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湾示范区往事
时间：2023-02-14 17:1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瞿光唐
（江苏南通 226007）
通州湾示范区鸟瞰（南通市青摄协 提供）
通州湾示范区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拥有江苏沿海不可多得的深水岸线、深水航道和开发腹地资源，是建设江苏新出海口的重要载体、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的重要平台，具有“服务长三角、联动长江北、连通中西部”的重要功能。2012年，南通市在横贯通州区的团结河入海口两岸设立南通市滨海园区。2015年，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简称“通州湾示范区”）正式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通州湾开发建设全面上升至国家层面。通州湾示范区规划范围包括南通市通州区三余镇、如东东安科技园区、如东县大豫镇部分区域。从2012年初至今，通州湾示范区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大剧，在昔日的盐田、荒滩地上，示范区人用令人惊叹的“通州湾速度”，向世人展示了一条港口、产业、城市互融发展之路。如今，在这片不断生长的年轻土地上，从南到北，科技研发组团、行政文化组团、中央商务组团，一字儿排开，蔚为壮观，这个现代港城正逐渐显现出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潜力。50多年前，我曾在这片热土上撒下过汗水，往事历历，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里一幕幕重现。
1970年冬，我随唐洪民工团队出征团结河出海口北侧，垒营筑坝、围滩造田。围垦工地场面壮观，红旗猎猎，人山人海，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高音喇叭里滚动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还有电影《地雷战》《地道战》主题曲，整个工地就是一个沸腾的海洋。
海滩上的劳作，绝没有时下旅游项目“海上迪斯科”——踩文蛤那样悠然自得。围垦筑堤是一项重体力活，民工们或用铁锹挖土，或挑“泥络子”运送泥土。挖土用的铁锹口宽约15厘米、长40厘米，挖出来的土块呈长方体状，每块重约30斤，每担4块，100来斤。从沙滩取出的泥土，要运送到一二百米外的预定工段。围垦采取“人海战术”，挑担子的人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排队鱼贯前行，不可停顿，否则就会影响整条长队的前进。挑担子爬坡难度大，海堤堆土高达四五米，要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脚下的泥土又非常松软，每一步都非常费力。从早到晚踩在潮湿冰冷满是泥浆的沙滩上，机械地重复着同样枯燥的动作，一开始看到大海浩瀚潮水时的兴奋早已荡然无存。放工了，人们又似乎忘却了疲劳，在民兵排长带领下，扛着扁担泥络，一路高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民兵收工把营归……”
涨潮了，大大小小的海丫子里海水突然涌进来，若不及时撤退，就会被海水吞没。每到涨潮大家就拼命地与潮水赛跑，越过海沟，向老堤岸奔去。也有腿脚不太利索的，来不及躲避，弄得下半身湿透，在冰冷刺骨的海风中颤抖不已。特别令人灰心的是，大潮过后，刚刚堆起来的堤坝基础几乎被荡为平地。人们在惋惜劳动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的同时，也不得不惊叹大自然巨大神奇的魔力。
参加围垦劳动，常能享受到“火线作战”的较高伙食待遇：每天一干二稀，中午一顿大米饭，满满一大碗，蔬菜为主，偶尔也开荤，两周一顿大肥肉，每人老秤12两（市秤7两半）。体力消耗大，平时油水少，难得开荤，风卷残云，顷刻见底。有战斗力特别强的，把肉碗舔得干干净净。粮食蔬菜由生产队开支，荤菜则是自筹。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如隔壁严灶14队，某日买来一只羊，十几个人一顿就吃得锅底朝天。
