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博士教育的转型、挑战、问题及其启示
时间：2023-02-15 13:4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小峰,程琳琳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儿童早期发展学院,重庆万州 404047)
博士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跨国家组织日益关注的课题[1]。博士教育在世界各地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由传统的“师徒制”向结构化模式转型[2]，由学术本位向大众化、全球化转型[3]。根据知识经济理论，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主要手段，而创新离不开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的各种支持[4]。人才供给和智力成果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也引起世界各国对博士教育的重新审视与省思。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俄罗斯作为世界军事强国，也不例外。本文通过研究在俄罗斯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因素，旨在完善我国博士培养体系。
(一)转型之前
2013年之前，俄罗斯沿袭传统“师徒制”博士培养模式：博士生跟随特定领域专家学习，这种攻读博士学位方式与结构化培养方式没有关联。培养过程中，教学部门会为博士生提供各门学科研讨班，但是由于博士生多在家工作，很少有时间与大学和教员接触，基本流于形式[5]。“师徒制”模式源于德国洪堡教育改革，博士生导师对学生毕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由于高辍学率、毕业花费时间太长而饱受诟病。
在俄罗斯，每个博士生只有一个导师，入学必须通过科学哲学、外语和研究领域课程三门考试。此外，博士生还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在上级认证委员会批准的期刊上发表至少一篇论文，至少在一次科学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按要求撰写一篇研究论文和扩展论文摘要。博士生课程设计水平较低，主要学习外语和科学哲学。为了攻读博士学位，一名博士生必须在其就读院系组织至少一次论文讨论，并且需得到院系学位论文委员会和上级认证委员会的积极评价。
(二)转型之后
2013年之后，俄罗斯考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两方面因素，积极借鉴欧美结构化模式。这一模式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出现结构化模式，试图整合研究生教育与一些有组织的研究活动。这种博士教育模式规定：在学习初期，博士生必须完成规定课程学习，参加认证委员会专门考核，然后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有目的性地开展原创性研究，撰写博士论文[6]。如今，这一模式在德国和其他遵循传统“学徒制”模式的国家变得越来越普遍[7]。因为这一模式在回应社会关切、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满足了社会需求[8-9]。
2013年以后，所有博士生都被要求参加更多的课程学习。根据学习领域和教育形式，经历3-5年的学习，顺利毕业后，所有博士生都将获得“研究员”资格证书。另一方面，只有拿到学历证书后才能答辩，只是答辩不是强制性的。博士生毕业需通过双重考核体系：国家认证和学位论文答辩，对应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与学位证书。
(一)教学与研究双轨分离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系相对年轻，而且仍在变化之中。它结合了苏联高等教育极端模式、市场经济顽疾和粗放型改革成果的特点。长期以来，教学活动与研究活动两轨并行[10]。工业研究机构、国防实验室、科学院构成了研究型一轨。大学和以学科为导向的教育机构构成了教学型一轨。双轨并行不允许大学以整合的方式将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但是这种分离确保了科学研究在符合苏联国防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得到直接和有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问题，苏联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专门大学，也构成另一层面的分离，导致财政、人力资源的低效利用以及部门之间流动不畅。政府正试图通过整合以便有效避免这些风险，试图建立特别机制，使大学教学人员参与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并使研究机构的专家参与大学的兼职教学[11]。现阶段，俄罗斯面临整合博士教育与科研活动的难题，这也成为制约高校科研水平和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二)部分学科短板难以融入国际主流
