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及现实启示
时间：2023-02-16 21:0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张宇娜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研究方法来表达文化存在和发展状态及其与周围环境动态关系等而产生的一个专业术语。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生态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侧重于解释文化变迁的生态学研究和把文化类比为生态整体的文化学研究。前者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将文化置于生态之中，侧重于研究文化演变和生态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将文化生态学定义位“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1]119-120。后者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将文化类比为生态一样的整体，侧重于研究文化系统的运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文化生态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文化方面的呈现，是唯物史观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定位”[2]。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生态思想即是从文化学角度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方法遵循，探讨人类文化整体发展规律的一种学说。在叙事学范式下，话语表达和事件构成了叙事的两大核心要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是以社会意识、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等范畴为基本话语表达要素，通过透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发展状况，构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文化新生态这样一种叙事体系。回归经典文本解读这一叙事范式，对其文化生态思想的话语表达进行深入考察，不仅是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缺场”的有力辩驳，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在这一历史根基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以往文化史观的错误所在，构建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立场的文化生态研究方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作为叙说文化生态的根本机制，阐明了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存在状态。
1.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的逻辑起点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最伟大发现的内核[3]257，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现实的个人”贯穿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更是将这一观点视为全部思想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抽象的人”和费尔巴哈“一般的人”，提出了“现实的个人”这一观点。“现实的个人”首要特征是自然存在物，即为了生活满足必要的生存需要，这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现实的个人”其次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物。这些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15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个人”最本质的规定在于社会性。他们是社会生活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因素。在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确定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根基，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阐明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
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4]152。最后，现实的个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体。个人的生产实践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他们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人。正是在这一层次意义上，马克思得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总之，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不仅是有生命个体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物，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以此为出发点和前提，展开了对文化生态不同层面的叙说。
2.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的理论立场
21世纪初，美国学者特丽萨·埃伯特展望了未来的文化研究，“21世纪的文化研究应该大胆地回到马克思那儿，尤其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以便重新获得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5]52。特丽萨·埃伯特在这里说到的“回到马克思那儿”就是意指回到马克思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文化研究方法。从方法论研究视角来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表明了马克思不同于以往旧唯物主义的新观点，“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2。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批判了理性决定论的文化史观，还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
1845年马克思发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7]191这里的人化自然界就是人类社会。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释，“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2。对于这一观点的确立，恩格斯后来作出了翔实的阐明。在恩格斯的观点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而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表述虽然没有提到文化生态，但文化生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人类实践的成果，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着种种联系，可以说，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不仅确立了文化根源于社会存在这一根本立场，而且实现了文化观方面的历史性变革，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开辟了新领域，成为我们科学理解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科学指南。
3.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的根本机制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观点，正如苏联学者卢那察尔斯基的评价，“马克思无法成为一个宇宙中心主义的思想家，因为对他而言，人类实践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8]292，实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的根本机制。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生态是人类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时空表现。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分析了罗马时代的文化生态，认为罗马以农业为基础，而辩论术等上层建筑并不受到重视。从马克思对罗马文化生态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一切文化实践得以展开的前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揭示了文化产生的起点。马克思认为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来看，文化在人对自然的改造中产生。但是，文化同时也是自然界的转化形式。因为，当我们把自然界的具体物质形态当作艺术看待时，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文化的气息。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表明，在文化生态研究中，必须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寻找文化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人对自然的认识及改造自然的实践是任何历史的第一个活动，而文化的东西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和发展起来。
按照马克思实践的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36。人的需要的全面性驱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实践同样具有全面性。因此，整个社会可以分为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两大领域。这两大领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文化生态发展的规律。首先，精神领域的生产受制于物质领域的生产。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186当然，强调精神生产由物质生产决定，并不否定精神生产的能动作用。精神生产的各种要素相结合，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社会形态的更替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实践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大领域相互作用的中介，是阐明文化生态发展规律的根本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生态叙事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从不同层级的时空领域展现了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从微观领域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生态进行了评述，指明了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本质，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生态异化的途径。从中观领域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世界历史文化生态的形成过程、形成原因和本质。从宏观领域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将研究的领域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形态，不仅补充和完善了唯物史观，而且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探讨了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
1.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态的微观叙事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态，马克思作了一分为二的辩证评述。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进步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更高级形态的创造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态的文明之处。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目前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创造了比以往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文明。但是这种文化生态导致了人的本质异化，资本主义使劳动力在表面自由的掩盖下获得了比以往更加非自由的表现。这种表现集中体现在“一个除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9]357-358。
在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时空分布中，文化具有反人性的特征，对人的本质力量起着消解和抵制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入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态运行逻辑，“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9]298。资产阶级将本应该由发达的生产力带来的丰富的社会关系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阶级上呈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得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晰。“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10]194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简化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它使得原本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都简化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活动。在这种文化生态下，金钱关系代替了一切人类的其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取向中物质的成分逐渐增多，精神的成分日益减少，并不断为物质所取代，最终文化异化为货币拜物教，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生态。如何才能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7]231-232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基础上实现人自身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思想的应然所在。
