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哲学之间的“API”：贡克尔与泰勒对海德格尔媒介思想的解读
时间：2023-02-15 15:5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郑 静，吕正兵
（黄山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API是英文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的简称，意为应用程序接口,它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完全透明的中介物能够让一端与另一端相连”[1]。传播学者贡克尔与泰勒汲取了海德格尔的媒介思想，突破量化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桎梏，在《海德格尔论媒介》一书中围绕语言、真理、物、技术四个主题论述媒介与海德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抽丝剥茧地将海德格尔隐晦的媒介思想显现出来，并运用于当前的传播现象分析，体现了作者对海德格尔思想与媒介研究之间关系的精准把握和娴熟运用。
海德格尔认为，思想界存在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语言观。前者受到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语言是客观实在的，视语言为人类交流的基本工具；
后者受到观念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语言参与了人类文化系统的建构，语言不是被动的使用，而是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本质上说，这两种语言观都是主体性哲学的外化，强调语言服从于主体的观念。海德格尔明确反对主体性哲学，因为它不足以在追求本源性的哲学层次上理解语言。但贡克尔与泰勒认为，尽管海德格尔反对主体性的语言观，但它仍可用于当代的媒介分析。
根据贡克尔与泰勒的分析，海德格尔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对应了传送视角的传播观，香农-韦弗的通讯模型是这种传播观的典型。工具论将语言视为一套上手可用的词语系统，可以被人为地编排组合，可以被准确传达和理解。传播者的意图可以通过语言被准确再现，如新闻的语言要求体现为是否准确客观地报道了社会现实。由此扩展开来，除了语言，报刊、影视、广电、网络等传播介质都是追求正确地表象世界的工具性中介。譬如，在众多新技术被运用于媒体的信息传播时，人们总是认为新技术能够比旧技术更准确有效地传递信息。
工具论的语言观假设“语言是人类表达和传播行为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工具”[1]42。海德格尔对此质疑，因为他认为不是人使用语言说话，而是语言会说话。捕捉到这一点，贡克尔与泰勒认为“传播首先是一种人们共享的共-现身情态（co-state-ofmind）”[1]42。从这种视角解读，传播的目的不再是信息在数量上的准确传递、效率上的提高，而是要去揭示意义世界的共享特性。“正是传播使得一种关于存在的、可被共享的特殊理解首次成为可获得的并被揭示出来”[1]42。显然，传统工具论意义上的语言不具备这种揭示功能，在海德格尔看来，具备这种功能的是言谈（talk/discourse）。
海德格尔认为，言谈是“此在”（dasein）本真的生存样式，而“此在”是介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一个独特存在者，“此在”的言谈方式就是闲言（idle talk）。贡克尔与泰勒借助这一概念精细地分析了包括报刊、广电、互联网、移动APP等在内的媒介是如何包围着受众，以致闲言现象建构的共在媒介生存情境中受众不可避免地沦为平均化的常人（das man）。通常情况下，在自媒体空间，常人所言说的符号只是纯粹的语言能指，脱离了原本固有的语言所指，舆论场上飘荡着无数无根无源的空洞意指。
贡克尔与泰勒发现，为避免媒介的生存情境陷入空洞的无意义世界，晚期海德格尔语言观的发展为实现常人的超越提供了可能，并指出这种超越对媒介分析的意义。
晚期海德格尔将语言分为本源意义上的原初语言和派生性的普通语言。原初语言的作用在于它能“首次将物体作为其本身揭示出来，将其从遮蔽中带出并带入敞开之域”[1]55。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歌的语言特性就在于它能“制作”某物并将某物“带出来”。贡克尔与泰勒将这一关键性的语言理解用于当前泛媒介化生存环境的分析，将具有诗性的媒介拓展为“音乐、实验电影、视频艺术、数字媒介艺术、电脑游戏等”[1]66。表面上看，从诗歌到数字媒介艺术，只是表面上符号形式的变化，但其背后的深层次变化是从传统语言向技术语言的转变。贡克尔与泰勒把握住海德格尔关于技术语言的原初性，邀请人们追寻一种新的思考：新媒介技术创制的现实是否可能将受众带出平均化的常人状态，进而领会本真的、切己的生存世界的意义。
相合性指的是认识主体从表象的正确性角度谈论真理，当映入人们脑中的事物表象“符合”事实时便为真，不符合时便为假。而海德格尔则一反传统观点，认为人们对事物表象判断的正确不一定就是真实的，真理不是表象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符合。
