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四书重译三厘定之解读与探源*

⊙ 孙海琳 苏 艳

(青岛农业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9；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部儒家经典，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将其翻译成本民族语言，方便本族人理解和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就开始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顺、康、雍、乾四朝官方刊印的汉籍满文译本，计有五十三种”[1]。四书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文典籍满译和蒙译的重点。最早的满文四书译本是康熙十六年的内府刻本《日讲四书解义》[2]66乾隆年间重译四书，重译本对原稿进行了多处修改[3]，乾隆皇帝提出了三个“厘定”(本文简称为“三厘定”)，要求重译要从三个视角重加厘定，最终使译文达到信达雅的高度[4]。目前的研究限于四书满文译本的考证和重译本的翻译特点分析，对于三厘定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本文首先在清朝的文化背景下，解读其含义，然后追溯其文章学的源流，最后讨论三厘定在传统译论史上的地位。

清政府是满族政权，蒙古族是其天然同盟，满族宗室亲贵和各级官员多为满蒙旗人，这就需要用满蒙文撰写朝廷文书，而汉人官员不通满蒙语言，因此清朝的公文经常有满蒙汉三种文字。汉文的公文要译成满蒙文，满蒙文的公文也要译成汉文。除了政府公文，汉文典籍也是官方翻译的主要内容，帮助初入中原的满蒙旗人了解并学习汉族先进文化。

乾隆年间发生了“阿岱不晓德通之清文”事件，乾隆皇帝发谕旨给贡院、各省学政、翻书房和理藩院，论述了乾隆朝“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缘翻译人员，未能谙习蒙古语，就虚文实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又如从前德通所翻清文，阿岱阅之，往往不能尽晓。夫阿岱素精国语，无不备知。其所以不晓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语，乃由德通拘泥汉字文义，牵缀为文，于国语神理，全未体会，是歧清语与清文而二之，无怪其相背也。……曩者魏晋六朝，习尚浮靡，斯文极敝。韩愈出而起衰八代，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人见之转以为怪。……昔韩愈尚思回狂澜于既倒，矧有移风易俗之责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为宗。……庶几共知谨凛，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华之至意。其翻译清文蒙古文，亦当实力讲求，勿仍陋习。”[5]卷1088

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特别是文化上，他本人掌握多种民族语言，对翻译多有议论。在这篇谕旨中，乾隆皇帝表达了他的文章学思想，推出他最推崇的韩愈，赞赏其扫除了六朝骈俪华糜的文风，大力提倡文以明道，清朝“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正是韩愈文章学思想的体现。在乾隆皇帝看来，翻译与写文章一脉相承，要彻底明了原文和译文的意思，而不是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而敷衍成篇。从顺治朝开始，清朝一直遵循尊孔尚儒的政策，反映在文风上，就是要强调“雅”。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都推崇雅正的文风，乾隆朝更是继承了康雍时期的思想，主张清真雅正，崇雅黜华。[6]什么是“雅”呢？《康熙字典》“雅”字条有：《玉篇》：“正也。”《尔雅疏》：“雅，正也。”《论语》：“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玉篇》：“素也”。[7]《说文》雅之训亦云素也，正也。[8]从这些解释来看，“雅”有两个基本的意思，就是“正”和“素”。对于乾隆朝的清政府，“正”是指儒家传统的程朱理学，“素”是以韩愈为代表的清真朴实的文学传统。对翻译而言，译文要以韩愈的文风为榜样，文以明道，语言朴素纯正，脱离浮靡的陋习。

