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课课改背景下“旅游文化学”教材的重构

马润花

(鲁东大学 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教育部在2018年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启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双万计划”“打造金课”。2018年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金课”的标准——“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号)，指出教材建设是一流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2021年4月，高教处长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对于教材的重要性，吴岩司长有明确的指示：“教材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剧本，教学改革改到实处是教材。”可见，教材建设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建设要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教材是实在的、可以衡量的指标，“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教材应该围绕知识传播和有利于知识的传播来组织。目前作为教学根本依据的《旅游文化学》教材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无法适应“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标准，完善、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加强课程系统化，防止碎片化，教材的改革、规范、重构就势在必行。

目前，很多高校和职业学校相继开设“旅游文化学”课程(课程名称可能略有差异，除了“旅游文化学”的课程名称，还有“旅游文化”“旅游文化概论”“旅游文化学概论”等)，但教学内容体系不统一，甚至相差很大，其后果就是学生学习的内容和研究思维大相径庭，学术研究和理论应用缺乏共同语言，影响学生后续的学习和研究，还会导致学科边缘化。

(一)将旅游文化混同于旅游资源或旅游资源的文化

1986年，俞慈韵[1]在东疆学刊上发表《论旅游文化》一文，这是最早以“旅游文化”为题发表的学术论文。文章提出，旅游文化是一个缺门，呼吁展开专门研究，并建立旅游文化学。同时指出，旅游文化应包括的内容有旅游文化设施及其文化度、旅游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文化度、旅游服务的文化素养等。这种说法影响了旅游文化的后续研究，很多以“旅游文化”或者“旅游文化学”为题的教材、专著用较大篇幅写旅游资源的文化。

目前有关旅游文化或旅游文化学的教材和著述已经有一百多本，有很大一部分教材在大篇幅介绍旅游资源的文化，特别是以“中国旅游文化”为题的教材，这一类教材通常只在第一章给旅游文化下定义，从第二章开始谈各类旅游资源的文化：山水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2-8]教材如此，学者的研究论文如此，二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2000年后质疑声音不断加强。陈岗[9]认为，旅游文化不是旅游资源文化，也因此不可能是几种文化简单相加的结果。晏鲤波、庄兴成[10]提出，研究旅游文化应注意避免以下倾向：旅游文化等于历史文化，旅游文化等于旅游资源或者人文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旅游文化等于旅游活动所涉及的文化或进入旅游活动范围的文化。刘敦荣等[11]也批判了把旅游资源文化当作旅游文化的现象。他认为：旅游资源文化是资源本身“固有的文化”，并不因为以旅游资源的“身份”出现，就变成了旅游文化或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

2012年，谢彦君等[12]评述了国内35部“旅游文化学”著作或教材的内容结构，其中26本目录结构是“总论或绪论+文化旅游资源介绍”，占比75%。他指出，“中国旅游学术界一直以来努力耕耘的‘旅游文化’园地其实主要是‘文化旅游资源’的相关领域”。

(二)借用旅游学中的主体、客体、介体建构旅游文化学的教材

1991年，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提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13]。

1998年王明煊等主编的教材中提出：一般按现代旅游的基本要素所涉及的文化内容，将旅游文化分为三大类，即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2]9也就是按照旅游学的主体、客体、介体的三体结构来构建旅游文化学教材体系，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旅游文化研究及教材撰写。很多教材直接借用旅游的三体来组合建构旅游文化学的教材，形成旅游三体文化学说。[14-18]

有关旅游文化学课程改革的论文也继承了这种观点，朱运海[19]将旅游文化类课程分成5大专题：旅游文化基础理论专题、旅游主体文化专题、旅游客体文化专题、旅游介体文化专题和地域旅游文化专题。

2000年之后，随着对旅游文化的质疑，对三体架构的质疑也出现了。晏鲤波、庄兴成率先对主流旅游文化学研究的“三体”构架学说提出了质疑：一些旅游文化学著述是以“三体”来构架的，久而久之，这种构架成了让许多旅游研究者不敢跨越半步的“雷池”。其实不仅是为“安全”起见，更多的是研究者对于当下创新思维的一种理所当然，这些旅游文化研究者采取了这种折中的办法，也就是在似乎已成定论的“三体”之外，再加客源国文化、目的地文化或旅游制度文化、旅游审美、旅游民俗、旅游文学等[10]。这些不仅仅是作者认为的折中，更多的可能自认为是一种创新。他们强调“旅游文化不可按旅游业的结构来肢解”[10]。

