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地理书写看刘禹锡谪宦朗、连两州心态之异同

刘春霞

（广东开放大学 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1）

刘禹锡（772-842）因永贞革新失败先后被贬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达23 年。

刘禹锡概括自己一生被贬外放的经历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1]402，将贬地视为“凄凉之地”，语气不乏愤激。但细读刘禹锡谪处各地的诗歌，可知其在不同贬地有不一样的心态：有愤愤不平，亦有平淡超然；
有对贬地的疏离排斥，亦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接纳。以空间流转为轴线，刘禹锡贬谪心路历程在诗歌的地理书写中得到集中体现。刘禹锡谪宦朗、连两州时间最长，历时15 年；
在两地创作的诗歌亦占其贬谪诗半数以上。

从地理书写角度考察刘禹锡写于朗、连两地的诗歌，可知他心态有前后一致性，亦具有一定的差异。其一，从空间方位来记写谪地之僻远，表达贬谪悲愁。

连州地更远，但在朗州时作者的悲愁情感更为深重。

其二，从自然空间感知贬地气候物象，刘禹锡在朗州时表现出对自然风物的极度不适，在连州时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接纳。其三，从社会空间角度记载土风民俗，刘禹锡在朗州时有强烈的情感参与，在连州时则较为超脱平淡。其四，刘禹锡挖掘地域文化精神以排遣贬谪愁闷，对朗州有了文化空间层面的接受。究其原因，与刘禹锡被贬朗、连两地的历史背景、心理预期及思想境界有关。

一

刘禹锡借方位词“南”“北”分别指称贬地与京阙，借以强化贬地之僻远，表达对贬地的陌生之感与谪守的悲愁之情。

刘禹锡以“南”“南鄙”称朗州，如“南国异气候，火旻尚昏霾”[1]96，“淹留郢南鄙，摧颓羽翰碎”[1]162。他将衡岳一带视为东南一隅：“东南倚盖卑，维岳资柱石”[1]213，认为过了衡阳即是“天南”：“庐山曾结社，桂水远扬舲。话旧还惆怅，天南望柳星。”[1]274刘禹锡认为连州更是边鸿不到的南鄙之地：“南登小桂岭，却望归塞鸿。”[1]231传说北方的大雁至衡阳则北归，《方舆胜览》卷二四衡州：“回雁峰，在衡阳之南，雁至此不过，遇春而回，故名。

或曰，峰势如雁之回。

”[2]

刘禹锡心之所向是相对于“南鄙”的北方故土与京阙。如《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

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

”[1]76化用王粲《七哀诗》语“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表达了北望长安思归的情感。

再如《采菱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1]185“南音”指楚地语音，长安在北方。

刘禹锡内心所向、有归属感的空间是北方；
而对于贬地朗州、连州等“南方”则是不适与疏离的。

刘禹锡称自己是远谪僻远荒寒之“南方”“天涯”的“孤客”“逐臣”。在朗州时称：“孤臣本危涕，乔木在天涯。”[1]178在连州时称：“犹念天涯未归客，瘴云深处守孤城。”[1]237“烦君远寄相思曲，慰问天南一逐臣。

”[1]267朗州为“故郢之裔邑”[1]933；
连州在唐时属湖南观察使辖，《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湖南观察使管州七，有连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3]。

刘禹锡将两地一概视为“天涯”“天南”，很显然不是地理距离而是心理距离。

由此可见刘禹锡对贬地的心理排斥。

刘禹锡将朗州、连州两地以“南方”称之，但认为连州是较朗州更远的三湘僻地。他称朗州为“潇湘奥鄙”：“楚望何苍然，层澜七百里。孤城寄远目，一写无穷已。……熊武走蛮落，潇湘来奥鄙。”[1]59而连州则为“三湘最远州”：“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1]56“行尽潇湘万里余，少逢知己忆吾庐。