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健康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水平较低，俄罗斯在这些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都不符合国际学术标准。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高等教育体系的束缚，俄罗斯在关键领域诸如国防、核工业、经济、规划生产等领域的学科建设优势明显[12]，而且有自身一套完整培养方案，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学、健康科学等领域学科建设严重不足。此外，俄罗斯在建国之初，不允许私立大学发展，不能根据市场用人导向，自主调整专业设置，相对来说，学科滞后性明显。总之，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浓厚的政府导向，高等学校不能行之有效地结合自身发展需要，调整课程设计，与国际接轨。
(三)学术研究缺乏吸引力
科学研究工作政府资金支持较小，致使学术研究吸引力较低。公办学校的教师工资非常低，以至于没有副业，教师基本上无法生存。阿尔特巴赫(Altbach)等人认为，俄罗斯的教师工资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13]。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相关研究工作，有研究数据表明35周岁以下研究人员所占比例很小[14]。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是在俄罗斯，学术职位声望低下，大多数博士生即使在高水平一流大学，研究欲望不足、研究技能低下、研究动机不明确[15]。在俄罗斯，许多完成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不愿从事学术工作，政府统计数据表明，尽管过去十年，博士研究生数量不断增长，但每年的研究人员数量却从2006年的807066人下降到了2011年的735273人。而且，低工资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恶劣的学术氛围也是学术研究缺乏吸引力的原因。工作条件较差：数据库、资料、设备和必要的消耗品资源匮乏；
再者就是大学里行政治校弊端凸显，也引起学术研究人员反感。
(四)博士招生扩张，培养压力加剧
自1992年以来，博士生的数量在2006年增长了2.5倍[16]。据政府机构统计，2014年，俄罗斯博士生人数为119868人。尽管俄罗斯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较多，但是科研成果产出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博士培养质量。面对剧增的博士生数量，学校教学资源供给不足，加剧培养压力。
(五)博士毕业率相对较低
根据俄罗斯政府统计，在2007-2013年只有25%～30%的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或完成博士课程一年后进行过论文答辩。博士生流失是培养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17]。俄罗斯作为世界重要经济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博士生流失问题。当前，世界各国博士毕业率仍然较低，按期毕业的博士更低。具体来说，不同区域、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机构又有很大差异[18-19]。俄罗斯博士毕业率主要受到三种因素影响：首先，俄罗斯的博士需求，博士毕业生主要是成为大学教职人员、研究机构提供科学研究人员。其次，博士生自我评估。俄罗斯限制对博士生满意度的自我评估，因为他们倾向于高估学习环境优越性、导师指导有效性与针对性，并且对完成博士学位持乐观态度。最后，如期毕业率是政府政策制定人员、教职员工、博士生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
(一)人口统计学特征问题
阿贝迪(Abedi)和贝尔金(Benkin)研究指出：博士毕业率受到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诸如性别、年龄、民族与种族、健康、收入、婚姻状况等[20]。男女性在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在学科属性上差异显著[21]。贝克(Baker)研究表明：女性、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在科学和工程博士领域，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在控制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研究领域和本科平均学分绩点之后，博士结婚率的巨大种族差异显著降低，有时甚至出现逆转[22]。2006年，普赖斯(Price)从超过20所大学100个院系的11000名研究生的数据中分析得出：已婚男性、女性更能投入到个人研究，而同居学生的表现一般介于单身与已婚学生之间。其他影响博士毕业率的变量包括研究生的年龄、健康和收入状况。
(二)心理层面问题
过度承诺、拖延和完美主义等自我妨碍行为会对博士生的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23]，而归属感会产生正面影响[24]。博士生自我妨碍行为的四种主要表现：不断变换研究主题，不愿与导师交流，将自己所在部门和其他学术机构隔离开来，不提交研究成果展示[25]。自我妨碍行为产生过后，博士生很难有效管理个人时间。研究表明，在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如果期望高水平的学术表现，自我妨碍行为很可能发生[26]。自我妨碍行为是博士生不能按期完成博士学位的主要原因。格拉瑟(Glasser)选择理论认为，所有人都有五种基本需求：归属感、权力、自由、乐趣和生存[27]。博士生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或满足五项基本需求之一，例如归属感。廷特(Tinto)研究表明博士生对学术环境的融入，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有利于博士生学术表现[28]。
