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祭祀用汝窑瓷的重大发现及考证研究

吕宝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北宋晚期的“靖康之难”，恢宏的大宋王朝万劫不复，东京汴梁城几乎变成废墟，文化遗存也瞬间灰飞烟灭。同期经过严格筛选并被皇家广泛使用的汝窑瓷，①经此浩劫后，“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凡礼器、祭器……府库畜积，为之一空”。[1](P436)汝窑瓷器在南宋早期已呈断崖式稀缺，并变得异常珍罕，②[2](P3225)从此“汝窑为魁”和“近尤难得”变得家喻户晓，吸引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墨客的浓厚兴趣。在后来的九百年间，对汝窑瓷器的探索和研究从未间断。

后人从史籍文献、烧制技术、窑址考古发掘等方面入手，对汝窑瓷的属性、烧制时间、甄选条件、汝窑瓷的特征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不难看到，传世汝窑瓷和窑址客观存在的同时，因传世天青釉汝窑瓷实物的稀缺和可考证的史籍文献的匮乏，留下众多疑惑需要将来解开谜底，也给汝窑瓷的研究留下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就此而言，通过关键性实物，结合记述北宋中晚期相关史籍文献来考证北宋晚期某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必经和有效的途径，但需要具备的要素非常可观。

(一)赏赐牌的基本信息

图1 赏赐牌正面图

1．尺寸：赏赐牌呈“凸”字形，300*210mm，厚9.8-11.2mm，板面最大凹面变形为4.8mm。

2．文字信息：用刻划的方法阴刻了小篆文字内容。标题：赏赐(故定义为“赏赐牌”)。内容：兹甲申殿，恩泽四方，造福百姓，修之即奏；
请特赐甲申殿汝窑瓷器瓶、碗、盏、香炉、尊、洗等六百六十九件，供甲申殿享用，以示皇恩浩荡。左下角为“甲申殿”三字模印款。

3．釉色釉质：主基调为绿色，釉色色泽纯正，光泽内敛，乳浊感强烈。釉面开片纹理细密，呈斜裂或冰裂纹开片。用80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下有稀疏老化特征明显的气泡，釉面有独一无二的蟹爪纹，自然老化痕迹和特征清晰、明显(见图2)。

图2 赏赐牌局部放大图

4．纹饰：文字两侧划画出对称的二龙戏珠。龙有角，龙爪不明显，龙鳞为简单点缀，似有背鳍，但呈尖刺状，并不呈锯齿状或平形状，从龙身至尾部用勾状纹饰图案逐渐象形收尾。底部以对称几何纹衬托上面的花卉纹饰，起到点缀装饰效果。

5．烧制工艺：牌边部有六个排气孔，用针状物探知内部为中空结构，可以断定的是赏赐牌至少是二次烧制工艺制得。背面是烧焦痕迹清晰的麻布纹，凹凸感明显(见图2)。

(二)赏赐牌文字内容解读

赏赐牌体现了一个完整的程序过程，即负责筹建甲申殿的臣子向皇帝汇报甲申殿的建设进度，提出甲申殿建设竣工时即向皇帝奏报的礼仪，同时请皇帝特赐甲申殿专用的汝窑瓷器的品种和数量，预期达到的目的和作用。说是奏疏，实际是臣子向皇帝的汇报和所需物品的定位及数量的申请。皇帝同意后的批复对于臣子就是赏赐。批复的奏疏按照严格的管理程序到达窑厂，窑厂按照其特点烧制与所需汝窑瓷品种和工艺条件完全相同的赏赐牌，将申请和批复的奏疏内容以赏赐牌的形式完整记录下来，并以瓷板的方式得以保存。申请所需的汝窑瓷器制作完成后“供甲申殿享用”，达到预期申请的目的。