”[1]234连州是“行尽潇湘”的最远边陲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考索刘禹锡赴贬地行役诗可知，从荆州咏怀诗开始，始有“南”“北”之谓。刘禹锡认为“南”与“北”的分界线在荆州。如首次赴贬地连州途中有诗《荆门道中怀古》：“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1]205《荆州歌二首》其二：“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樯竿上，始见春江阔。

”[1]208荆州之名源于“荆及衡阳惟荆州”（《尚书·禹贡》），为古代九州之一，亦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原之地。

唐时荆州置荆南节度使，治所在江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三：“荆州者，上流之重镇，诗人赋咏多矣。

”[4]刘禹锡以荆州为界分“南”“北”，一则因为朗、连两州在地理位置上属荆州之南，二则因为荆州离京阙尚近，故不在他视为贬谪流放之地的“南方”“天涯”之列。

较之连州，朗州距离荆州、中原更近，刘禹锡被贬朗州时，仍对仕途抱有强烈的幻想，理想的急切与现实的贬谪形成了巨大落差，故而有着强烈深厚的悲愤之情。连州虽更为僻远，但由于刘禹锡经历朗州十年的磨砺以及诏还即外放的人生经历，对政治前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故而多了一份平淡超然。

二

刘禹锡对贬地自然空间内的气候物象表现出极其敏感的体悟与感知。他通过对贬地气候物象的书写，表达出对贬地或疏离或接纳的态度。

刘禹锡对朗州环境气候表现出极度不适。

如《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御》曰：“南国异气候，火旻尚昏霾。

瘴烟跕飞羽，沴气伤百骸。

……逐客憔悴久，故乡云雨乖。”[1]97“火旻”指秋空，“昏霾”指昏暗不明。刘禹锡不仅指出朗州秋天气候之异，还认为南方湿热的毒气与恶气伤害各种生物。

《谪居悼往二首·其一》曰：“悒悒何悒悒，长沙地卑湿。

”[1]119“长沙”，汉郡国名，此代指属湖南境内的朗州。

再如《楚望赋》：“湘沅之春，先令而行。

腊月寒尽，温风发荣，土膏如濡，言鸟嘤嘤。

……时时北风，振槁扬埃，萧条边声，与雁俱来。

……”[1]935相较于中原，处于长江以南的朗州春天早于北方；
“先令而行”，流露出刘禹锡对朗州自然气候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再如《上杜司徒书（时元和元年）》：“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1]896“寒暑一候”说明朗州冬无大寒，亦是对朗州气候的不适应。《砥石赋》引言中亦道：“南方气泄而雨淫，地慝而伤物，媪神噫湿，渝色坏味，虽金之坚，亦失恒性。

”[1]930夸张到说即使坚硬如金，亦在朗州潮湿多雨的天气中失去本性。

较之朗州，刘禹锡对连州自然环境的感情要平静得多。

刚入桂岭，刘禹锡写下了《度桂岭歌》：“桂阳岭，下下复高高。

人稀鸟兽骇，地远草木豪。

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劳。

”[1]219一方面突出了地形地貌的高低不平；
一方面写连州人烟稀少、草木茂盛的景象，呈现一片荒寒苦涩之境。寥寥数语，情感较为冷峻。刘禹锡对岭南诸多独特的自然景象投之以新奇欣赏的眼光。

如《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懿此含晚芳，翛然忘簿领。

紫茸垂组绶，金缕攒锋颖。露溽暗传香，风轻徐就影。苒弱多意思，从容占光景。……”[1]233对岭南物产紫薇之色、香、味等情态极尽铺陈，细细打量，仔细摹画，表现出对紫薇的喜爱。

