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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行为研究:主题多元·理论融合·方法创新——全国第二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述评

    时间:2023-02-18 14:20: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黄鹂鸣

    2021 年10 月16 日至17 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翻译界》协办的全国第二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在曲阜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此届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哔哩哔哩视频平台进行了直播。与会的专家教授和青年学者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扬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74 所高校,五千余名观众通过直播、线上会议等方式共同参与了此次论坛。

    2021 年10 月16 日上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周长银教授、扬州大学周领顺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秦洪武教授先后致辞,联合启动了此次学术盛会,多位专家作了主旨发言。17 日的开闭幕式暨专家论坛上,承办方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兆祥教授和主办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周长银教授分别致欢迎辞,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大学许钧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分别致辞。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院长夏云教授作大会总结发言并致闭幕辞。

    作为主办方代表,周长银教授在发言中勾勒了译者行为研究的学术路线。他指出,译者行为研究属于翻译批评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翻译批评遵循的是经验主义路线,后来在现代语言学的启发下,西方翻译批评率先走上了科学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走上了一条“借鉴—模仿—自创”的发展道路。1992 年,许钧教授所著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批评研究领域的专著,标志着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正式进入了系统化和科学化轨道。自此以后,我国翻译批评研究厚积薄发,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来,涌现了一大批翻译批评理论家和翻译批评研究著作,其科学化的理论建设速度和成果均赶超西方。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理论即为其中的代表性理论成果之一,它不仅属于翻译批评,也属于“译者研究”“翻译社会学”等分支研究领域以及总的“应用翻译学研究”体系。周长银教授强调,我国翻译研究学者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理论自觉,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体系日臻成熟,研究成果愈加引人注目,两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充分展示了这一点。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的译者行为研究,填补了“翻译批评”“译者研究”“翻译社会学研究”甚至“应用翻译学研究”等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某些空白,丰富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许钧先生曾给出“领先国际”的评价。研究者在建构译者行为理论和开拓译者行为研究领域时有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探索意识,不唯理论而理论,既“求真”也“务实”。

    在全国第一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2019 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为了集中展示近3 年来译者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此届论坛设置了高层论道、2 个专家论坛、1 个青年论坛和7 个分论坛。

    1. 高层论道

    浙江大学许钧教授作了题为《当下翻译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未来趋势》的主旨发言。他首先对本此论坛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支持,认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而且还在持续进行探索,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是因为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作为主体,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果没有对译者行为的思考,那么对翻译的思考就是不全面甚至是不深刻的。许钧教授强调,译者行为契合了翻译理论与实践,所以它对整个翻译研究可以产生推动性的作用,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在批判中、在创新中不断得到发展,要在国际上展现中国译学研究的特色。随后,许钧教授指出了当前翻译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建议理论研究者要不断思考“翻译概念化”等最根本的译学问题,关注中国的翻译认知研究和翻译教育研究,鼓励国内研究与国际接轨,未来应在中国话语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研究、翻译教育研究、翻译家研究和翻译史研究等方面展开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的主旨报告题目为《译作与译家》。他首先从“翻译”概念的界定出发,指出在原作和译作之间,“译家”处于居中位置并发挥着文化沟通的作用;
    然后基于许国璋先生的“阐译观”,从哲学观、文化史和文体学等角度阐述了翻译家的职责;
    进而以许国璋、杨宪益、霍克斯等译家的翻译实践为例,指出翻译家在选择翻译作品和翻译策略时会受到翻译家自身的知识结构、社会认知以及职责意识的影响;
    最后论述了翻译家的精神世界。

    许钧教授和王克非教授的主旨发言都论及“翻译家研究”。“翻译家研究”以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为中心,基于翻译实践活动考察行为主体的方方面面:“根据相关一手和权威资料,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深刻把握翻译家的历史贡献,并从翻译立场、选择与追求等层面对其精神世界进行深入探索”(冯全功、许钧,2020:6)。“翻译家研究”与此届论坛主题“译者行为研究”有许多共通之处,二者都超越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单一的译本分析,以翻译家/译者为研究对象,采取“以人为本”的动态研究路径,正如许钧教授所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有助于深化翻译家研究”(许钧,2022:11)。

    2. 专家论坛

    共有11 位学者在专家论坛作了发言,其主题内容可以分为4 类:译者行为研究的批评、反思与前瞻;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应用研究;
    译者的具体翻译行为研究;
    翻译理论与传播研究。

