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整合：现代国家对农民的生活性渗透与地方建构——基于县域“剪短发”口述资料的分析
时间：2023-02-15 18:1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华胤
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在于国家力量对分散的乡村社会和农民进行改造和整合，并将其纳入国家一体化进程。自新中国成立，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和策略加速了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使乡村社会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国家化。中国是一个规模大国，国家权力与乡村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各种建构机制只能沿着国家延伸到地方的行政体系进入乡村社会，并发挥整合作用，从国家整合的纵向路径来看，县域政权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也直接决定着国家建构的整体性效力。其作用机理，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一个县域单位所发动的妇女“剪短发”运动口述资料为依据，从微观的生活性渗透与地方建构来解释国家整合的地方策略。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分散的、以小农户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之上的。而这一乡土社会长期沐浴在传统国家形态之下，无论是农民还是乡村社会都带有很强的非现代国家印记。对传统的农民性、乡村性进行改造和整合，使之进入国家一体化进程，是现代国家建构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开启的现代国家建构，也以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为起点。
2006年，徐勇教授提出要回归“国家”去看待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一个过程，意味着国家整体和代表国家的中央权威日益深入地渗透于主权国家领域，并支配整个社会(徐勇，2006a)。国家通过政权下乡(徐勇，2007a)、政党下乡(徐勇，2007b)、行政下乡(徐勇，2007c)、法律下乡(徐勇，2008a)等手段将国家权力渗透和延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每个角落，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农民的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政权认同。这不仅使农民的身份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而且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建立了强大的行政联结、政权联结，紧密的纵向联结力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社会联结。其中，最核心的，对于国家政治体而言，农民不再是分散、流动、边缘的人群，而是在“从身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转换中，实现了国家建构”(黄向春，2019)。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来看，国家分别通过阶级化、集体化、社区化让孤立分散的乡村社会成为具有广泛联系和社会组织的有机体(徐勇，2012)。但这远远不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不仅仅是将现代国家元素输入乡村社会，更重要的是要将乡村的发展带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一体化进程之中，使乡村发展融入城市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农民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建设乡村、发展乡村也构成国家整合的重要途径。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下乡(徐勇，2008b)、服务下乡(徐勇，2009a)、宣传下乡(徐勇，2010)、科技下乡、干部下乡、家电下乡、律师进村、医疗下乡等，国家为乡村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也给予了农民更多的自主性和发展空间。在有机整合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使乡村与国家高度融合。例如，在西南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国家采取产业植入的方式，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使农民对国家产生高度依赖，从而实现高度的国家认同(王琦，2021)。进入21世纪，城乡二元发展路径导致“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有效的国家整合在于城乡的统筹发展，而非城乡分离。这要求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要进入“发展而非汲取”的模式。免除农业税，终结农业财政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紧迫要求(徐勇，2006b)。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等一系列有关“三农”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速度和质量。