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视域下青年政治社会化路径探寻*
时间：2023-02-16 11:15: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张文风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50)
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在接受政治传播的基础上内化政治观念、生成政治人格、外化政治行为的过程。一方面，从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对象观察，“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在“拔节孕穗期”的人生阶段，最需要精心引导青年对政治系统及其运作的同向性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从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审视，社交媒体引发了一场革命，“震撼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1]。社交媒体为青年政治社会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空环境，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内容、方式和目标都出现了深刻变化。
(一)社交媒体实现了政治传播转向政治交往
“新电子媒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逃避压抑性的、‘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政治潜在方式”[2]。社交媒体在技术上打破了政治传播既有的时间、地域和社会科层的限制，一改传统政治的“僵硬”和“高冷”姿态，实现了政治人物与普通民众的政治交往。普通民众通过关注政治人物的社交媒体账号，浏览、点评、转发其政治信息，通过社交媒体的“评论”功能与政治人物交流互动。以Twitter为例，不仅是政治传播的理想平台，也是政治观点和想法不断得到公众认同和加强的平台，Twitter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人物和网民的互动。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充斥着“解构性”话语和“戏虐化”内容，其信息传播路径带有明显的“反体制性”标签，更容易拉近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在西方民主选举中，常有助于政治人物博取关注、攻击政敌、宣扬观点从而实现“政治逆袭”。社交媒体早在2013年即已经在政坛登堂入室，其时已有10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认证Twitter个人账号，全球约77%领导人用社交媒体。
(二)政治问题“社交媒体化”，社交媒体开辟意识形态斗争“新战场”
相较于西方政治人物高度介入社交媒体，国内政务公开、政务互动主要依托各级政府政务官方微博和政务微信公众平台。虽然有数量较少的官员通过实名微博进行“网络问政”，但从活跃度、互动程度、影响力等方面来衡量，还远未对现实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形成全局性影响。近两年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以及多位中国驻外大使，围绕西方政治人物在新冠疫情期间无底线“污名化”和“甩锅”给中国的行为，在推特个人账号上“火力全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加剧，中国外交官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带有官方背景的政治传播行为只会有增无减，社交媒体成为继外事交往、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政府门户网站和主流媒体刊文等方式之外中国外交官员必须熟稔的“第四媒体”。
(三)社交媒体价值观传播属性更加彰显
社交媒体最早的目标群体主要从报纸、期刊、广播等传统大众媒体迁移而来，其内容生产、传播途径按照目标受众的人口特征和社会角色等社会属性来架构。随着“每一个个体都是内容的发布者”内容生产模式的确立，“人人都是发言人，人人都是宣传员”，社交媒体的价值观传播属性更加彰显。其一，“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社交媒体背后潜隐的虚拟社群早已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虚拟社区基于“兴趣”“网缘”而沉淀为身份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观认同相互交织的虚拟群体，“要有效把握社交媒体的传播规律，首要一点是要认识到当前已经进入价值观传播时代，不同政治观点会有不同的互动网络，虚拟社会关系是通过价值观的认同来建立的”。其二，“媒介自身并无专属的特性，谁是主要的使用者，谁就决定它的权力属性”，社交媒体很难在政治活动中独善其身，难以在政治事件中做到价值中立[3]。社交媒体拥有海量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好友关系、个人偏好等“大数据”，拥有、分析、挖掘、使用这些“大数据”已经成为政治事件中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筹码，2018年爆发的“Facebook数据泄露门”是最好的明证。
(一)传播政治信息，“一眼新闻”“视频为王”造就政治舆论
“一眼新闻”代表了政治传播的方向：其一，社交媒体发布信息具有“字越少，事越大”的现象，既要做到标题颇具创意，又要做到“内容为王”，表达干练、短小、精准，还要求编辑发布具有个性化特征，否则容易湮灭在茫茫的海量信息中。其二，青年群体往往推崇快餐化、碎片化阅读习惯，往往根据感兴趣的“标题”和“关键词”进行选择性点击浏览，部分社交媒体业已根据浏览习惯采用“大数据算法”为用户精准推荐内容。在此背景下，人民网、央视新闻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时政类新闻常常浓缩为“一分钟看懂两会召开”“3分钟读懂政府工作报告”等。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得视频者得天下”的趋势更加明朗，“视频新增用户中，35岁及以下青少年用户为主要增长人群，占比为60.2%；
