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能力、就业质量与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实证分析——来自广州的数据
时间：2023-02-17 08:4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余秀江，黄 颖，张嘉琳，王丽萍
（1.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2.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3.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农业服务中心，广东 梅州 514115）
我国城镇化发展有着起点低、速度快的特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2020年的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60%，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城市的急剧扩张迅速席卷了紧邻城市的村庄而形成诸多“城中村”，其中的原住民被称为“城中村村民”（城中村是由村庄演变而来的，目前城中村的居住人口来源复杂，为了突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中村的住民，沿用社会普遍称呼，将其称为“城中村村民”，不代表本文对研究对象身份的主观认知）。他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失地农民，在制度层面的被动市民化虽已基本完成，但是观念和意识层面的转变比较缓慢，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是模糊的[1,2]，城中村村民仍然没有完成从村民到市民的蜕变。原有乡村浓厚的小农观念与生活方式，使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具有强烈的被动特征和心理抗拒现象，带来城市基层治理上的一些矛盾。如何让城中村村民在生产生活、行为方式、思想观念、身份意识等方面尽快实现市民化？如何才能使城中村村民尽快认同自己新市民的身份？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完成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不能仅依靠政府从制度方面改变进行外部赋能，更要调动村民自身增能的主动改变的动力[3]。那么城中村村民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努力，通过自我增能来实现市民化呢？城中村村民缺乏专业技能、综合素质不高，导致就业较困难、就业质量不高，加上拥有出租房屋收入和集体分红，目前城中村村民主动失业现象普遍，更严重的是产生了部分闲散人员滋闹生事，扰乱社会治安。就业作为城市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生活事件，对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有重要影响[4]。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灵活性大、自主性强，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自由度相对受约束较多。就业不仅是城中村村民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保障，更是改变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的重要手段。因而提升城中村村民的就业能力，提高就业质量，是实现市民化的内在动力。本文研究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对市民化的影响，找到提升就业能力的途径，寻找加快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有效措施。
（一）模型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理论分析，构建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对市民化直接影响效应和就业质量的中介效应的理论模型（图1）。本文认为就业能力可分解为五个维度，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认同、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对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具有直接影响效应；
同时，就业能力通过就业质量进而影响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程度。
图1 就业能力、就业质量与市民化三者关系理论模型
（二）变量解释
1.因变量：村民的市民化
户籍意义上市民化和职业上的非农化是融入城市的物质形态表象特征；
社会地位认同、权益保障、思想行为融合、生活质量提升是市民化进程的结果；
作为角色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意识上主动融入城市是市民化进程的开端[5]。王桂新等[6]从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适应、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五个维度测算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江静等[7]把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基本权利、心理态度五个层面作为市民化的评价指标，辛宝英[8]通过对全国十省农民工从文化融合、经济地位、社会适应、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算市民化程度，杨风、燕浩扬[9]从经济适应、身份认同、文化适应、行为适应四个方面描述失地农民城市融入情况。综上，借鉴前人的研究、结合城中村村民的实际情况，本文衡量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程度的指标为生活质量、社会交往、社会地位、身份认同。
2.自变量：村民的就业能力
国内学者普遍根据Fugate[10]划分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认同、适应能力四个维度对就业能力进行研究。由于城中村村民缺少城市中工作的就业能力，但如果学习能力越强，越容易重新学习非农生产的劳动技能。于是，本文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认同、适应能力四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学习能力”维度构建量表，主要参照肖峰[11]开发的就业能力量表，结合城中村村民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进行打分，即“完全不认同”“比较不认同”“一般”“比较认同”和“完全认同”分别给予“1、2、3、4、5”分。
表1 变量说明（a）
表2 变量说明（b）
3.中介变量：村民的就业质量
本文将从劳动者的微观角度出发，将城中村村民在工作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时间、工作与家庭和谐、晋升机会、社会地位方面的满意度作为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12]，分五个等级，依次是“非常不满意”为1分、“比较不满意”为2分、“一般”为3分、“比较满意”为4分、“非常满意”为5分。
4.控制变量
