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下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演变趋势及驱动因素分析
时间：2023-02-17 09:15: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浦绍仙，金 莲
(1.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自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全国各地展开，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效应，城乡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乡差距不断缩小[1]，但同时也引发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2]。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具有承载、生产等多种功能，一方面土地可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要素与空间支撑，反之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土地利用转型发展[3]。土地市场作为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实现城乡土地要素流动的渠道[4]，2020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重大文件，都明确对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城市土地市场能够助推城镇化的发展，土地市场效率每提升1%就能提升6.96%的城镇化协调性[5]，而且土地市场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6]。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7]。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如何更好地提高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减缓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矛盾，使土地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通过梳理文献，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地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相关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学者们从制度安排、城乡差异、收益分配[8，9]等方面分析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的路劲，还有学者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入市交易数据来对分析建设用地入市对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影响[10];②土地市场化程度或水平测算及空间格局分析，大多学者利用城市一级土地市场出让数据进行测算来表征土地市场化水平，以较长时序的变化和全国、省域、市域[11，14]等尺度来进行时空演变分析，也有学者利用土地交易的微观数据来测算土地市场化程度及区域差异[15];③土地市场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与财政分权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收益，政府财政竞争会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而引资竞争会降低土地市场化水平[16]；
经济发展水平、二三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外商投资、区域差异等是影响土地市场化的重要因素[17，18]。
总的来看，学术界关于土地市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但是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全国、东部地区等尺度，关于西南地区少有涉及，因而将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在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也对贵州省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做出明确要求，根据住建部2020年发布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贵州省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了948.83 km2，与2010年的280 km2相比，增长率高达238%，因此，如何有效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口—经济—土地的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通过测算贵州省9个地州市2010～2019年土地市场化水平，量化土地市场发育状况，并且利用地理探测器来识别土地市场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促进贵州省土地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民族众多、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的省份，具体包括6个地级市和3个自治州，全省总面积为176167 km2，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截至2020年底，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7826.56亿元，全省常住人口38562148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0495946人，城镇化率达53.15%，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8066202人，占46.8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8748166人，乡村人口减少4932486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9.34%。
2.2 数据来源
土地市场为城市一级土地市场，土地市场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17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以及2010～2019年《贵州省自然资源公报》，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贵州统计年鉴》以及各州市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补充。
3.1 土地市场测算模型
测算模型参考王青等[19]、钱忠好等[20]学者的思路，具体公式如下：
(1)
(2)
(3)
式(1)～式(3)中，LM代表土地市场化水平综合指数，其值在[0～1]之间，LM值越接近1说明土地市场化水平越高。Qi表示交易方式为i的地块宗数，Wi表示各交易方式所占权重，M表示土地交易总面积，Mi为交易方式为i时的土地交易面积，N为标准交易地块面积，F表示土地交易总宗数，i表示出让方式，定义各指标权重参考唐鹏等[21]的研究，划拨权重为0，协议权重为0.2，“招拍挂”为1。
3.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可以用来探测空间分异现象，并揭示驱动因子的一种统计学方法[22]，研究利用地理探测器来探测土地市场化水平的空间分异与驱动因素。计算公式为：
(4)
4.1 贵州省一级土地市场整体情况
2010～2019年，贵州省土地供应总面积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图1)，2010年土地供应面积为16492.74 hm2，到了2019年土地供应面积增加至20800.53 hm2，提升了1.26倍，供应面积最大值出现在2012年，达到44165.8 hm2，可能原因为2012年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首个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支持贵州发展的综合性文件，《意见》明确对贵州省推进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做出一系列安排，为满足贵州经济发展的需求，土地供应政策增加了对贵州倾斜的支持力度。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土地面积占据大部分，使得以市场出让的土地面积比例较少，导致土地市场化水平偏低，土地出让总面积呈现出“增加—减少—增加”的变化趋势。2010～2019年，总供应面积为203244.46 hm2，土地出让总面积为68857.02 hm2，约占供应面积的33%左右，大部分土地供应方式仍以划拨为主，市场出让比例偏低。从土地出让价款来看，贵州省土地出让价款由2010年的1973411.45万元增加至2019年的16091100万元，10年间土地出让金增长近8.15倍，土地出让金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
图1 2010～2019年贵州省土地交易面积及价款变化
4.2 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时序变化
通过计算得到贵州省9个地州市的土地市场化水平结果(表1)，并画出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图(图2)。总体来看，2010～2019年，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土地市场化水平由2010年的0.30增加至2019年的0.42，提升了1.4倍。各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变化趋势在不同的年份存在差异，呈现出“波浪式”的变化特征。2010年，全省土地市场化水平均值为0.3，其中高于全省均值的有贵阳市、六盘水市、毕节市、安顺市、黔东南州；