《海阳十咏》组诗，则以赞美之笔写尽连州自然风物之清丽。

如写飞练瀑：“晶晶掷岩端，洁光如可把。

琼枝曲不折，雪片晴犹下。

”[1]266如写双溪：“流水绕双岛，碧溪相并深。

浮花拥曲处，远影落中心。”[1]267刘禹锡称连州山水可以遣怀疗伤：“有时病朝酲，来此心神醒。”[1]265并表示愿意终老此地：“他年买山处，似此得隳官。

”[1]259他在连州建吏隐亭，作《吏隐亭》诗，称“几度欲归去，回眸情更深”[1]263，希望隐于连山优美的山川中。

岭南作为流贬官员之地，历代流寓文士对此地自然空间多有客观真实的描写与生动深刻的感受。

如沈佺期的《岭表逢寒食》：“岭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

”[5]李绅的《端州江亭得家书》：“长安别日春风早，岭外今来白露秋。

”[6]表达了对迥异于中原的岭南气候的不适应。

李德裕的《谪岭南道中作》：“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7]瘴气毒虫、沙虫泥燕等，让人心生恐惧。

韩愈的《县斋有怀》一诗则对同属连州的阳山自然景象作了奇幻夸张的描写：“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

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

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

”[8]不仅气候炎热多雨，大雾弥漫，毒气熏人，还时有飓风聚雨，雷电交加，殊为可怕。

与唐代诸多南贬诗人不同，刘禹锡笔下的连州自然景象清幽淡远、让人心生诗情与高蹈出世之想。

这一方面是出于作者的客观书写，一方面则更是出于作者宁静淡泊之情怀的独特感知，是作者主观心理情感的投射。可见在连州时，藉由山水的陶冶熏染与心理的自我调适，刘禹锡有了更为超然淡泊的心态。

三

刘禹锡对朗、连两地社会空间内的民众生活、社会风习予以密切关注，并将其书之笔下以“裨补史志”，但对朗、连两地的风俗书写却表现出主体情感参与的差异性。

刘禹锡记写了朗州丰富多彩的水乡生活。如《堤上行三首·其一》：“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1]182《堤上行三首·其二》：“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1]183朗州属长江以南，城外沅江环流，江中渡船来往，江边堤岸高筑，江中商船往来。

岸边有专门招徕过往商贾渡客的酒楼，酒楼上彩旗飘飘。

每当日暮月升之时，青年男女会在堤上起舞踏歌。

这是一幅生动繁华的水乡生活画面。

这对于生长于北方洛阳的刘禹锡看来，一切都是新奇的，亦是欢快的，刘禹锡受其情绪感染，以饱含喜悦之笔写下了这些生活场景。

刘禹锡记写了朗州独特的祭祀习俗。他考索楚地自屈原与伏波将军以来逐渐形成的尚鬼重祠之风，他在《望楚赋》中道：“躔次殊气，川谷异宜，民生其间，俗鬼言夷。

招三闾以成谣，德伏波而构祠，投粔籹以鼓楫，豢鳣鲂而如牺。

”[1]937他将朗州祭祀风俗与通过歌舞表演祭祀的场面写入诗歌，如《阳山庙观赛神》（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

”[1]94他还记写了朗州端午竞渡以祭屈原的习俗，如《竞渡曲》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

事见《图经》。

”[1]181

刘禹锡不仅记载了朗州重淫祠、喜歌舞的传统，还依当地曲调自创新词，教民众表演歌唱，在当地影响甚大。

《旧唐书》卷一六O《刘禹锡传》：“朗州风俗好巫，每祭祀必歌舞。

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刘禹锡也正是借这些诗歌来排遣贬谪之愁闷，《旧唐书·刘禹锡传》称：“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

”[9]4210。

在连州时，刘禹锡记载了傜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写农民在田里种植水稻的热闹情形：“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

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纻裙，农夫绿蓑衣。

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

”[1]262写傜人“火种开山脊”[1]260的耕种方式。

写傜人携猎犬猎鹰狩猎的生活：“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屡奋迅，惊麏时跼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销。

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

”[1]261

刘禹锡在朗、连两地的诗歌社会空间书写都具有“补史志”的写作目的，具有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

其一，多用乐府诗体，或自创乐府诗题写诗，是对以诗观民风的诗教传统的继承；
其二，多用小序，详细介绍所记风习之由来，以利“采诗者”了解。如《采菱行》小序道：“武陵俗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俟采诗者。