三厘定出自乾隆皇帝所作的《御制翻译四书》序言。四书在康熙朝翻译之后，乾隆朝重译为《御制翻译四书》。乾隆二十年重译完成后，乾隆皇帝在序言中对重译的过程略加叙述，其中有“国朝肇立文书，六经史籍，次第翻译，四子之书首先刊布传习。朕于御极之初，命大学士鄂尔泰重加厘定，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浅深，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扬虚实之间，其别甚微，苟不能按节揣称，求合于毫芒，而尽祛其疑似，于人心终有未谦然者，几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意旨语气之未能吻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绎，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9]131乾隆皇帝命令鄂尔泰以“单词只字”为翻译单位，在文义、意旨和语气三个方面对旧译重加厘定，即译文的文义与原文是异还是同，意旨的深浅是否得当，语气的轻重是否与原文一致。然而乾隆皇帝重新检查之后，发现三个方面仍有无法“吻合”之处，他要求译者竭尽全力，不留遗憾。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1)译文要在文义、意旨和语气三个方面进行厘定；
(2)厘定的标准是原文和译文的吻合度；
(3)无法吻合之处，只求尽可能仔细周到，不留有遗憾。这三层意思的中心是文义、意旨和语气的三厘定，对于这三个词，序言的语句简短，没有过多的解释。既然这三个词由乾隆皇帝提出，他在别处对这三个词的使用当能旁释其含义。《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简称乾隆朝《清实录》)记载了乾隆皇帝大量的谕旨，这三个词在这些谕旨中常有出现，我们借此来探讨三厘定在当时的内涵。

(一)文义之异同

乾隆皇帝对于文义的要求是“文义之异同”，“文义”也时常出现在其他谕旨之中，具有两种含义：一、文章的意义，如，“前因磨勘顺天等省乡试卷，见其中词句纰缪，不一而足，甚至不成文义。”[5]卷602“谕，昨覆试己酉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竟至文义荒谬，诗句不通。”[5]卷1347在这两个例子中，在提到“文义”的同时，又提到“词句”和“诗句”，此处的“文义”仅指意义。二、“文”指文辞，“义”指意义，如，“嗣后乡会典试诸臣，务择清真雅正、文义兼优之作。”[5]卷621“谕，昨覆试新进士，文义均属清顺。”[5]卷1326这两句提到“文义兼优”和“文义均属清顺”，这里有“兼优”“均属”，文义应当是指文章的文辞和意义，行文语言要清顺，意义要清雅。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知道“文义”既可以单指意义，也可以是言辞和意义两个方面。在翻译中，无法做到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形式上相同，只能在意义上尽可能对等。在“文义之异同”中，文和义放在一句话中，没有“均”“兼”等类似的词来表示两件事，而且对“文义”的要求只有“异同”这一个词，可见“文义之异同”中的文义是指原文和译文的意义，也就是翻译时要看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的表层意义是否一致。

(二)意旨之深浅

“意旨之深浅”中的意旨是指意图或者寓意，如“佐朕办理天下事务，永底平康之治。若因此谕，又复错会意旨，以严刻苛细相尚，则识见更为庸劣，其咎不可逭矣。”[5]卷14“恐督抚等，揣摩意旨，又谓朕有意从严，不敢各抒所见。”[5]卷1116在这两个例句中，“意旨”都是指皇帝发布命令时没有明说的深层寓意。四书的写作时间距离清朝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记载的事件和言语有当时的背景和寓意，后人往往无法从字面的意义一目了然。因此，不能只看原文表面的意义，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原和解读其言外之意，乾隆皇帝意识到原文和译文的“意旨”要做到“深浅”上的吻合。

以“蛮夷”的翻译为例，康熙年间进讲四书时，皆按汉字读音译成满文，乾隆年间改译四书时，避讳使用“夷狄”字样的音译，而代以“藩部”或“外藩”等字样的意译。[4]虽然文义不完全相同，但是从中华一统的角度看，避讳了夷狄所可能包含的言外寓意。这样的译文在文义上是异的，但在意旨上是深的，虽然并非完全吻合的对等译文，但是符合乾隆皇帝的要求。对于原文言外之意的关注大概与乾隆皇帝的身份有关，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他既要关注四书的文义是否得到忠实再现，也要关注原文的言外之意是否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三)语气之轻重

“文义”和“意旨”的吻合是指译文的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要与原文一致，而“语气”在乾隆皇帝的谕旨中出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即满蒙官员人名的音译和普通词句的翻译。乾隆皇帝对满蒙官员汉译人名的语气多次提出要求，比如，“谕：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名亦蒙古话，只应按满洲语气写汉字，乃希图成话，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着将甘珠露汉字之名改写，并交吏兵二部，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只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希图成话，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5]卷475“又谕：今日健锐营带领引见人员内，所奏本身名字，清语生疏，音韵错谬，成何事体。清语乃我朝根本，自应以满洲正韵为主。……若有音近汉人语气者，竟不训饬乎？”[5]卷1096“谕曰：新授锦州副都统博厚之名，系汉文语气，着改名积拉敏。”[5]卷1368

