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应理《致路易十四的书信》看儒学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 ［法］梅谦立（Thierry Meynard）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以 柏 应 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信》（“Ludovico Magno Regi Christianissimo Epistola”，以下简称“《致路易十四的书信》”）开始。在信中，柏应理感谢了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对该书的支持。他还想象，如果孔子能复活，他一定会发现，路易十四便是他一直所期待的理想君王。这样的想法也许会让今天的读者感到惊讶，甚至于迷惑——柏应理似乎是在谄媚路易十四。为了理解柏应理《致路易十四的书信》的意义，我们需要讨论当时柏应理和耶稣会的历史处境，如此才能明白柏应理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维护耶稣会在中国的“适应政策”。第二部分分析这封书信何以被归为“君王镜”（specula principum）这样的文体：以孔子为鉴，可知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度。在比较孔子和路易十四时，柏应理过分强调了思想的正统性和统一性，因此，在结论中我们会反思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包含的开放性。(1)柏应理著，汪聂才译：《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见《中国哲学家孔夫子》，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年，第1卷，第1—5页；
Prospero Intorcetta, Christian Herdtrich, François Rougemont, Philippe Couplet, Eds,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aris: Horthemels, 1687, pp. 191—194。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研究可参阅：孟德卫（David Mungello）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从邂逅到相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一）儒家经典在欧洲出版的困境

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能在巴黎出版似乎很偶然。之所以如此说，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除了1616年在里昂出版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及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利玛窦中国札记》（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chrétienne en Chine）之外，法国的汉学几乎一片空白；
第二，法国耶稣会士从来没有参与儒家经典的翻译工作。柏应理是弗拉芒人，他在中国传教20多年，被选为耶稣会中华省的代表（procurateur），被派遣回欧洲汇报中国的情况，并且寻求支持。他曾参与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在江西建昌出版的《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2）的相关工作，包括《大学》及《论语》前半部分的编译工作。1666—1671年，他在广州再次参与翻译儒家经典“四书”。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最初考虑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儒家经典的拉丁文译本，但他在欧洲访问时没能实现这一计划。十几年之后的1684年，柏应理去了罗马，但那时传信部（Propaganda Fide）依然对耶稣会持敌对态度，这使他不便在罗马出版这些儒家经典的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能够在巴黎出版则有三个方面的机缘：第一，路易十四刚刚推行了他的东方政策；
第二，弗拉芒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邀请法国耶稣会士到北京参与天文学工作；
第三，1684年，柏应理到达巴黎，面见路易十四，落实派遣法国耶稣会士的计划。由此，柏应理最终决定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二）路易十四的东方政策

法国分别于1668年打败西班牙、1678年打败荷兰之后，路易十四成为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国王。因为法国在亚洲的贸易晚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路易十四随即开始关注东方。1686年，暹国大使访问法国，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待他们。路易十四对东方的兴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外交、贸易、文化、传教。

因此，路易十四逐渐亲近法国耶稣会士，1675年，他选择拉雪兹（François de La Chaize，1624—1709）担任他的告解神父。法国耶稣会被派遣前往中国，这与法国的天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如同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所说，最初的推动者是弗拉芒耶稣会士南怀仁。由于1666年路易十四所建立的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sciences）声名远扬，1678年8月15日，南怀仁在北京写信呼吁法国耶稣会士赴华填充传教团的空缺。这封信在1681年寄达巴黎，并促成法国海军国务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召见法国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家洪若瀚（Jeande Fontaney，1643—1710）并准备召集赴华团队。(1)Ferdinand Verbiest, Epistola R. P. Ferdinandi Verbiest, vice provincialis Missionis Sinensis, Societatis Iesu, anno 1678, 15 augusti, ex curia Pekinensis in Europam ad socios missa。参见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1685年路易十四遣华耶稣会传教团信件中的广州》，《西学东渐研究》第8辑，第52页。从此，法国皇室跟法国耶稣会便开始有计划地把传教士送到中国。不过，因为葡萄牙对中国教会有保教权（Padroado），计划很难落实。1684年9月25日，拉雪兹安排柏应理与路易十四见面。此后，法国赴华的传教活动很快得到重大突破：1.五位法国耶稣会士将随同暹国大使回国，继而从暹国继续前往中国；
2.他们的官方身份不是传教士而是法国科学院会员，或所谓的“国王数学家”。1685年，这五位法国耶稣会士向中国出发了。