”[1]184《沓潮歌（并引）》记载连州南人沓潮风俗，小序道：“余为连州，客或为予言其状，因歌之，附于《南越志》。

”[1]222《插田歌》小序道：“连州城下，俯接村墟。

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

”[1]262

但刘禹锡写于朗、连两地的诗歌，在主体情感表现上有较大差异。

在朗州时，其社会空间书写具有较强烈的个人情感参与意识，往往在记写民俗生活后又回到自身现实，呈现出深厚的贬谪之悲；
在连州时，其社会空间书写则显得客观冷峻得多。这可从朗州诗《竞渡曲》《采菱歌》《踏歌词》与连州诗《莫傜歌》《连州腊日观莫傜猎西山》《插田歌》的对比中可见。如《竞渡曲》写刘禹锡在招屈亭旁所见朗州民众五月击楫竞舟的风俗。该诗从眼前竞渡行为追溯屈原遭弃沉江的历史：“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接着用一大段描写勇士击楫中流、奋力竞舟的场面。其中有云：“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前期”犹言“定数”；
“一飞”用《史记·滑稽列传》语：“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何焯言此两句“一篇寄托”[1]182，借竞舟胜负暗寓自身被贬的命运。末句：“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流。

”[1]181看似记写民俗却处处不能摆脱自身现实的苦闷，最终在日暮屈亭旁的静寂里陷于悲愁。

再如《采菱曲》。

该诗开头写采菱的欢快场景，接着写采菱结束后，士女亲切交谈、共游市桥、江边竹楼买醉踏歌的欢快场面。

末尾则道：“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

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1]185在吊屈亭旁，在寒江月照下，诗人从眼前采菱女与估客游赏的欢乐景象回到自身经历，陷入一片哀愁。

“以乐景写哀，哀者更哀”，本是民人欢快的生活图景，却只能激起流寓者更强烈的思乡之情。

再如《踏歌词四首·其四》：“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1]190刘禹锡听闻歌曲，却只是“南人行乐北人悲”。

在诗人心中，朗州当地无论市集繁华、民众欢歌，都只能激发其思乡怀归之情。

同样是写民情风俗，相较在朗州，刘禹锡写于连州的诗《莫傜歌》《连州腊日观莫傜猎西山》《插田歌》则全为客观描述，并无作者自身情感的参与融入。

仅以《莫傜歌》为例，全诗如下：“莫傜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

”[1]260全诗以第三者视角记写傜人历史来源、婚俗耕种及攀缘射杀的技艺，皆为客观描写。

四

较之连州，刘禹锡还深入挖掘朗州作为文化空间的深刻内涵。

作者在朗州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内，观照自身被贬的经历，借朗州深厚的文化精神化解被贬的苦闷。

朗州作为一处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有明确的星占分野。刘禹锡考稽道：“按《天官书》，武陵当翼、轸之分。其在春秋及战国时，皆楚地，后为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汉兴，更名曰武陵，东徙于今治所。

”[1]70朗州古属荆楚，西汉置武陵郡，隋时改朗州，又复为武陵郡，故朗州与“武陵”常互换。而“武陵”又因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而与“桃源”紧密结合在一起。刘禹锡结合武陵、桃源文化精神，赋予朗州深厚的文化品格，使朗州成为一处渊源深厚的独特文化空间。他将朗州概括为“桃花迷隐迹，楝叶慰忠魂”[1]70之地。“桃花”指桃花源，借指朗州高蹈仙隐传统；
“楝叶”指楚地民众以楝叶塞于粽子祭祀屈原的传统，借指以屈原为代表的忠贞骚怨传统。

首先，刘禹锡认为朗州是有着芷兰枫橘的香草之地。他称楚地：“轩后奏宫商，骚人咏兰芷”[1]62，又道：“逐客无印绶，楚江多芷兰”[1]83，“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澧有兰”[1]141，“楚水多兰若，何人事搴芳”[1]34，“白芷江边分驿路，山桃蹊外接甘棠”[1]142。

