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彻底的女性主体意识建构----毛姆在《彩色面纱》中的女性观

吕佩爱, 刘 慧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毛姆是一个人物刻画大师,他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尤为值得深究。多年来,毛姆在学界一直被打上“厌女”的标签,纽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利奥波德·贝拉克分析了毛姆的10篇短篇小说后得出结论:毛姆最突出的倾向就是反妇女[1]260。虽然这种声音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肖恩·奥康纳(Sean O’Connor)提出,虽然毛姆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女性的厌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作品中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女性的斗争象征着个体为实现自由而进行的斗争[2]94(1)参考文献[2][7][10]均为本文作者自译。。这种转变在其长篇小说《彩色面纱》中有所体现。

《彩色面纱》是毛姆于1925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一经出版便成为当时的畅销作品,在英国5次重印,总数达到了2.3万册[1]305。在这部作品中,毛姆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一个成长、觉醒的女主人公凯蒂·费恩。赛琳娜·黑斯廷(Selina Hastings)曾说凯蒂·费恩是毛姆最出色的虚构人物之一,展现了他出色的移情能力,以及从女性视角塑造女人的能力[3]239。其实,凯蒂这一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关注到了凯蒂这一形象与以往同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不同[4],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她的精神成长和自我觉醒之路[5],但对凯蒂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研究较少。

女性主体是女性主义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它关乎“女性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命题。“主体”的概念是相对客体而存在的,在《西方哲学词典》中,主体有两层含义,一是与客体相对,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实行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二是与属性相对,指属性、状态和作用的基体[6]。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体的界定不一而足。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就指出:“女性是他者,是第二性。”[7]16如果说波伏娃发现的是女性之于男性的他者地位,露西·伊利格蕾则更多地关注到了女性的自觉能动作用,她将福柯的话语主体概念同女性主义融合起来,提出了“女人腔”的概念[8]。这一概念直指女性的参与和创造,而女性的主体性就来自这种创造和自我赋权的自我确认与满足[9]。可以说,女性主体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有自觉能动性的女性自我,而女性主体意识则是对这种自我的发现。随着对波伏娃提出的“女性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不断阐释和发展,对于打破女性他者地位,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研究也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因此,对《彩色面纱》中女主人公凯蒂女性主体意识的考察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此外,作为毛姆笔下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色彩的积极女性,分析凯蒂的女性主体意识,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揭示毛姆的女性观。

女性获取自身而非“他者”的意识是女性主义者一直为之努力的方向,然而这并不容易。父权社会的规约、制度、文化、习俗等不仅渗透了男性的思想,也让女性接受了自身作为“他者”的存在。毛姆对凯蒂的刻画未曾脱离其潜意识中的男权中心话语,凯蒂开始是一个完全依附男性的女性,她完全接受女性作为“他者”的身份,没有清晰的女性主体意识,这种依附关系决定了她要服从男性权力,失去自我。

1. 对物质的依附

凯蒂开始渴求的是利用自身美貌换取对成功男性的依附,她追求物质生活,带有明显的“他者”特征。婚前的凯蒂美丽又纯洁,完全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规范。她深知自己的美丽,亦想利用这一点获取高于自身门第的婚姻。她所期待的婚姻不是相爱后的结合,而是一种获得优渥生活的跳板。此时的凯蒂完全没有自我主体意识,她对于男性和婚姻的态度主要来自于社会传统观念及自身成长环境,尤其是她的母亲。换言之,她的女性主体并非天生被遮蔽,而是“后天形成的”[7]273。凯蒂的母亲贾斯汀夫人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但她也是父权制的代言人。经济上她依附丈夫,婚姻观上她认为女性的价值只能在婚姻中通过男性实现,并将这一观念灌输给了女儿。也正因为如此,在妹妹多丽丝跟一位有世袭制爵位的医生结婚后,凯蒂为了躲避母亲整日的喋喋不休,也为了不让自己在多丽丝的婚礼上尴尬,于是她迅速接受细菌学家瓦尔特并结了婚,这也成为凯蒂不幸婚姻的起点。