整合的目的在于促进城乡关系从二元分立走向融合，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选择，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方式(纪程，2007)。在精准扶贫中，通过将数字信息在地化、系统化和逻辑化，国家在数字下乡中对乡村社会进行信息渗透，改善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合理优化社会治理(王雨磊，2016)。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手段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监控(杜姣，2020)。当然，国家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时，也会受到农民的影响。因为农民不仅有自己的理性和利益需要，也有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在某些方面违背了农民的生存理性，整合过程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反抗，形成农民对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渗透的回应(彭正德，2010：347)。而国家政权末梢也会对乡土意志做出能动性的回应，在不改变国家渗透和整合乡村社会的性质和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基于自身意志的参与(陈军亚，王琦，2021)。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遵循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两条线索，并在二者的互动中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
上述研究对我们理解国家整合乡村社会无疑极具启发价值，这些研究在国家建构理论的学术史上也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在研究路径上，主要探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进入乡村，从诸多方面去改造农民性，从简单整合逐步到有机整合，实现乡村社会的国家一体化。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其权力在纵向配置上会沿着其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垂直政权体系、行政体系自上而下地延伸，以组织和联结国家与社会。因此，在国家权力的大小和层级上，也就有了中央政府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国家权力之分。以政策、技术、财政、经济、文化、生活、服务等为中心的各种国家整合策略也依托这一垂直性权力体系自上而下地进入乡村社会。具体来说，国家的整合策略表现为政策、运动等形式。在国家纵向权力配置体系上，县级单位显得尤为重要。自古以来就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县是基本的行政单位，“县有整合乡村社会之权”(徐勇，2002)，尤其是决策之权和政策转换之权。县作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单位，也是各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整合策略的承接单位，更是进村实施的重要主体。那么，问题是：县在承接国家上层的整合性政策中的功能是什么？县政权只是单纯地执行或推行国家的各种整合策略吗？既往理论研究偏重国家整体性对乡村的整合，关注的对象大都是国家整体或上层发动的整合策略，对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发动的整合策略关注较少。笔者在山西省C县的调研中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该县发动了一场号召全县妇女剪短发的运动，对妇女的发式发型进行改造，建构起妇女的现代国家观念和政权认同。“剪短发”运动虽是自上而下进入乡村社会的，但并非源自国家上层，而是县级政权单位的自主性发动。这里不禁引发几个思考：县域政府为何要发起“剪短发”运动？这一运动与国家目标有什么关联？其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又是什么？基于此，本文以国家整合为视角，深入探究县域“剪短发”运动背后的整合机制与地方性逻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C县发起了一场旨在改变妇女发式发型的“剪短发”运动。为了更好地了解事实，本文选取了C县东村开展实地调研(1)口述资料来自2019年7月、2020年6月的实地调查。硕士研究生张银艳、杨红新等参加了项目调查，在此表示感谢。。
(一)妇女“剪短发”运动之前的传统发式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C县农村妇女基本都保留着传统的发式。在东村，无论年龄大小，妇女通常都留长发，并在一侧留有一条小辫子，未婚妇女一般扎在左侧，不能盘头发；
已婚妇女一般扎在右侧，要盘头发。富裕家庭的已婚妇女会用一些金银首饰进行装扮；
而贫寒家庭的已婚妇女一般用木棍等作发簪。由此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C县，通过妇女的发式可以很容易辨清其年龄、婚姻情况、在村里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如东村老人所说：“妇女的头发不是瞎弄的。打眼一看，就知道有没有钱，在村里有没有地位。”
(二)县域“剪短发”运动的动因
根据调研可知，C县政府之所以发起妇女“剪短发”运动，有三重动因。一是，在阎锡山主政山西时曾开展过“剪短发”运动，但因强制执行遭到农民的反感和排斥，以失败告终。因此，新中国成立后，C县政府想以此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将政权、政党等新型现代国家元素输入乡村社会。二是，C县农村妇女在发式上确实存在一些传统底色，这与新成立的新型现代国家显得格格不入，需要进行改造和重塑。三是，通过“剪短发”运动号召农村妇女进入一种更加健康卫生的生活状态。据当时东村的妇女干部水花回忆：“剪短发就是为了在头发上让大家都一样，看不出差别。新中国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能有明显的差距”。有一位老人回忆说：“水花说毛主席教导大家新时期要有新面貌，剪了短发就是与旧社会一刀剪断，进入新社会”。