乾隆皇帝以蒙古人名“甘珠尔”穿凿译为“甘珠露”为例，告知满蒙官员，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都要依据满洲正韵用满洲语气音译自己的名字，发音不相符的汉字概不能选，“甘珠露”在汉文中可以理解为甘甜的露珠，意象美好，却是汉文语气，而“甘珠尔”则是满蒙语气，依照汉文语气不利于满蒙语言的发展，类似的情况还有“博厚”改为“积拉敏”。同时，对语气的要求也体现了“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也就是译文要朴实准确，去除浮华和修饰。满人要顺应汉人居多的局面，将满文姓名译为汉文，方便交流，但也要保留满人的根本，哪怕是音译为汉文的满文，也要保留满文的味道，从而提醒满人不忘根本。

除了人名的音译，其他词汇的翻译也要符合满文语气。乾隆皇帝以“风俗”的翻译为例，对应于满文有两个词“安科礼”和“格抡尼塔亲”，前者是指久行不易的，后者是随时成习的，《清文鉴》写为“安科礼”，所以满洲教习的试卷中也都译为“安科礼”，乾隆皇帝认为应该译为“格抡尼塔亲”。由此乾隆皇帝再次提到“阿岱不晓德通之清文”事件，“从前德通所翻清语内，阿岱所不晓者甚多。阿岱善于清语，何至不晓？究系德通固执汉文，拘泥成语，不能会意，以致翻成汉文语气，阿岱始不能明晰。曾经降旨，以翻清必顺满文会意，方可令人易晓。若舍满文语气，因循汉文翻译，则竟至失却满文本义。着将此再通行各处，嗣后一切翻清，必遵朕屡次训旨，遵照满文本义翻译，断不可拘泥汉文。”[5]卷1292素精满文的阿岱看不懂德通的满文译文，不是因为阿岱的满文水平不够，而是因为德通拘泥于汉文原文的形式和意义，没有体会到满文的“神理”，写出的译文都是汉文语气，这是乾隆皇帝所批评的。

对于语气，清人魏象乾在《繙清说》中曾提出“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岂无故而然欤？盖增者，以汉文之本有含蓄也，非增之，其意不达；
减者，以汉文之本有重复也，非减之，其辞不练。若夫颠倒与取意也，非颠倒则扞格不通，非取意则语气不解。此以清文之体，有不得不然者，然后从而变之，岂恃此以见长哉？”[10]66此文所说“语气”是指字对字翻译所带来的译文语言的连贯问题，也就是将原文的意义翻译出来才能令译文通畅可读。《繙清说》出现在乾隆五年，我们无法判断首先提出语气者是谁，但是可以看出，对于语气的关注已经上至统治者，下至清政府的普通译员。区别在于，作为普通译员的魏象乾没有提到翻译中的语气对满语和满文化的影响。

总的来说，三厘定是指翻译中言内之意的异同、言外之意的深浅和语言风格的轻重，其含义在于，在保证原文和译文意义吻合的基础上，保持译文语言的风格。具体来看，文义之异同涉及原文和译文表层的言内之意，意旨之深浅关注原文和译文深层的言外之意，语气关注的是译文所代表的民族语言色彩，三者的结合以意义为中心，最终的要求是三者的吻合，没有修饰语句的要求，求真求实，这也体现了清政府朴素雅正的文化政策。

罗新璋认为，作为古代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传统译论植根于传统文论。[11]文论多关注文学作品，而文章学关注各种体裁文章的写作，文学作品是其中一种。广义的文章指的是一切的文字形式，狭义的文章则指的是那些非文艺性或文艺性不强的常用文体[12]。翻译既有文学作品，但更多的是非文学作品。三厘定的主要概念文义、意旨和语气来源于文章学，将文章学思想运用到翻译中，对译论有了新的发展。