土地市场化水平最低的是黔西南州，最高的为六盘水市。2019年，全省均值为0.42，高于均值的地区有贵阳市、遵义市、毕节市、黔西南州、黔南州。从个别地区来看，变化幅度最大的为黔西南州，由2010年的0.01增加至2019年的0.64，增加了64倍。通过图2来看，2010～2014年间，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波动较大，呈现出“N”型变化趋势，其中在2010～2011年，黔国土资发[2010]65号文件提出为规范土地市场行为，进一步完善国有建设用地的开发与监管，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展，市场化水平得以提升。2011～2012年，为促进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贵州交通的可达性，贵州省实行了偏向性的供地政策，将大量的建设用地以划拨的方式用于建设机场、水电站、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市场方式出让土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从而使得土地市场化水平出现下滑。2012年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土地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逐步占据主导性，从而使得土地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2014～2019年间，土地市场化水平波动性不大，土地市场平稳运行。
表1 贵州省各市州土地市场化水平变化
图2 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变化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贵州省各州市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演变趋势，对2010、2013、2016、2019年4个时间节点的土地市场化水平进行分为五类，第一类低值(0～0.25)，第二类较低值(0.25～0.35)，第三类中值(0.35～0.45)，第四类较高值(0.45～0.55)，第五类高值(0.55～1)，具体等级分布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各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土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基本上以省会贵阳市为中心，土地市场花水平较低的地区为边缘地区，这部分地区受到省会贵阳市的辐射较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从局部来看，2010年，土地市场化水平达到中值及以上水平的地区为贵阳市、六盘水市、毕节市、安顺市，占研究区的44%，均分布于贵州省中西部地区，其余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处于低水平。与2010年相比，2013年六盘水市、毕节市、安顺市、贵阳市这4个地区的土地市场化水平有所下降，而黔西南州、黔南州、遵义市的土地市场化水平有所提高。2016年，贵州省各市州土地市场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得益于自2014以来，贵州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的提升加速了人口转移，增加了城市各类用地的需求，以市场方式出让土地面积增加，加速了土地市场的发育。除遵义市与黔西南州土地市场化水平较低以外，其余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大于或等于中值的区域增加至7个，占研究区的77%，其中，中值的区域占据多数，分别是贵阳市、六盘水市、安顺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土地市场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毕节市和铜仁市，最低的地区为黔西南州。2019年，贵阳市与黔西南州成为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高值区，其次为遵义市和毕节市。
表2 土地市场化水平等级分布及数量
4.4 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驱动因素分析
4.4.1 指标选取
基于地理探测器来识别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指标体系构建如表3所示。土地市场的发展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考虑数据获取的完整性与科学性，从经济发展水平、二三产业结构、财政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几个方面来选取指标，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基础，土地市场化水平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在产业竞争激烈的情形下，政府作为土地的供给主体，通过以协议、“招拍挂”等方式出让土地，企业作为土地的需求方，会通过相互竞争来促进市场的交易，进而影响土地市场发育，因此选取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来衡量二三产业发展情况；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财政收入高低与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行为有关，也会对土地市场产生影响，因而选取公共财政收入来衡量政府财政收入水平情况；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为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量转移人口的非农就业增加了城市对各类用地的需求，从而影响了土地市场发育。
表3 土地市场化水平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4.4.2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驱动因子探测
以2019年作为探测年份，探测结果如表4、表5所示所示。总体来看，所有因素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因素均对土地市场化水平有重要的影响，地理探测器探测结果q值越大，表示解释能力越强，相应的空间分异现象越明显。从表4来看，各因子对土地市场化水平的解释能力大小排序依次为财政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二三产业结构，其中财政收入水平(0.880)对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最大，其解释能力达到88%，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0.547)和城镇化水平(0.412)，其解释能力分别达到了54%和41%，是影响土地市场的第二、第三大因素，最后二三产业结构(0.371)对土地市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其解释能力达37%。
表4 单因子探测结果
表5 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从双因子交互作用来看(表5)，不同因子对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双向交互影响因子解释能力大于单因子的解释能力，地区生产总值(X1)与财政收入水平(X3)的交互作用强度为0.9663，二三产业结构(X2)与财政收入水平(X3)交互作用强度为0.9674，财政收入水平(X3)与城镇化水平(X4)的交互作用强度为0.9674，三组交互因子解释力高达96%，这说明土地市场化水平受到多因子的共同驱动，双向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最低的是二三产业结构(X2)与城镇化水平(X4)，其交互作用强度为0.4146，说明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影响较弱一些。
5.1 结论
研究以贵州省9个地州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9年城市一级土地市场数据，测算了9个地州市的土地市场化水平，并对十年来贵州省的土地市场化水平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最后用地理探测器来识别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驱动因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2010～2019年，贵州省土地出让面积经历了“增加—下降—增加”的变化趋势，而划拨面积变化趋势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通过两种方式对比来看，以划拨方式的交易的土地面积比例和以出让方式交易的土地面积比例是导致市场化水平波动的原因，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由2010年的0.3增加到2019年的0.42，提升了约1.4倍，土地市场化水平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
(2)贵州省各州市土地市场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土地市场化水呈现出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格局，2010、2013、2016、2019年四个时期的土地市场化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各市州土地市场化水平均有提升。
(3)土地市场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二三产业结构、财政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在不同时期，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5.2 讨论
本文在测算贵州省9个地州市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了贵州省土地市场化水平演变趋势，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来识别了贵州省九个地州市的土地市场化水平的驱动因素，可为贵州省进一步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供一定的参考。但由于我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城市一级土地市场受政府管控，在土地供应量一定的条件下，划拨与出让的比例是导致土地市场化水平波动的原因，划拨比例偏高是导致出让比例偏低，从而使得土地市场化水平偏低，另外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二三产业结构、财政收入、城镇化水平等也是影响土地市场发育的重要因素，各地区应该因地制宜、以差别化的供地政策来促进土地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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