民工住宿的帐篷，是竹木芦苇稻草结构，搭建在老海堤外侧堤岸边上，小潮水上不来。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几十年不遇的东北狂风裹挟着特大怪潮，夜半时分突然袭来。劳累了一整天的人们正在酣睡之中，谁也没有发现。次日凌晨，有人惊呼：“不好了，我的鞋不见了！”原来，昨夜大潮水漫到了住处，靠门口的位置地势低，潮水退去时，鞋子也随之而去。地势更为低洼的露天厨房也惨遭浩劫，锅盖早已不知去向，大家四处搜寻，好不容易才在很远的沙滩上找到……
春节越来越近，工程进度尚未达到预期。我们唐洪公社民工团的总领队、公社负责人曹主任临时召开民工大会，作“总攻”大动员，并再次强调围垦工程的重要性。“民工同志们！快要过年了，大家脚像红脚蜻蜓，赶快做，老婆儿女在家里瞟（盼，通东土语）你们呢……大家好好干，将来我们一定要围垦到日本去！”
后来，曹主任的名言“红脚蜻蜓”“垦到日本去”曾一度成为民工口中流行的时髦用语。经过40多天艰苦奋斗，一条长达10多里、高5米、底宽10米的拦海大堤终于屹立在南通县的东海岸。围垦而成的新区就是后来由移民建成的海丰公社，现如今通州湾示范区的核心地块。
1971年初，南通县唐洪公社决定移民，每个生产大队派遣一户（或一人），去位于团结闸西北角的小窑群垦荒。我作为一大队回乡知青代表，名列其中。
“小窑群”是民间的叫法，距我老家五六十里，是唐洪公社的一块“飞地”，紧靠长江出海口北侧，南黄海边。大跃进年代，唐洪、五窑等几个公社组织民工，在海晏公社近海大队东南角海堤外围垦了一块长方形地块，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00米，占地300余亩。随后，在这里建造了5座土砖窑，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产，小窑群就成了黄海滩边一块闲置的盐碱地。起初，五窑公社派人在此看守，不久便离去，但并未废弃。砖窑窑洞里时常有外来客（海门县正余公社的下海捕捞者）临时蜗居。我们这一批移民进驻时，还在几个渔民在此暂住。
横贯南通县东西的团结河，西接长江，东通黄海，1968年开挖拓宽后，像一条巨龙横亘在小窑群外。团结河东尽头，建有团结闸。高大雄伟的团结闸外，一条深深的海沟直通大海，有渔船从这里往来进出。南通县水产公司在此设有门市部，生意兴隆。小窑群东北部，是1970年秋冬季围垦海滩而成的一大片新垦区，一直向西北方向延伸，与位于中心桥北的南通县五七干校所在地连成一片，成为新建的海丰公社的一部分。唐洪公社正是看中了其潜在的发展优势才决定移民此处，以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
小窑群西、北两面是高约六米的老海堤。堤岸两侧护坡上树木参天，从位于老圩内的近海大队向东南方望去，就像一大片森林。而小窑群南、东两面海堤上，除了稀稀拉拉的盐蒿草，别无他物。站立在东南面海堤上遥看小窑群，5个废弃的砖窑就像5个小土丘，光秃秃的了无生气。地面上，除了稀稀落落的盐蒿草，到处白花花的一片，像刚下过雪，在阳光下十分刺目。小窑群内西侧、北侧各有一条小河。西边老堤坝下，还有一个大涵洞，长约20米。将小窑群内小河与西边老圩的水网连通，便于排涝或灌溉。这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处女地，倘若没有了盐碱的困扰，绝对是一块良田宝地。
与我同批来到小窑群的共10人，来自10个不同的家庭。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生产队的骨干，年龄最大的已50开外，还有两个中年单身汉，我最小才24岁。
我们初到小窑群时，栖身之处就是砖窑。位置在靠近北河边的一个窑洞。窑洞很大，顶上半月形，全部由小青砖砌成。打地铺，垫着厚厚的稻草，软软的，犹如席梦思。大家自带粮食和生活用品，轮流回家补充给养。
刚开始时，我们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改造土质。用水泥船从老家拉来元麦秆草，带来一把耕地的犁。没有牛，就用人力，两三个人在前面拉，一人司犁，另外几个在犁槽里放入元麦秆草，再盖上土。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引进淡水浸泡盐碱土，然后排掉；
再引进淡水浸泡，再排掉。如此反复多次，泥土里的盐碱成分就会大大降低。引进淡水，没有抽水机，只有发扬“大寨”精神，土法上马。