(一)以意为主

传统文章学有“文以意为主”“以气为主”“以理为主”“以神志为主”等说法。[13]三厘定的前两条分别讲述文义和意旨，都是围绕意义，三条都没有涉及文辞如何修饰。“古人写文章，在秦以前，基本上是遵循着‘达意而已’的原则。文章一般写得都很质朴、简练，不崇尚词藻的雕饰，保持着一种古朴的优良文风”[12]49，汉赋出现后，文风渐渐趋向浮华，此后王充、范晔、杜牧、韩愈、王若虚等人都强调文以立意为主，注重文以载道，反对浮华。清朝建立之后，清朝统治者要求写文章要清真雅正，极力避免汉文浮华的表现方式。三厘定中，意义占了前两条，体现了在翻译中“文以意为主”，文辞要服务于意义，这与清朝所倡导的崇雅黜华的文章学思想分不开。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从而让不懂这种语言的读者能够读懂原文的意思，因此意义是否吻合是最重要的。

(二)意分内外

乾隆皇帝将意义分为“文义”和“意旨”，分别用“异同”和“深浅”来描述，“文义之异同”要求译者关注原文和译文意义的异同，四书成书时代久远，清朝乾隆年间的人们理解起来必然有差异，在翻译的时候要关注这些异同，力求“吻合”。这种异同的说法也出现在古代文章学理论中，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有“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中”，在总论历代文章时，与前人说的或同或异，“不必介意这些说法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只是分析文章的结构组织，力求恰当。”[14]457四书到了清朝，也已经是年代久远的古书了，乾隆皇帝意识到古今理解之异同，力求满文译文在意义上与原文吻合。

除了言内之意的异同，言外之意也是乾隆皇帝所关注的。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言尽意”和“言不尽意”的言意之辨，还有意在言外、言近旨远、得意忘言等说法。言意问题也一直是古代文章学争论不休的话题。《文赋》有“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15]535,《文心雕龙·序志》有“言不尽意，圣人所难”[14]457，《诗品》有云“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15]703，乾隆皇帝所用的“文义”和“意旨”与钟嵘所说的“文”和“意”正相对应。清末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16]意义可以分为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可以将言外之意寄于言内，深层意旨深藏于表层文义。刘熙载在此处还提到了“寄深于浅”，与乾隆皇帝所说的“意旨之深浅”一样，都用深浅来形容深厚的言外之意寄托于浅层文义。翻译当中不仅要力求辨别言内之意的古今异同，还要认识到言外之意在译文中的深浅，二者都要做到恰当吻合。

三厘定首先将意义放在翻译的首位，然后区分了文义和意旨，“文义之异同”侧重的是语言本身的言内之意的转换，而“意旨之深浅”考虑的就是言辞表面没有明说的深层意义，甚至是语言与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是言外之意的转换。对意义的考虑既符合翻译本身的特点，也符合清朝崇雅黜华的文化政策，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同时，典籍是古代著作，当时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不是现代人能够一目了然的，需要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史实中，更好地理解每句话的深层寓意，才能更好地翻译古代典籍。

(三)气随译文

除了意义，三厘定还对语气提出了要求，即满蒙译文要保留满蒙语气。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翻译要注重语气，其二是要保留译文的语气。

“气”是古代文章学的重要议题，它通常是指个人的语言风格，之后较多使用的是“风格”“体”等概念[12]162。《典论·论文》将文章中的“气”比作音乐的节奏，“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15]454，《文心雕龙·体性》区分了先天和后天的语言风格“才有庸俊，气有刚柔”[14]256。钟嵘的《诗品》提出“骨气”的说法。刘大櫆认为“气”产生于音节字句的相互配合。由此看来，文章学所说的“气”是指某个人的语言风格，然而乾隆皇帝所说的“语气”不同于个人风格的“气”，而是指汉满蒙三种语言的风格，与文章学所说的“气”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他将传统文章学中的“气”用于不同的语言，称为“语气”，翻译是不同语言的转换，语气必然需要考虑。语气的提出富含民族色彩，在汉族文化圈中，满蒙统治者要保持统治地位，而不失去本身的特色，语言是保持清语骑射国策的重要手段。同时，乾隆皇帝将满族特色落实到原文和译文的语气上，操作性更强。