（三）路易十四在科学和文艺传播方面的贡献

柏应理很快便决定在巴黎出版儒家经典译本，正逢路易十四大力推动科学研究、发挥人文学科之时，这就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文人和艺术家来巴黎。《致路易十四的书信》提及路易十四的“不可胜计的艺术和科学的书院”(2)《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第4页。。因此，路易十四被从远东而来的孔子学说所吸引。另外，法国学者德维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约1620—1692）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按照尼古拉斯·杜（Nicholas Dew）的分析：1672年，德维诺曾经出版殷铎泽的《中庸》译本，这是首次在欧洲出版儒家经典。1684年，他担任法国皇家图书馆馆长，当得知柏应理有在罗马出版其他儒家经典的计划时，他用外交关系要求这本著作在法国出版。(3)Nicholas Dew, Orientalism in Louis XIV’s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05—233.一开始，柏应理答应德维诺寄给他其所写的《中国编年史》（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柏应理或考虑到法国科学院和洪若瀚对这本书一定会有兴趣，因为在这本书里，他考察了中国所记载的天文异象，如日食、月食等。随后，柏应理决定把《前言》及儒家经典的译文都交给德维诺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最终由法国皇家图书馆出版，这个事件反映出法国耶稣会和路易十四在学术上的合作。《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巴黎的出版标志着法国汉学的起点和基础。

（四）基督宗教的动机：保护宗教，反对异教

在17世纪，耶稣会与扬森派（Jansénisme）之间发生严重的争论和权力斗争，不过，从1660年开始路易十四排斥扬森派，亲近耶稣会士。另外，从1661年起，路易十四认为宗教必须统一，这促使他镇压新教徒，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1685年10月，在经过20多年对新教的镇压之后，路易十四最终宣布废除1598年他祖父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的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展现国家的政教合一：所有臣民一律服从国王和天主教，而国王自己服从天主。

关于废除南特敕令，法国耶稣会士如拉雪兹则比较谨慎：尽管耶稣会士原则上不允许异端的存在，但耶稣会依然会顾及废除异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Harro Höpfl, Jesuit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3—139.。但当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宽容政策时，大部分法国天主教徒，包括耶稣会在内，都赞扬路易十四的决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教宗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1611—1689，1676—1689在任）却批评了路易十四，认为不应该用武力强迫新教徒回归天主教。在国内，路易十四保护了“真正的宗教”，在国外，他则派遣法国耶稣会士去东方传教。虽然他们——如同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名义上是“国王数学家”，但事实上他们——如拉雪兹所说——是传教士。(2)参见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3页。

在《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中，柏应理把路易十四称为“最信奉基督的国王”（rex christianissimus）。由于法国与天主教会的特殊关系，从13世纪起，法国国王便得到了这个称号。柏应理也把法国称为“世界上基督宗教国家中最信奉基督的国家”。柏应理热烈赞扬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的决议：

反对古老信仰和繁荣国度的异端思想被厌恶、践踏、摧毁……曾经异端思想借以苟延残喘的法令被废止，寺庙被推倒，其名字本身被埋葬……成千上万感激的灵魂被幸福而又坚定地从原先的错误中带回到真理，从毁灭带回到救恩……在您的领导和支持下宗教对异端思想所取得的胜利——以前从来没人敢这样做，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后来的人也很难相信，这个胜利受到怎样的重视和赞美都不过分。(3)《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第3—4页。