能用上御用汝窑瓷器的场所，而且明确了数量，那么，甲申殿到底是什么场所、建在哪里、建于何时、时代背景是什么、有何功能和寓意？众多疑惑摆在了我们面前。

想得到答案，史籍资料方面涉及一份重要道学地方志——《茅山志》。《茅山志》为茅山宗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所著，共三十三卷，被收录于《正统道藏》洞真部之记传类。还涉及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宋徽宗(以下简称徽宗)，另一个是刘混康(1036—1108)，北宋中晚期著名道士(以下简称刘)。

1．北宋后期刘混康在皇家地位的确立

宋神宗元丰时，刘混康为“茅山观主”。③《茅山志》记载，宋哲宗绍圣四年，“敕江宁府即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信州龙虎山、临江军阁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3]说明宋哲宗充分信任和肯定刘，其别敕令详细记录了茅山上清派被纳入国家层级道教历史地位的关键转折点，从此形成了三山鼎立天下的局面。

“徽宗登极之初，……上遂命土培其岗阜，使稍加于旧矣，而果有多男之应。自后海内又安，朝廷无事”。④也许在当时徽宗看来，按照刘的建议大兴土木得到应验。刘解决了徽宗要解决的问题，二人彼此印象加深，信任度提高。在刘离京时，句容县令鲍慎辞之后所书的《茅山元符观颂碑》中记载，“……未几告归，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烧香筒、红罗龙扇诸物，又亲御毫楮，为书《度人》、《清静》、《六甲神符》三经以宠责之，皆警世骇目，不可名之宝。”[4](P7)刘此次留京期间，为其道教普及和传播创造了良机，而接受传播的人恰恰是一位皇帝。刘临行前，徽宗将自己亲自抄写的三篇道教经文(本文考证的关键)赠送给刘，此番所赐礼物均为道教无价之宝。

崇宁元年春，刘离京后，与皇帝协力筹划并付诸行动，拉开了道教宫观建筑工程——元符万宁宫(以下简称万宁宫)的建设序幕。

2．元符万宁宫的建设过程以及对刘混康的多重追封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建设元符观是宋哲宗的遗愿，后徽宗将其发扬光大，并更名为元符万宁宫。蔡卞所书《茅山元符万宁宫记》中“然终哲宗世，元符观尤未乞功”，[5](P182)同期句容县令鲍慎辞在工程竣工后所书《茅山元符观颂碑》中记载“今皇帝既亲万机，遵复先志，……而观之基构有未备，其敢皇宁？”[4](P7)可以看出徽宗、刘以及负责万宁宫建设的地方官员的决心，在哲宗遗愿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显示了对道教的无尚尊崇。

从刘离京开始，二人便开始了频繁的奏疏与敕书往来。《茅山志》卷三和卷四的诰副墨之宋诏诰中收录了此期徽宗给刘的敕书共72份，其中“崇宁凡四十一通，大观凡三十一通”，70%的敕书内容均涉及万宁宫的建设。遗憾的是《茅山志》中并未记载刘给徽宗的奏疏内容。综合来看，刘的奏疏是一事一奏，且次数频繁。而宋徽宗回复的敕书很多是刘多份奏疏的一次性回复或追加，语言高度凝练，二人彼此清楚且点到为止。内容上涉及万宁宫工程进度及想法和安排、竣工后的设想，对道教经文的感悟及内容的探讨，以及对刘的告知、抚慰、叮嘱和追封等。共识的现象是，徽宗对刘的信任，二人之间的默契，徽宗动用皇权对该工程的全力支持以及对刘的无上授权。

崇宁元年刘回到茅山后，徽宗仅七月六日回复一份敕书，其中谈到“近览所奏，并皆惟允。已差郝随专董其事，余地土等亦一一应副，更有所需，依前奏来”，⑤[6]崇宁元年大半年时间是元符观筹备期。崇宁二年正月己丑，诏“许茅山道士刘混康修建道观，仍令直奏灾福，无得隐匿”，[6]元符观工程建设正式拉开。