贡克尔与泰勒认为，海德格尔所批评的传统相合性真理观其实就体现在当代媒体之中。例如电视媒体上比比皆是的真人秀节目，拟态传播环境下的场景以相合性真理引导着受众，以至于真实“被过度丰富的正确性代替了”[1]74。试想当观众对媒体提供的真人秀节目习以为常地接受，并认为这一切都是“正确”时，事实真相反而有可能缺席。贡克尔与泰勒指出，媒体提供的传播内容符合相合性特征，但有可能遮蔽了真理。当媒体对传播内容进行议程设置时，相合性的真理就会深入人心，人们离真相、真实的事物就越远了。
过度丰富的正确性未必充分展示出真理，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要从它的原初意义得到理解，真理是一种无蔽状态。贡克尔与泰勒根据海德格尔的这一媒介思想指出，相合性真理观并没有错，只是“相合性理论并不充分，因为它还需要得到一个更加本原的、根本的揭示过程的支持”[1]108。只有真理是无蔽的敞开之域，它才能为人们对客观事物表象认识的正确性发挥奠基性作用。贡克尔与泰勒建议，“我们应该超越相合性这个较‘浮浅’层面，将真理当作无蔽来思考——思考作为无蔽的真理在事物的中介化方面给我们的启示”[1]110。换而言之，包括声音、文字、图像、广电、互联网在内的所有媒介的功能不应仅停留在内容是否被准确地传播，传播的任务不能仅是一个命题与之相关的对象之间是否相符合。
贡克尔与泰勒认为，应该将媒介的功能视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传诉性-规定性展示”[1]98。所谓传诉性，即指媒介的首要功能是去揭示事物，让事物回到无蔽的实事状态。媒介揭示事物无蔽的同时也会遮蔽事物，遮蔽的过程就是媒介规定性功能的体现。对百度百科、知乎这类用户生产知识的媒介平台来说，它们首先揭示了知识生产的无限可能，让知识的对象无蔽地敞开。但与此同时，如此充盈过度的知识生产反而遮蔽了人们对知识对象的真正理解。所以贡克尔与泰勒认为，作为中介的媒体要么是在传统语言框架中、要么是在技术语言框架中规制了人们的传播行为。
技术语言使人在一种具有强控制力的框架中认识事物，例如算法、数据挖掘、云计算等媒介技术为人们的日常信息传受行为提供了基础的认识框架。技术对时空的突破让信息的无时空限制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只是将信息传播从匮乏转向丰富，并未在真实性上得到满足。比如，依托技术实现的精准推送实质上解决的是推送的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喜好匹配度的准确与否，而与能否提供真实的信息无关。因此，媒介技术语言如何才能实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真理仍需更多的揭示。
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物有上手之物和在手之物之分。物总是一种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且有用的用具，这样的物就是上手之物。而当这种有用的上手性被褫夺时，物就被原原本本地置于眼前，此时的物则仅仅被视为一个纯粹的物，即在手之物。
贡克尔与泰勒认为，“所有事物，就其是某物而不是虚无而言，全部已经是媒介了”[1]123。以发挥中介作用为功能的媒介显然首先属于上手之物，人们身处在一个由这些上手之物编制的生存网络之中，未必对如此熟悉之物有充分的认识。当人们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用手机时，这些媒介发挥了中介作用，但恰因为媒介有效地发挥了中介作用，受众就将目光直接指向了媒介指引的方向，而非停留在中介之物本身。因此媒介隐没了自身，凸显了媒介所传达的内容。任何一种媒介，就其是在手之物而言，它是透明却不可见的。但当媒介卷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成了上手之物。
贡克尔与泰勒将海德格尔的这种思路运用于媒介分析，他们认为日常媒介的上手性是它的第一属性。媒介被用于通话、交流、支付、控制等是上手可用之物。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媒介是上手之物，意味着媒介尚未被对象化，一旦媒介被对象化思考之后，媒介便是在第二性上的“物”了。在海德格尔之前，这种独特的物思想未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因此，伴随着万物数字互联的媒介社会的形成，人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抛入一个渗透着上手之物的媒介生存世界，理解它需要一个新的视角。贡克尔与泰勒提醒道：“我们必须特别留意我们处理在-世界-之中的物体的方式”[1]114。这种方式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意义上人们将媒介视为第二性的“物”的看法，回到媒介的第一属性的立场，将之首先视为一种上手之物。
作为上手之物的媒介，它的物性会被褫夺而变为在手之物。贡克尔与泰勒认为，在显著性、突兀性与无可回避性三种情况下，物就会成为在手之物。以突兀性来说，比如电视突然坏了，失去了它的影像内容，没有了具体内容的指引。这时观众才意识到电视这个媒介是一个纯粹的物，一个在手之物。“我们必须把用具打坏，让它短路，以便让用具如其所是地突显出来”[1]140。当人们意识到媒介是在手之物时，便可将之视为纯粹的思考之物，这时物就成了对象化之物。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媒介是一种具有双重属性的物。在不同的情境下，媒介会以物的不同状态呈现出来。