事实上，路易十四本人并没有声称什么胜利，而只表示新教基本上被消灭了，因此可以宣布国家在宗教方面已统一。

（五）柏应理用路易十四作为保护伞

其实，柏应理把《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奉献给路易十四不仅仅是为了感谢路易十四的支持，也是为了保护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政策，即所谓的“利玛窦策略”。从1630年代起，道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便进入了中国，并且开始批评利玛窦把基督宗教儒家化，也批评耶稣会士认可中国礼仪（祭祀、祭孔、祭天）。1666—1671年，道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约1610—1689）及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María Caballero，1602—1669）在广州攻击利玛窦的传教政策，也反对中国礼仪。柏应理本人也参与了这些争论。1684年，柏应理回到法国，那时他应该知道前一年康布（Sébastien Joseph Du Cambout，1634—1690）已经出版了《耶稣会的实践伦理学》（La morale pratique des jésuites）第二卷——这本书基于闵明我的批判写成，其中批判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政策。《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利玛窦的“适应政策”辩护，驳斥闵明我的批判。除了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内容论证上下功夫之外，为了增强该书的权威性，柏应理还将其拿到皇家图书馆出版，撰写了《致路易十四的书信》，并在封面上表明这本书是应路易十四的命令出版的。这一系列的举动很有策略性：他将路易十四作为自己的保护伞。这样，教会内外没有人敢直接批判这本书。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柏应理的这些举措很有必要，因为1700年巴黎大学神学院在审查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时，没有提及《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一）《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作为“君王镜”

按照惯例，柏应理应该要写正式的“作者献词”（dedicatio），然而他选择了比较亲切的“书信”（epistola），因为他和路易十四并不陌生，他们见过几次面，作为耶稣会士的柏应理跟国王关系密切。(1)另外，柏应理在皇家图书馆工作了一年时间来准备《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出版，并得到了国王的报酬。据尼古拉斯·杜统计，柏应理从皇家图书馆得到了5000里弗（livres）；
Dew, op. cit., p. 225.然而，《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也可以被归类为一种叫做“君王镜”的文体，即君王身边的文人或顾问所写的一种书，以此为镜展示理想的君王形象，特别是他的美德。这种文体在古代的西方已经有了，在中世纪获得了很大的发展。(2)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公元前4—65）给尼禄（Nero Germanicus，37—68）皇帝写了《论怜悯》（De clementia）作 为 镜 子，参 见Aliénor Cartoux et Sarah Orsini, “Introduction—Le miroir du Prince dans l’Antiquité: le paradoxe d’un genre inexistant ?,” in Interférences Ars scribendi 11 (2018)，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interferences/6381；
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10月28日。它的主要目标不是如同哲学一样展示理论上的真理，而是要在世俗世界中实现真理，其关键在于在政治上捍卫真理。对信奉基督的君王而言，他的信仰和美德都来源于宗教，而他的特殊任务就是在政治上体现和实现宗教的功能。

因此，柏应理要陈述路易十四与孔子的关系，亦即孔子和路易十四的“互鉴”：以孔子为鉴，可知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度；
以路易十四为鉴，可知孔子的政治思想。柏应理认为，如果孔子当时能复生，他一定会以为路易十四符合他曾经期待的理想君王的形象。按照柏应理的叙述，路易十四在军事上实力强大，在艺术（如他所建的皇宫）与科学（如他的地理发现）上都有重要成就，不过按照柏应理的设想，更吸引孔子的应该是路易十四对正确宗教信仰的维护。

1662年，路易十四选择太阳为其标志，后来被称为“太阳王”。他希望他的荣光普照天下。1678—1684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建造了著名的镜厅（galerie des glaces）。他在此接待暹国大使之后，感到通过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也可以“接待”孔子本人，因为孔子会被太阳王“吸引”过来：“他将对您的智慧广加赞誉，并且会承认，他自己的智慧——不管在他的同胞那里享有怎样难以置信的声望和拥戴——和您的比起来，也只是如同星星面对太阳。”(3)《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第2页。对柏应理而言，最值得羡慕的事情就是教导的实现，而在这方面，孔子并不成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念。因而孔子及其思想的引入，就像是为路易十四提供了一面镜子，以孔子为镜，他的荣光可投射到全世界。

（二）作为预言家的孔子

耶稣会士比较容易肯定孔子，因为孔子本人多次表示他没有什么神通，只是一般人，也要学习修行。例如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另外，在谈及“圣人之道”时，孔子不仅探察过去，而且期待未来，如柏应理所说：