桓占伟[20]对目前旅游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对中国旅游文化“三体碰撞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该说存在如下问题：旅游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媒体文化三者实际上指的是旅游者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行业文化，属于“旅游的文化”或“旅游业的文化”，与“旅游文化”的范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故不能等同；
“三体碰撞说”使旅游文化的研究内容无所不包，无限膨胀；
使旅游文化研究的导向发生偏离。

邹本涛、谢春山[21]指出三体学说的矛盾，他们对一些概念进行了辨析，并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如果把旅游文化等同于旅游“三体”文化之一，旅游文化与旅游“三体”文化之一的区分便没有了意义。李朝军、郑焱[22]66也指出三体之间的概念错位和逻辑谬误。

伴随着这些反思的是对于三体架构的失望和新的教材体系的创新尝试。

2012年，谢彦君等[12]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时至今日，长期形成的三体思维惰性，未能给旅游文化学的知识架构找到出路”。邹本涛、谢春山[23]48的《旅游文化学》突破了传统的“三体文化结构说”，认为旅游文化由旅游体验文化和旅游介入文化两大部分构成。谢春山[24]的《旅游文化学》也打破了三体文化结构体例，从旅游文化本体观、主体观、时间观、空间观效应观、环境观、实践观等角度重新审视了旅游文化。

除了前面直抒胸臆的批判和反思的声音，还有一种无声抗议也在悄然进行，下面的学说就很有代表性。

为避开三体架构的尴尬，胡幸福[25]建议不“开设‘旅游文化学’这类研究型课”。他认为，“旅游”还没有上升为一级学科，因此，现行的“旅游文化学”课程设置没有必要；
当前应该建构的是“具有较多基础知识信息和应用型能力训练的课程”；
还是用“旅游文化”课程名称较合适。

和国外接轨的确可以避开讨论三体架构的问题，可以随用而设，还可以开设主课和辅修课，但是笔者却不敢苟同，本科阶段的学习难道不应该培养学生一定的理论素养、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吗？所谓的“基础知识信息”按照什么体系组织？还是不是按照三体的内容来讲？“应用型能力训练”按照什么理论或者路径进行？因为有挑战就放弃吗？

(三)教材内容与其他课程教材多有交叉和重合

正因为前两个问题的存在，第三个问题逐渐凸显。由于存在多个概念混用或等同现象，如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文化与旅游资源文化、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资源，要么在文化中找旅游，要么在旅游中找文化，又由于借用了旅游学中的三体，在三体之外再加上旅游消费文化、旅游审美文化、旅游企业文化等，使得目前的旅游文化学教材很多内容与“旅游消费行为学”“旅游美学”“中国民俗旅游”“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宗教旅游”“导游基础知识”“旅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学”“中国旅游资源与开发”“中国旅游地理”等课程在内容编排上多有交叉和重合，有的甚至直接把“旅游文化学”课上成了导游基础知识课或者旅游资源知识、文化介绍课。

有的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本书限于篇幅，也为了不与其他课程的内容重复，将着重论述旅游客体文化，同时也会兼及旅游主体文化和旅游介体文化的某些内容”[2]10，但在教材中依然使用大量篇幅写各类资源的文化。

不仅多门课程的内容重合，而且教材中各类文化知识的介绍，导致教材和课程内容浅显，缺乏理论深度，“照搬别的课程内容系统，虽然应用性强(其实也未必)，却只适用于初中级导游服务人员的培养”[19]。

内容的交叉、重合在整个旅游专业教材建设中都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不仅旅游文化学的教材建设要重视这个问题，整个旅游专业都要正视、反思该现象。对照“两性一度”的金课标准，这些教材相去甚远，缺乏对学生的启发性，缺乏对学生理论素养、研究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材已经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了。