从《茅山志》记载来看，徽宗对刘十分信任，因刘竭“事更有阙典,可缕缕敷陈”[6]且能“精治法箓，永协赞于丕基”[7]对其进行无上授权，“尚阙绘用……拼力就功”，[6]这说明万宁宫的建设内容完全出自刘的方案。宋徽宗对工程全力支持，“命江东转运司，凡土木工費，悉为之调度”，[4](P7)以图“道大无方，体用有常，以德则帝，以业而王。坐进此道，与道无极。神之听之，洽此万国”。[8](P15)

崇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为表彰刘的“道尊德贵，莫之能爵，而名实称谓”，在哲宗册封“洞元通妙大师”基础上，进一步追封茅山道士刘混康，特赐号“葆真观妙先生”，[6]崇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近以宫宇告成，持加先生冲和二字，其诰已入递附赐”，[7]同时追加“可特授葆真观妙冲和先生”；
[8](P14)崇宁五年正月□日，下诏“改赐元符观为元符万宁宫”，[9]之后又别敕“江宁府茅山元符万宁宫修盖潜神庵宇”[9]供刘居住。崇宁五年七月初四日“已差杨戮题额，已书”。[7]

3．元符万宁宫竣工后的规模与景观效果

万宁宫从徽宗崇宁二年正月九日下诏开始建设，至崇宁五年八月十五日竣工，[4](P7)历时三年半有余。竣工前，宋徽宗题《御制元符万宁宫庆成颂》；
[8](P15)句容县令鲍慎辞上《进茅山元符观颂表》[4](P5)及《茅山元符观颂狀后序》[4](P6)等，后者记载当时“赋颂奏御者，盖千有余篇”。

关于万宁宫规模，可从当时句容县令鲍慎辞崇宁五年八月所撰《茅山元符观颂碑》[4](P7)追溯还原：“亦无一不协于度，总四百有余区。高明杰大，工尽其技，金碧丹恶之饰，荧煌昭斓于崇岗秀岭之上，……望之若神变幻化，……可谓盛矣……会国家筑宫兹山，以尊有道，以交神灵。”[4](P6)“钦崇妙道，昭示后世”[8](P15)“构崇新宇，大壮宗风。”[7]徽宗和刘共同构筑的元符万宁宫，完美实现了道教信仰从无形到有形的宫殿信仰过程。

有必要交代的是，北宋王朝悲催的结局导致了万宁宫多舛的命运。万宁宫“建炎四年为盗焚毁。绍兴戊寅，高宗赐金重建，御书宫额。理宗朝敕修，御书上清宗坛”。[10](P1)

万宁宫“总四百有余区”，规模之宏大，让人无法想象其当时所包容的空前盛况和空间格局。至于房间大小和规格，按照刘做事竭“事更有阙典”,即按照道教经文为依据的做事风格和思路来寻找线索是唯一途径。

“道教是由许多派别联合、融合而成的，各派别都有自己的最高神或主神，称号众多”，[11]道教宫观建筑是以本派系传说中包括主神在内的所有神仙居住的宫阙。茅山派为上清派，万宁宫一定是以上清派的相关符箓和经文为蓝本构建上清派诸神居住的宫殿场所。

句容县令鲍慎辞崇宁五年八月所撰《茅山元符观颂碑》记载：“……为书《度人》、《清静》、《六甲神符》三经，以宠责之，皆警世骇目，不可名之宝。”[4](P7)在其《上进茅山元符观颂表》中记载：“至於怀柔百神，尽诚备物，灵既昭答。”[4](P5)崇宁四年闰二月三日诏：“神符有济，顺天地之生成，法力无穷，赞阴阳之化育。”[6]崇宁五年六月二十日敕：“三茅胜概，允资高尚之居；
列圣所栖，克叶潜神之志。”[7]崇宁五年敕：“三茅紫府，列圣福庭，真仙所栖，灵答如响……必资香火，上祈宗社之谧宁，下济黎元于仁寿。”[7]等等。

