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地区绿色发展

高 辉，肖 雪，邓 伍

(成都理工大学 a.商学院；
b.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c.管理科学学院，成都 610059)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亟需推动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市场“无形之手”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实现能源结构绿色化[1-2]，同时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重要决策者，其“有形之手”将对地区绿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3]。以地方政府“有形之手”推动绿色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府行为激励的内在目标动力机制，在我国多层级政府体系下，下级政府目标设定“层层加码”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方面更为凸显[4-5]。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层层加码强度有所减弱，但平均来看地市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高于省级政府，省级政府目标设定又高于中央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层层加码现象依然存在(如图1)，加之疫情反复冲击地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压力。

图1 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

现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其中，部分学者考察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部分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先抑后扬的门槛特征，且对相邻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6]，并最终作用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7-9]。进一步，部分学者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策略不利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10]。此外，部分学者集中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11]，地方政府加大对环境支出、环保补助的资金支持力度有利于推动企业从事更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12]。现有研究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财政支出等政府行为与地区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缺乏系统考察多层级政府“层层加码”背景下，地方政府内在目标动力机制与区域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揭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分析产生影响的路径和机制。

同时现有研究为经济目标增长压力的特征事实，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证据。其中，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会以上级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基准，存在“中央舞剑，地方跟风”的现象[13]，同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因为地区、官员特征、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程度不同而存在异质性[14-17]。此外，部分学者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产生的经济后果，但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研究结论。部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服务业转型、经济发展质量、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不利影响[18-19]。相反，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设定适当的经济增长目标可以产生“倒逼”效应[20]，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扩大地区投资规模，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21]。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借鉴，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异质性，及其对地区发展质量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在当前“双碳”目标实现亟需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背景下，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地区绿色发展之间的因果机制更为迫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06—2019年258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等方法实证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地区绿色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渠道和机制，为推进区域绿色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可能的建议。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区别于现有考察政府行为与地区绿色发展的相关文献，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内在目标动力机制，进一步揭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地区绿色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与现有研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经济后果的文献不同，本文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进一步阐述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渠道和机制，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经济后果。

在我国“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方政府”的多层级政府背景下，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存在下级政府层层加码现象[5]，并且下级政府设定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对上级政府负责。当地方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与预期目标设定出现偏离，地方政府会面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特别是当预期增长目标设定高于或约等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时，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尤为明显。差异化的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及其力度，以及经济主体对经济增长趋势及经济政策导向的预期与判断具有异质性影响[22]。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有利于推动地区绿色发展，但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阻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理论思维逻辑如图2所示。

图2 理论思维逻辑图

差异化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将对地方政府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政策范围和力度产生影响。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更有能力和意愿调整财政政策支持方向和力度，增加财政对区域环境治理的支持，促进企业从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活动，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14]。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挤出用于环境治理的财政支出，减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损害地方经济效率[16,18]，形成对地区绿色发展的阻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两者之间表现为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如图3所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设：

图3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绿色发展水平

假设1：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非线性的“倒U形”影响。

基于上述思维逻辑，本文进一步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的财政支出行为，及其对地区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机制。其一，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下的财政支出行为来看，适度经济增长目标和过高经济增长目标将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向和力度产生异质性影响[22,23]。具体地，在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面临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绩约束，倾向于均衡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注重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倾向于把部分有限的资源与政府支出投入环境保护与科技研发等方面，而这些策略性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超出适度水平时，地方政府面临紧迫的经济绩效约束，常常会把有限的资源与财政支出倾注于能够快速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要求的领域，挤出环境保护与治理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支出，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其二，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影响地区创新来看，差异化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将对地区创新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驱动之下，地方政府将会制定实施相关的支持政策用以促进企业调整投资力度与方向。一方面，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热情，保障研发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地方政府在面临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其更有能力和意愿出台政策引导资源消耗型产业向环境友好型与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积极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活动，赋予经济产出高、环境污染程度低的知识密集与技术创新型企业更友好的经营环境与支持政策，同时对传统资源消耗型产业提供绿色技术支持，引导其“绿色发展”，从而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挤出用于技术创新的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不利于绿色发展的提升。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会导致地方政府资金倾注于立竿见影且收益较高领域，减少地方政府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财政投入，对创新投入产生持续性的“挤出效应”。基于以上两方面分析发现，政府支出与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影响地区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设2：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主要通过政府支出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影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

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禀赋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将导致在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时，不同地方政府会面临异质性转型成本。在众多转型成本中，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成本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成本，地区传统能源占比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地面临的绿色转型成本。一方面，当地区的能源结构中传统能源所占比重较小时，地方政府面临更低的转型成本，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推动绿色发展，即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负向影响地区绿色发展的拐点会后移。另一方面，当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中传统能源所占比重较大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的地方政府由于面临较高的转型成本更可能选择“躺平”，即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负向影响地区绿色发展的拐点会向前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设3：相对于非能源依赖型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会对能源依赖型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更强的负向影响。

(一)模型构建

依据前文分析指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非线性影响，具体可能呈现为“倒U形”关系。为验证经济增长目标与地区绿色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形”关系，借鉴学者王贤彬等[22]的研究方法，本文构建如式(1)所示的基准回归模型：