(三)“剪短发”运动的动员程序与妇女参与
“剪短发”运动由上级政府向村长下达指令，村长再把任务告诉村里的妇女干部，由妇女干部组织全村妇女召开动员会，向大家宣传和解释上级政策。老人回忆道：“水花在动员会上就说了，上面要求的，女的都要把头发剪短，过一种文明卫生的新生活。新中国都有了新面貌，每个人都要有新面貌”。农活不多的晚上就开动员会。第一场动员会结束后，妇女干部现场做示范，带头剪短自己的长发。据老人回忆，在动员会现场，很多妇女踊跃报名。“水花挑选了几个积极分子在现场剪。她亲自给她们剪。没有听说发生啥纠纷，大家都很积极，怕轮不上自己。剪了短发，再也没人留长头发”。妇女不愿意剪头发，也不会有任何处罚，只会有来自乡村社会内部的社会性排斥。“不剪短发也没有惩罚，但是会被村里人指指点点，显得不合群，当时我们村没有不剪短发的妇女”。
(四)五个统一：“剪短发”运动在村庄的实践呈现
在运动中，妇女不是随意地、简单地把头发剪短，而是有一套基本的非正式规范。具体体现为“五个统一”。一是，统一的时间。以村为单位，在一段时间之内剪完，完成指标最好的会有奖励。二是，统一的地点。一般在妇女干部的家里或者村中人员相对集中的公共场合。三是，统一的剪发人。有的村，上级政府会安排“剃头匠”进村剪发；
没有安排的话，由妇女干部给大家剪发。据老人回忆，东村主要由妇女干部水花负责给大家剪头发，由于人数太多，最后演变为妇女之间相互剪短发。四是，统一的标准。要求妇女把头发剪短即可。五是，统一的检查。上级政府有时会安排人进村抽查。
(五)运动中的农民反应、认知与整合效果
对于县级政府号召的“剪短发”运动，农民群众的态度非常积极，非常配合，村里的妇女都主动要求剪去长发，对于“剪短发”的认知也较为积极。一是，剪短发是一种更加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据老人回忆：“妇女剪成短发也方便整、更卫生，剪成短发也方便下地干活，妇女都很配合”。二是，剪短发是高度认同新中国、认同共产党的表现。如老人所说：“都抢着剪头发，最先剪的大家都很羡慕，都抢着向新国家靠拢”。因此，C县推行的“剪短发”运动在实施中基本没有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和排斥，进行得十分顺利。从时间历程来看，运动持续时间非常短。从结果来看，全县妇女的发式都从长发留辫变成了短发，激活了农村妇女的参与积极性，妇女的政权认同也大幅提升。老人回忆说：“剪头发了就解脱了，一心跟党走”“大家都抢着剪，谁先剪，谁就是先进”。
从上述事实材料可以看出，C县自发性地发起号召妇女“剪短发”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改造妇女发式发型，达到动员和组织农村妇女的目的。整合是我们理解这一运动的主要逻辑。
(一)“剪短发”的本质是农民性地方呈现基础上的生活性渗透
要在一个分散、分离的乡土社会之上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不仅要把包括政权、政党、行政等在内的现代国家元素输入乡村社会，而且要对与现代国家不相符的农民性进行改造。农民性是指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相联系所赋予农民的社会特性(徐勇，2019：5)。作为社会—历史概念的农民性，既是一种抽象的概括，也有具体的指向。在抽象的意义上，农民性指的是乡村农民在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单位的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稳定性特性。在具体的意义上，农民性是一种以生产生活行为、社会交往行为、思维方式等为载体的客观呈现。国家存在于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内，一个国家的农民性在客观呈现上就有普遍性呈现和特色性呈现之分。农民性的普遍性呈现因历史而形塑，农民性的特色性呈现因特定的空间地域而形成，并反映在特定人群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之上。在不同的地域社会、不同的人群或族群，农民性也有不同的客观呈现。农村妇女是农民中的重要群体。妇女的发式发型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也会折射出极强的农民性。与其他地方所不同的是，C县农村妇女的发式上有一些特色性呈现。在C县历史上，农村妇女用留小辫子的方向、盘发与否、头发饰品等清楚地标明自己在乡村社会的年龄、婚姻、财富以及社会地位等。这种特色性呈现在乡村妇女群体中形塑出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地位差别，形成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农民观念。对此，包括妇女在内的农民却习以为常，因为妇女发式上的农民性早已深深印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之中。在妇女发式上体现出的农民性与传统国家所塑造的等级制、不平等思想是相符合的，但这显然与现代国家格格不入。因为在现代国家，每个人都是合法的国民，国民之间人人平等，不仅政治平等，而且社会平等。妇女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群体，是现代国家整合的重要对象。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包括两个方面，既要对普遍性的农民性进行改造和整合，也要对特色性的、群体性的农民性进行改造和整合。依附于妇女发式的群体性、特色性的农民性是妇女群体的一种日常性生活呈现，始于生活，融于生活。因此，国家对这一农民性的改造和整合也必然以生活性渗透为主要路径，利用国家在村庄社会建构的妇女干部这一政治权力主体，采取“剪短发”这种最直接的改造方式将发型发式上与现代国家所不符合的传统国家元素或社会元素“剪掉”；
与此同时，在发式发型改造上渗透和植入包括现代卫生观念、人人平等、现代国家国民等在内的符合现代国家意志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最终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实现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与渗透”(何平，2011)。