    (1)译者行为研究的批评、反思与前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李瑞林教授对译者行为研究进行了元反思和自反思,分析了译者行为研究的学术前提(即翻译伦理和翻译道德)、一般特征(分为认知属性和社会属性)和核心范畴(包括翻译数据、翻译过程和翻译应用)。东南大学高圣兵教授认为,译者行为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译者之所思,作为社会活动实践者的“译/论家”概念有助于丰富翻译思想的研究。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基于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提出了译者行为批评的系统观,认为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是翻译研究系统内两个既独立自洽又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而为了应对复杂的系统环境,应该加强系统内各种意义系统的自我建构和相互参照,译者行为批评作为互动系统的基本要素有行动者、讯息、传递讯息的行动、接收讯息的行动、系统中行动者对于讯息的反应、自我参照、自我生产(傅敬民,2022)。扬州大学周领顺教授指出,译者行为研究服务于学科需求、文化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这3 类需求构成其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基础,因此译者行为研究的创新发展在宏观上表现为“认识上更新”“老课题翻新”和“体系化革新”,在微观上表现为“借用理论”“借用并完善理论”“基于问题+改造理论+再体系化理论”“概念术语商榷”等,未来应在对翻译事实和译者行为的不断细化中持续创新。

    (2)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应用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将译者伦理和译者行为研究相融合,认为翻译本身具有伦理性,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的伦理也体现在译者行为中,并以许渊冲诗词翻译为个案,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下分析翻译家许渊冲的译内行为、译外行为及其自身的译者伦理特征(李正栓、张丹,2022)。华中科技大学黄勤教授运用墨家重“用”思想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分析了阿林敦和艾克敦、施高德、魏莉莎这3 组汉学家的京剧英译行为,发现虽然3 组汉学家的译本之“用”各有不同,但在翻译方法上都体现出较强的社会“务实度”。

    (3)译者的具体翻译行为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会娟教授基于《海上花列传》的张爱玲英译手稿和孔慧怡修改稿,运用译本对比法考察了译者孔慧怡在语言转换、跨文化交际和文字游戏等层面的修改行为,并探讨了翻译方向、译者初译和后期修改润色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启示。曲阜师范大学卢卫中教授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英译为个案,剖析了机构译者变译方法选择背后的社会认知动因,如强化译文读者意识、调整政治信息或价值观呈现方式等,认为国家机构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和译者自身认知心理因素的制约。

    (4)翻译理论与传播研究

    南京大学刘云虹教授以许钧教授《关于翻译的新思考》一书为中心,指出学术创新是翻译研究深化与拓展的驱动力,真正的翻译理论创新在于不断追求并揭示翻译的真理。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威教授考察了国外读者对《芙蓉镇》英译本在语言特色、文化因素、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看法与评价,据此分析译本的翻译效果,并对外宣“三贴近”原则进行反思,认为应强化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文化主权意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武光军教授梳理了古代佛经翻译家的观点主张,认为中国古代形成了成体系、螺旋上升的佛经翻译理论,具体表现为道安的“五失本”理论、玄奘的“五不翻”“正翻、义翻”理论以及赞宁的“六例说”。

    3. 青年论坛和分论坛

    青年论坛和7 个分论坛中共有100 位学者和博硕士研究生发言,根据发言内容的共性特征可以细分为以下主题:译者行为理论研究类10 篇(包括研究现状综述5 篇、理论深化拓展5 篇);
    译者行为应用研究类64 篇(包括“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路径研究34篇、其他理论路径研究8篇、译者身份角色与行为研究8篇、译者翻译思想与行为研究5 篇、译者具体行为研究3 篇、译者行为与翻译史研究2 篇、译者行为与意识形态研究2 篇、译者行为与翻译规范研究1 篇、翻译理论家的行为研究1 篇);
    其他翻译相关研究26 篇(涉及翻译教学、口译竞赛、翻译地理学等)。本文将主要概述译者行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类的报告。

    在译者行为理论研究类的汇报中,一类研究借助CiteSpace、Excel、AntConc 等计量软件,从发文量、进展趋势、主要机构与合作者、热点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归纳分析国内外的译者行为相关研究进展,并结合当下翻译学科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尝试为以后的译者行为研究指明方向;
    另一类研究旨在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进行深化与拓展,如基于译者的认知机制和语境模型构建译者行为模型、结合莫言小说日译本的评价争议细化译评者类型、基于“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构建修辞性“模仿体验—共导重构”的批评维度、考察译者情感与译者行为之间的互相驱动等。