贾斯汀夫人对丈夫的依附及对婚姻的态度始终影响着凯蒂,所以婚后的凯蒂在经济上也依附于丈夫。母亲在家里依附父亲,自然自己出嫁后也要依附丈夫。她服从于这样的社会秩序,没有自我,也意识不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完全不必依附于其他人。这种依附决定了在凯蒂的婚姻中自己与丈夫之间是一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尽管凯蒂不喜欢瓦尔特,对他不屑一顾,但凯蒂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不能违逆他的决定,无法自己决定去留。因此当瓦尔特提出要带凯蒂去霍乱肆虐的梅潭府时,凯蒂虽然万分不愿,但也并未反抗,而是依然跟随丈夫一起去了那里。当一个女性习惯于依附丈夫的生活,丈夫的意志就是两人意见产生冲突时决定性的存在,在凯蒂此时的认知中妻子就要依附于丈夫,并没有作为女性主体可以独立存在的意识。

2. 对“爱情”的依附

凯蒂依附于她与查理·汤森的“爱情”关系。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曾指出,在与男性的恋爱关系中不能作一个依附者,因为“盲目崇拜的爱情意味着退让,这种爱情是毁灭性的,它占据了每一种想法,每一个瞬间,它是痴迷的,专横的”[7]655。凯蒂对于查理就是这样一种“痴迷”。她对查理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信赖,在她心中,与查理的爱情“是唯一重要的事,为之可以牺牲一切”[10]69。这种牺牲使得凯蒂在与汤森的感情中没有自我,成为被物化的“他者”。在与汤森的关系中,凯蒂是一个情感上的服从者。也正因为如此,凯蒂对汤森的花言巧语毫无抵抗力。

这种放弃自我的爱所带来的结果是凯蒂“完全放弃了独立自主,变成了一个只知恋爱的女人”[7]655。这使得凯蒂在认清查理的真实面目后备受打击。凯蒂本以为自己能跟查理长相厮守,过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富裕生活,但查理根本不愿意离婚,也不愿意丑闻暴露对自己的事业造成影响,更有甚者,他一直在推诿责任,算计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的凯蒂信任崩塌,陷入绝望。这是沉迷于她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爱情中的后果。封闭于情人的天地中,对他的依附越来越紧,就会使这段关系变得具有“毁灭性”,而这种毁灭针对的往往是没有自我、将爱情视为一切的女性。正因如此,凯蒂与查理分开后开始轻生,如果再也见不到汤森,她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10]87。对爱情盲目的依附让凯蒂毫无自我,更没有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

在爱情中,如果女性无法摆脱依附于男性的境况,那就只能处于第二性的地位。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两人既是自我,也是对方,没人会放弃超越性,也没人被伤害,他们会一起展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7]631。对丈夫和情人的绝望是凯蒂觉醒之路的开始,从此她慢慢摆脱对爱情的依附,开始追求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建立了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发出女性应该自由独立的呐喊。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主张性别本体是具有操演性的,是被建构出来的:“女人本身就是处于过程中的一个词,是正在变成、正在建构,无法确切指出她从哪里开始,或在哪里结束。”[11]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性别都是由社会规范所建构,这也决定了性别主体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小说中凯蒂由传统社会规范下被遮蔽的女性主体到觉醒为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主体的转变,恰恰体现了性别主体的操演性,以及女性主体的可建构性。其女性主体意识构建主要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直面死亡的作用,二是修女的熏陶。

1. 死亡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死亡对凯蒂的影响首先通过其对待死亡态度的转变表现出来。刚到达梅潭府时,绝望的凯蒂并不在乎是否会死亡,甚至在疫病区吃生的食物,但在她亲眼见过死亡后,她改变了态度。凯蒂在一个浮尘弥漫的小巷子里见到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乞丐,这是她第一次直面死亡:“墙脚下躺着一个男人,他双腿伸直,双臂举过头顶,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头发蓬乱,是一个中国乞丐的模样。”[10]106这是主人公觉醒之路上受到的第一次震动,也是其觉醒之路的转折点,直面死亡让凯蒂第一次开始思考生命的脆弱性,她意识到在死亡面前,一切都不重要,万物都很渺小。