(三)院系、研究机构和导师的问题
博士生能否顺利完成博士学位受到院系和导师等因素的影响[29]。所在院校、研究机构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具有声望，与导师关系融洽的环境，博士生完成学位的可能性显著高于一般环境。研究表明，院系博士培养规模也是制约博士生毕业的重要因素。大学应该积极创造有利于博士学位获得的环境，而不是关注被录取学生的特点[30]。与导师的关系直接影响博士学位完成[31]。李登(Liden)和马斯林(Maslyn)通过多维度测量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结果发现：贡献、忠诚、相互体谅和专业方面的尊重影响博士生完成学位[32]。
(一)博士培养方案结构化设计欠合理
2013年，俄罗斯博士培养迈出实质性一步，就是课程设计结构化，培养标准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是，这种接轨导致博士课程数量陡然增加和相关要求陡然提高，多数博士生遇到各种各样的学习困难。在传统观念里，博士教育在俄罗斯被认为是涉足学术生涯的第一步，但结构化博士培养方案无论在难度与深度上远远超过预期，给博士生造成巨大的压力，容易产生沮丧情绪。很多博士生甚至出现退学情绪，甚至直接导致人员流失。作为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博士培养改革难免会出现阵痛。在博士培养国际化道路上，俄罗斯需要克服的不仅是博士生认知偏差问题，还要充分认识到教学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等外部势力对博士培养方案有效推进所产生的阻力。
(二)博士培养目标二维性
传统意义上，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博士教育模式重在提高博士生的研究技能。然而，当前俄罗斯的博士教育不仅强调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也强调应该具有教学技能。培养目标具有明确的二维性，势必加重博士生学业负担。博士生要参加教学方法与教学原则的课程学习，并且完成一定量的教学实习。这与俄罗斯博士研究生毕业去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博士研究生是大学与研究机构主要的新鲜血液。但是，部分博士毕业并不想去当大学教员，这就造成了他们在攻读学位期间没有集中精力攻克研究难题。教学管理人员认为，大多数博士生参加博士课程是为了从事研究活动，他们不希望或不觉得自己有能力从事教学，这也是导致部分博士生流失的重要原因。就学科属性差异而言，理工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在职业选择倾向上更是天壤之别。学校不应该把教学使命强加给博士生，导致博士生对学校产生抵触情绪。如果想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学教师队伍，必须重视在职培训，而不应该在博士培养阶段强制性介入。况且，部分非师范高校也没有教学领域的专家给予博士生有效指导。
(三)博士教育扩招准备不足
大多数国家正在完善他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他们认为受过教育的工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获得博士学位者理应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进入学术精英的行列，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精英了[33]。俄罗斯也不例外，博士扩招给学校造成沉重负担，软硬件设施不能满足扩招需求。博士生人数的增加导致导师被迫接受更多的博士生，进而产生负面影响。每位博士生导师所指导人数的增加，导致博士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不能得到导师足够的帮助，在答辩过程中的官僚主义阻力，致使博士生研究效率低下。而且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导师无暇顾及众多博士生，势必影响培养质量。部分大学由于突然增加的博士生数量，导师人手不足，不得不临时遴选，甚至那些本不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也被逼上阵。博士扩招，势必增加教师工作量，需要额外的人力与财力资源补充，但是有限的经费来源，提高了博士培养的低层次风险。有的学校甚至为了应付大规模扩招，简单复制以前的低层次课程，阻碍了博士生开展有效研究，形成恶性循环。
(四)入学选拔机制不够完善