白手起家创业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因地制宜苦中作乐，倒也其乐融融。某日下地劳作之余，大家想改善伙食。平日里喜好捞鱼摸虾的老杨，领着大伙儿来到西头堤坝下的大涵洞旁。“这洞里有鱼，看我的！”只见他孤身一人，爬进黑乎乎的涵洞，不一会儿，抓出不少鱼来，中午，大家美餐了一顿。窑洞北边小河流水潺潺，夜幕降临西北风劲吹，我们在小堤坝豁口处守株待兔，居然抓到不少螃蟹。某日，有人提议要吃酒酿，我二话没说，一口气骑车40里，去三余镇买回了酒药圆。我们这些移民，虽然来自同一个公社，但此前彼此间几乎没有过任何交集，更谈不上深入了解，能聚到一起，就是缘分。那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十分融洽，过得都很开心。
蜗居窑洞不是长久之计，安居才能乐业。1971年秋天，我们移民团队在临时负责人邢队长带领下，外出采购建造移民定居点的住房建筑材料。我们一连跑了好多天，金沙镇、南通城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最后从南通唐闸拉回了一水泥船毛竹之类的建筑材料，单趟100多里。一路上，我们轮流当纤夫，脚板底上的老茧又多了一层。年底，经过大家的辛勤劳作，一栋五间的临时“别墅”落成。毛竹做的房架，油毛毡的屋顶上面盖满稻草，芦苇编织而成的墙壁，竹子制成的床铺。除了不能抵御台风、火灾，其他总算像个新“家”。
1972年春节前夕，老家中学教师紧缺，公社把我从海边召回。离开小窑群的那天，我背着行囊，与朝夕相处了整整一年的移民伙伴们依依告别。看着我亲手参与建造的刚刚启用不久的“别墅”和初见雏形的小窑群，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
1975年，南通县麻风病院搬迁至小窑群，我的那些移民伙伴们也“移师”海丰公社大本营。现如今，这里盖起了高楼大厦，成为通州湾示范区的核心地段。
2007年，通州区海晏镇与三余镇、北兴桥镇合并设立新的三余镇。如今的三余镇就处于通州湾示范区的核心。
通州湾示范区局部（南通市青摄协 提供）
1966年9月底至10月，南通县中师生在学校军管会组织下奔赴三余区农村，参加为期1个多月的支农劳动。师生行李铺盖都必须带去，等于一次大搬迁。我们这一批，学校动用了两条大汽轮。早上从金沙镇北洋桥西边上轮船，当天下午3点左右才到达海晏镇。因劳动地点分散，各生产队专门派人来到海晏镇接人。我和其他三人被分配到五三大队1小队，住冯老伯家。
南通县滨江临海，西、南两面是长江，东面是黄海。东余、海晏、恒兴3个公社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在黄海边上。五三大队在海晏镇东3里的中心桥东侧。再向东四五里，过红卫、近海两个大队就是黄海海堤。一两百年前这一带都是海边滩涂，后来由张謇创办的大有晋盐垦公司围垦开发，到1937年，已围垦15万亩耕地。公司以种植棉花及粮食作物为主，兼营盐业。垦区内，东西向二里半为一匡，东西向、南北向均有人工开挖的河道，笔直整齐、方方正正，犹如一张硕大的棋盘。当地居民大部分来自南通地区南三县（启东、海门、南通），所以在同一个生产队里，说启海话、通东话、南通话的都有。虽然各说各的方言，但人们相处日久，不用翻译彼此交流也十分顺畅。我们的房东老冯是通东人，入乡随俗，也学启海人，一日三顿杂粮干饭，以元麦、玉米糁子为主，掺和一点大米。这里不产水稻，以种植棉花等旱作物为主。
我们每天的劳动任务，除了摘棉花，还是摘棉花。这里的棉花地实在是太多了，一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似乎遥无边际。第一批还没有摘完，下一拨棉花又开了。弯着腰，把棉花一朵一朵地从棉桃壳里拉出来，放到腰布袋里，满了装到大布包里。收工时，把棉花送到生产队仓库去。每天重复的劳作，枯燥乏味。按理说，年轻人是不会有腰背疼痛的，但是若干天的连续作战，整日弯腰弓背保持一个姿势，就另当别论了。
生产队仓库门前有一块场地，专门用于晒棉花晒粮食，也是社员开会学习的场所。有时候，生产大队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但都与“文革”相关，大家也就兴致索然。劳动锻炼的一个多月，没有课本或其他书籍可看，更没有看电影（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电视为何物）之类文娱活动。只能终日与大片棉花地零距离接触，至今刻骨铭心。
