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休闲需求变迁的历史考察：以合肥市为例*

谢亦轲，刘 军

(1.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江苏 镇江 202128；
2.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休闲消费的支出随之增加，社会发展的关注点逐渐聚焦在人们的休闲需求和对幸福的感知上。据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安徽省人均GDP达到了8480美元，相比于2010年增加了1.76倍。其中合肥市2020年人均GDP达到14134美元，相比于2010年增加了1倍。自2010年以来，安徽省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呈稳步增长趋势，2020年同比增长18.1%，其中合肥市的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到2202元。2020年末，安徽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休闲产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7.25亿元，相比于2010年的35.41亿元增长了近6.6倍。其中合肥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休闲产业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93亿元，相比于2010年的1.554亿元增长了近13.8倍。[1]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劳动时间得以缩短，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休闲生活。因此，从宏观上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休闲产业的快速发展、休闲时间的增加以及居民休闲消费水平的提高为休闲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了居民的休闲“美好生活需求”多样化深层次发展。

西方学者在有关休闲需求的学术研究中指出，经常出入休闲场所、消费休闲文化产品的大部分是社会地位较高，教育背景良好的中产阶级。把视线放回国内，新社会阶层作为我国特有的社会阶层，脱胎于改革开放后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分布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从事文化层次与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整体收入水平处于中等阶层。其经济基础、教育背景、职业类型、社会地位都与中产阶级非常接近，可以将其定义为我国社会体制外的中产阶级。据统计，目前这一群体数量已超过了7200万，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推进了我国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2]伴随着经济实力与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休闲文化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一方面，新社会阶层对休闲文化产品的需求能体现出这个群体在休闲方式和文化品味上的一致性，当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凝聚力时，即能作用于经济的发展、维系社会之稳定。另一方面，新社会阶层不仅是休闲文化产业主要的消费者，由于对休闲文化产品更高的要求与期望，他们还引导着休闲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他们的文化品味对大众休闲文化消费具有正向的指导作用。总而言之，把握新社会阶层的休闲需求动态有助于优化休闲经济结构，推动社会发展。

在新社会阶层研究方面，廉思、冯丹、芦垚(2016)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社会阶层的规模扩大、组织能力得到提升，在社会舆论中拥有越来越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且该阶层脱胎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拥有“体制外”的身份，在感情上与执政党的联系不紧密，因此要密切关注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向，引导其正向发展。[3]王邦佐、谢岳(2006)认为新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该群体虽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产物但也可能反过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应充分激发新社会阶层的活力，积极引领其发挥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让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份子。[4]文道贵(2004)在文章中写道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呈年轻化趋势，他们大多分布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从事文化层次与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身份变动频繁，职业流动性强,在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进步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举足轻重。[5]李路路(2017)指出将新社会阶层作为一个概念工具来分析当今的中国社会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反映了当代中国制度和经济的变迁，该群体的流动性揭示了中国社会“社会分化”和“阶层化”的趋势。新社会阶层从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中分化而来，带有“交易”和“对抗”的双重属性。[6]

在新社会阶层休闲方式研究方面，徐晓军(2013)对阶层间休闲分化的探讨[7]，张海东等(2017)根据2014-2015年对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从书籍阅读、音乐欣赏、运动健身、穿衣风格、旅游活动等五个方面全面分析了特大城市中的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方式[8]。马惠娣，张景安(2004)对中上阶层的休闲方式的分析[9]，王雅林等(2003)对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城市不同职业群体休闲方式的调查[10]，卢锋(2005)、李武绪(2015)对各阶层休闲体育的总结[11][12]，李丽梅等(2016)对城市农民工休闲生活的研究[13]，对研究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方式也有借鉴意义。

在休闲与生活满意度两者关系的研究方面，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始，就有学者开始探讨休闲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幸福来源于休闲、智慧和美德”，肯定了休闲与生活幸福之间的关联性。到了现代社会，国内外的众多学者们也从各个维度出发，肯定了休闲的积极意义。哈佛经济学家Juliet Schor在他的著作《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中传递了他对于休闲的想法和观点：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工作，不停地累积资本。但对金钱不停的追逐真的使得人们更快乐了么？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否定的，人们在休闲时光里才享受到了更多的幸福感。宋瑞(2014)在文章中指出，在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休闲参与的频率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
有的学者认为休闲活动满足了个体需求，从而提升了生活幸福感；
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多样化的休闲活动改变了个体的社会认知，从而影响到了他们对幸福的感知；
从客观条件来看，休闲设备与休闲资源的供应也影响着人们的休闲体验；
由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群体差异，所以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休闲的需求有所差异，对幸福的感知也有所不同。[14]许玲丽等人(2017)经过梳理文献发现，并不是所有休闲活动都有利于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所以人们应该有所选择地进行休闲活动。一般来说，具有一定挑战性和吸引力的休闲活动能更好地满足个体的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满足个体需求，从而达到提升幸福感的作用。[15]

