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朝鲜使臣文学中“物记录”与丝路文化传播

王敏雁

18世纪朝鲜使臣文学中“物记录”与丝路文化传播

王敏雁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天津农学院 人文学院）

18世纪，朝鲜与中国、丝路与世界都处于变革时代的前期，有关“物”的记录逐渐增加。朝鲜使臣的燕行之路与丝绸之路辐射韩国、日本的东线有重合之处，使臣文学的内容也因此受到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影响。一方面，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农蚕经济、纺织经济被朝鲜使臣文学所记录，对朝鲜农业社会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朝鲜知识界沿用中国文学中的“名物学”传统，对丝路文化有所记载。这些“物记录”内容拓展了丝绸之路的传播路径，记录了丝路文化的东亚流变，进而丰富了丝路东线文学中的物质文化多样性。

使臣文学；
物记录；
丝路文化；
使臣

传统意义上的丝路东线是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以长安为起点，经阳关、玉门关向西，途经中国国境及周边国家的路径。陆上丝绸之路不仅在交通方式上限于陆路，在贸易对象上限于丝绸，还在实际的行程中扩展出多条线路，承担贯通东西方文明、传递物质文化的重要任务。海上丝绸之路是以陶瓷和香料为纽带的古代中国与外国文化、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始于先秦时期，起点主要是广州和泉州，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等地，推动了沿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中华文明通过丝路辐射到周边国家，沿线国家的文化也从中国向东传递。因此，从广义上看，丝路东线以丝路全域为范围，以其中心点为轴心向东划分。从狭义上看，丝路文明以中国长安为中心，经中国其他省市地区，通过陆路、海路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传播的线路亦称为东线。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与中国文化交流紧密，根据新罗时期王都庆州所出土的玻璃碗、金银器皿、首饰等异域文物的特征判定，其产地源自丝路沿线国家。其中，罗马-拜占庭、萨珊-伊斯兰以及粟特文明都有在新罗留存的文物。此后，朝鲜高丽王朝与宋、元之间多有人员往来，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遣使也更为频繁。丝路文化东进西传，在“物”的记录与传播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8世纪中国境内的丝路文明促进了朝鲜使臣对“世界”的认知。清代中国社会形成的丝路认识和丝路物流拓宽了朝鲜使臣的视野，为其作品中的跨国性书写提供了可能。

1 使臣文学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小雅·皇皇者华》记录了使臣奉命出外访贤求策的情景，使臣、骏马、原野的意象与澎湃的爱国之情贯穿了整首诗歌。使臣作为国家或君主的外交代表，其出行具有官方性，出行范围具有跨越性，出行意义在于服务国家。使臣及其随员在访问他国过程中所创作的文学，与国内的文学作品相比，具有更多的异域色彩和民族文化，其价值也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创作有所差异。使臣所肩负的国家使命与身份特质，使其文学呈现出区别于普通文人创作的游记文学的独特面貌，具有一定的特殊内容。

使臣从奉国家使命出访那一刻起，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兼具了官方视角和个人书写的特点。使臣及其随员笔下的故园山河是与异域相对的祖国，而他们所描述的出使对象国又是时刻与祖国相比的“他者”。使臣文学具有跨越国境、语言甚至书写方式的特征。使臣出访具有明确的时间轴线，因此，记录其出访过程的文学时间及地域样貌也更加清晰。为准确记录出使对象国的情况，使臣文学的记录方式可能突破本国语言的限制，通过所在国的语言或发音直接誊写。在汉字文化圈中，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使臣文学。

使臣文学明确的外交性赋予其强烈的使命感与独特的家国情怀。使臣文学对出使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记录详尽。使臣文学的目的主要是服务本国君主，借助与他国的交流促进本国发展，因此，其文字展现的内容大多与本国相关。使臣文学一定程度上能够从侧面反映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使国家的整体面貌、以及双方在文学、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此外，使臣及随员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使臣所携带的用于文化交流的文学作品也应被包括在使臣文学的大范围之中。