并借兰芷之高洁品性以自况自励：“莳兰在幽渚，安得扬棻馨”[1]107，“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1]146。

兰芷香草并非纯粹的自然物象，而是一种寓含了君子高洁不俗品质的文化意象，是屈原在《离骚》中借以喻示高洁之志、表达骚怨精神的物质承载。

朗州亦因之而成为一处蕴含了丰富的思想精神的历史文化空间。刘禹锡在朗州所见所感亦皆为屈骚赋咏之状：“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

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

”[1]70引文在刘禹锡看来，朗州就是一处包含了屈原借香草以明志的辞赋创作传统，及楚辞所表达出来的上下求索、叩天问地、九死不悔的忠魂精神之地。

置身于朗州这样一个有着浓厚香草美人、忠贞骚怨传统的文化空间内，刘禹锡受到了一种文化的熏染，一种情感的暗示，从而也获得了情感上的渲泄与满足。

其次，刘禹锡眼中的武陵还是一处“桃源”之地。他曾将武陵称为“桃源”，并认为仙化的“桃源”精神即是朗州精神。

他称：“俚人祠竹节，仙洞闭桃花。

”[1]177又称：“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栽树比封君。

”[1]100认为朗州就是桃源“仙洞”“仙境”。

他称被贬朗州是“桃源访仙官，薜服祠山鬼”[1]65。又称：“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1]199以武陵渔人入桃花源事自喻，将贬谪朗州的十年概括为在仙境仙居。

桃源在唐代文人笔下并非一处真实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仙化的文化空间。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构建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理想乌托邦桃花源，唐代文人则普遍将桃源“仙化”，成为人们寻求隐逸飞升、超脱尘世的神仙境界。[10]刘禹锡置身于武陵桃源，其笔下胸中的桃源具有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特征：“桃源”既是地处武陵境内可以登临游赏的真实之地；
又是刘禹锡借以表达出世理想、体会游仙经历的心理幻象。作为自然地理空间的桃源仅仅是刘禹锡立身活动的背景，而作为包含了丰富仙化内涵的文化空间的桃源才是刘禹锡抒情遣怀的重要载体。

刘禹锡多次登临桃花源，并先后写下《八月十五桃源望月》和《游桃源一百韵》两首长诗。

在《八月十五桃源望月》中称：“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

”[1]82他将桃源称为“仙府”。

该诗写诗人登临桃源高山，面对楚泽万里、碧空虚静，恍惚中已随道士羽化升仙。“升玉坛”“请仙官”、赏“云軿”、听仙乐，极尽渲染游仙之高冷清寒。

作者藉由真实的桃源而进入幻化的神仙空间，实现了飘然出尘、排遣悲愁的理想。

《游桃源一百韵》一诗中，桃源空间发生了几次转换：“我来尘外躅，莹若朝酲析。

……遂登最高顶，纵目还楚泽。

”“幽寻如梦想，绵思属空阒。……虚无天乐来，僁窣鬼兵役。……因话近世仙，耸然心神惕。”[1]166诗人由眼前真实的地理空间，进入虚幻的神仙空间。接着，虚幻的仙界桃源引起作者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思考，回到现实空间：“祸来昧几兆，事去空叹惜。

尘累与时深，流年随漏滴。

才能疑木雁，报施迷夷跖。

”[1]170最后以虚化的仙境桃源结尾，以表达超脱尘世的愿望：“纵无西山姿，犹免长戚戚。

”[1]173桃源作为一处可化解苦闷的空间，主要还在其“仙化”的精神内涵与实现主体出尘高蹈情感体验的文化属性。

贬谪朗州期间， 刘禹锡将自己置身于楚地与桃源广阔的文化空间内排遣贬谪之愁苦：一方面借屈骚忠魂精神，表达自己矢志不渝的性情与虽贬不悔的进取精神，并在吊祭以屈原为主的楚地忠贤故迹时，与古人共鸣，借古人慰藉自己的心灵；
另一方面借桃源仙隐精神，表达游仙飞蹈、超脱尘世的理想，并在游历仙境的幻化镜象中，体验超脱尘世的愉悦，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顿。