在休闲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西方的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教育和收入对休闲参与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林晓珊(2017)指出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支配阶级更偏好于读书，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阶级则更偏好于看电视、电影。研究揭示了在文化消费转型阶段，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应更重视精神层面的充足和符号解构能力的培养。[16]宋瑞(2014)认为由于休闲活动的发生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和服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它会表现为一种消费行为。由此可见，家庭收入对休闲参与、休闲消费产生着普遍且显著的影响。[17]王琪延、韦佳佳(2020)在文章中提到居民收入与休闲消费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休闲生活往往质量更高，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更高的效用。对于高收入高学历群体来说，休闲时间是制约他们休闲消费的主要因素。[18]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新社会阶层规模庞大、受教育水平高、实力雄厚，他们对休闲方式的选择将对他们未来的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休闲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总人数不断增加，其成员在职业和基层位置上有较大的流动性，与新社会阶层的变化相较，上述研究成果相对滞后。同时，作为中部省份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的新社会阶层与前述研究成果所揭示的群体特征在休闲动机、休闲时间、休闲观念与消费能力、休闲活动的对象范围、种类和层次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本文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将结合相关理论，利用合肥市2010年和2020年相关的调查数据，观察十年来合肥市新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并理清这些因素与休闲需求之间的关系，以掌握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休闲需求动态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和2020年的合肥市新社会阶层调查问卷。作者选取其中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满意感及“业余从事较多的文娱活动”等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分析结果对本文论题进行讨论。数据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结构

从上表中，首先可以看出，十年以来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整体提高，2010年该群体的月收入集中在一个中低收入水平(3500元以下)，到了2020年，收入分布呈均衡趋势，低收入人群明显减少，高收入人群明显增加。其次，新社会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明显提升，相比于2010年，2020年该群体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人数比例减少了15%，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得到了相应提升，但其中研究生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相比于2010年，2020年感到“很幸福”“不太幸福”“不幸福”的新社会阶层人数比例稍有减少，而感到“一般”的人数比例得到相应提高。

(一)收入

本文首先从收入的维度来观察合肥市新社会阶层休闲需求的动态。利用基尼系数来分析十年来新社会阶层内部贫富差距的变化。基尼系数公式如下：

其中，G代表合肥市新社会阶层收入的基尼系数，Xi代表各个收入段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Yi代表各个收入段新社会阶层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Vi=Y1+Y2+Y3+…+Yi。根据这个公式分别推算出2010年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606，2020年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528。根据国际标准，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代表群体内收入差距大；
超过0.6时，代表群体内收入差距极大。可以看出十年来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内部的贫富差距虽然呈缩小趋势，但2020年的基尼系数0.528显示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表2、表3中分别记录了2010年和2020年不同收入水平的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参与十种不同类型休闲活动的频率。为了方便描述，在这里我们将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收入划分为四个水平：分别为低收入水平(表2中月收入1600元及以下、表3中月收入3500元及以下)；
中等收入水平(表2中月收入1601元—3500元、表3中3501元—6500元)；
中高等收入水平(表2中月收入3501元—7000元、表3中6501元—9500元)；
高收入水平(表2中月收入7001元及以上、表3中9501元及以上)。

表2中2010年的数据显示，低收入、中等收入及中高等收入水平的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参与频率最高的三个休闲活动均为看电视看电影，看书看报和上网；
高收入水平新社会阶层参与频率最高的两个休闲活动则为旅游和看书看报。其中，高收入新社会阶层参与打球等体育活动的频率(33.3%)及上茶馆、酒吧、咖啡厅的频率(22.2%)明显高于其余三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其打牌、打麻将的频率(1.1%)明显低于其余三个群体。还有一点就是合肥市新社会阶层旅游的频率明显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

表2 2010年不同收入水平的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活动参与情况

表3中2020年的数据显示，低收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参与频率最高的三个休闲活动均为看电视看电影、上网和看书看报；
中高等收入、高收入水平的新社会阶层参与频率最高的则为看电视看电影、上网和旅游。最后，合肥市新社会阶层旅游、参与打球等体育活动及上茶馆、酒吧、咖啡厅的频率明显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

表3 2020年不同收入水平的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活动参与情况

通过两个表中数据的对比，十年来，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一直是四个收入段的新社会阶层最主要的休闲活动；
低收入、中等收入及中高等收入人群的旅游参与频率都得到了成倍的、显著的增长；
中等收入及中高等收入人群参与打球等体育活动的频率也达到了大幅增长。

(二)文化程度

表4、表5分别记录了2010年和2020年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参与十种不同类型休闲活动的频率。

