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严武“睚眦”问题覆议
时间：2023-02-14 17:2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张其秀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济南 250100)
后人在探讨严武与杜甫的关系时，往往不辨真伪地征引史传中的“严武欲杀杜甫”故事，然而仔细推究此事的文献来源便可发现，其中闪动着晚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影子，为正本清源，兹从该故事的学界分歧与争议、演变过程、杜撰依据及动因三个方面加以研讨，以期还原该故事的原委及真相。
“严武欲杀杜甫”之事见于刘昫《旧唐书·杜甫传》：
宋祁《新唐书·严武传》也同样记载了此事，文字稍异：“最厚杜甫，然欲杀杜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杜危之也。”[2]4484另外，《新唐书·杜甫传》亦云：
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2]5737-5738
此处记载“严武欲杀杜甫”之事尤为生动逼真，因此被后人称之为“冠钩欲杀”。可以看出，从《旧唐书》到《新唐书》，严、杜关系出现了质的转变，由最初严武的“不以为忤”发展为“欲杀杜甫数矣”，那么《新唐书》记载的这个故事的真伪情况如何呢？
目前学界对两《唐书》所载“严武欲杀杜甫”之事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说法乃是晚唐小说家言窜入史籍；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既然此事来源于正史，应实有其事。如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1曰：“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观‘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之句，极其凄怆，至位置武于《八哀诗》中，忠厚蔼然，异于‘幕府少年今白发’之作矣。”[3]刘克庄从严、杜诗歌酬唱角度入手，认为二人交谊深厚，严武欲杀杜甫之事未必发生。
另外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曰：
黄祖之子射，命祢衡赋鹦鹉。其后祖杀衡，射救之不及。严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题杜二锦江亭》云“莫倚善题《鹦鹉赋》”，以衡比甫，有意杀之，且戒之也。甫酬云“阮籍焉知礼法疏”，是无改悔意也。若武冠不钩于帘，其母来少缓，甫死矣。祖之子救衡迟，故衡死；
武之母救甫速，故甫不死，命矣夫！[4]
可见，朱翌毫不怀疑地完全把“冠钩欲杀”之事当作事实。郭沫若也认为“冠钩欲杀”之事有可能是事实，他在《李白与杜甫》中说：“要之，严武动过‘欲杀’的念头和严母的缓颊，看来，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严武欲杀杜甫，杜甫也可能知道一些风声，这使他常常怀有戒心。”[5]21世纪初，丁启阵与傅璇琮、吴在庆关于此问题还曾引起过一场激烈争论。丁启阵从逻辑推理和诗歌解读的角度入手，认为严、杜二人确曾发生过严重冲突(1)参见丁启阵《杜甫、严武“睚眦”考辨》，载于《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傅璇琮、吴在庆针对丁氏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严武欲杀杜甫”之事绝不可靠(2)参见傅璇琮、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载于《文史哲》2004年第1期。。后来丁启阵又发表《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重申其论，吴在庆也发表《杜甫、严武“睚眦”诗证及相关问题辨析》一文对丁氏之论进行再驳斥，双方各执己见，最终亦未达成一致。20世纪传奇作家周楞伽又发表了遗作《严武有无想杀杜甫》，周氏在此文中重提两《唐书》“严武欲杀杜甫”之说，认为严武确曾有过杀杜之意，此后是否和好不得而知(3)参见周楞伽《严武有无想杀杜甫》，载于《文史杂志》2019年第3期。。可见关于严武欲杀杜甫的真伪问题已成为学界的一桩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公案，亟待进行梳理与澄清。
在时间的长河里，某些微小的细节转瞬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同样在时间的长河里，历史仍然会沿着它自己的轨迹前进，不受干扰。
从史料来看，两《唐书》中“严武欲杀杜甫”故事的真正源头应是晚唐五代笔记小说，而该故事在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也曾经历了一个不断累积和演变的过程。