可以说，刘禹锡正是在朗州“忠魂故里”与“仙府桃源”这一文化空间里审视自己的存在，从历史、宇宙的角度思考生命的价值，使他突破了狭小的自我心灵空间与孤独荒寒的谪所空间，舒解了被贬的愁闷，其诗歌境界也为之扩大而具有了更强烈的情感力量。

五

应该说，被贬连州时刘禹锡心态更为沉重悲愤，因为在连州时的处境要比朗州时糟糕得多。

首先，朗州毕竟离中原腹地为近，连州较朗州要远得多；
其次，在连州时，刘禹锡老母病重，随时可能因被贬而致赡养母亲不周背负不孝之罪名。但从刘禹锡朗、连两州诗歌地理书写来看，刘禹锡被贬朗州时谪宦之愁更为深重，而在连州时则显得淡泊冷峻得多。

究其原因，首先需要结合刘禹锡被贬朗、连两州的背景来看。

初贬朗州，刘禹锡正值胸怀远大政治理想的盛壮之年，故对被贬赋闲可谓如坐针毡，这从其朗州诗中对时间数量词“三”“九”“十”等反复吟咏中可见。

而朗州去中原腹地为近，刘禹锡被贬朗州始终怀抱政治期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使其在朗州时满怀悲愤。刘禹锡诏回即因言再外放连州，他对政治仕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被贬朗州时的热切希望已化为连州时的彻底失望了。

刘禹锡在被贬连州途经衡阳时有一首诗《重答柳柳州》：“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

”[1]217从“弱冠”之年的壮志理想到“黄发”之际万事皆休的现状，作者时间与生命历程因为贬谪被拉平，足见刘禹锡在经历朗州十年之贬、再贬连州时万事皆休的极度幻灭之感与失落消极之情。盛壮之年不再，政治理想破灭，使刘禹锡再贬连州时的心态更为平静淡泊，故其贬谪情感亦更为冷峻客观。

其次，还需结合刘禹锡被贬连州时的心理预期来看。刘禹锡元和十年从朗州诏还京城，再次外贬之地本为更为偏远的播州，因柳宗元、裴度等人上书得改连州。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下》记载，元和十年三月“乙酉，……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以禹锡母老，请移近处，乃改授连州刺史。”[8]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胡三省注，谓播州在京师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连州在京师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刘禹锡由更远的播州改授连州，庆幸之余多有欣慰，他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称连州为“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1]1012。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道：“昨蒙诏命，追赴上都，随例授官，俾居远郡。在臣之分，荣幸已多……皇明照烛，哀臣老母赢疾，悯臣一身零丁，特降新恩，得移善部。

”[1]1001较之播州“远郡”，连州为“善部”，刘禹锡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应是真心表露。加之经过朗州十年贬谪生涯的磨砺，故刘禹锡被贬连州时更能以平静淡泊的心态去接纳连州与自己了。

另外，与刘禹锡谪处两地时不同的思想境界有关。

刘禹锡被贬朗州时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执着态度，而被贬连州时则对现实人生有了更为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思考。

刘禹锡在朗州时有《谪九赋》一文，对漫长贬谪生活的无奈不堪溢于言表：“古称思妇，已历九秋；
未必有是，举为深愁。……伊我之谪，至于数极。长沙之悲，三倍其时；
廷尉不调，行当跂而。天有寒暑，闰余三变；
朝有考绩，明幽三见。

……突弁之夫，我来始黄；
合抱之木，我来犹芒。

……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

……苟变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宵天地之形为！ ”[1]979“九”是数字中阳数之最大，故称为“数极”。刘禹锡借贾谊谪守长沙三年、汉代张释之十年不调至行动失度的典故，认为自己九年之谪已是历史罕见；
又从自然历数变化与政事人事变迁之关系，说明谪“九”之不合理，表达对贬谪九年这一空前未有之不公平待遇的愤慨，语气近于控诉。