2 朝鲜半岛使臣文学

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一般分为古朝鲜（檀君、箕子、卫满）、汉四郡及前三国时期、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后三国时期（892-936）、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与朝鲜王朝（1392-1896）时期。朝鲜半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开国之初就与中原王朝存在紧密的联系，通过与中国的物质文化交流，促进了与南亚、中亚、欧洲等地的联系。

西周初期，中原王朝开始制定各类朝贡服制等礼仪，明确周朝天子与诸侯、少数民族之间的等级区别。随着汉文化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对外关系的体系——朝贡体系。从箕子朝鲜开始，朝鲜半岛被正式纳入中国朝贡体系之中。被周武王分封在古朝鲜的商纣王叔父——箕子，在其被分封的第13年回中原朝见周天子，路过原商朝的都城朝歌，见故宫颓败，作《麦秀歌》。《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麦秀歌》是朝鲜半岛最早的使臣文学作品，其“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的诗句文辞优美，怀故国之思，又有现世之忧。明朝灭亡后，朝鲜王朝的使臣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些特点。

半岛三国时期的使臣形象在中国南朝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唐代阎立本的《王会图》等绘画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画中对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臣的形象都有单独的描绘。新罗金春秋于太和元年（公元648年）出使唐朝，受到了唐太宗的召见和礼遇，回国后金春秋成为新罗第29代君王，其在位期间灭百济，为三国的最终统一奠定了基础。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新罗金春秋之子金敏法作为使臣，将新罗真德女王刺绣在锦缎上的五言《太平颂》进献给唐高宗，这首《太平颂》被收入《全唐诗》。自此，新罗开始停用自身年号，开始奉大唐正朔，行永徽年号，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关系，积极接收并吸纳汉文化。此后，朝鲜半岛文人士大夫创作的汉字文学作品日益丰富。

高丽王朝在中国宋金对峙、元一统及明朝初年时期，延续对华交往的先例，陆续派使臣访华，并留下为数不多的使臣文学作品，以陈澕《使金录》、金坵《北征录》、李承休《宾王录》、郑梦周《赴南诗》、郑道传《奉使录》、权近《奉使录》等作品为代表。这些记录性的访华作品已经初具雏形，以诗歌为主，附录在各家的文集中，彰显出汉文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

朝鲜王朝时期经历了中国明、清两代，是使臣文学的鼎盛时期。明代，朝鲜使臣前往北京有陆路与海路两条线路，肩负着“事大外交”重任的使臣成员所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称为“朝天”，使臣文学的日记体形式也在这段时期形成。以成三问《朝天诗》、申叔舟《朝天诗》、郑士龙《朝天录》、许篈《荷谷先生朝天录》、赵宪《朝天日记》与《东还封事》、李廷龟《甲辰朝天录》、吴允谦《海槎朝天日记》为代表。这段时期有叙事诗与抒情诗，创作数量增多，内容也更加丰富。清代的使臣及其随员汉文学造诣达到了顶峰，使臣文学体裁完备且数量庞大，形成了独立的“燕行录”类别，涌现出具有东亚甚至国际视野的文学作品。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乙丙燕行录》、朴趾源《热河日记》、朴齐家《戊戌燕行诗》、李德懋《入燕记》、李海应《蓟山纪程》、金正喜《燕行诗》、李尚迪《丙丁燕行诗》为代表（漆永祥，2019）。清代的朝鲜使臣文学创作向纵深发展，使臣及随员的身份也更加多样，所接触到的中国社会阶层也更加多元。朝鲜使臣文学多角度、全方位地记录了清代的社会面貌与精神风貌，具有重要的文学与社会价值。