凯蒂母亲的死亡使凯蒂进一步思考人生的意义。贾斯汀夫人生前虽不受欢迎,但也在家庭中长久操劳,最后却还是受尽折磨而死。事实上,许多文学作品中对于“魔鬼”一般的女性描写都与死亡有所关联,作为丈夫的男性看不见妻子的付出,作品中也常常以女性疯魔、自杀作为一种反抗方式,最为著名的大概是《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贾斯汀夫人算计一生,最终一无所有,丈夫也不理解,她生前最渴求的丈夫升职却是在她死后才得以实现的,这让凯蒂意识到母亲一生中追求的权势、地位都毫无价值且无足轻重。

丈夫瓦尔特的死亡也进一步促进了凯蒂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瓦尔特的突然死亡虽然让凯蒂难过又震惊,但也让她摆脱了婚姻的束缚。这意味着,凯蒂已经无所依附,变成了一个自由人。因此,在她离开梅潭府的时候,整个人都放松了,感觉自己重新获得了自由:“她从不知道蓝天是如此美丽,堤岸对面的竹林中是如此令人心旷神怡。自由！自由在她心中唱响。即使未来依旧昏暗不清,它也像晨光洒在河面上的雾气一样五彩斑斓”[10]210。这些景色描写既暗示了主人公获得自由后心境的不同,也隐喻了她在获得自由后的美好人生。见过因为瘟疫死亡的中国人,又经历了母亲的死亡,凯蒂意识到死亡让世间万物都变得微不足道,当死神随时能夺走人的生命的时候,自己的情伤、生活的琐碎都变得不重要了,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丈夫瓦尔特的死亡更是让她摆脱束缚,重获自由。

2. 修女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

宗教的大爱和修道院的工作对凯蒂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起了重要作用。女性的存在意义在于自身所创造的价值,而非由男性决定。小说中,凯蒂受到修女们无私大爱的感染,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正当性。修女们所信奉的是天主教,其核心教义是“爱”。修女们背井离乡到中国传教,在随时可能被传染而死去的危险中仍尽心尽力照顾病人、收留被弃养的女童,这些都是她们大爱的表现。这种大爱深深感染着凯蒂,让她意识到自己跟修女们之间的巨大差距。当她从修道院中出来后,人生中第一次有了一种孤独和迷茫的感觉,她觉得修女们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

随着主人公生活环境的改变,她的所见所闻越来越多,受到的震撼越来越大,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开始在行动中追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为了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凯蒂自愿到修道院工作,她甚至愿意去擦地板和照顾染上霍乱的士兵和小女孩,做最脏最累的活,这显示出凯蒂追求自身存在意义的决心。波伏娃主张在自由劳动中女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主,因为她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作用[7]124。凯蒂的工作虽然没有经济回报,但她走出了家庭生活圈,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人生价值。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大都将家庭生活当作世界的中心,小说的主人公则打破了这种禁锢,在家庭之外,在修道院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找到人生意义的凯蒂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成长:“凯蒂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正在成长。繁忙的工作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他人的生活和态度激发了她的想象力,她开始恢复精神,变得更好,更强。”[10]146

最终,凯蒂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她明白了自己不幸的一生不仅仅是因为母亲贾斯汀太太的逼迫,还因为自己从来不曾做过一个真正独立的女性。从18世纪开始,“屋子里的天使”逐渐变成一种女性行为指南,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们只能困于家庭之中,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事事依赖男性。凯蒂作为一个传统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婚前依赖父亲,婚后物质生活上依赖丈夫瓦尔特,情感上依赖情夫汤森。现在,她意识到了这种依赖的弊端,也意识到正是这种依赖毁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她想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独立、自由的人,而不是事事依赖男性的人。“我会抚养她,让她自由、自立。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爱她、教育她,不是为了让她找一个跟她睡觉才能为她提供后半生优渥生活的男人。”[10]244-245她对女儿的期待不再像自己的母亲对自己一样找一个好男人,有一段好婚姻,而是希望她可以无所畏惧、坦诚、独立又自由。当初她在社会习俗的束缚和母亲的压迫下选择了注定不幸的婚姻,而现在对婚姻态度的转变说明主人公已经不甘愿接受传统社会习俗和婚姻制度的束缚,开始对不合理的现实有了反抗。这一番话意味着凯蒂的女性主体意识已经成功构建。女人是什么?在此时的凯蒂心目中,女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可以不依赖男性活出自我的人,她被爱是因为自身存在,而不是因为她可以被利用,她存在的意义是自身而非为了某个男人。除此之外,这番话也意味着凯蒂意识到了当时社会中婚姻的功利性,她母亲、她自己都是这种功利婚姻的受害者,所以她决心让女儿摆脱这种束缚。她已经深刻了解到,婚姻并不是女性能够获得幸福生活的保障,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痛苦的牢笼。女性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必困于婚姻的牢笼中。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后,凯蒂的内心充满希望和勇气,对新生活充满向往。她明白逝者已逝,而一个觉醒和独立的自己,面前是一条康庄大道。