其中，25-35岁青年最多，占41.9%”。目前，人民网、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长安网等政府机关已入住抖音等短视频社交媒体，通过政务号发布时政类视频信息。
(二)圈群式互动催生政治人格形成，情绪传播优于事实传播
如前所述，“无社交不传播”，媒介化与社会化已经融为一体，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青年群体生活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审视，透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各种政治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社交媒体的行文通常带有较强的情绪而不一定是理性表达。在社交媒体中，为达到“吸睛”效果，传播主体可以通过编辑文字、修改图片、剪辑视频进行多次传播，甚至可以通过篡改事实从而增强传播内容的煽动性与情绪性。煽动性、情绪化、非理性的引导同样能够有效引导和塑造政治观念。这也能更好解释无论是官方媒体、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网民缘何在民族主义问题方面具有高度的共识，主要原因在于情绪传播实效优于事实传播。可以判断的是，虽然各国社交媒体环境具有独特性，但国内外社交媒体之间的联动会进一步趋强，政治信息“同质异构”现象会更加频繁。
(三)引导参与政治生活，在政治化社交与娱乐化政治交互中实现政治诉求
不可否认，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降低了青年群体线上大量参与政治的门槛，借助社交媒体，青年群体能够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快捷参与政治议题，制造网络舆论、形成网络集群，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政治选举、民主决策和利益表达等问题产生深刻影响。因社交媒体而起的“民间舆论场”和政府主导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意见相左的个案屡见不鲜，甚至产生诸如“不信政府信微博”等怪现象。因此，一旦网络舆论形成影响，便会形成现实政治生活需要回应、反馈的压力，影响着政治权力的结构方式、组织方式、领导方式和运行方式。“政治化社交与娱乐化政治的有机结合往往可以将本来难以推动的政治议程娱乐化，在消解其固有严肃性的同时也完成了传播过程的‘去中心化’，在引导受众对宏大议题娱乐化思维的过程中表达政治理念、实现政治诉求”[4]。但是，社交媒体传播的政治信息往往充斥着各种“解构”，容易消解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出现各种反噬社会的负能量。“在现实的社会管理视域中，网络舆情是社会舆论场中最有影响力和扩散力的舆论表达，其管理行为偶尔会被这类群体的话语表达所‘绑架’甚至‘胁迫’”[5]。
(一)重视社交媒体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在网络综合治理的各方主体中，显然不能简单依靠互联网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自律，要坚持政府管理的主导力量。第一，加强社交网络平台安全监管。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网络空间都不是法外之地。以美国为例，早在2009年即在国土安全部内设社交网络监控中心专门监控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信息。随着2015年《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的签署，美国对国内社交媒体的监管范围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检方和警方都能够轻易地对用户的好友链接、点赞和好友群组展开监控调查。美国对于境外媒体的监管则更为严厉，通常依据“史密斯—曼特”法案将价值观对立的境外媒体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将其传播活动定性为“宣传”加以遏制。目前，在社交网络平台安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政策法规。同时，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第二，以经济手段调控网络利益，可以通过经济处罚、约谈、整改、下架乃至封杀等一系列措施督促平台运营者履行社会责任。例如，2017-2019年期间，“童妈”“社会摇”等低俗内容频现“抖音”“快手”“火山”等短视频社交媒体，国家网信办多次依法约谈并全面封禁相关网红主播账号。第三，将网络信息技术研发置于重要位置，以技术手段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社交媒体具有新技术的特征，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而言，网络内容控制技术发展无止境，过滤、屏蔽等技术手段在效率和精准度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值得警惕的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上的业态几乎都植根于美国的系统与技术之上，突破网络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壁垒，既要重视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加大信息技术政府主导性研发经费的投入。
(二)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主流舆论在不同媒体之间相互沟通
有学者认为，“美国拥有高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历来以信息帝国著称，利用技术平台优势抢夺信息传播的制胜权”，“在美国形成的舆论都会变成一种对其他国家构成压力的世界性舆论”[6]。美国的全球舆论战略有两个非常明确的行动主体：一是美国政府，担任全球舆论战略的制定者和布局者，熟稔“媒介渗透”，通过运用舆论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其他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