Greenindexit=α0+α1lnEcopressureit+

α2(lnEcopressureit)2+

τXit+μi+γt+εit

(1)

其中，Greenindexit表示i城市在t时期的绿色发展水平指数，Ecopressureit表示i城市在时间t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X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cgdp)、人力资本(Lacapital)、产业结构(Indstru)、对外开放水平(open)、城镇化水平(urban)以及环境规制(enre)等控制变量；
α0、α1、α2、τ为待估计系数，μi为城市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所有估计系数中，α1、α2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如果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二者之间呈现“倒U形”的影响关系，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的估计系数α1显著大于零，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α2显著小于零。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根据我国各地级市绿色发展实际情况，结合文章实际研究对象(地级市)，本文基于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官方文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016)为基础，以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可比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构建原则，综合客观考虑数据收集情况，调整指标构建方式，从目标层、准则层以及指标层构建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准则层包括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指标层包括正向指标15个、负向指标5个，共计20个衡量指标。

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在众多权重计算方法中，熵值法主要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依据各个指标具体数值的相对变化程度即离散度，确定具体指标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对应的权重占比，熵值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指标具体权重的计算过程，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反映某个指标的具体信息。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出各指标权重占比，并依据计算的权重测度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体计算步骤参见黄跃等[24]。具体指标选取和基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权重详见表1。

表1 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核心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及其二次项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Ecopressureit)，借鉴林贤彬等[22]对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测度方法，本文使用当年预期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与上一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之比表征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如式(1)所示。当上述比值大于1时，表明地方政府当年面临较大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
若比值小于1，则表明地方政府面临较小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

(2)

式(2)中，Ecopressureit的含义同式(1)，goali,t为i城市在t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actuali,t-1为i城市在t-1时期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地，各级政府在设定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时，还存在大约、不低于、高于、左右等相对软性的表达，本文统一采用明确的数字予以表示，如采用8%表征“不低于8%”；
对于区间范围式的目标设定方式，采用区间均值表征，如“经济增速6%到7%”，采用6.5%表征。

3.控制变量

此外，为控制其他可能对地区绿色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以及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学者王贤彬等[22]、徐军委等[25]的研究方法，选取如下控制变量：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cgdp)：地区上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②人力资本(Lacapital)：每万名劳动力中在校大学生人数占比；
③产业结构(Indstru)：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④对外开放水平(open)：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
⑤城镇化水平(urban)：用市辖区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
⑥环境规制(ers)：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于数据缺失，本文剔除了西藏、新疆、内蒙古、海南、云南等省份下辖地级市和自治州本的观测样本，最终研究样本为2006—2019年258个地级市。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特别地，地级市逐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自地级市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政务公开网站。同时，部分缺失数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替补；
为避免极端值对实证检验结果的影响，对样本数据均进行上下百分之一分位数的缩尾处理。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基于式(1)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不添加控制变量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lnEcopressure)的估计系数显示为0.262，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平方项的估计系数显示为-0.476，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第(2)至(5)列为逐步加入人均GDP(对数形式)、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为正，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平方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通过至少5%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上述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不断增高，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非线性的“倒U形”影响，验证了研究假设1成立。

表3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地区绿色发展：基础回归结果

考虑到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最为稳健，故本文基于第(5)列的估计结果计算“倒U形”的拐点值(对数形式)，计算结果为：0.192∕(2×0.401)=0.24，基于可比性对其进行去对数化处理，即e0.24=1.271。对其进行经济意义上的解释为，若当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大于去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且向上游离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27.1%以上时，随着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不断增高，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将受到负向影响；
反之，当经济增长目标小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1.271倍时，即增长目标从下方不断靠近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1.271倍时，有利于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考虑到前文中测度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方法难以有效测度地方政府面临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借鉴学者王贤彬等[22]的测度方法，分别以目标经济增长速度与前两年经济平均实际增长速度的比值、经济增长速度与前三年经济平均实际增长速度的比值、经济增长目标速度减去上一年实际增长速度的差值以及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替换原有核心解释变量，重新估计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表4进一步报告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第(1)(2)(3)(4)列分别对应上述四种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为负，至少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增强了假设1成立的可信性。

表4 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前文主要采用熵值法测度绿色发展水平指数，为增强文章估计结果的可信性，本文基于熵权TOPSIS法[26]重新测算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重新测算后的绿色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式(1)，相关估计结果见表5。无论是否控制其他控制变量与时间固定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依然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非线性的“倒U形”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3.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基准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选取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以及地级市所属省份其他地级市平均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作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下级政府级即各地级市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会充分考虑上级政府即省级层面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同时，在既定的省级经济增长目标下，地方政府以各城市之间存在横向的经济增长目标策略性调整互动[27]，省份内其他城市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会影响本城市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定。另一方面，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和地级市所属省份其他地级市平均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均不能够直接影响本城市绿色发展，满足外生性假定。

表6为选取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PPE_Mit)作为工具变量时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在第(2)(3)列的一阶段估计结果中，F统计量为27.906，大于临界值；
并且回归系数表明，省级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在第(2)列的二阶段估计结果中，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
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依然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的“倒U形”影响，再次增强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表6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I