毛姆描写了一个婚前符合传统男性期待的女性到一个婚后成长、追寻人生价值、构建女性主体意识的女主人公,体现出毛姆已经意识到女性应该独立,不依赖男性,成长为有自我价值的个体。但同时,凯蒂的觉醒和自由并非自主而彻底的,毛姆的潜意识里仍然存在着男权中心意识,他的女性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 毛姆复杂的女性观

通过毛姆对凯蒂成长和觉醒的描写,可以看出毛姆赞成女性去追求独立和自由,不依赖男性。他在小说中借凯蒂之口表达了这种看法:“我决心让我的女儿远离这一切。我希望她无所畏惧,坦诚做人。我希望她做一个自由的人,对自己负责。我希望她自由生活,做得比我好。”[10]245在毛姆看来,凯蒂生活中的不幸主要源于她对男性的依赖,以及对传统性别规范的盲目接受,所以在她有女性主体意识后才会说:“我曾经是个愚蠢的女孩,品行不正,面目可憎,我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0]245在毛姆笔下,曾经事事依赖男性的凯蒂是愚蠢的,她的依赖所换来的是被抛弃。而具有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凯蒂是勇敢而充满希望的,她的面前是一条康庄大道。事实上,曾有学者提出《彩色面纱》这部作品表达了毛姆对女性独立的支持。唐·亚当斯(Don Adams)就曾指出,如果当代批评家阅读毛姆的《彩色面纱》,那这部作品肯定会被当作一部早期著名的女性主义小说[12]。

但毛姆并未把凯蒂塑造成一个自主而彻底的独立女性。

首先,凯蒂产生女性主体意识并非出于她的主观意愿,而是在绝望之后的无奈选择。情人的抛弃,丈夫的无情,让她不得不踏上去往梅潭府之路,进而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构建。换言之,凯蒂并非自主选择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是无路可走之后的“迫不得已”。

其次,毛姆笔下凯蒂的觉醒和独立是不彻底的,可以说,她是空有“女性需要独立”的意识,而未采取有效行动。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前半生是糟糕的,但她并未想过做点什么来改变自己,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除此之外,凯蒂的整个觉醒之路都未取得经济独立,更有甚者,在她终于摆脱了丈夫、摆脱了情人后,最后依然要与父亲同去任命地,可以想见,凯蒂日后依旧要依赖父亲。“女性通过有薪酬的工作缩短了与大部分男性的距离,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保证女性真正的自由。”[7]641凯蒂从未有过可以使自己经济独立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她虽然已经有了女性主体意识,意识到女性独立的重要性,却很难取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她想养育一个女儿,让她自由、独立、不依赖男性。可是,一个在行为上并未完全独立的母亲,如何能养育出一个完全独立的女儿?