录取博士研究生对学生和学校都有重要的影响。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是实现其人生规划、职业目标的重要一步；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每一个被录取的学生都影响着院系的培养质量、水平、声誉和目标[34]。俄罗斯高等教育国家介入机制异常突显。大学入学考试采取统一高考形式组织，凭分录取。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也有严格的统一入学考试制度，考试科目包括：科学哲学、外国语和专业领域知识。这一制度由政府机构制定，考试选拔候选人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不能了解博士候选人个性、抱负、自我调节、研究能力与动机，更没有看到申请人具体而有实效的研究状况，而后两者恰恰是攻读博士学位最重要的因素[35-36]。入学选拔如果“盲目”，必然影响完成博士学位的效率。俄罗斯目前的博士研究生入学选拔制度，不能有效考察申请人的个性特点、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和交流沟通能力，这会给后期培养造成很大障碍，部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知难而退，导致博士生流失；
部分学生由于不能很好地开展个人研究，论文撰写、答辩更是力不从心。诚然，这种考试选拔制度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申请人各方面能力，亟须改进。
(五)资金支持缺乏，被迫校外工作
攻读博士学位，离不开强有力的经费支持，俄罗斯也不例外。但是，俄罗斯博士生的奖学金额度很少，人文社会科学约400元人民币；
工程与自然科学约1000元人民币，国家奖学金折合约1000元人民币。这些微薄的收入，难以满足有家庭负担压力的博士生，他们被迫兼职，不能专心进行课程学习和开展博士研究。调查显示，90%的博士生同时做着兼职工作，并且多与其从事的研究方向并无关系。另一方面，在资金支持上，俄罗斯大学博士生个体差异显著，主要表现在学科差异与学校之间差异。相对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偏低，但这正是近几年博士扩招的主要学科，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相对较高，因为研究项目本身自带经费支持；
学校之间差异异常显著，2013年俄罗斯实施了“5所大学进入全世界最有影响力大学前100名”计划(Project 5-100)，共有15所著名大学入选该项计划，后增加6所，这21所大学接受财政额外经济资助，博士生奖助学金相对丰厚。
(六)多重因素致使导师压力剧增
在俄罗斯，首先受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的影响，导师全程负责博士生学习和研究。导师也是唯一可以对博士生提出批评建议的人，全面把控博士生研究进展。除了导师监督博士生研究之外，很少有其他控制论文进展的有效方式。甚至有人认为，博士教育就是黑匣子，博士生做了三年研究工作，检验这一结果的方式是最后的上级委员会认证与毕业论文答辩，过程无法监控，只能在最后出口把关，这就无形中给导师施加了较大的压力。其次，博士扩招以后，一个导师所负责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多，其指导学生的压力增大。再次，博士生在校各种表现都与导师职称职务晋升、薪酬增加息息相关，无形中也在向导师施压。
(七)期刊论文发表负担较重
在俄罗斯，学生攻读博士学位，必须在上级认证委员会认定批准的刊物上发表不少于一至三篇研究论文，具体要视学科属性与研究领域又有所不同。总体来说，获准认证许可的刊物很少，论文发表周期较长，最短2～3个月，最长一年以上。在论文正式答辩之前必须满足发表规定要求，这给博士生毕业带来严峻的挑战。此外，有的大学会根据学校声誉与学科领域，对论文发表有额外的要求，加剧了发表论文与如期毕业的矛盾。调查发现，博士二年级没有人100%完成论文发表任务，超过一半的博士生在期刊论文发表时遇到问题。在教育科学、人文科学等领域这一问题表现愈发突出，在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这一问题矛盾没有这样尖锐。一方面是由于博士生研究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论文发表机构效率低下，或期刊承载量处于饱和、半饱和状态。作为成果展示的重要渠道，研究论文刊载于国内外著名期刊本无可厚非，但是受限于期刊版面、论文审校周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确实难以顺利完成公开发表论文的任务。认证委员会应该认可其他渠道，诸如会议论文、研究论文集等。
(一)完善入学选拔机制
博士入学选拔机制对于后期培养过程尤为重要，世界各国都在试图找寻博士生招生的最佳模式，无论何种模式，都有来自各领域的异议，也许本就没有最佳的招生模式，只有不断改进的招考办法。当前，世界各国最通行的做法是申请—考核制，申请人向研究生院提交个人简历、研究成果，提交给大学、研究机构考核，这种招考模式试图找到有专业领域研究兴趣的候选人，他们能够独立展开个人研究，获取博士学位。
我国许多高校也正在积极借鉴这一模式，并且逐步淘汰考试选拔制度。然而，这一模式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博士招生与培养国，各种社会因素势必影响考核公平，况且短短几十分钟的面试程序，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博士学位学习能否顺利完成，其中包括很多个性因素，诸如意志力、抗挫折能力、自我效能感等。片面强调智力因素，诸如本科与硕士学位取得的学校、成绩绩点等，也难以对申请人做出客观公正有效筛选。在我国，由于学生出身社会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导致接触的基础教育资源差异巨大，一味强调出身也有失偏颇。有的院校，目前非常反对考试选拔，认为博士生通过考试选拔不合潮流。持这一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考试选拔上来的学生，不一定能适应今后几年的博士研究学习，这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先例，2004年河海大学讲师甘德怀报考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博士生，结果笔试第一，而导师放弃录取，原因是面试不及格，并且给出的解释是甘德怀没有博士培养潜力，这是著名的“阿甘事件”。