(二)多维认同的构建与塑造：仪表整合的国家逻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是个人身体的一部分。个人身体的生长不仅是个人的与生理的，也可能是国家与社会建构的(程郁华，2013)。在现代国家，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肢体语言、服饰、头发和纹身等都可能是不同政治意识的象征(王海洲，2016a：181-182)。发式发型作为个人仪表的一种外在呈现，反映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也体现和承载着国家和社会的特定文化符号。因此，以发式为代表的个人仪表不再是私人领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能够介入或必然介入的公共领域。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一个与传统国家和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和现代国家，这必然要求组成现代国家的公民有新的仪表呈现。只有在新的仪表呈现和塑造中才会形成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认识和新的思想。C县发起妇女“剪短发”运动的目的恰恰就是对形成于传统社会的妇女发式进行改造，国家权力延伸和渗透到妇女的发式之中，通过仪表整合形成新的国家意识和新的生活价值观。通过仪表整合使农民日常生活得以国家化是“剪短发”运动的国家逻辑，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下，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发型”得以公共化和政治化，并在国家的全面介入下运行。
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是国家建构的两面(威默，2019：1)。有效的仪表整合不是靠简单的国家暴力机器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依托有效的载体，形成聚合性的认同。“剪短发”运动之所以顺利地实现了国家对农村妇女进行仪表整合的目标，有三个原因。一是，在输入现代的生活卫生观念中形成新的国家认同，让女性自觉地认识到“短发”是一种更加现代、更加卫生的生活习惯，由内而外地形成自愿的“剪短发”行为。二是，将领袖认同、政党认同与发式仪表的改造进行有效关联，使原本只具有个体生活属性的“剪短发”行为不仅具有了公共生活属性，更具有了浓厚的政治属性、国家属性。在“剪短发”运动中，通过代表国家权力的妇女干部或上级下派的“剃头匠”、公共监督、现场动员与宣传等一系列正式政治仪式塑造，让“剪短发”成为国家行为，将国家意识深深地植入农民的仪表与内心世界。三是，原本旨在消除旧有的社会分化、社会不平等的仪表整合，利用了乡村社会隐性存在的“道德谴责机制”这一社会手段进行推进。不愿意“剪短发”的妇女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不愿意脱离旧社会、不愿意进入新社会的人，会受到村庄内部的道德谴责和社会排斥。嵌入特定的社会土壤并凭借社会化的手段得以运作的政治运动，显得更有力量，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塑造同步进行。在输入国家意识中形塑新的社会认同，是仪表整合的社会基础。因此，不论“剪短发”运动来自哪一层级国家权力机构，通过仪表整合乡村社会的国家逻辑是建构和形塑新的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社会认同，而非只为改变妇女的生活习惯和发式仪表呈现。
(三)国家整合中的县域自主性是“剪短发”运动的动力机制
国家是整合乡村社会的政治主体。但是，国家不可能直接整合乡村社会，它必须依赖于其在国家与乡村之间建立的垂直性制度体系和权力运作机制。通过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国家内部复杂的、多样的行为主体、资源与利益可以相互链接、协调和整合，保障国家自主地制定与执行政策(周光辉，彭斌，2019)。县域政府作为国家在农村的基本政权单位，在国家整合的垂直性链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由国家高层制定的整合政策经过县域政权的本地化解读或转换，输入乡村社会予以实施；
另一方面，在不改变国家整合性质和方向的大前提下，县域政权可以结合实际自行制定和实施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整合政策。无论如何，这都需要县域政权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从制度设计和权力配置上看，县域政权也具有国家权力所赋予的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能力和行为空间，其具有的“自主决策权、政策转化权、资源整合权和能动性等四个要素”(田先红，2021)也保证了县域政权可以设计、制定和实施一些与国家整合目标相一致的地方化整合政策。因此，如果说国家自主性是国家整合的核心，那么县域自主性则是国家整合的基础。
新中国女性的国家认同建构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有着密切关系(王海洲，2016b)。“剪短发”运动作为一项整合农村妇女的政策，并不是由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发动，而是由县域政权单位自发性实施。这充分说明，C县政权在国家整合中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能够进行自觉性吸收和转化。生活整合是国家整合的一个重要方面，目的在于使国家成为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徐勇，2019:345)。农民的日常生活具体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农民的衣着、发式等仪表呈现自然构成国家整合的主要内容。“剪短发”运动正是县域政权对“国家以生活整合农民”这一国家建构目标的具体落实与推进。二是，结合地方实际进行自主性的决策，自主制定具体的整合政策。