(四)内容庞杂，而学时有限

前三个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内容庞杂问题的存在，而旅游文化学的学时却十分有限。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这门课的课时由54学时缩减为40学时，又缩减为32学时，教材体系受到教学课时的限制和学科完备性的限制以及学科人才共同体的概念话语一致性的限制，不可能各说各话，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教科书并在一起使用，虽然按照现在的体系构成内容来说，并不能说现在使用的教材和教学的内容就是错误的，但是无法适应课时的限制。当然，讲课不能照本宣科，教材也不是讲多少写多少，而是应给老师和学生留出拓展和思考的内容与余地，以便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但是也不能无所不包。李朝军、郑焱[22]66就指出，“虽然旅游客体是旅游文化形成的支撑性要素，但是旅游客体文化包罗万象，一旦涉及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的文化内涵，似乎都与‘旅游文化’有关，内容庞杂，结果是无从下手或四处下手。”旅游三体文化结构建构的教材体系，成为各自领域的鸿篇巨制，要么远远超出作为教材的教学学时的承载量，要么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泛的境地。

(一)旅游文化学缺乏特殊的、独立的研究对象

学科的特征在于它不依附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它的研究对象、语言系统和研究规范上。[26]43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是学科的最基本特征”[26]45。马波[27]44认为一门学科能否独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正确的研究方法和足够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前两条是根本的。

因此，是否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是衡量旅游文化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由于关于旅游文化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还没有达成一致，甚至对于旅游文化能否“成学”还有争议，旅游文化学还缺乏特殊的、独立的研究对象，使目前旅游文化学的教材建构体例一盘散沙，内容包罗万象，与其他学科教材内容重合度高。

对于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有的学者赞同旅游文化三体学说，紧接着却指出“旅游主体文化是旅游美学、旅游心理学重点研究的对象”，对于这一点还有其他的作者也说过，“旅游介体文化是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市场学等重要研究的对象”[2]10。那难道只有旅游客体文化是旅游文化的研究对象吗？学者自己都认为包含在旅游文化中的旅游主体文化、旅游介体文化是别的学科重点研究对象，那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赵红梅[28]认为，只有对旅游文化的内容、共性、结构方面做更深层次的探索与总结，才有利于确立旅游文化的本体。就是这些要确立旅游文化本体的学者，认识到“倘若不做类似限定，则旅游文化可能轻易染指其他领域，如宗教、建筑、艺术、遗产等，而导致其本体的泛化，或是相反，成为其他相应学科瓜分的研究对象”，但她还是希望把人类学引入旅游文化学当中。

(二)旅游文化研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上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旅游文化研究不落地，没有落实到具体旅游文化现象上。目前多数《旅游文化学》教材的立足点都是现代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当下的旅游业为参照物来撰写，完全忽视了文化的历史性和传承性。而且由于体系庞大，且不涉及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最终难免陷于意义、概念、功能等等各种宏观对比和抽象，诠释了夸夸其谈这个成语的意义，而相关比较，由于没有对应具体旅游文化现象，也陷于喃喃自语当中。

正如赵红梅[28]所说，“国内旅游文化研究并不缺少概念的思辨，缺少的是明智的思辨路径和对具体旅游文化现象有意识的攫取、分析和认知。”笔者认同这一点，赵红梅提出的通过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途径对具体旅游文化现象进行整合的思路非常好，但不能是她说的人类学的认识，那样无异于驱虎吞狼，把旅游文化学沦为人类学的阵地，也就是她所说的成为其它学科瓜分的研究对象了。

旅游文化的研究走过了四十年，但旅游文化的概念现在仍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中，一方面源于文化概念本身有着复杂的来源和解读；
另一方面，也因为大家聚焦的点不同，导致概念的着眼点不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迄今为止，仍很少有人去研究落实旅游文化的具体现象。只有一点一点地把旅游文化的具体现象罗列出来，积少成多，旅游文化的概念也就会呼之欲出了。

旅游文化的研究，也还在不断的异同比较之间进行着，且文章开篇都是先谈西方的观点。所有这一切证明旅游文化的研究还没有落实到旅游文化的广阔大地上，没有和旅游文化的具体现象以及旅游文化的具体实践场景紧密结合起来。