朝鲜使臣文学是汉文化在东亚接受与传播的活化石。朝鲜使臣受到皇帝的重视和欣赏，在京城内能够较为自由地活动，待遇优于其他邦国，使臣及随员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京城内的外国人与异国文化。不论是直接对话，还是通过第三方转述，因中国经历而在其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世界”视野，都是朝鲜使臣文学重要的文化特征。朝鲜使臣文学记录的零星散落的丝路文明，反映出当时文化交流向东传播的路径和影响。

18世纪是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旧体系崩解的时代，而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与朝鲜正值“康乾盛世”与“英正中兴”的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东亚政治格局相对稳定，18世纪中国境内的丝路文明深刻影响了朝鲜使臣的观念，朝鲜的“物记录”日益丰富，记录了更多的东南亚、东北亚及欧洲的物质文化。

1 变革中的18世纪

恩格斯认为，18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尽管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依然存在，而新世界已经初现端倪，技术革命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2018：64）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无论在中国或欧洲，与18世纪一起被突破的是一种旧的生态体系，即在这以前曾起过规范作用的一系列限制、障碍、结构、关系和数量变化。”

世界人口从13世纪到17世纪一直保持平稳，在18世纪前后出现激增。中国的康乾盛世与法国的路易十四太阳王时期都曾将封建王朝的全盛时期带入18世纪上半叶。18世纪的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世纪初期的启蒙主义思想为后期的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伏尔泰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与1762年卢梭《社会契约论》正式出版，1751年狄德罗《科学、美术与工艺百科全书》陆续出版，启蒙主义思想为未来的政治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启蒙主义文学和科学技术革命是18世纪整个世界的重要遗产。变革中的18世纪为世界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然而，这种变革的风潮尚未席卷东亚各国。18世纪的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一时期的朝鲜使臣在作品中记录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辉煌盛世，也记录了中国的农蚕缫丝技术，以及通过丝路接受的西方物质文化，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2 18世纪朝鲜与中国的物质进步

18世纪的朝鲜正值英祖与正祖时期，英祖李昑实行的“荡平策”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加强了王权对国家的控制。正祖李祘1776年即位，延续其祖父英祖的治国理念，社会文化空前繁荣，半岛出现“英正时代”。

“英正时代”被认为是朝鲜王朝的中兴时期，政治相对开明，出现了以洪大容等人为代表的实学思想家，号召人们学习当时中国的文化以及通过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在农业技术的提高及分配方式的改革方面，朴趾源、朴齐家、丁若镛、李瀷等人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丁若镛《与犹堂全书·文集卷十一·论·田论三》中借用中国的井田制，提出“农者得田，不农者不得之”的主张，倡导按劳役多寡分配的“闾田制”。这一时期，朝鲜的人口不断增加，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也迅速增长。

首先，朝鲜依旧是居于半岛的封建制农耕国家。壬辰倭乱以来，国土面积狭小，物质资源匮乏，生产力低下，百姓生活异常艰辛的现状普遍存在。其次，基于朝廷内党争不断的局面，英祖发扬肃宗“有其才则举之，以尽荡平之道”的“荡平策”，通过不拘一格用人才巩固了王权。此后，正祖以“三党保合”来强化“荡平策”的既有成果，通过实施“庶孽通清”及“抄启文臣”的新政来选拔优秀人才。再次，位于半岛的朝鲜王国与外界的交往相对较少。经济上依赖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外交上主要依靠与中国、日本、琉球等朝贡与对等关系，以“事大”与“交邻”为特征。18世纪，朝鲜的商业文化与国际贸易较为活跃。农副产品、纺织品等各类货物，经船商由海岸与内陆河道的渡口发往首都市廛，再通过包袱商将白银、人参等货物销往国际贸易市场。

18世纪，朝鲜进入封建制度的繁荣时期，在英祖、正祖为代表的明君统治下，半岛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虽然出现思悼世子“壬午祸变”这一历史事件，但从国家整体形势上看，英祖与正祖祖孙的权力交接以及治国理念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英祖坚持儒教治国，正祖也重视汉文化的传承，许多了解中国国情、熟读中国经典的学者被破格任用，“利用厚生”的实学精神在知识界小范围流行，破除了朝鲜王朝夜郎自大的心态。