本文把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工作情况、月工资、家庭收入情况）、守护型经济占比（集体分红与房屋出租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取集中方式开展了两次正式调查，第一次是与相关街道访谈村社干部，了解城中村村民目前的生活生产情况，并到村民居住社区进行实地走访。第二次是选取有代表性街道进行问卷调查，随机抽选一些城中村村民到社区服务中心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集中在周末进行。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54份，回收率为88.5%，排除暂无工作、回答不完整、前后逻辑矛盾的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取有效问卷276份，有效问卷率为69%。
在被调查的村民中，以男性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26～45岁；
文化程度主要在高中及以上学历；
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87.5%；
自觉健康状况以好和一般为主，分别占45.6%和31.7%；
村民大部分有稳定工作，占93.5%，只有少数村民靠打零工获取工作收入；
大部分村民的月工资集中在3000～6000元，占75%，6000～10000元占14.9%，月工资10000元以上占4%；
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有26户，占样本的9.4%，年收入5万到10万的占17%，年收入10万到15万的占36.2%，年收入15万到20万的占12%，20万到25万的占14.1%，25万及以上的占11.3%，最低家庭年收入为1万元，最高家庭年收入为50万元，平均家庭年收入为13.72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家庭年收入有较大的差距。样本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样本情况（N=276）
（二）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将问卷分为人力资本（RL）、社会资本（SH）、职业认同（ZR）、适应能力（SY）和学习能力（XX）五个维度。采用Cronhach"s α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0.7表示量表内部一致性好；
同时结合条目对总体的相关系数和删除该项后Cronhach"s α系数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全部条目的Cronhach"s α系数为0.965，且问卷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基本在0.85以上，且所有条目的item-total correlation＞0.6，说明本问卷信度较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一般，可靠程度较好，可用于本次研究的调查。
（三）线性回归分析
本文借助SPSS22.0软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个体特征变量与就业能力、就业质量、市民化之间的关系，表4为线性回归结果。
表4 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了就业能力，就业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P＜0.001），就业能力对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就业能力能够促进市民化水平的提高。此时守护型经济占比对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系数为-0.136，说明守护型经济占比越高，反而制约了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与目前学者分析的结论一致。本文认为守护型经济是城中村的独特区位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集体分红依靠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利润，房屋出租收入依靠的是城中村内的自建房。这两种收入来源，一是强化了城中村村民对集体经济组织依赖，二是城中村成为村民的利益共同体，城中村内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村外的社会关系，并且在村民追求利益的情况下，城中村的改造也难以推进，村内村外环境的差异，也会影响村民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从而制约了市民化水平的提升。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引进了就业质量后，虽然R平方得到提升，但是就业能力对市民化不具有显著影响，就业质量对市民化具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191，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新加入的就业质量削弱了就业能力对市民化的影响，就业质量也能影响市民化，说明就业质量在就业能力与市民化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四）结构方程分析
1.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在获知就业能力对市民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和就业质量在就业能力与市民化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的前提下，利用结构方程的路径分析验证就业质量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AMOS21.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基于专家意见、文献梳理和理论依据进行模型的构建，然后结合模型拟合度、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及模型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形成模型。
理论模型中共包括1个二阶潜变量、7个一阶潜变量和30个显变量，具体为：二阶潜变量——就业能力，一阶潜变量——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职业认同、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就业质量和市民化；
其中就业能力的相关显变量在前文已做说明，就业质量通过以下6个方面的满意度（6个显变量）来衡量：工作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时间、工作与家庭和谐、工作的晋升机会和工作的社会地位；
市民化也通过4个方面（4个显变量）来反映：生活质量、社会交往、社会地位、身份认同。
2.模型拟合情况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CMIN/DF=2.308＜3，RMR=0.040＜0.05，GFI=0.821，IFI=0.927，TLI=0.918，CFI=0.926，PGFI、PAFI均大于0.5，以上大部分指标均达到模型拟合较好的标准，少数指标为可接受，说明模型达到拟合标准，具体见表5。模型及标准化系数见图2。
表5 模型拟合结果
图2 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对市民化的标准化系数结果
3.模型路径系数解释
模型的路径系数的结果包含路径系数估计、标准误、临界值、显著性（P值）及标准化路径系数，路径系数的正负号表示路径之间相关性的正负向，标准化路径系数的大小可反映关系强弱的统计学意义由临界值和P值反映，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模型中的路径系数有统计学意义，就业能力对就业质量和市民化均存在正向直接影响（P＜0.05），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10和0.276；
