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研究的角度关注儒学的世界影响
时间：2023-02-15 12:1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 任大援
编辑完成这一期稿件，刚好进入了新的一年。如果要用一个字对新的一年做个愿景，我想用一个“通”字：从自然的层面看，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我们祈望能“天人通”，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人类社会的层面看，我们祈望“东西通”，由“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互鉴与交融。在这个过程中，“汉学”和“汉学研究”与有责焉。
本期刊发的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李玉良、罗莹等人的几篇文章，启发了我的上述思路。晚明来华的传教士根本想不到他们竟然成了早期的“汉学家”。正是他们，将中国古代的正统儒家思想典籍和其历史典籍翻译成西班牙文、拉丁文及欧洲其他文字，搬运到欧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的代言人，结果使欧洲人瞠目：远东这个不识基督的民族，其历史开端竟早于耶稣诞生3000年！在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士农工商不仅各安其业，甚至是岁月静好。这激发了后来欧洲人的想象。
本来就主张“用书籍传教”（利玛窦语）的传教士们，把西方的文化典籍运到中国，然后并不“空手而归”，中国典籍的西传使儒学也产生了世界影响。这种双向的文化搬运，造成了400年前中西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第一次“通”。正如美国汉学家孟德卫（D. E. Mungello）所说：“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1)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这种观念形态上的“中西初识”，不单纯是过去的历史遗痕，也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中不仅有很多待解之谜，而且至今还在延续。因此，对这种历史及其发展的叙述与研究，就成为汉学研究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还有不少细致的学术工作要做，仅从17—18世纪儒学西传这一事件来看，在文献整理和系统研究方面，就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例如，自罗明坚（M.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士用100多年不懈努力翻译和注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四书”中的三部）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此书中文全译本前不久才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世界上第一部以完整形式将儒学典籍拉丁文本回译为中文并加以注释的巨著，距离它在欧洲初版已经过去330多年！或许有人以为，这种回译的工作，不过是又回到儒家经典的原文，实际上则不然：当传教士用拉丁文的概念翻译和解释儒学的概念时，并非如镜子一样的反射，而是一种文化折射，其中已经包含了“他者”的理解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张力。这种折射中包含着怎样的思想内涵，有待于汉学研究者去做“抽丝剥茧”的努力。我们建议读者将梅谦立、罗莹的论文与大象出版社新出的四大册《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对照来看，与300年前的传教士展开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至于讲到儒家思想在欧洲传播的发展历程，也可谓内容丰富而曲折。启蒙思想家对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重农学派创始人、西方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景仰孔子，被其学生称为“欧洲之孔子”，他说：“中国人把孔子看作是所有学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国家从其光辉的古代所流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革新者。”(1)弗朗斯瓦·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7—38页。从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 in China）一书，可以明显看出儒学对重农学派的影响；
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企图通过儒学认识中国哲学和中国制度，从中寻找到新的政治模式、新的宗教观和新的伦理道德观，为启蒙运动所用。莱 布 尼 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是如此。如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e）序言中所说：
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2)莱布尼茨著，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孔子的影响在18世纪也扩大到美洲。18世纪末建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顶部门楣和内部大法官厅墙壁顶部的大理石浮雕上，将孔子与摩西、梭伦并列为“伟大的立法者”。
然而进入19世纪，欧洲对儒学和中国的仰慕出现了转折，这时的欧洲成了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纪，他们对儒学的态度由恭而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认定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黑格尔则完全把儒学抛到一边，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度。多数欧洲历史学家似乎遗忘了18世纪的前辈对儒学和东方崇拜的历史。而中国在列强的枪炮中倒下，儒学失掉了自信，开始了百年“师夷”的时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儒学在近代世界的遭遇和文化交流中的龃龉，是一种“不通”的表现，不通则痛。儒学的世界影响的这种转变，从汉学的发展中也透露出消息。大航海之后，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也是汉学兴起和发展的时代，从这种发展中看儒学的世界影响，是从人类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反思本土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代价值。
去年年末，在一次有编辑部全体人员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要从长时段反思汉学史”的建议，对我们有所启发。如果将这一思路具体化为从长时段考察汉学家对孔子和儒学的理解和阐释，则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本期刊出的李玉良教授的《安乐哲、罗思文对〈论语〉的现代化诠释》一文，就把安乐哲（Roger T. Ames）、罗 思 文（Henry Rosement, Jr.，1934—2017）的儒学阐释放在19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多种翻译类型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读后颇有收获。特别是该文指出了安乐哲通过儒学诠释，力图打破当代西方哲学视野中形而上学的致思方式。要纠正这一点，就要将儒学的实践性、行动性、生活性、过程性思想元素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启示。这样就从当代汉学家的角度，揭示出儒学对当代世界哲学可能发挥的影响。如果要对这一看法做一补充的话，最近安乐哲的新书《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新年伊始，我们在汉学研究田地上的耕耘，正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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