18世纪的中国正值封建社会的盛世，文化方面，康熙皇帝敕令编纂、雍正皇帝写序的钦定本《古今图书集成》与乾隆皇帝敕令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是18世纪编撰的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外交方面，强调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康乾时期向中国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等二十余个国家。

此时中国的主要城市，前工业化时期的造车、造船以及车船运输系统已经基本成熟，能够通过交通网络带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城市中普遍使用车辆，城市间的河道终年可通行船舶。车辆的广泛使用带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往来的船舶促进了不同区域的人员、物资等方面的流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不仅担负着运输国内漕粮的任务，还承担着康熙、乾隆皇帝南巡等重要使命。朴趾源、朴齐家等人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都关注到中国车船交通的发达便利，主张学习中国的车船文化，促进朝鲜的交通与民生的发展。

中国文学中人与物的关系，以人主体，以物为客体，形成了人与物相环绕、物为人所用的审美体验理论。在文学形式方面，形成了“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起兴比兴”等表现方法；
在文学内容方面，采用了各具特色的意象、物象等充实、深化作品的内容。这些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物记录”反映出物质文化积累并传播的过程，具有丰富的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等研究价值。

我国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类、文体、知识相融合的“博物体系”）。从现存的材料看，殷商时代的甲金文就具有这一特殊的“博物体”雏形，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彭兆荣，2021）。

从中国传统博物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既包括国内的各类自然及人工物产，也包括周边国家、地区及古人知识所及范畴所获得的物质知识内容。后一种研究具有前瞻性的国际视野，研究范围更广，研究难度更大。其研究者大多为具有外交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及在华外国人（传教士等），作品涉及丝绸之路的，如赵汝适的《诸番志》等。传教士将西学与东方学研究相融合，反映出明清时期东西文化交融的特点。西方的博物学知识逐渐被译介到中国，拓展了物的研究范围。

18世纪之前，朝鲜王朝的“物记录”延续了中国经学传统，对《诗经》《礼记》等经典的训诂与注释是主流，间或杂以出使中国的各类记录。朝鲜同清朝进行的使节活动，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637年始到1893年止，历时256年，每年定期派出的使节共达514次，再加上不定期的使节交往，其朝贡活动的次数就更多（任桂淳，1995）。大量的朝鲜使团到达中国，随员的社会阶层也更加多元。两国间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坦诚、深入的沟通。受到中国博物学以及18世纪国际贸易、国际货物流通的影响，朝鲜使臣文学更关注物，产生了大量有关“物记录”的作品。

首先，朝鲜半岛自文学之始，沿袭汉文化传统，以汉字记录事件与情感。对物的记录属于名物考证之学，其特征有三。

第一，对中国典籍中的字、词、名物制度等进行注解，帮助朝鲜学习者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的物品内容及含义。朝鲜世宗到成宗时期，编纂《东文选》的徐居正（1420-1488）曾在“译语指南序”一文中提到收集中国名物等来注释本国谚文。因尊崇中国礼制而对其进行注释是朝鲜传统名物学的特点。这一类作品涉及到物品名称的来源，也常收入印度等丝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及词汇。这一时期，以家族为中心，出现了各类民间类书的编著：如徐明膺（1716-1787）的《考事新书》、徐浩修（1736-1799）的《海东农书》、徐有榘的（1764-1845）的《林园经济志》等。此外，徐氏家族女眷凭虚阁李氏还整理了女性编纂的类书《清闺博物志》，标志着当时社会对“物记录”的关注度延伸到女性层面。同时，朝鲜出现了一系列的物名类的百科词典，如《才物谱》《物谱》《物名考》《广才物谱》等，这些词典按照“三才”、动静、有情无情、天生人为等方式将各类事物编撰成册，《才物谱》与《广才物谱》还对其中出现的物名加以汉字、韩文、西域名、梵文名、蒙古名的注解，反映出当时朝鲜士人掌握了一些域外语言以及丝路文化在朝鲜传播与接受的状况。