就业质量对市民化存在直接正向影响（β=0.270，P=0.017＜0.05）。说明就业能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较大，就业能力除了直接影响市民化之外，还能通过就业质量间接影响市民化，就业质量在就业能力和市民化的关系中起起到中介作用。具体见表6。
表6 模型路径系数结果（N=276）
分析结果显示，就业能力对市民化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直接效应为0.276，间接效应为0.197，总效应为0.468，间接效应占比41%，说明就业质量在就业能力影响市民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一部分的中介作用。具体见表7。
表7 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对市民化的效应分析
（一）结论
本文基于就业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就业质量与市民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基于广州市城中村村民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结构方程等实证方法，分析了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就业质量、市民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认同、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五个维度，其中职业认同对就业能力的影响作用最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效果较小。可能是因为城中村村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较低，特别是文化程度，原本在村庄中拥有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不能够提供获取城市就业机会的社会资本，失去土地让他们转变了就业方向，较高的职业认同可以帮助其有目的地进行自我增能、提升就业能力。
个体特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现有部分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在本研究结论中，城中村村民的年龄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健康状况越好，就业能力水平和市民化程度越高；
性别对城中村村民的就业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性别对市民化有显著负向影响，男性的市民化程度低于女性；
守护型经济占比增大能够提升就业能力水平，但是对市民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见守护型经济对城中村村民来说有利也有弊，并不是守护型经济收入占比越大越好，而是要将守护型经济收入利用得当，家庭收入不能过分依赖于某一来源。
就业能力对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能力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认同、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对其市民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职业认同对市民化的影响最大，社会资本对市民化的影响最小。
就业质量在就业能力与城中村村民市民化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城中村村民的就业能力对市民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就业质量作为中介发生传导；
就业能力水平提升会提高城中村村民获得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机会，从而获得就业中附带社会地位等隐含价值，以促进市民化水平的提高。
（二）政策建议
为了真正促进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发展，不仅需要提升就业能力，而且需要实现高质量的就业，获得就业附带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等。提高城中村村民的就业能力，增强其对城市工作岗位的职业认同，丰富其在城市生活圈的社会资本，对于促进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推进有积极作用。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转变守护型经济收入的用途，促进物业升级。研究发现，守护型经济收入能提升城中村村民的就业能力，但是也会阻碍市民化进程。守护型经济会抑制村民外出就业的积极性，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需弱化集体分红的金钱价值，转变为村民增添福利待遇，可为城中村村民提供无偿的就业培训、就业咨询、创业帮扶等，帮助村民提升就业能力，提高就业质量，消除坐享其成、不思进取的懒惰作风；
另一方面，在与村公司领导的访谈中了解到，由于村缺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2000年后，村集体经济逐渐退出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改为以物业出租为主。房屋出租，即物业出租已成为了城中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房屋出租对市民化的负面作用确实存在，但是现代城市并不排斥物业经济，作为外来人口大省广东的一线城市更是需要物业经济，政府应对村公司和村民进行正向引导，提升村民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促进物业升级，亦可能有利于其市民化。
第二，着力提升城中村村民的职业认同。研究发现职业认同对城中村村民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大，就业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50岁左右开始随之下降。以40岁以下青壮年为重点对象，特别是暂无工作的年轻人，重视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引导其转变就业观念，明晰其对职业发展方向的感知，有目的性的提高其岗位所需的劳动技能，唤起城中村村民发挥自身能力的成就感，从而提升城中村村民对其能够从事职业认同意识，就业能力也得以提高，进而就业质量提升，城中村村民在“业缘”的社会网络随之壮大，打破城中村目前封闭的社交网络，城中村村民对自身与市民的社会认同差距拉近，对自我市民身份的认同度提升，进而促进了市民化进程。
第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不足是城中村村民就业的重要障碍。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就业岗位对文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城中村村民要将目光放长远，不能只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不能安逸于当下的生活，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让其掌握更多的知识去创造价值。社区应该营造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围，集体经济组织可对优秀学子给予奖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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