杜牧《答庄充书》有“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17]三厘定的三个方面正是承续了这种文章学思想，“文义”和“意旨”是翻译中首先要考虑的，语气要按照满文译文的语气，行文要符合满文朴实无华的风格。

我国传统译论主要集中在东汉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翻译时期，三厘定出现于清朝前中期，既不属于佛经翻译，也不属于西学翻译，而是汉文典籍的民族语翻译思想。与佛经译论的文质之争和西学翻译的信达雅一样，三厘定也是源于古代文章学传统，“不论是南北朝的‘文质之争’也好，严复提出‘信达雅’也好，其背景都是文章学”[18]。“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19]现将三厘定与文质之争和信达雅相比较，从而看出三厘定在译论史上的价值。

(一)三厘定与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佛教刚刚传入中原，僧人的佛经知识非常有限，无法融会贯通，译者主要是外来僧人，多凭口诵，为了准确传达经文的意思，严格以原文的文质为准，如东汉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20]273第二阶段，到了东晋时期，译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处处以原文风格为准，出现了变质为文的译经倾向。道安批评了这种倾向，在五失本中提出“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20]290当时社会流行的是“文”的语言风格，所以译文要“非文不合”。第三阶段，随着对佛教了解的加深，开始对译文的文质有了自己的看法。慧远发现译文过于文丽和过于质朴都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所以理想的译文应该是“质文有体，义无所越”[20]391，也就是文质适当，能够表达意义。

佛教经典的翻译目的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进而信仰佛教，文质论建立在经文意义表达清楚的基础上。三厘定与文质说都将意义放在第一位，“文义之异同”和“意旨之浅深”都是在讲意义的重要性。二者的不同在于译文的语言风格，佛经译文是文还是质，要着眼于读者，达到传播经义的目的。“语气之轻重”更多的是政治考量，要让满蒙旗人在了解汉文化的同时保持满蒙旗人满语的传统，以及满蒙语言质朴的特点，而不被浮华的汉语所淹没。作为统治者，乾隆皇帝追求的更多的是政治意义，而不在于哪种风格更有利于译文的流传。

(二)三厘定与信达雅

信达雅是严复在《天演论》的序言中提出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
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11]136“信”是将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
“达”是将原文的意思融会贯通后，自然而然地译出，达到让读者理解的目的；
“雅”倡导使用汉代以前的字法和句法。

四书重译完成于1775年(乾隆二十年)，《天演论》的发表是在1897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严复(1854—1921年)出生在乾隆皇帝去世五十多年后，乾隆皇帝的思想是否对他有过影响，我们无从判断。三厘定和信达雅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从三个方面对翻译有所论述，也都以意义为中心，特别是前两条对意义的强调有类似之处，文义和意旨围绕的是意义，信和达的中心也是意义。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信达雅是目标，而三厘定是出发点。信指的是内容，达是指要旨，雅侧重语言风格，这三方面有信达雅三个标准，而且这三个标准要求很高，古往今来能达到信达雅高度的译作并不多见。而三厘定所说的文义、意旨和语气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吻合，乾隆皇帝没有说明“吻合”的具体程度，只是要求“参考寻绎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这就让译者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更加易于操作。三厘定的三个视角清晰明确，乾隆皇帝作为统治者，需要指令明确，利于执行。

纵观我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从佛经翻译之后到晚清民国西学翻译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国传统译论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科技翻译留下了大量翻译作品，但是译论“主要侧重于论述翻译的功利目的”[10]70。三厘定出现在清朝前中期，比略早出现的经验总结式的《繙清说》格局更大，它承续了古代文章学的传统，但是它又不同于几百年前的佛经译论，也不同于晚清西学东渐中的各种翻译思想，在我国传统译论史上独树一帜。

清代学术讲究辞章、义理和考据，辞章就是研究如何写文章，不仅关注文论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也关注其他体裁的文章，是我国传统译论的来源之一。无论是文质之争和信达雅，还是三厘定，都是我国传统译论的珍宝。在译者中，除了严复，翻译过大量国外小说的译者林纾本身就是文章学家，可见无论译论还是译家，都与文章学密不可分。古代翻译思想还有许多珍宝有待发掘，需要我们深入我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沃土，将其原汁原味地整理和解读出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国原创的翻译思想也应该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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