第二，朝鲜使臣怀着利用厚生、富国裕民的目的来中国考察，其书写的“物记录”可以丰富朝鲜社会对中国封建盛世的认识，开阔了上层的知识视野。受到半岛地形限制，朝鲜知识分子的所知所见皆有局限。对中国“物”的了解和研究，成为朝鲜使臣关注的重要内容。朝鲜使臣对燕京的城池宫阙、军政体制、佛道寺院、交通工具、房屋建筑、器物文化、以及清代人物的服饰、衣着等都有观察与记录。18世纪的朝鲜，虽有“通清”等政策，但朝政主要由两班贵族把持，中人阶级主要担任朝廷行政或科学实务的工作，如医官、译官等。贱民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及服务行业。根据朴齐家《北学议·蚕农总论》中的记录，当时朝鲜普通百姓生计艰难，缺少必要的粮食储备，大部分人家一天只能维持一顿饭食。全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差距悬殊。因为缺少棉花等物品，百姓衣不蔽体，十岁前赤身而行，国计民生急需改善，而当时即便居住在中国边境的女性，也都身着长衣绣鞋，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因此，他主张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蚕经济，来改善朝鲜百姓的生活。

第三，学习中国名物理论，记录本国的物态文化。随着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用中国名物学方法记录本国山川、物产等成为其“物记录”的又一特点。如徐居正借鉴中国博物古籍《禹贡》《方舆胜览》《一统志》而作《东国舆地胜览》，柳馨远（1622-1673）记录朝鲜各州郡的历史变迁、名称由来、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桥梁、津渡、土产等内容而编写的地理要籍——《东国舆地志》。从中国认识世界，特别是对丝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地理及社会面貌的认识，都因18世纪的中国与朝鲜的密切关系而传播至朝鲜半岛。

其次，18世纪，从朝鲜的王室到中上层知识分子，都普遍关注“物”研究。《朝鲜王朝实录》中记录了英祖、正祖时期关于“名物度数”的探讨。正祖倡导“文体反正”，1791年，对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中与书法、论断、事实、名物相关的存疑之处，命臣子抄写、校对并编辑成册，直接参与了“名物学”研究。在正祖的影响下，以实学派为首的朝鲜学者译介了中国古籍里的“名物”，编写了朝鲜本国的地理、特产文集。

再次，朝鲜赴华使臣是18世纪朝鲜王朝“物记录”的主导者和引领者。赴华使臣及其随员大多崇尚和精通汉文化，他们在汉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中介作用。使臣向国王上疏的内容中，夹杂了大量的中国的“物记录”，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纺织技术，推动了朝鲜社会关注丝绸与种桑养殖技术。实学派思想家对名物的词源研究，体现出朝鲜“物”本源的丝路文化的历史印记。

18世纪朝鲜使臣及其随员在赴华文化交流所遗存的作品中保留了大量的关于“物”的记载。这些“物记录”既有中国传统“名物学”与“博物学”的创作根基，又受到丝路文化的长期影响，与朝鲜的地域文化、民族特色相交织，集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探究“物”的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通过“物”的文化史反观民族、地区、人类的文化史；
从“物”记录的细节参照文学发展中的变化及趋势走向，还原历史真实中的地域文学特征及其生成背景，对于使臣文学研究具有独特意义。朝鲜使臣文学中的“物记录”体现了朝鲜知识分子摒弃华夷偏见、思想逐渐开放的过程，见证了丝路视域下的18世纪的世界、中国、朝鲜的物质与精神交流，再现了中朝两国历久弥笃的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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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6.4

A

1008-665X（2022）3-0082-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19ZDA290）

王敏雁，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东方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王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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