐的会通之处，反映了晚清民国词学开始向平衡两宋靠拢的词学史趋势，这一定位就体现了作者的精识。其三，穷语境。作者在大部分问题的研讨时都把对语境的穷竟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详考况周颐词学范畴的使用语境，也体现在作者远溯这一范畴发生期的语境。如关于 “哀感顽艳”的研究，作者特别考察这一概念的原始语境，追溯到繁钦的《与魏文帝笺》，从而确定这一范畴的基本意义与内涵；
对“松秀”说内涵的确定，则反复揣摩况周颐所评词的情感特征与艺术特征，将词作之语境与范畴之关系逐一剖明，从而认识到 “松秀”说的词体本色意义。

作者在2013年接受学术访谈时，论及对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展望时说：“我所期待的也不是那种简单的个案研究的汇集，而是那种势大力沉、体系严密、新见迭出的著作。”［20］《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的出版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注释

［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邵祖平．词心笺评序说［A］．邵祖平．词心笺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

［3］况周颐．蕙风词话辑注［M］．屈兴国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406．

［4］端木埰．续词选批汪［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22．

［5］赵尊岳．蕙风词话跋［A］．况周颐．蕙风词话辑注［M］．屈兴国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651．

［6］彭玉平．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困境、转境与进境［A］．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5：35-39．

［7］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59．

［8］况周颐．蕙风词话补编（卷一）［A］．况周颐．蕙风词话辑注．屈兴国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378．

［9］况周颐．玉栖述雅［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616．

［10］王国维．人间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239．

［11］转引自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37．

［12］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7：1520．

［13］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866．

［1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891．

［15］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587．

［16］姚鼐．古文辞类纂序［A］．姚鼐．古文辞类纂（卷首）［M］．嘉庆二十五年合河康氏刻梓家塾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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