C县农村妇女的发式带有很强的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印迹，所形塑的不平等观念和分化性社会构成本地域农民性的主要特征。县域政权在执行国家相关整合政策中，敏锐地认识到了妇女发式中所呈现出来的农民性，并自发开展了“剪短发”运动。通过县域范围内的运动式整合，对妇女日常发型上所附带的传统国家元素进行深刻改造，将现代国家元素渗透到妇女的日常发式之中。三是，主动利用县域范围内的行政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C县政权借助农村妇女干部，通过有组织的宣传、动员、示范引导和群众参与，并利用农村社会隐性存在的非正式道德约束，高效地推进了整合。因此，自主性是理解县域政权发起小型运动式整合的内在逻辑。当然，这种自主性也必须是一种“约束型自主”(叶贵仁，陈燕玲，2021)，县域政权自主制定和实施的整合策略必须符合国家整合的总体目标，且方向和性质必须一致。如果在国家整合中县域自主性不强，不可能有妇女“剪短发”运动的设计与实施。从功能上看，由县域自主设计和实施的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国家整合可以弥补国家整合的结构性不足，使国家以更加细致入微的方式、更全面深入地进入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
(四)乡村性和农民性的精准认识：地方性整合机制实现的充要条件
县域政权拥有国家权力向农村基层渗透和延伸所赋予的“建制性权力”(曹胜，2019)。这种权力所具有的自主性使得县域政府可以自主开展更具体的整合行动。国家整合的要义是国家权力渗透与农民性的改造，形成农民国家化，并塑造农民的国家认同。在乡村社会，农民性的呈现不是个体性呈现，而是群体性呈现，它映射到特定的农村地域空间就会形成乡村性，构成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农民性的聚集会形成乡村性，乡村性也会规制和塑造农民性。因此，能否深刻而精准地认识县域范围内的具体农民性和乡村性，决定着县域政权自主性整合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C县农村妇女长期留长发，通过小辫子的样式、发饰等细节来展示婚姻、年龄、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在村庄社会形成明显的分化，形塑了一个相对不平等的等级社会。源于妇女日常生活的发式发型决定了农民的分化性、保守性和不平等性，形塑的乡村社会也是一个彼此不平等的分化社会。只有精确地认识到妇女日常发式发型所呈现出来的深刻农民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渗透和改造。正如当时的县干部所说：“留长头发本身没问题，也就是缺水不常洗，不卫生，但头发上有明显的地位标记、财富标记”。列宁(1995：447)认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这说明了农民性的历史复杂性和深厚性，也表明了国家必须在精准认识农民性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整合策略。进一步说，无论是执行国家整合政策还是自主设计策略，都要求作为基本政权单位的县域政府对农民性的具体性、地方性有精准的认识和微观的把握。C县政府正是注意到了妇女日常发型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农民性，自主发起“剪短发”运动。整个运动依托村里的妇女干部，在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的基础上，尊重群众意愿，吸纳农民积极参与，从“干部和下派的剃头匠剪发”到“公共监督下的互相剪发”，单向度的运动式整合与农民的参与式整合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妇女日常发型的国家化和有效的仪表整合。
要理解国家整合就必须了解国家整合的路径。路径决定着国家整合的内容、方向和力度。由县域政权自发实施的“剪短发”运动为我们理解国家整合路径提供了新的经验对象。
(一)农民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决定国家整合的两种路径
单向度的自上而下式渗透与建构是国家整合的主要路径。对乡村社会的传统农民性进行改造，使分散、分化的农民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是国家整合的主要目标。农民性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大国，长期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和社会交往单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相应的农民性，如传统性、保守性、家户私利性、分散性、反抗性、分化性和等级性等。这是农业大国下农民性的普遍特质，也是农民性的一般内涵。但国家是地域的，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域，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习惯、生产生活习俗、历史因素等具有差异性，普遍性的农民性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有不同的呈现形态。正如费孝通(1998：23)所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流动的范围有地域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种地方性的农民性更多的也是一种特殊性。它们的呈现往往带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群体性、性别性、职业性、宗教性等特点。对此，国家要通过多种力量将这些不同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人联结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推动国家的一体化(徐勇，2020)。无论是农民性的普遍性呈现还是特殊性呈现，都根源于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并被带入了现代国家建立与建设的整个进程。自然地，它们也都构成现代国家整合的主要对象。由此，形成了两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整合路径(见表1)。