贬谪连州三年后，刘禹锡作有《问大钧赋》一文，回忆其谪朗州九年作《谪九赋》的情景：“始，余失台郎为刺史，又贬州司马。俟罪朗州，三见闰月，人咸谓数之极，理当迁焉，因作《谪九年赋》以自广。

是岁腊月，诏追。

明年，自阙下重领连山郡印绶。

人咸曰：‘美恶周必复，第行无恤，岁杪其复乎！’”语气较为平静。接着，作者表达了对贬谪连州三年的认识：“居三年，不得调。

……伊人理之不可以晓也，将质诸神乎！ ”“韬尔智斧，无为自伐，凿窍太繁，天和乃泄。

利迳前诱，多逢覆辙，名肠内煎，外火非热。

……剔去刚健，纳之柔濡，塞前窍之伤痍兮，招太和而与居。

”[1]1014-1016《问大钧赋》之“大钧”指大自然，刘禹锡借对大自然规律与“刚柔”“适变”“太和”等哲理的思考，对人事变迁尤其是贬谪生涯、人生得失发出拷问，表达了反对功名利禄、追求韬光养晦、去矜取柔的态度，并对自己“不善处老”予以反省，表现出保全晚节，“始厚以愚，终期以寿”、以期平安老寿的理想，完全不似朗州时理想不得实现的无奈愤激之情。从朗州《谪九赋》到连州《问大钧赋》，刘禹锡突破一己之个体狭小空间，进入到对宏阔亘古之宇宙空间的哲学思考，其心境为之阔大，贬谪之悲愤亦在哲学层面的思考中被弱化。

余论

就刘禹锡被贬朗、连两地诗歌地理书写的四个层面来看，在朗州时，刘禹锡更倾心于其文化空间内涵，在连州时则更倾心于其自然空间景象。

这亦是刘禹锡在不同贬地排遣贬谪之愁方式的具体表现。

在朗州时，刘禹锡深入到朗州文化空间内，通过登临怀古的方式，借继承赋咏屈骚传统抒写怨愤之情，在桃源仙境中幻化游历高蹈出世，获得一时内心的满足。所谓“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1]120，登临怀古，成为刘禹锡在朗州时排遣苦闷的最重要方式；
登临诗也成为刘禹锡此时较为集中的诗歌表现形式。在连州时，刘禹锡参与融入到该地自然空间，将自身寄托于连州山水中，借以排遣愁闷。

“别路千嶂里，诗情暮云端”[1]259，谪宦天涯，幸有山水以发幽情。

“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1]234，连州之谪，唯藉山水以忘世事。

刘禹锡在连州写下多首自然山水诗，成为当时用得较多的诗体形式。

刘禹锡对不同贬地空间不同层面的理解与接受， 与谪地地域空间的具体内容密不可分。

朗州是一处具有深厚文化传统之地，连州则更具有自然山水之胜，故而刘禹锡对朗、连两州的接受相应呈现出区域性差异。这种地域差异亦影响到诗歌内容与艺术表达。对此，刘禹锡亦有深刻认识， 他在连州时与马总的酬答诗中道：“百越酋豪称故吏， 十洲风景助新诗。

”[1]227认为马总历任“十洲”，“风景”各异，故成就了其丰富多样的诗歌内容与艺术风格。

刘禹锡谪宦朗州、连州多年。在远离中原故土与京阙的僻远南方，他以外寓者视角打量与感知异域地理方位、自然风物、社会民生、文化历史，表达对贬谪的忧愤，又在谪地深厚的思想文化与优美的自然山水中寻求排遣苦闷的方法。刘禹锡的贬谪诗歌以主体空间流转为轴线，其贬谪诗歌的地理书写即是诗人在不同谪地心态的具体表现。从诗歌地理书写角度，探讨刘禹锡朗、连两地心态，可在动态中勾勒刘禹锡贬谪心态变化之轨迹，亦可一窥地域文化与诗人心态及诗歌创作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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