中唐李肇《唐国史补》载：“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于官婢矣！’”[6]严武面对杜甫袒跣登案的无礼行为，因爱惜其才华而未加害，但却谈笑杀章彝，这应是后世严、杜故事的滥觞与雏形。然而到了晚唐范摅《云溪友议》之中，这个故事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
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耶？”……支属刺史章彝，因小暇，武遂棒杀。[7]14
此处杜甫已经由“袒跣登案”的无礼行为发展为语言上触犯严武之父讳，显得极为不敬，严武虽以“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这样的讥讽作为回敬，但其愤怒却已隐含在“忿目久之”之中了，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众宾客只能以大笑来缓和紧张气氛。到了五代王定保《唐摭言》里，这则故事又发生了一些变异：“杜工部在蜀，醉后登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8]这里杜甫醉后的无礼行为和言语冒犯导致了严武“色变”，然后杜甫自嘲又令气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从内容来看，《唐摭言》中的这则故事是综合《唐国史补》和《云溪友议》的基本要素而成。
由以上梳理可知，“严武欲杀杜甫”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累积、演化而成。其最早见于中唐李肇的《唐国史补》，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将其加以充实，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又承袭而变化之，于是成为当时流传较为广泛的一则传奇故事，后来两《唐书·杜甫传》亦采纳了这个故事，将其载入正史之中。当然在两《唐书》中这个故事的情节又稍有不同，比如在《旧唐书·杜甫传》里，严、杜二人虽发生冲突，但严武并未衔恨在心，而至《新唐书·杜甫传》则变成了血肉丰满的“冠钩欲杀”故事，“严武欲杀杜甫”故事至此基本定型。由于史传的巨大公信力和影响力，两《唐书》“严武欲杀杜甫”故事遂在后世得以广泛流传。然而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严武欲杀杜甫”故事实乃追慕盛唐风流的晚唐五代人所杜撰，其杜撰的文献依据却一直不为人所知悉，故仍需加以分析考辨。
总的来看，“严武欲杀杜甫”故事完全是通过杜诗进行的杜撰，悬揣其杜撰的材料依据和逻辑动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严武欲杀杜甫”故事系直接依据杜甫和严武之诗进行的杜撰
其实追根溯源可发现，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严武欲杀杜甫”故事，乃直接取材于杜甫和严武之诗，并加以细节充实得来。正如陈贻焮先生所言，严、杜故事“纯是拉扯诗句编小说，不可信”[9]。王新芳、孙微亦指出：
杜撰者们发现，相对于史料的简略模糊，杜诗本身由于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个人生平及交游信息，完全可以作为编纂和杜撰事迹的重要依据，于是大量关于杜甫生平事迹的故事就如此这般地被编撰出来。然而倘若我们认真追寻晚唐五代笔记小说的文献依据和来源就可以发现，其中许多故事背后都闪动着杜诗的影子。[10]
其论颇具启发意义。杜甫在蜀中有几首诗涉及到他与将帅的关系，其中《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11]1065另《别李义》云：“误失将帅意，不如亲故恩。”[11]1827这些诗句表明，杜甫曾担忧会因性格直率、醉酒失言、忤逆将领而被杀，其中蕴含的潜台词极为丰富，极易令人联想到他和严武、章彝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另外严武《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云：“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冠。”[11]885《鹦鹉赋》乃汉代祢衡所作，然祢衡因狷狂骂世为曹操、黄祖所不容，最终为黄祖所杀，严武这里用祢衡之典规劝杜甫，似乎蕴含了警告杜甫莫要放肆的意味。另杜诗中又颇多严武对其疏放性格特别宽容的记载，如《奉赠严八阁老》曰：“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11]379；
《奉酬严公》曰：“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11]887；
《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洒馔》：“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11]909；