因此,毛姆的女性观是矛盾而复杂的,既有他先进的一面,又有他保守的一面。一方面,他支持女性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女性完全获取经济独立,在社会中独立扮演角色,从而实现真正的女性自主。

2. 毛姆女性观的成因

毛姆为何会有如此复杂的女性观?其女性观中先进的一面与当时女性主义浪潮的发展不无关系。英国是女性主义运动最早的发生国之一。1859年,朗汉姆女士(Ladies of Langham Palace)成立了英国第一个女权组织“促进女士就业协会”;1918年,英国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1928年,英国所有女性获得与男性同样的选举权;1848年,曼利斯(F.D.Maurice)和贝纳芙伦特(Benevolent)创建了女王学院,这是英国最早的女子高等学校,紧随其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地方考试也向女性开放。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使女性的就业权、选举权、受教育权有了很大改善。除了实践活动,《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性别与历史》《妇女史杂志》《妇女历史评论》等女性研究杂志的相继问世,也推动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极大发展[13]。生活在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毛姆,自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更何况,毛姆与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多萝西·帕克是很好的朋友,毛姆去美国的时候,与他经常会面的朋友里就包括多萝西,她也非常符合毛姆的口味[3]394。

从毛姆本人对他女儿的态度也可以略见他对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支持。他十分看重女儿莉莎的学习和教育,还曾责备妻子把女儿养成了一个把婚姻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的人[1]427。毛姆赞成女性追求独立自由,还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由充满向往的人。在毛姆笔下,自由总是与开阔、美好的景色联系在一起。在自由的世界里,草地是绿色的,树木是生机盎然的,天空是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你好像是踏入一片友好而富饶的乐土”[14]219。他自己也曾说:“生活中我一直向往的便是自由,内部的自由和外部的自由,生活方式上的自由和写作方式上的自由。”[2]66毛姆将自己对自由的追寻通过一个女性人物表达出来,正体现了他对女性独立自由支持的一面。

毛姆女性观中传统的一面既有社会因素也有其自身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虽然已经受到了女性运动浪潮的冲击,但男权思想仍然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要求女性纯洁、温顺、奉献,因此,一个传统的、受到赞赏的女性是会打理好家庭生活,取悦自己的丈夫的“屋子里的天使”。无疑,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是很难彻底消除的。他曾在《作家笔记》中写道:“一个女人如果不能顺应一般男性对她的看法,那她的日子就不会好过。”[14]23可以看出,在毛姆的潜意识中,仍受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

另外,毛姆对母亲的情感也使得他无法刻画出一个完全独立的女性形象。毛姆的母亲伊迪斯是一个温柔、优雅的传统女性,平日里,丈夫罗伯特负责在外工作,伊迪斯负责料理家务和抚养孩子。毛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都是童年时期跟母亲一起度过的。由于他的3个哥哥都在外面上学,所以毛姆可以一人独享母亲的宠爱。每天早上起床毛姆都会去见母亲,下午他会经常陪母亲喝茶。“对小威利来说,母亲是他整个生活的中心。他毫无保留地爱着她,她的爱也给他实实在在的安全感。”[3]7然而,好景不长,毛姆8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肺痨去世了,这给幼小的毛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一生都无法愈合的创伤。毛姆一生都把母亲最后的一张照片连同她的一缕长发放在床头,他在年老时也承认,母亲的死让他一生都无法释怀。毛姆对于传统的女性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爱意。

因此,在《彩色面纱》中,毛姆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凯蒂虽有女性主体意识,但并未彻底觉醒反叛。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毛姆复杂女性观的文学表达。正如秦宏所说:“毛姆虽然潜意识里存在男权中心意识,但是已经开始认识到女性应该觉醒成长为独立的个体。”[15]

长期以来,毛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厌女的作家,甚至毛姆自己都说:“这个时代的妇女一般地……既无她母亲的优点,也无她女儿的优点。”[1]376诚然,毛姆始终无法摆脱父权制的藩篱,但在《彩色面纱》这部作品中,毛姆塑造了一个由依附男性,到成长、觉醒,最终建立起女性主体意识的女主人公,向人们展现了凯蒂的女性主体意识由被遮蔽到成功构建的过程,这展现了他超越时代的女性观。因此,毛姆的女性观是矛盾而复杂的:他既支持女性追求自由独立,实现自身价值,又深受父权制影响,使得他笔下的女性无法实现自主而彻底的独立;他既充满男权主义写作话语,又对女性的觉醒持肯定态度,认为女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毛姆女性观的形成,既有其自身经历的个人因素,又有传统父权思想与新型女性主义浪潮碰撞的社会因素。可以说,毛姆的女性观既超越于时代,又受制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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