贡克尔与泰勒认为，海德格尔的物思想也与语言有关系，当人们用语言来表述媒介时，物的两面性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当人们说电视屏幕（screen）时，屏幕或者屏蔽“作为名词，它意指那本身不引人注目但却可以播放各种数字信号的平面；
作为动词，它意指防止人们对技术装置本身进行思考”[1]134。通过语言，物又与媒介的技术发生了关联。贡克尔与泰勒发现，由技术推进的媒介迭代变更，既体现为固定的实在之物，也体现为表象之物[1]116。诸如智能电视、手机、移动媒介等都是固定之物，而虚拟生产的图片、视频、声音等皆为表象之物。技术创造新的媒介形式让对象化行动已经完成或正在被完成，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着已经由对象化完成的那些固定之物，同时又每时每刻地生产新的带有观念意识的表象之物。媒介技术的对象化力量能把遥不可及的东西带入人们的眼前。贡克尔与泰勒认为摆脱对象化的思考限制，海德格尔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富有创新性的阐释[1]139。技术时代需要海德格尔式的冷静运思。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中立论是一种本质主义，它执着于个别技术的属性认识，是技术性地思考技术。而海德格尔则希望摆脱无法穷尽的个别性的困扰，去追问普遍性的技术本质。这种本质既不是传统意义上将那些特殊属性从某项技术身上逐渐剥离，以严格的形式逻辑方式获得抽象的概念本质，也不是个别属性的相加获得的整体。“如果一个事物全部的本性来自与其密切相关的各种属性的结合，那么它就会坍缩成一个除了效率导向的有用性之外不包含任何东西的对象”[1]167。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理解要求回到技术的原初状态去。根据词源学的解释，技术（technology）由技艺（tech）和学说（nology）组成。在古希腊，技艺代表着能将事物带入敞开之域的可能性，所以它具有解蔽的功能；
而学说，即逻各斯（logos），则与语言、逻辑、理性有关。遗憾的是，技术发展到现代，已完全由理性和逻辑主导，它们在本性上就是将事物视为对象，并对其进行控制。
虽然技术原本具有将事物带入无蔽状态的可能性，但在现代传播技术中，它已经被遗忘，其结果是使事物变为了对象，被系统性地预先设定在某个位置上。不管是微软、安卓的操作系统，还是今日头条、百度的应用程序，抑或是其他类似的数字技术装置，它们将媒介环境塑造成了一个无形但又强大的空间，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媒介技术环境中行事。就此而言，以理性与逻辑为主导的数学科学思维主导了人类传播活动，“数学模型将传播工具化，使其仅仅作为可量化、可计算的数据形式”[1]153。在这种理论背后，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特性是“集-置”，即技术强迫人聚集在一起，重新将人在数字世界里部落化。“它对人进行逼迫，让人以订造的方式为现实之物去蔽，将其变为持存物”[1]160。技术促使事物得以显现，并构造了人们生存世界的底色。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指出，技术对世界的强大构造能力不是它为世界提供了无数的图像，而是世界本身已经图像化存在。人们今天已不能离开以0和1组成的二进制技术性符号而与事物打交道。面对技术的高歌猛进，贡克尔与泰勒感叹道：“媒介就是技术对此在的历史性剥削在当下所达到的巅峰”[1]185。
技术对人的历史性剥削就是征用（requisitioning），逼迫一切存在者自觉地处于某个预先设定的位置上。贡克尔与泰勒认为，技术征用在两个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是去远性（distancelessness），二是链式回环（circuits）。他们认为，这一观点“确实能够适用于被新式App主导的当代媒介环境”[1]172。相较于传统媒体，类似今日头条这样的App以全天候的时效性淋漓尽致地发挥着去远性，将身处异地的事物带到受众眼前，熟悉的事物陌生了，陌生的事物熟悉了。与此同时，它的底层算法培育并抓取了用户的信息喜好，不断地强化这种正确性，信息传播的多元化在链式回环的传送中丧失，从而存在将用户引入信息茧房的风险。面对这些新技术构造的传播现象，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本质批判体现为：“集置的统治威胁着人，有可能使人无法进入更本原的去蔽中，继而使人无法体验到更本原的真理的召唤”[1]189。贡克尔与泰勒认为，这种哲学化的理解是对当今媒介技术的深刻洞见。
贡克尔与泰勒抓住语言、物、真理、技术四个主题剖析了海德格尔思想与媒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为分析媒介传播现象敞开一面别有洞天的理论之镜，这将有助于在海德格尔思想与媒介之间创建一个更具学科融通性的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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