然而，这一事件现在却成了反面教材。事件经过网络发酵，2005年，甘德怀被吉林大学法学院录取，现已顺利毕业。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复试局限性。可见，博士入学选拔制度无论申请—考核制还是考试选拔制度，都各有利弊。相对恰当的做法可能是考试与考核相结合，并且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第一，必须有入学考试筛选这一关，诸如科学哲学、外国语、专业领域课程的考试。初试结束后，研究生院根据报考比例统一确定复试分数线。有人可能会质疑，仅仅凭借初试三门课程成绩录取博士生也欠公允，但是各招生学校可以根据学科领域属性，提供更多的考试课程，不应该限于三门初试科目，也可以增设考试科目，尤其要加强外国语的考试权重，这是因为博士研究属性决定的。第二，进入复试程序后，要加强对申请人专业素养、研究成果、兴趣动机、心理品质、沟通能力、抗压能力的考察，并且按照具有可操作性评价要素赋分，不能过于主观。第三，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确保招生考试相对公平，将招考不公平因素影响降至最小。
(二)调控博士招生规模
2011年，希拉诺斯基(Cyranoski)等人认为全世界正在成为博士加工工厂，他列举了日本、中国、新加坡、美国、德国、波兰、埃及和印度的博士生录取数据，尤其是中国，博士招生都有显著增加，理性呼吁考虑是否应该停止这一行为。20年来我国本科扩招结果，在全民学历结构层次提升的同时，结构性就业问题突显，给党和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博士扩招的后果，不仅是就业问题，还会引起人们对学位价值的重新思考。我国现在一年培养的博士，远远超过前苏联培养博士的总和，也超过现阶段世界其他各国培养的数量，然而我国科技事业进步幅度却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巨大差别，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此，要理性调控博士招生规模，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举措：一是全面调查社会需求，这一指标可以通过各领域、各行业往年招纳人才层次做出推算。二是重视学科差异，那些科研产出不明显，社会影响作用不显著的学科领域，诸如人文社会科学，无需扩大招生规模，甚至应考虑缩减招生规模。但是对于国防、工业、农业、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学科，应适当扩招。三是考虑高校、研究院所接纳程度。不能为扩招而扩招，不考虑教学资源有限接纳程度，不考虑师资有限配给接纳限度。四是积极借鉴国外做法与经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培养并行、专业学位博士与学术学位博士并行。
(三)加强过程有效监控
加强博士生培养过程监管，保证培养质量。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高等院校与研究院所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对于博士生培养过程的管理并不十分严格。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都有严格的博士生淘汰分流机制，只有建立严格的分流退出机制，才能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具体来说，要建立博士生分阶段分流机制。可以在博士生研究初期、中期与末期的三个时间节点有针对性进行考察分流，初期重在考察课程学习、研究计划开展，中期重在考察研究深入性、阶段性研究成果呈现，而末期重在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完成情况。任何阶段都应该施行严格的分流机制，达不到阶段学习要求，不能进入下一阶段学习研究。对于在规定最长学习年限仍然不能毕业的博士生，建议只颁发毕业证书，不发学位证书。但对于博士生分流退出，必须根据学科属性区别对待，文史类与自然科学类研究成果呈现有显著差异。
(四)出台期刊指导细则
在俄罗斯，博士生都要在上级认证委员会规定的期刊发表科研文章，但是高等学校之间要求不一样，一般是一至三篇不等。我国也不例外，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要求也不尽相同，但是没有国家统一标准，一般要求都是核心期刊，诸如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科技核心等。论文发表数量一般也是一至三篇不等，作为博士论文答辩之前资格条件，个别单位没有论文发表要求，如社科院。然而这一制度的弊端与俄罗斯非常相似，论文发表周期长，认定的刊物数量有限，能够有效刊载的论文数量极其有限，不少博士生因为资格论文达不到毕业条件而延毕。因此，国家必须尽快出台相关措施，对学术期刊、论文数量做出学理性规范。第一，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不属于民间行为，必须由政府部门认定是否属于核心期刊，可以同时由几家机构结合期刊下载、引用频次进行认真分析，对于机构间统计差异，聘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讨论，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统一公布，也是避免各认定机构争夺话语权的有效手段；
第二，论文审稿、反馈、见刊必须在时间上做出详细的规定，出台相关细则，形成期刊良性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