(一)分析旅游文化学是否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

旅游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

1.旅游文化是独特的文化现象旅游和旅游文化不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构中的部分，相反，它是社会化大生产文化的断裂或者反向，有别于劳动者创造文化这一思维习惯。旅游者的反生产的旅游行为，是独特的文化生成方式。所以我们在讨论旅游文化的时候，不是从其先进性讨论的，不是讨论它是否促进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考察旅游文化的角度，主要应该从和民族文化的融洽程度，对于民族和区域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损害还是补益的角度来考察。

2.旅游文化和旅游主体的民族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归属关系旅游文化诚然会受到主体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反过来，旅游文化也是构成民族文化的主要源流，有很多和其它民族文化不相容的部分，开拓和发展了民族文化。例如，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旅游文化，超越了泰山的祭祀文化，把登山的体验、泰山的美景、个人的修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和独特的文化，成为旅游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还有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种情景交融的旅游文化和生产生活文化完全不同。

3.旅游文化可以是虚拟的文化生产生活文化是一定经济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旅游文化中，就有很多不是以经济社会为基础而创造的文化，而是以虚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为基础创造的。迪士尼就是其中的典型，作为一个虚拟的动漫产品，主要是为了承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西方意识形态对于少儿教育的模范。依托迪士尼文化建立的迪士尼乐园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把虚拟文化——动画影视文化构建成旅游文化的范例。

4.旅游文化可以是脱离当地社会经济基础的文化文化是一定社会和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是文化学概念之中重要的一条，但是仍然有很多文化在当地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由于旅游的存在，由于旅游者的需求，使得基于“舞台真实”的这些文化仍然存在，这种文化被西方学者界定为“旅游文化”。例如巴厘岛的旅游表演节目“巴隆舞”，原本是驱邪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其早已失去得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如今已演化为单纯的“旅游文化”，不再属于巴厘岛原住民的民族文化。

5.旅游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业化的旅游业(也有人称之为旅游工业)在近2个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特有的制度，创造和发展了旅行社、导游、地陪、旅行社保证金、景区规划和创设、邮轮、旅游签证等等旅游文化。这些旅游文化是为着旅游的发展而设立的，适用的范围大多数限于旅游业。旅游文化这一部分的表现，是旅游文化特有的，不能够被其他学科研究所涵盖的，这些内容符合马波[27]44提出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能够解决某一领域的特殊矛盾”的条件。

也就是说，旅游文化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旅游文化学是关于旅游文化符号内涵和本质以及具体旅游文化现象产生、发展的规律的学科。旅游文化学以旅游文化具体现象、旅游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以考察各种旅游文化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以研究旅游文化具体现象的系统化、文化内涵以及旅游文化的传播和教育为主要任务。

基于旅游文化的独特性，笔者认为旅游文化学是独立的学科存在，不能够被文化学以及旅游学所涵盖，因此成为独立学科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应然的需求，甚至于人为的设立。只有确立了独特的研究对象，才能避免和旅游类其它教材内容重复。

(二)从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入手界定旅游文化的概念

从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入手分析、界定旅游文化的概念，是把旅游文化研究落到实处的根本途径。这一点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邹本涛、谢春山[23]48提出了旅游体验文化、旅游介入文化，进一步进行了分类，却没有把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展示出来以明确他们的观点，而且这两个概念不足以概括所有的旅游文化现象。旅游文化现象繁多，从不同的角度，就会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形式上看，既有物质形态存在的游乐园、诗词游记等，也有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折柳送别、九九登高等风俗习惯；
有文字形式的诗词歌赋，也有非文字形式的照片、演艺；
还可以按照制度(如导游制度)、模式(如旅游团、旅行社)和体验(如视觉体验的观光旅游，文化体验的红色旅游等)等列举。这些都是旅游文化的具体现象，是以各种符号表达、传播、传承的旅游体验、行为模式、风俗习惯以及法律制度等等。