二是美国媒体，充当“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和美国对外舆论的“急先锋”，不断将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梦的“硬内核”散播到世界各地。从世界社交媒体发展格局审视，目前全球领先的社交媒体公司绝大多数都在美国，如Snapchat、Facebook、Instagram、Facebook Messenger、Pinterest等。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相关数据同时显示，互联网政务已经从门户网站走向两微一端、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以政务微博为例，“共青团中央”政务微博的关注量已达到1000万，公安类政务微博“中国警方在线”关注量则超过3000万。政务机构微博和政务头条号、政务抖音号、政务哔哩哔哩号等多种政务新媒体在创新政务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存在顶层规划不当、运营管理失位等问题。如部门地区之间缺乏统一联动的顶层设计，政府部门、党、团以及其它机构纷纷自行入驻各种社交类新媒体平台，造成了账号繁冗和功能重叠。考虑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范围更广，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引导青年群体访问内容与信息更加全面、严谨、权威的政务期刊、政务网站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遵循社交媒体政治传播规律，夯实青年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
从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流程审视，正确的政治方向、“内容为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是确保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关键因素。一是，构建社交类新媒体政务号亲民形象，充分使用网络语境下“主流”话语将信息传递与形象展示进行结合。政治性是党的青年工作的第一属性和根本特征，社交类新媒体必须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青年群体思想活跃，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7]。社交类新媒体政务号也要讲导向，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例如，设计政治立场特色鲜明的政务公众号logo，在信息推送时牢牢把握“设置议题”的政治立场。二是，传统政治话语注重严密严谨、完整理性，对青年群体传播教育的效果不甚理想，社交类新媒体政务号要善用青年群体喜爱的网络流行语创新表达方式。灵活运用“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等领导人“金句”，维护好领导人“金句”在社交媒体空间的热度，充分发挥人民领袖的影响力；
此外，通过拟人化、口语化的表达将社交类新媒体政务号人格化，多用表情符号和网络用词减少传统政治信息呈现的严肃感和距离感，如微博平台中共青团中央常用“团团”、中国消防常用“阿消”指代自己。三是，加强对社交媒体文化生产方式的引导，包括对内容创作的引导，对宣传方式、宣传渠道的引导。在社交媒体中，“小叙事”取代“大叙事”，“超级注意力”取代“深度注意力”，系统的、复杂的、关联的信息不再是青年群体传递的主导信息形态。文化生产方式更注重信息的效用性，在内容方面凸显图片社交、视频社交思维。近年来，在网上备受欢迎的“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抗击疫情宣传片“中国有你”和“兵马俑vs自由女神”等微视频，采用漫画制作，辅以数字、插图、旁白等多种手法，通俗而不媚俗，获得众多青年青睐。
(四)做好媒介素养教育，培养青年群体健康理性的媒介批评能力
青年群体作为社交媒体的忠实拥趸，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的转化者，更是社会价值和风尚的引领者。但是，“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面对社交媒体中的真伪互相交织的海量信息，往往信息辨别意识和分辨能力较弱，感性判断胜于理性认知。社交媒体所生产的政治信息往往经过复杂的筛选、包装、选择和组合，信息在呈现时并不全然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由此，在“标题党”横行、信息呈现方式“故事化”“戏剧化”“煽情化”的社交媒体中，如何引导青年选择权威、及时、有用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社会理论的引领、政府政策的支持、学校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等。做好媒介素养教育的当下可行性路径，还应在政府主导、社会和学校参与等方面形成合力。第一，政府层面：构建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一方面，加强法治体系建设，如制定《互联网污染信息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强化各级政府网络治理的主体责任，以加快网监部门建设为主要抓手完善网络治理监督体系。第二，媒介层面：强化媒介社会责任。如加强政治信息的发布与审核，完善政治信息推荐机制；
严格跟帖评论审核，建立应急处置网络谣言制度等。第三，学校层面：构建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开设媒介素养通识和选修类课程、将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等措施引导青年学生有效利用社交媒体服务个人和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