万宁宫作为三茅圣地，是上清派诸神所栖之地。上清派诸神中，哪些神仙有阴阳结合之功且法力无穷？宋徽宗亲自抄写的道教经文《六甲神符》给出了答案。经文全名应为《上清六甲祈祷秘法》，收录于号称道教百科全书的《正统道藏》洞玄部的众术类。原文如下：

阴阳之神，神通广大，位下三员大将，各管鬼兵百万。……此书能使六甲六丁之神，……能使百万鬼神，能召风云雷雨，能破军寨……。

六甲阳神名：……甲申神，字权衡，名节略。

甲申权衡节略真君，着白葵花战袍，青皮弔，墩身长二丈有一，三目，面黃色。

……

经文中详细记录了六甲阳神和六丁阴神及其组合的具体名称。甲申(神)权衡节略真君，即是六甲六丁之阴阳组合(神)中的一员，又是六甲六丁组合下的三员大将之一。还详细阐述了“甲申(神)权衡节略真君”神像高度和容貌。那么，“墩身长二丈有一(尺)”到底多高成为考证的关键。历朝历代所规定和操作的长度单位完全不同，据“1921年河北钜鹿县北宋故城出土的两只木矩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较短的一只长30.91厘米，考定为宋代太府(寺)尺或文思尺系列中的营造官尺”。[12](P355)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二丈有一(尺)的高度，按照“太府(寺)尺”计算则为6.49米高。

一般房间根本容不下一座6.5米高的神像，必定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殿宇来专门供奉，而殿宇掩映于万宁宫“总四百有余区”的建筑群落中。《上清六甲祈祷秘法》是经徽宗亲手抄写并赠予刘，此经文是上清派无上之秘法，六甲六丁阴阳神在上清派中的崇高地位，其“法力”记载于经文中，万宁宫又被宋徽宗反复提及“列圣所栖”之地，等等，刘作为上清派一代宗师，在其主推营建的万宁宫中，除主神之外，营建六甲神殿是必不可少的。道教宫观文化核心永远是神仙信仰，宫、观、殿的存在，才能具备礼拜神灵、供奉神仙的神圣空间。综合上述考证，作为六甲六丁之阴阳组合神中的一员，又是六甲六丁组合下的三员大将之一的甲申神权衡节略真君所居住的宫阙，甲申殿由此得名。

通过万宁宫的建设，从宋徽宗的敕书内容并结合道教经文考证得知，甲申殿在万宁宫中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是甲申神权衡节略真君居住的宫阙，即甲申殿，更是道徒们供奉和祭拜的场所，从而证明了赏赐牌提供的信息和赏赐牌本身的真实性。赏赐牌记述的请旨对象、批复对象、瓷器名称及数量、专用场所、皇家所崇尚的功能等都一目了然。

万宁宫从崇宁二年正月九日开始建设，至崇宁五年八月十五日峻工，历时三年半有余。在《茅山志》记载的徽宗给刘的敕书中虽未直接提及任何瓷器信息，但仍有相关痕迹记载作为佐证来考证汝窑瓷的存在。

崇宁五年正月□日敕赐万宁宫(名)后，又别敕一书：“事体非轻，下项管勾，催促部役官等，可特依此推恩。发运副使……”[9]什么物品(或器物)具有一定重量，必须由朝廷官员“管勾”负责办理并与其他部门协作，还得需要皇帝下旨才能发运成为考证的关键所在。

管勾，同勾当，北宋在众多部门设立此官职，即负责和管理之意。北宋沿袭而设立的鸿胪寺[13](P318)规定“……应中都道释祠庙……本寺但掌祭祀……【《哲宗正史·职官志》：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殿宇】。改制同时又设立内侍省”，[14](P3895)其中“承旨须索，给要验以授府库，则归合同凭由司；
《哲宗正史 职官志》云：监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给其要验。凡特旨赐予……皆具名数凭由，任有司准给，……后苑勾当官掌苑囿……内东、西头供奉官……掌内朝供奉之事”，等等。