表1 两种国家整合路径的特点
第一种路径：基于普遍性农民性的国家统一性整合。由中央政府针对整个国家的普遍性、农民性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整合政策。整合对象是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所有乡村社会，通过国家权力的渗透，对乡村社会的普遍性农民性进行改造，在乡村社会建立起国家认同，把乡村社会带入由国家组织的一体化进程。在生活整合层面，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爱国卫生运动、移风易俗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医疗下乡等，由国家统一规划、整体推进，目的是将国家意识带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通过日常生活整合，使农民生活与现代国家高度联系在一起。
第二种路径：基于特殊性农民性的特色性整合。特殊性农民性与特定的地域空间及历史文化因素相关，呈现形式更加微观，体现在特定农民群体日常生活的细节性习惯和思维意识之中，也更根深蒂固。对于这些更细微的特殊性农民性，只有距离农民较近的县域基层政权最有可能和有能力察觉到，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和整合。由县域政权自主制定和实施一些特色性的微观整合政策，对具体地域范围内的特殊性农民性进行整合，以弥补国家统一性整合的“死角”，更全方位地把农民带入国家一体化进程。如C县妇女“剪短发”作为一种运动式整合，就是县域政权自主性创造出与国家整合目标相契合的地方性整合政策，专门对妇女发式仪表所呈现的传统农民性进行改造，实现妇女群体的国家化。
(二)一致性与精准性：国家整合中地方性建构策略的有效性分析
国家化的核心在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的渗透化，国家权力能够有效地进入边陲地带、基层社会和地方政权(任路，2021)。一般意义上，国家权力有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县域政权作为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基本单位，不仅在承接和执行上层国家整合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有意识地自觉设计和开展一些更加具体的整合策略。与来自上层国家权力机构的整合路径所不同的是，诸如“剪短发”运动这样的整合策略的产生起点是县域政权单位，在国家整合的大框架下呈现出一种地方性建构的态势。它有三大特点：一是针对性强，专门针对特定地域范围内特定群体的特殊性农民性；
二是自主性强，县域政权表现出较高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
三是有效性高，以一种更加直接和微观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路径短，在结合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基础上进行渗透和整合，有效性也较高。C县自发开展的“剪短发”运动基于县域政权捕捉到了本地域农村妇女群体的发式所蕴含的传统性，对农村妇女的改造和整合，除了执行国家上层的整合政策之外，还需要进行更微观的整合，否则农村妇女的整合是不彻底、不完整的国家化。这里要反思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自主性建构的整合路径有效实现国家整合的条件是什么？从C县“剪短发”运动的案例可以看出，基于精准性和一致性的自主性整合是国家整合中地方性建构的有效性保障。如图1所示，自主性是理解地方政府进行能动性、自觉性的国家整合的重要命题，也是重要因素。但是，这种自主性的整合必须在满足精准性、一致性两个要素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有效实现国家整合。
图1 基于一致性、精准性的国家整合的地方性建构进路
一是精准性。乡村是国家的一部分，地域是理解乡村的窗口。在不同地域的乡村，农民性既有普遍性呈现，也有特殊性呈现。普遍性是同质性，是国家统一性整合的基点；
特殊性是异质性，是决定整合有效性的关键点。地方政府只有精准地认识到本地域乡村社会独具特点的农民性及其承载群体和表现形式，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和决策，制定出专门性的、具体性的整合政策，实现特殊性农民性的国家改造。
二是一致性。地方政府具有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自主性空间，可以结合本地域乡村社会独特的农民性开展更微观而具体的渗透和整合，但国家一体化是地方自主性创造和改革创新的前提和保证(徐勇，2009b)。因此，只有地方建构的整合策略与上层国家整合的性质、方向均高度一致，才能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国家整合的大目标。
可见，地方政府在国家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基于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自主性创造性地制定针对特定农民性的整合政策构成国家整合的第二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来自国家权力机构的国家整合。但是，国家整合中的地方性建构要有效实现国家整合的目标，必须精准地认识农民性的具体性呈现，必须保证自主性的整合政策与国家整合的性质和方向保持高度一致。