《立秋雨园中有作》：“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11]1169；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11]1179等。以上诸诗中涉及严、杜之间的关系，其蕴味都容易令人浮想联翩。而那些对盛唐名人轶事怀有强烈兴趣的晚唐五代杜撰者们显然读过这些诗句，遂将这些诗歌联系起来，依凭杜诗中“失身”“失将帅意”“礼法疏”等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直接附会出“冠钩欲杀”的故事，并且得以广泛传播，直至被宋祁写入《新唐书·杜甫传》而广为人知。
王嗣奭、钱谦益、浦起龙等都曾指出过严武、杜甫故事的诬妄不征。例如钱谦益在注释《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二句时曰：“《国史补》：‘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爱其才，终不加害。’此所谓‘将军礼数宽’也。‘钩帘欲杀’之语，最为诬罔，不知宋子京《新书》何以载之本传？”[12]钱谦益仅指出《唐国史补》中的严、杜故事源自杜诗，并不全面。其实几乎所有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严、杜故事均杜撰自严、杜之诗。然而世俗之人仍愿意相信“冠钩欲杀”故事的真实性，他们也相信杜甫和严武交往诗中一定有二人交恶的蛛丝马迹，而史籍中有关严武残暴杀人事件的记载，遂致世人对其欲杀杜甫之事更加深信不疑。
(二)严武在史籍中的残忍嗜杀形象
搜检史籍可发现，在新、旧《唐书·严武传》中有其多次杀人的记载，给人留下了残暴嗜杀的印象，这也成为小说家杜撰“严武欲杀杜甫”故事的另一重要动因。《旧唐书·严武传》曰：“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1]3395章彝因小事得罪严武，即遭杀身之祸，使人觉得严武是一个暴戾刚愎、独断专横的地方长官。除了严武“恣行猛政”和擅杀章彝之外，《新唐书·严武传》还记载了其幼年杀父妾之事：
武，字季鹰，幼豪爽。母裴不为挺之所答，独厚其妾英。武始八岁，怪问其母，母语之故。武奋然以铁锥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然数禁敕。[2]4484
实际上，这个故事仍是来源于范摅的《云溪友议》：
挺之薄其妻而爱其子，严武年八岁，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挺之妾也)，未常慰省阿母，何至于斯乎？”母曰：“吾与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寝陋，枕席数宵，遂即怀汝。自后相弃如离妇焉。”
其母凄咽，武亦愤惋难处。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铁锥，击碎其首。及挺之归，惊愕，视之，乃毙矣。左右曰：“小郎君戏运铁锥而致之。”挺之呼武至，曰：“汝何戏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儿之母乎？故须击杀，非戏之也。”父曰：“真严挺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其非器。[7]13-14
此外，《太平广记》卷130“严武盗妾”条也记载了相似的故事，不过其情节由“击杀父妾”演变为“缢杀盗妾”：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训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14]
此故事中严武诱拐军使女，后为保命狠心将其缢杀，同样表现出严武残忍嗜杀的性格。《太平广记》是宋初按门类编撰的故事总集，基本保存了唐五代及以前的志怪、传奇小说。该书每条皆标出处，此条后云“出《逸史》”。《逸史》乃唐末卢肇编撰，集录见闻之异者，多以真实人物为主角，并加以改编。“严武缢杀盗妾”即此类鬼怪故事。
从两《唐书》所载严武杖杀章彝、击杀父妾之事，人们对其残忍的性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杜甫在蜀中却与严武过从甚密，后人难免会追问，杜甫彼时难道就没有因得罪严武而面临生命危险吗？于是杜撰者们在杜诗中寻找蛛丝马迹，从而炮制出“冠钩欲杀”的故事来解释杜甫当时的处境，而《云溪友议》《太平广记》中严武残杀父妾或盗妾之事似乎更加坚定了杜撰“严武欲杀杜甫”故事者们的信心。殊不知范摅《云溪友议》中关于盛唐人的轶事多出于杜撰和附会，并不可信，而《新唐书·严武传》对小说家言的吸收更是不应有的失误。
综上所述，新、旧《唐书》中的“严武欲杀杜甫”故事乃吸收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严、杜故事要素并不断改写而形成，是小说家言阑入史传之中的典型代表。而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冠钩欲杀”故事则是杜撰者根据严、杜二人之诗并结合严武在某些史籍中的嗜杀形象虚构而成的，可谓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然而由于两《唐书》作为正史的巨大公信力和影响力，后人往往不明就里，信以为真，使得这则向壁虚构的故事以讹传讹地流播了近千年，亟待加以厘清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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