通过对这些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演绎，由此，提出旅游文化的概念，旅游文化指的是旅游文化主体在旅游实践活动当中创造和践行的，被一定群体接受的、经历过一定时期持续践行确认的，对于旅游文化客体的一种符号化的表达，这些符号包括单一符号和符号的组合。首先，强调旅游文化是在旅游实践活动当中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与旅游景观相关联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不是旅游文化，而是旅游资源本身或自在的文化；
其次，旅游文化是人们在旅游实践当中创造出来的并且被接受的，要经过时间持续和空间传播范围考验的；
最后，强调旅游文化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达，要说明的是，重构教材中涉及的旅游文化，应主要论及其现象，着重于旅游文化当中符号化的行为模式、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等。分析这些符号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经济社会赋予的内涵和意义，跟踪他们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出现扩展、引申或者意义演变，研究人们依据这种符号来表达、传承、规范和教化旅游文化主体对于旅游文化客体的体验和经验，正是旅游文化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从实例、资料分析入手，启发和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教材建设要考虑“提升课程深度、适度提高学业挑战度、增加难度、保证课程质量”[29]，为此，要适当设置问题、引入案例，引发学生探讨和深度思考。不仅有利于厘清相关概念，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力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自学能力，从而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以旅游文化的主体分析为例，通过问题和案例要让学生思考：旅游文化主体的范围远远超出旅游者的范围，除旅游者外，还包括旅游介入组织、政府和国际组织，最重要的还有旅游文化研究者。

本文在剖析目前旅游文化学教材建设中存在问题、根本原因、教材重构时需考虑的因素的基础上，结合金课标准，拟从以下五方面重构旅游文化学的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详见图1)。

图1 “旅游文化学”教材体系建构

如图1所示，重构体系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重新界定了旅游文化的概念、旅游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强调主体意识和践行性，关注旅游文化的符号化特性，注重其在交流和传播中的问题。第三、第四部分是教材的重点，也是笔者开拓性工作的总结，从旅游文化现象入手，归纳、总结旅游文化主体、客体，既有实践支持，又可以和认识论相联系，是将旅游文化现象落实的结果。第五部分对旅游文化学体系和模式的总结，便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和理解旅游文化学。

需要强调的是，重构中旅游文化主体不等同于旅游学中的旅游主体，旅游文化客体不等同于旅游学中的旅游客体。

(一)旅游文化主体不等同于旅游主体

旅游文化的主体和旅游的主体是不同的，旅游主体通常指的是旅游者，现代旅游者的人群范围非常广泛，旅游者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所以旅游者所秉承的文化也千差万别；
旅游文化主体则不考虑主体所秉承的文化的差异，考虑的是相关主体在旅游实践中、旅游文化形成中所遵从的行为模式、所形成的习惯、制度，表达所用的符号和方式。旅游文化的主体不仅包括旅游的主体即旅游者，还包括旅游学中的旅游介体部分，即旅游文化的主体还包括旅游介入组织、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旅游研究者，他们在现在大众旅游、跨国旅游主导的旅游实践当中，在旅游文化形成中的地位远远超越了旅游者。

(二)旅游文化客体不等同于旅游客体

旅游文化客体和旅游客体就逻辑结构而言是一致的，都源于认识论中的主客体结构，但二者的适用范围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按照通用的观点，旅游的客体就是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对象，那么这一部分和旅游文化的客体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旅游资源作为旅游的客体，是指旅游资源的全部的内涵而言，包括旅游资源的自在部分以及旅游资源和人的体验关系的部分，对于旅游文化的客体而言，旅游资源的自在部分不构成旅游文化的客体，以泰山为例，除了众多的旅游文化，还有封禅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等，这些不是旅游文化，只有它们和人们的旅游实践产生关系之后才构成旅游文化的客体，文化的过程是人化和符号化的过程。另外，旅游文化的客体还包括旅游行为和旅游介入行为、创设景观、特定文化等。

我们要讲授的旅游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参与旅游活动、表达旅游体验、创造旅游模式和扩展旅游对象过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应于旅游实践活动，和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婚姻文化、农业文化等等这些生活、生产形成的文化是不同的，也不同于宗教文化、节庆文化等文化。旅游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到旅游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以及旅游体验的达成和满足等等，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不断地开创和践行，有很多已经程式化、模式化的行为、组织结构、制度就被符号化构成旅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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