表4中2010年的数据显示，所有文化水平的新社会阶层参与最多的三个休闲活动都是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其中频率最高的都是看电视、电影。其中大专以下学历的新社会阶层还偏好于打牌、打麻将；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新社会阶层则偏好于参与打球等体育活动。还有一个规律就是从整体来看，合肥市新社会阶层旅游、参与打球等体育活动的频率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长。

表4 2010年不同文化程度的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活动参与情况

表5中2020年的数据显示，除大专学历以外其他文化水平的新社会阶层参与最多的休闲活动仍是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相比于看书看报，大专学历水平的新社会阶层更偏好于旅游；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新社会阶层看书看报与旅游的频率并列第三位)，看电视、电影仍然是所有文化水平的新社会阶层参与频率最高的休闲活动。除此之外，高中以下学历的新社会阶层还偏好于打牌、打麻将；
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新社会阶层则更偏好于旅游。除小学文化水平外的新社会阶层参与旅游的频率仍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新社会阶层参与打球等体育活动的频率也仍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长，且与2010年相比，频率涨幅很大。

表5 2020年不同文化程度的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活动参与情况

通过两个表中数据的对比，10年过去，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仍然是所有新社会阶层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与此同时，旅游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受教育水平的维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社会阶层越偏好于旅游和打球等体育活动。

(三)生活满意度

表6、表7分别记录了2010年和2020年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生活满意度与休闲活动参与频率之间的关系。

表6中2010年的数据依然遵循着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的参与频率为最高的规律。同时，通过观察数据可以发现，新社会阶层的生活满意度越高，看书看报与旅游的频率越高，上网的频率则越低。

表6 2010年不同生活满意度的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活动参与情况

表7中2020年的数据显示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仍然是新社会阶层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同时，旅游和打球等体育活动也在他们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社会阶层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旅游的频率越高。

表7 2020年不同生活满意度的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活动参与情况

通过两个表中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是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是新社会阶层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二是生活满意度越高，他们旅游的频率越高。三是十年来，感到“一般”“比较幸福”“很幸福”的人们的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的频率都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这些人群旅游，参与体育运动，上茶馆、酒吧、咖啡厅的频率都有所上升，旅游频率的增长最为明显。

通过上文利用基尼系数和相关数据，从收入、受教育程度、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对2010年和2020年合肥市新社会阶层休闲活动参与频率进行纵横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与十年前相比，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内部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财富分配十分不均。该群体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仍然是看书看报、看电视看电影和上网，说明他们的休闲需求层次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十年来他们参与旅游和体育活动的频率大幅提高，这说明合肥市新社会阶层越来越注重在休闲时光中提升个人素质、丰富个人生活。随着休闲消费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他们的休闲需求也趋于多元和丰富。想要更好地满足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休闲需求，亟需结合各方力量，通过提高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激发居民休闲意识、优化休闲产品供给等途径来合力推动休闲需求升级。

(一)提高居民休闲消费能力

缩小合肥市新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提高整体休闲消费能力，关注高收入高文化水平人群的休闲消费。新社会阶层大多是分布在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从事管理性岗位与技术性岗位的中高等职业人才，政府、企业应推动行业薪酬差距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匹配，构建符合市场规律和人力资本价值规律的薪酬体系，重点提高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内中等及中高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在这个基础上，月收入在6500元以上且学历在大专及以上水平的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占到了总人数的35.7%，应重视这类高收入高文化水平、休闲消费能力较强群体的休闲需求。

(二)激发居民休闲意识

强化合肥市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意识，推动休闲需求升级。一方面要以大众传媒、社会活动等渠道丰富消费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消费者的文化鉴赏水平及分辨精华与糟粕的能力，从而培养新社会阶层的休闲意识。个人文化兴趣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往往是通过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广场这些公共文化场所的公共文化活动开始的。所以，政府和文化相关部门可以增加公共文化场所、丰富公共文化活动、灵活安排公共文化活动的方式和时间，使人们更方便地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另一方面要加强正向舆论引导，推动新社会阶层休闲需求观念积极健康持续发展。休闲需求具有自发性、随意性、从众性等特征，受周围文化环境和氛围的影响很大。面对纷繁多样的休闲产品，应通过积极的休闲消费引导，帮助人们选择对自己的发展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休闲产品，避免一些低俗有害的文化产品。

(三)优化休闲产品供给

根据休闲需求升级优化休闲产品供给。从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需求和体育活动需求是合肥市新社会阶层增长最快的休闲需求，这两类活动在他们的休闲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那么休闲市场主体应重点关注和推动这类产业的发展。根据大部分新社会阶层消费群体高收入高文化水平的特点，将高科技内涵的服务产品和文化、创意元素融入旅游产业是维持其稳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而户外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应基于合肥市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资源，通过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牵头举办一些体育活动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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