2.世界历史视域下文化生态的中观叙事
关于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描述过，随着发展的需要，各个民族之间需要不断加强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之间的沟通来往，原始的封闭状态就会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民族史变为世界史。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描述可以看到，所谓的世界历史是指各个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逐渐打破原来闭关自守的状态，世界逐渐朝着统一的整体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404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论证了世界性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文化生态要素的存在，而且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并列提出。此处的“精神生产”泛指广义的文化，也就是世界历史中的文化生态。
世界历史的文化生态从存在样态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正是因为文化的这种超时空性特质，使得这些精神产品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另一方面，“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以往的精神生产都是在原有的国家和民族范围内独自传承和沿袭的。在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化过程中，各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生产由过去那种封闭、狭隘的状态被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替代了，形成了一种文化共同体。于是，民族文化变成了世界文化。这里的世界文化生态并不是脱离民族文化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文化状态，而是各种形态的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制约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生态[11]。因此，从本质上看，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但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404这一理论论证了正是由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开辟，导致了资本的全球化，由此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这说明世界历史背景下文化生态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文化生态向世界扩充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资产阶级为实际主体的。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文化生态不断同化着世界。
3.《人类学笔记》中文化生态的宏观叙事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涉及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法律、艺术等，把考察的视野由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原始社会甚至西欧之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文化模式，将对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关注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侧重研究人类文化生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角。恩格斯这一时期也写了很多关于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对自然科学、道德、哲学等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化研究，为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文化生态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关于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马克思摘录了摩尔根对氏族制度及其形成原因、发展历史和所得结论的推断，意在弄明白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以及如何被文明社会所取代。恩格斯进一步采取马克思的观点，得出结论：“财富，财富，第三个还是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0]194这样就重申了社会生活对文化的根源问题，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从历史统一性的角度探讨了人类文化的生成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具有同源性，这种特征表现在智力方面和躯体方面。因此，人类的文化现象也是在这种统一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是无差别的。马克思通过比较不同民族的发展史，对原始社会的发展线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原始公社总体上从属于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或者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发展阶段，但“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他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9]834。这样就纠正了70年代马克思所坚持的“亚细亚公社类型的所有制就是原始公社所有制形式以及日耳曼公社可以从印度公社推导出来”的观点。马克思通过考察摩尔根、梅林等人对原始社会的认识，科学论证了原始社会公社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他同时也强调了各个民族的公社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更为广阔的时空领域阐明了人类文化生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生态叙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叙说文化整体性非常重要的一环，最终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回应时代的关切。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生态的叙事分析，对于我们提升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构建和谐文化生态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1.挖掘人的文化主体意识，提升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2]文化自觉包含着文化主体充分认识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准确把握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式以及主动担当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文化自觉需要有主体存在，因此文化自觉根源于人的自觉，而人的自觉体现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觉醒的文化意识。人的文化意识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实践得以证明的，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
文化自觉的首要前提是文化认同，即对本民族文化优劣的理性认知和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而坚持本民族文化的主导地位，承认不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文化自觉的中介是文化比较。一种文化只有经过与多种文化的反复比较和斟酌，更科学地理解不同文化的含量和特性，才能发现文化彼此之间的差距，从而做到摒弃盲目，取长补短，提升文化自觉水平。文化自觉的本质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文化反思是文化自觉的核心表现。列宁指出：“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13]131-132文化反思一方面要对自身文化进行客观、全面的自我反省，另一方面对世界其他文化也应该有充分、深刻的了解，在充分了解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结合点。文化自觉的落脚点是文化实践，文化自觉内含着文化主体对文化实践的自我诉求。当人们对文化的认知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主动承担起发展文化的责任与使命，从而产生自觉的文化实践行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出现在同一时空，在促进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文化冲突也随之产生。要通过文化自觉使人们更好地辨识不同文化观点的正误，以文化对话代替文化冲突，从而保持文化一元与多元、个性与共性以及民族性和时代性之间的张力。
2.夯实文化底气，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未来的坚定信念所展现出来的积极心理状态。从层次上讲，文化自信不仅是一个文化命题，更是一个政治命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4]339当今中国的文化自信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化生态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文化生态必然胜利的科学预判，资本主义文化生态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服务于资产阶级自身。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生态的叙说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的理论视域。
坚定文化自信，还需要有丰厚的文化基础，这个基础来源于中华民族5 000年文明发展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内容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基因，是提升文化自信的根基和沃土，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正是得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实底蕴，才能有据可循。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红色基因和精神支撑，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追求和时代风貌，是文化自信的力量来源。坚定文化自信，还需要有底气。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15]因此，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于我们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辨别文化优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并不断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赋能。
3.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构建和谐文化生态
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16]18。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维护国家安全，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对维护文化安全和加强文化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7]200-201可见，维护文化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成为反对文化霸权，确保文化主权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生态叙事是关于文化内部和外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文化动态发展的观点。因此，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内容的宏观文化生态系统，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安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文化安全的核心是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为要点的文化生态平衡。维护国家安全从整体上应该是将其建设为一种动态发展、和谐有序的安全关系。当今时代，依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世界历史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既给各种文化交流、借鉴和融合提供了契机，使我们能够充分吸取不同文化之间的优长，加强自身文化建设，从而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
又因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和矛盾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很大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生态依然存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间的冲突。”[18]7西方一些国家利用自己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优势，企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我国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渗透和干预，给我国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既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生态观为指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提升国家文化的凝聚力，又要全盘统筹，实现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建立起文化多元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