我想，这位孔子将坚持他的第一印象，喜悦地赞赏陛下。他会宣称终于发现了这样一位君王——他热切盼望却一直徒劳无以得见的君王。这位出色的孔子在头脑中设想出、在其著作中展示出最卓越的帝王，不过，在历代先王中，他找不到任何与他愿望相符的君王。孔子只好放弃实例，回溯到那个最完美君王的绝对形式和理念，并说出这样一句话：“待其人。”意思是：终于有这样一个人要来，他具有神圣和超凡智慧的天赋，而且他要满足我们所有的心愿，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4)同上。

这里，柏应理引用了《中庸·二十八章》中的“待其人而后行”一句。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中庸》译文部分，殷铎泽翻译如下：

这样的美德是如此的精微且难以拥有，必须等待拥有这样至高德行的圣人来临，然后才能期待在那位领袖及导师身上，如此出色的德行能转换为行动并成就所有人的功业。(1)梅谦立主编，罗莹译：《中庸》，见《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2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年，第276页。需要注意殷铎泽接着写的评语：

哲学家在这里谈论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人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自由决定。我不敢断言，是否圣灵借助它的效力使孔夫子说出这些话，正如它促使女预言家（Sibillae）预言了基督的降临，但我想很难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一直都存在着这样的观点，正如孔夫子常说的一句话：“西方有圣人”，意思是在西方有（或者将会有）一位圣人，而对中国来说犹太就在西方。(2)同上，第276—277页。

这里殷铎泽比较矛盾，说明他很难判断孔子指的是谁，然而他引用《列子·仲尼》：“孔子动容有闲，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后来，道家认为“西方之人有圣者”是指老子，佛教则认为指释伽牟尼。殷铎泽暗示，也许孔子指的是耶稣基督。这里，孔子所担任的角色类似于《旧约》中的先知，他们预言上帝要派遣人光复以色列，继承大卫王的宝座。按照基督宗教，先知们预言耶稣基督的来临，不过，他要建立精神上的王国，而不是世俗上的王国；
在以色列之外也有人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来临，如同殷铎泽提到的在古希腊圣殿的西比尔（Sibillae）。因此，殷铎泽不能完全排斥孔子得到了某种启示这种可能性，这使他能够预言耶稣的来临。

在《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中，柏应理没有必要提这么棘手的问题，他只需要表示在世俗政治上孔子有预言就够了。当然，这样的预言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而是要用修辞学的方法去理解。

（三）“攻乎异端”的解释

柏应理继续坚持利玛窦以来的“适应政策”，认为孔子凭自然理性认识了上帝，如同他在下文所写的那样：

在孔子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彻底推翻外来的教派和教义更重要。他常说，这些教派和教义使山河破碎、王朝覆灭。他有句话至今仍名闻中国，“攻乎异端”。意思是：攻击异端思想。(3)《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第3页。

“攻乎异端”出自《论语》第2章第16条。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攻”的意思是“专治”，意思是说，人们不要攻习非圣人（如杨朱和墨子）之道。《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论语》部分翻译得比较正确：

那关注外来的、与圣人教导的教义不同的人，会大胆地用这些教条去教导其他的人。类似这样的创新者，很容易对他自己和整个国家造成危害。(4)梅谦立主编，齐飞智译：《论语》，见《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3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年，第40页。

不过，在《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中，为了使其观点与正统相一致，柏应理将“攻”的意思解读为“攻击”，这在欧洲有其特殊的意义，但与孔子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在孔子那里的消极劝诫（不要学习）变成了很强势的命令（要攻击）。柏应理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因为孔子在世时，他的教导只是“百家”之一，孔子也没有想到，他的教导后来会变成统一思想。柏应理所展示的孔子是汉代以来的官方儒家，是为意识形态而服务的。

柏应理把“攻乎异端”解释为“攻击异端”。这意味着孔子本人不是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所说的异端徒，即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而且他本人相信有“神”（即四书五经所讲的上帝）。这里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与佛教不同，基督宗教不是外来的宗教，而是与儒家一样建立在自然理性的基础上。如此，孔子可以完全接受它。柏应理继续说明，孔子所谓“攻乎异端”的呼声在路易十四那里得以实现：

确实，国王啊，如果孔子能活到恩宠的法律的幸福时代，您在保护和扩大宗教、铲除异端邪说、促进虔诚传播方面的操劳，会给这个最喜爱虔敬的人带来多少欢欣啊！(5)《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第3页。“恩宠的法律”指继承梅瑟法律的基督法律。