敕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管勾”是鸿胪寺的管勾所或提点所，还是内侍省的合同凭由司内的管勾，或者三者皆有之，但结合万宁宫的性质和建设，所在部门就会很清晰体现。如“本寺但掌祭祀”，提点所负责“诸寺殿宇”建设，凡是皇帝下诏的“宣索之物”都要由合同凭由司办理，并进行检验、筛选、登记、备案。《茅山志》记载此期徽宗的敕书所赏赐之物都是赐予万宁宫和刘本人的，属于“特旨赐予”。而下面两份敕书提到了一个官员(使臣)，也未说明部门的名称，崇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已差使臣张翊津置其行，备委官司，一切应副。或尚有阙，详具奏来。可期观尔，预积欣棕……更在博施真教，协济群生。”[6]崇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厥意惟坚，宜遂告成之请，可依所奏。候工毕日，速赴阙下。其张翊已降指挥，专一催督应办去讫……”[6]前者是派使臣张翊与相关部门合作筹办，完成之后将所办事项的结果给付于刘，物品可观看欣赏；
后者是在刘的一再坚持和催促下又派张翊去督办此事。重要的信息是，委派使臣所办的事项，所到之地一定是京城之外某地。又是后苑勾当负责的苑囿和殿堂，以及祭祀负责的范围，又是供奉官职责范畴，万宁宫的功能符合其分工职责，除合同凭由司外，分析也是被委派“官司”的协作部门。另外，崇宁四年七月十八日又重申“况予叠命有司，当遂责成，董集其工，但勿贻虑”，[7]说明徽宗又多次催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所需数量，在质量上精益求精，请刘勿多虑，尽可放心。在敕万宁宫宫名的同时，徽宗发布建元符万宁宫提举等官推恩敕命：“西头供奉官高公鼎，特授东头供奉官”，[9]对负责(如“殿宇斋宫”和“寺院”等)的供奉官进行官位提级封赏，后来又许诺“必资香火……下济黎元于仁寿”。[7]

综合以上连贯且相互印证的信息，可断定此批物品是徽宗特赐给万宁宫用于祭祀的瓷器，这与万宁宫为道教宫观的功能和特点吻合。

另一方面，赏赐牌中记载的申请(在先)内容“恩泽四方，造福百姓，修之即奏”，与前面提及的三道敕书“下济黎元于仁寿”“协济群生”和“宜遂告成之请”往复之间相互对应，印证了建设万宁宫期间的敕书内容与赏赐牌记载内容之间的对应性、关联性和彼此的吻合性。结合前文考证的甲申殿在万宁宫的存在，更加印证了赏赐牌记载的内容(如汝窑瓷)与万宁宫之间的关联性和真实性，并实现彼此咬合的证据链。所以这批万宁宫中所使用的瓷器为汝窑瓷，推恩并指派发运副使的皇家管理模式也证明了其重要性。而所派使臣所到之地就是徽宗时期烧制汝窑瓷的汝州(此期汝州烧制汝窑瓷的窑厂才能称为汝窑)。从赏赐牌的记载得知此汝窑瓷是供甲申殿使用的，而器型也体现了祭祀功能，综合得知此批汝窑瓷是供 甲申殿使用的“甲申殿”款祭祀用汝窑瓷。

随着万宁宫的竣工，甲申殿也随之建设完成，按此(常理)推算，用于甲申殿的祭祀用汝窑瓷烧制时间的最大范围为崇宁二年正月至崇宁五年八月万宁宫建设期的三年半多范围内。而从以上五份徽宗的敕书和推恩赏赐的内容考证得知，此批祭祀用汝窑瓷的烧制时间范围可精确确认到崇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崇宁五年正月发货的十四个月时间范围内。如果按照公元纪年并扣除两个春节的时间，赏赐牌所记载的此批祭祀用汝窑瓷的烧制时间几乎集中在崇宁四年范围内，即公元1105年。