老家通州（原南通县），曾经是江苏主要产棉区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下，到处是“家家纺纱忙，户户织机响”的繁忙景象。锭子是棉区农村数百年来土法纺纱的必用之物。那些车锭子师傅，肩挑锭担子，穿梭于棉区乡间，“车锭子啰”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成为纺织之乡的一道亮丽风景。
锭子木质，长约8寸，中间粗两头尖，中间粗的地方直径约0.6厘米。加工工艺并不复杂，先是制作毛坯，把大块的木料锯成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条，然后将其放在专用夹具上，车削成锭子成品。锭担子，其实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加工、修改锭子的“车间”。车锭子的主要工具锭子龙头，安装在锭子桶头上，而其他工具如锭子刀、拉杆，以及锭子成品、锭子木坯、状如算盘珠的锭子“罗多”等都可存放于锭子桶内。锭子桶上面有活动盖板，以方便物件存取。
世事难料，我这个“老三届”居然有缘与锭担子为伍。1966年“文革”暴发，那年我高中毕业，紧接着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在金余镇亲友的影响下，有点木工基础的我们堂兄弟几个，也干起了车锭子、打芦席的营生。农业生产之余，或赶集走街串巷，或去棉区乡村，挑着锭担子，卖锭子改锭子。
制作锭子的原材料，木材必须质地坚硬、纹理顺直，一般都用红木、黄檀之类。红木是木材中的上品，老红木质地尤佳，因其稀少，价格昂贵。1966年“文革”开始，“破四旧”把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红木家具当成“封资修”，或毁坏，或放到旧货商店出售。当时上海旧货商店红木家具很多，老红木、香红木都有，价格也比较便宜。一张红木太师椅15元，一张红木桌子30—50元，我们兄弟几个就搭乘轮船去上海采购。回家后，这些曾经富贵人家享用的红木家具，经过加工就成了锭子。生活用具变成了生产工具，也算是物尽其用。
外出叫卖锭子比较费事，出远门时挑着锭担子不太方便，就把它绑在自行车上，后来索性把锭子龙头安装在自行车的衣包架上。有时候外出跑得比较远，单程三五十里。“营业范围”基本上是向北或者东北方，因为如东县南部、东南部以及南通县东部的三余地区（现通州湾核心区）是主要产棉区。
上世纪70年代，随着乡镇工业兴起，产棉区农家土法纺纱织布的逐渐减少，车锭子改锭子的生意日趋清淡。农闲时挑锭担子的堂兄弟们纷纷改行加入了建筑大军，我则拿起了教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州农村除了土法纺纱织布之外，还有一种家庭副业——打芦（用芦苇秆编织芦席的俗称）。有一段时间，它几乎成为我老家金沙附近许多人家的早晚功课。打芦之所以成为一项群众性的副业，原因有三：打芦不需要多少技术，老少皆宜；
芦不愁没有销路，收购者现金支付，不打白条；
打芦的下脚料多，正好弥补农家生活燃料的不足。
我们外出采购芦苇的首选地是如东县东南部大豫镇（在今通州湾示范区范围）、南通县环本农场、海晏镇（现通州湾核心区）一带。这里是棉花主产区，人少地多，农户根本没有时间干打芦这样的辛苦活。每次外出都能满载而归，出发前我们都要预先考察天气，尤其是风向风力。最理想的是，返回时刮东北风，高高的两大捆芦苇被牢牢地捆绑在自行车衣包架两边，犹如船舶上的风帆，那就等于开了顺风船。当然也会遇到返回时突然刮起了西南风，拉着两三百斤甚至三四百斤的庞然大物顶风而行，脚踩不动，就只能慢慢推行，六七十里路，一步步往前挪，三更半夜也未必能够到家。我有过去大豫镇采购芦苇的经历。每次都与邻居们结伴而行，因采购点分散，绑车费时费力，大清早出发，很晚了才能返回。当年，一张芦的售价也就七毛八到八毛四之间。如果仅靠编芦为生，十分辛苦，利润微薄，到头来还会落得一手肉刺。但正是这些肉刺，让我们兄妹亲身体验到了“劳其筋骨”的乐趣。在那一段忙碌的日子里，我们全家参与，妹妹成了编织高手，芦编得既快又好。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们兄弟几个先后跳出了农门，妹妹也顶替父亲去上海工作，放弃了这份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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