表7为选取城市所属省份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目标的平均值(CEP_Mit)作为工具变量时2SLS估计结果。其中，第(2)(3)列的一阶段估计结果中，F统计量为31.621，大于临界值；
工具变量估计系数表明同省级其他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平均值与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第(1)列的二阶段估计结果中，一次项的估计系数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
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再次增强了研究假设1成立的可信性，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非线性的“倒U形”影响。

表7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II

(三)机制分析：政府支出和技术创新

深入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倒U形”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形成“倒U形”关系的机制。依据前文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时，会调整其经济发展策略并做出应对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和地区创新水平是重要的机制。借鉴王贤彬等[22]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验证地方政府支出和技术创新的机制作用。此外，借鉴学者余泳泽等[19]的研究，选取科教文卫支出、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与政府财政支出的比值表征政府支出(Financeit)，以地区创新指数(Innovationit)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

表8第(1)(2)列分别为在式(1)中加入政府支出、技术创新作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再加入控制变量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的系数均为正；
二次项的系数均为负，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政府支出、地区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保护和科技研发领域的地方财政倾向性支出和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与预期相符。此外，由第(1)列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在加入地方财政支出变量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拐点值为1.304[0.126∕(2×0.237)=0.266，e0.266=1.304]。相比基准回归结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拐点值由1.271向右移动至1.304，表明考虑地方财政在环境治理与保护和科技研发领域的支出变动后，经济增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有益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类似的，依据第(2)列的估计结果计算出拐点值为1.312，相较于基准回归结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的拐点值由1.271向右移动至1.312，表明在地区技术创新效应的作用机制下经济增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表8 作用机制检验：政府支出、技术创新

第(3)(4)列分别为将式(1)被解释变量更换为政府支出和技术创新的估计结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为负，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一方面，表明在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面临宽松的经济政绩要求，其倾向于把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环境保护与科技研发方面，注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均衡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超出适度水平时，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经济政绩要求，往往会把有限的资源与财政资金倾注于能够快速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要求的领域；
挤出在环境保护与治理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支出，阻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验证了假设2成立。

(四)拓展性分析

依据前文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会受到地区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成本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成本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躺平”，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地区绿色发展的“倒U形”拐点会更早出现。为了验证上述可能的情形，借鉴学者邵帅等[28]的研究设计，传统能源消耗占比能源消耗纵向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测度地区经济绿色转型的成本，本文依据煤炭消耗量与总能源消耗量比值的中位数，将高于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能源依赖性城市，将低于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非能源依赖性城市。此外，考虑到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可能是潜在的遗漏变量，本文进一步在分样本估计结果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相关估计结果详见表9。

表9 分样本回归：绿色转型成本

第(1)列的估计结果对应基准估计结果中表3的第(5)列，列此便于对比分析。第(2)列为非能源依赖型城市分样本的估计结果，第(3)列为能源依赖型城市分样本的估计结果，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一次项和二次项，在10%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估计系数的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经济增长目标与地区绿色发展的“倒U形”关系依然存在。同时，由第(2)列的估计结果计算可得，非能源依赖型城市的拐点值为1.295；
由第(3)列的估计结果计算可得，能源依赖型城市的拐点值为1.221；
由第(1)估计结果计算可得，基准估计结果中的拐点值为1.271。相比于基准回归结果，能源依赖型城市分样本估计结果中“倒U形”拐点出现得更早，表明在能源依赖型城市由于其面临较高的绿色转型成本，当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时，更倾向于选择“躺平”，经济增长目标对地区绿色发展的负面影响更易于滋生。同时，非能源依赖型城市分样本估计结果中“倒U形”拐点出现得更晚，表明面临较低绿色转型成本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度地区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更强，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说3的成立。

在“双碳目标”实现亟需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背景下，本文重点考察了地方政府环境经济决策的内在动力机制——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二者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一方面，当地方政府面临温和且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时，其会增加对科教文卫和环境治理的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最终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当地方政府面临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时，会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对科教文卫和环境治理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对地区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本文研究发现由于各地区绿色转型成本存在差异，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更有利于非能源依赖型城市绿色发展，同时其将对能源依赖型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更强的负向影响。

本文研究具有明晰的政策启示：①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亟须通过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建立完善环境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破除“唯GDP论”思想，引导地方政府依据本地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以政府部门内在动力机制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区产业低碳转型。②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与科教文卫财政支出的渠道影响地区创新水平，并最终作用于地区绿色发展。一方面，亟需鼓励地方政府在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把有限的资源与政府支出倾向性地投注于环境污染治理与科技研发等方面，促进地区技术创新，均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需要针对过高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挤出环境治理投资和科教文卫支出的行为，建立相关防范机制，阻断过高经济增长目标压力阻碍地区绿色发展的渠道。③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重点关注能源依赖型城市的绿色发展问题。需要建立相关机制防范能源依赖型城市地方政府的“躺平行为”，如依据能源依赖型城市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绩考核体系，鼓励能源依赖型城市积极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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