为清晰体现考证过程，用线路图方式描绘如下。文中第一至第三部分主要考证甲申殿的存在，验证赏赐牌及所记载信息的真实性(图3上路径)。第四部分是从徽宗的敕书内容考证万宁宫中所用瓷器的来源以及与赏赐牌记载内容之间的对应性、关联性和彼此的吻合性(图3下路径)。两路径考证结果再结合赏赐牌记载信息，逐级梳理找到最终答案——“甲申殿”款祭祀用汝窑瓷。

图3 归纳整理后的考证路线图

图4 南宋博物馆馆藏图片

赏赐牌的釉面颜色为什么是绿色的？赏赐牌中左下角模印的“甲申殿”虽与赏赐牌中记述的文字内容吻合，但模印的款识，包括轮廓的大小、字体和样式等又有何种寓意？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结合实物(如“甲申殿”款汝窑水仙盆)进行研究分析才能找到答案(见图5、图6)。

图5 水仙盆正面图

图6 水仙盆底部及局部放大图

1．器型：椭圆形盆，平底；
盆底呈等宽椭圆环状带，带上四足，足呈云头形；
侧壁与底足间突出一圈窄边稜；
口沿处用银鎏金包裹，老化明显；
实测外口径175×125×51mm，深26.8mm；
檐口最薄处2.8mm，说明胎壁较薄；
线型优美，造型庄重大方，器型素净、古朴、典雅。

2．纹饰：器壁无纹饰。水仙盆正面底部有模印的道教神鸟图案。视觉上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画面线条生动。

3．款识：器底模印“甲申殿”款，字体规整，笔画均匀，字迹清晰可辨，象形而意境无穷，与皇家追求的精致吻合。款识的轮廓的大小、字体和样式与赏赐牌完全一致，说明赏赐牌中左下角模印的“甲申殿”原来是生产图样，更是生产质量控制和验收的标准。

4．器表釉色、釉质和釉面特征：青绿色釉，但比赏赐牌颜色深，颜色风格独特，也是传世汝窑瓷中未出现过的釉面颜色；
色泽滋润纯正，釉脂莹润，光泽内敛且柔和，乳浊感强烈；
器底满釉。原来赏赐牌的颜色为“甲申殿”款祭祀用汝窑瓷器确立了绿色系基调。釉面开片呈斜裂开片，纹理细密。用80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下有稀疏且自然老化程度和特征明显的气泡，可观察到釉面有独一无二的蟹爪纹(见图6局部放大图)。

5．胎质：从支钉处清晰可见其胎质为香灰胎，且胎质细腻、纯净无杂质(见图6)。

6．制作及烧造工艺：器物底部有模印“甲申殿”的款识，并可见芝麻状的支钉痕四处(最小的1.3mm)，说明是满釉裹足支烧。

以上诸多特点都符合北宋御用汝窑瓷的特征，且属甲申殿专用祭祀用汝窑瓷，与赏赐牌色系相同，且模印的款识相同。

考证期间查阅了北宋时期同为汝州的宝丰清凉寺、张公巷、鲁山段店和东沟等窑址的考古发掘简报，四者都烧制(天)青釉瓷，且各有各自的特点。因有天青釉传世汝窑瓷的存在以及窑址发掘信息，后人的研究也相当广泛，而(绿色系)祭祀用汝窑瓷，既无皇家传世品又无可考证的实物存在，更无通俗的史籍文献记载，对其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而对南宋时期窑址的考古发掘，却有详实的实物进行佐证。南宋博物馆馆藏的“越窑‘甲申殿’款盘底片”，作为南宋越窑考古发掘的重要器物进行陈列和展出(见图4)。