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以人、组织、制度为中心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从中国本土丰富而多样的事实经验中总能寻找到新的解释视角和方法。从上述分析可见，国家是整合乡村社会的主体。以往对国家整合或国家化的研究，以政治体国家为研究中心，强调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全面性、系统性、过程性、复杂性以及与乡村农民的互动性。这是一种国家整体主义的分析进路，国家整合也体现为一种基于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性、统一性整合。但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其在权力结构上由多个层级的组织构成。在国家人类学看来，国家有不同的组成部分，至少在国家权力层级和国家组织层级上是这样的。如米格代尔等(2017：22)所认为的：区域性和地方性机构对国家政策和指令做出修订，因地制宜地组织实施，或者制定和实施纯粹的地方性政策，因而有必要将国家分解来观察。如果尝试将国家分解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再去审视它们在国家整体性整合中的功能与作用机制，则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整合路径。这也是本文的努力所在。
传统中国是一个官僚体制早熟的农业文明国家，成熟于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为国家联系乡村社会提供了行政支撑，因而也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只是“皇权不下县，郡县以下皆自治”，韦伯亦称“乡村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韦伯，1995：145)。县级政权是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的主要“接点”(徐勇，2009c)。因此，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建构中，格外重视县级以下的国家权力渗透与乡村整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行政下乡、政权下乡、政党下乡等整合策略在国家与乡村之间建立了垂直的、稳定的行政体系和政权体系。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渗透和整合的各项政策、措施等也依托这一垂直的行政组织体系“进村入户”。尤其是以“县”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政府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节点作用。
从实践来看，县域政府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连接着上层国家与乡村农民。在国家整合中，县域政权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结构性功能。县域作为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一环，负责承接和执行从中央政府传递而来的各种整合政策，通过地方性解读和转换，在执行国家整合政策的同时将国家意识输入乡村社会，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二是能动性功能。县域政府并不是单纯地去执行国家整合政策，而是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它们往往能够且需要结合农村实际，准确地认识到县域范围内的乡土特性与具体而特殊的农民性，通过公共政策议程，自主决策，设计和制定符合国家整合性质和方向的县域整合策略，对乡村农民进行更细致、微观而深入的整合。因此，距离农民最近的县域政权单位既是最基本的国家政权单位，也是执行上层国家整合政策的基本单位，更是可以自主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整合策略的单位。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性大的大国，中央各项农村政策得以经过县域的自主性转换和建构而顺利进入农村社会，实现国家化的整体目标，从而推进现代国家的系统性建设。
回到“剪短发”的案例，仪表整合是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生活整合的重要内容。既体现为国家权力渗透进农民的生活仪表呈现之中，对农民日常仪表进行改造，以建构国家现代性来替代传统农民性；
也体现为在农民生活国家化的大目标下，县域政府基于自主性、能动性的决策建构出更具适应性的整合策略，正向推进国家意志向乡村农民日常生活渗透。仪表整合只是乡村农民生活国家化的一个缩影，通过国家力量对农民仪表呈现中的与现代国家不相符的传统元素进行改造，使农民的仪表呈现具有国家性、现代性元素。因而，这种整合虽然有限，但却有效。有限性在于国家力量只能规制个体日常仪表呈现中的“非现代国家性、反国家性”，且必须尊重和承认农民日常仪表呈现的区域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群体多样性；
而有效性在于县域政权可以在能动性整合、资源动员整合以及农民自觉参与相结合中，以更直接的方式实现特定农民群体的国家化。
国家整合是一个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以更有机、融合、全面的整合方式将乡村社会带入国家发展一体化进程之中，使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同步。爱国卫生运动、乡风文明建设、厕所革命、酒席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改革举措均是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国家渗透，是民生整合。能否真正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建立现代性的生活观念、生活习惯和生活思想，既需要县域政府在执行相关整合政策中发挥正向能动性，进行适应性的地方性解读和转换，输出更有效的地方性整合方案；
也需要县域政府准确认识本地域范围内的乡土特性，在尊重农民意愿、吸纳农民参与的基础上，在国家一体化的大框架、大目标之下，维护和坚持中央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和安排，自主设计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整合策略，为国家整体性整合乡村和建设乡村提供县域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