柏应理所言即前面讨论的路易十四废止南特敕令，驱逐在法国的新教教徒的做法。柏应理暗示：在法国内部，路易十四通过法律打败了异端分子；
在欧洲，他通过武力打败了非天主教国家荷兰；
现在，他派遣法国传教士在中国攻击异端，去实现孔子所寻求的真理。

不过，路易十四“最信奉基督的国王”的称号其实相当讽刺。1683年，奥斯曼帝国攻击了神圣罗马帝国及维也纳，而路易十四不仅拒绝加入神圣联盟（奥地利、威尼斯、波兰、俄罗斯）抵抗异教徒的攻击，反而联系奥斯曼帝国表明其中立的立场，即不会干涉，甚至希望他们攻击神圣罗马帝国。1683—1684年及1688年，路易十四趁机两次攻击神圣罗马帝国以扩展法国东部的领土。教宗依诺森十一世组织神圣联盟以维护天主教，并最终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在这件事上，“最信奉基督的国王”支持了非天主教国家攻击天主教国家，把法国扩展领土放在宗教之上。

柏应理介绍的孔子思想主要反映出儒家的政教合一，并且在路易十四的专制王权方面得到了落实。诚然，儒家的意识形态在康熙年间得到了增强，内阁大学士熊赐履（1635—1709）在他的《学统》（1662）中，用程朱理学重新建立了儒家学统，以正统理学系统叙述先秦至明代学术代表人物，以程朱为正，王阳明为杂，视老庄、道家、释氏为异。而同样，路易十四为了统一思想，试图将天主教教权居于王权之下。那么这种中西交流究竟是只能使彼此的国度更加趋于专制主义，还是能带来多元的火花？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当中，中西文化交流其实裂开了某种缝隙。从远东来的思想之所以受到法国路易十四的欢迎，是因为可以借此强调二者背后政治体制的共同点，孔子的思想也可以为法国维持政治秩序作辩护。同理，康熙对西学的欢迎也是为了增添皇室的光辉。即便如此，这样的交流一旦发生就一定会裂开某种缝隙，外来思想由于它的他性（alterité）或可挑战正统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许多儒家士大夫很难接受康熙让外国传教士进紫禁城，在钦天监工作；
同样，扬森派也很难接受路易十四在法国宣传孔子思想。柏应理在《致路易十四的书信》当中，赞扬了路易十四，并肯定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这样的合法性不仅依靠欧洲传统的宗教和思想，也依靠外来的文化和思想。孔子的思想与路易十四的主张相契合，孔子好像路易十四的一面镜子，路易十四可以从中认识自己，然而，镜子本身即意味着某种永远不能消弭的距离和他性。打个比方，路易十四可以自诩为太阳王，但他终究不能成为太阳。

在《致路易十四的书信》的结尾处，柏应理提到，若他返回中国的话，应该会得到中国人的欢迎：

当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孔子受到陛下如此重视和赞许，把他的书收进皇家图书馆中，他们会多么开心啊！当他们知道您愿意把他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附上孔子的图像、关于他们君王的书籍和事迹一起出版，他们会多么高兴啊！而且，所有这些，不是刻在中国人用的木牍上，而是刻在漂亮的铜板上。当他们知道，您愿意让迄今仅在中华帝国闻名的这位孔子的书在高卢传播，而且从高卢远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他们会多么感谢陛下啊！他们会在各处赞扬您，为您祈祷。新教友竞相为您的安全以及您的一切努力的成功而祈祷！他们难道不希望为繁华的王国和天主教的美好未来而祈祷吗？(1)《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第5页。

不幸的是，柏应理乘船在途经印度洋时遭遇暴风天气，他本人被未固定好的箱子压到，于1693年5月15日去世。上面的文段里，柏应理指出，不仅是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度可以在孔子之鉴中得以映照，孔子的思想也可以映射在路易十四身上。经由《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儒家思想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再仅限于中国或东南亚，而是扩散到了法国，并进一步传向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孔子思想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新生命和新内涵，成为一面面向中国的新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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