越窑在南宋初期为宫廷烧造明堂瓷器，史籍文献中有确切记载。南宋博物馆馆藏的“越窑‘甲申殿’款盘底片”，已清晰确认了其来源和属性，但用途和功能却无明确的考证结论，均归属于南宋皇家明堂用瓷。《茅山志》记载的万宁宫“建炎四年为盗焚毁，绍兴戊寅，高宗赐金重建，御书宫额。理宗朝敕修，御书上清宗坛”，[10]验证了南宋绍兴年间重建元符万宁宫的事件，也为重建过程中必备的“甲申殿”款祭祀用越窑瓷确立了归属和定位。总之，经本文的考证研究，清晰确立了此残片的用途和功能，同时，结合南宋博物馆所馆藏的考古发掘结果，也证明了崇宁年间建设的元符万宁宫在南北宋交汇期的传承，特别是元符万宁宫中甲申殿的存在和延续。

1．本文梳理了崇宁时期万宁宫建设过程这个具体事件，并结合道教经文考证并证明了甲申殿在元符万宁宫中的客观存在，验证了赏赐牌中信息真实性的同时，延伸了赏赐牌中所记载信息的内涵。

2．赏赐牌的出现，记述的汝窑、汝窑瓷清晰可见，并以赏赐牌为载体的全景过程描述，俨然是记载崇宁时期汝窑以及祭祀用汝窑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器”铭文！对于汝窑和汝窑瓷的研究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赏赐牌完整记述了祭祀用汝窑瓷的申请、审核、批准、委托定制、使用用途等全部过程，验证了一套完整的皇家委托定制并有效运转的程序和机制，为祭祀用汝窑瓷的属性、来源、用途和皇家管理(如“合同凭由司”的职责规定)等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通过考证，此批“甲申殿”款祭祀用汝窑瓷的烧制时间，从敕书和“推恩敕命”中精准定格在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

5．赏赐牌的绿色绝非随意出现，而是为祭祀类汝窑瓷定格了色系基调。在传世汝窑瓷的天青釉色系之外，确立了祭祀类汝窑瓷器的存在，为汝窑瓷品种及釉色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空间。

6．“甲申殿”款祭祀用汝窑瓷的出现和考证研究结果，突破已知传世汝窑瓷烧制时无款识的记录，清晰确立了“甲申殿”款祭祀用汝窑瓷是烧制前的模印款。

7．根据水仙盆的内底部有模印的道教神鸟图案，可以说明“甲申殿”款祭祀用汝窑瓷的出现，突破了已知天青色传世汝窑瓷极少带装饰纹饰的现象。[15]

8．结合存世实物验证，说明赏赐牌左下角处“甲申殿”款识是申请审核的图样，也是生产对应款识，更是质量控制的关键和验收标准，有力证明了皇家委托定制的严格质量管理程序。

9．证明并清晰确立了南宋博物馆馆藏的“越窑‘甲申殿’款盘底片”的用途和功能。而越窑在南宋初期为宫廷烧造明堂瓷器(祭祀)这一考古发掘结果，也证明了崇宁年间建设的元符万宁宫在南北宋交汇期的传承，特别是元符万宁宫中甲申殿的存在和延续。

10．本文从另一个侧面厘清了元符万宁宫的由来、建设过程和南北宋时期的历史脉络。

此文为考证研究，以上发现和所得到的十项研究成果为汝窑、汝窑瓷，特别是祭祀类汝窑瓷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考证资料。

注释：

①“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选自：丛书集成新编[M].台湾：新文艺出版公司印行，民国七十三年六月，第八四册，第132页。

②“绍兴九年八月庚戌，诏东京留守司搜访郊庙礼器来上。时当行大礼，帝以渡江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故命访之旧都。”

③洪迈：夷坚志乙[M].卷第六，茅君山隐士；
收录于：钦定四库全书[M].文渊阁版，子部十二·夷坚志；
第1047册，0359页。

④《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注：“是书取宋徽宗御制艮岳记”。张淏：艮岳记[M].收录于：丛书集成新编[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民国七十年三年六月；
第四八册，艺术类，第603页。

⑤这是《茅山志》中记载的宋徽宗给刘混康的第一份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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