    在译者行为应用研究类的汇报中,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相关的应用研究占大多数,如在该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开展中国古代文论(如《论语》《尚书》)、小说(如《全相三国志平话》《西游记》《三国演义》《解密》《阿Q 正传》《人生》)、诗歌(如李白和王维的诗歌)、戏剧(如莫里哀喜剧)(于辉,2022)、影视字幕(如《囧妈》)(蔡佳立,2022)、科技典籍(如《天工开物》)等对外翻译的译者行为研究。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研究通过其他理论路径考察译者行为,比如社会学理论视角(如布迪厄场域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视角以及文化认知视角等。译者身份、角色与行为研究也得到许多关注,如有研究探讨了张元济的译外行为与其非典型翻译家身份之间的关联,也有研究考察《西行漫记》译者身份与角色下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还有研究分析了获得语作家裘小龙身份角色转换与译者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译者行为应用研究并不局限于理论路径下的应用探讨或是译者身份、角色与行为研究。例如,有研究关注汪榕培、许渊冲、郑振铎等翻译家的思想与行为,基于译本内容分析他们的翻译思想与译者行为的统一和偏离;
    也有研究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行为的影响;
    还有研究考察了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在构建译介学理论体系过程中的“求真”和“务实”行为,以往研究仅关注译者/翻译家的行为,对理论家的行为研究尚属首次。

    此届论坛的核心主题是“译者行为研究新发展”,“新”不仅体现为研究主题的丰富多样,也表现为理论和方法的融合创新。“主题多元、理论融合、方法创新”是此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的主要特色。

    由上文可知,此届论坛的研究主题呈多元化分布。理论研究对当前研究现状和理论体系作出了客观描述分析和批评反思,结合实际问题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概念不断进行细化和拓展。虽然与应用研究相比,理论研究的主题数量较少,但已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在应用研究中,无论针对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大多数个案分析考察的都是中译外活动中的译者行为,体现了当前译者行为研究主动接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的良好趋势。虽然研究主题丰富多样,但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译者行为研究是“与中国相关的、具有中国独特视角或特有资源的翻译研究”(王克非,2019:823),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相较以往广泛论及的译者个体行为,传教士群体、汉学家群体、华人学者群体、国内译者群体、自译者群体等译者群体行为研究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抽绎了“译者群体在翻译内外的一般性行为特征和群体内部个体译者的个性行为特征”(周领顺,2021:16)。从翻译路径的角度看,这些群体译者的翻译活动表现为“译出”和“译入”两分野,而“注意不同翻译路径的分析,是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理论突破所在”(王克非,2021:74)。不同翻译路径的群体译者行为之间存在哪些异同之处?如何解释这些译者行为的共性和差异?这对我国的外译实践有哪些启示?种种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因此,未来应继续开展“译出”和“译入”两个翻译路径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分别构建这两个路径下的群体译者行为模型。此外,译者行为与译者身份、译者角色、翻译思想、意识形态、翻译史等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方兴未艾,未来应进一步细化和拓展,比如兼顾翻译家和理论家双重身份的译者行为就很值得剖析。

    “‘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是研究领域与研究工具之间的关系”(周领顺,2019:21),研究工具即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是固定不变的,但研究者应当借助多个不同的研究工具,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推进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此届论坛体现了译者行为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开拓和创新,并未局限于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验证和完善,有的研究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思考存在已久、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翻译的“忠实”问题等;
    有的研究融合了两个理论框架,如将译者伦理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相结合探讨翻译家行为、将中国墨家重“用”思想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务实”概念相结合分析汉学家英译行为、运用社会学中的“场域—惯习”理论或者行动者网络理论解释译者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国家翻译实践视角下考察译者身份角色化和译者行为社会化、在文化差异视角下对比分析译者行为策略等。此外,也有研究在理论指导下借助数据挖掘和平行语料库等技术手段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解释力。这些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凸显了译者行为研究的“问题导向”意识,以解决现实中的翻译问题为目标,不断探索有针对性的理论工具和路径方法,从而“对症下药”,并逐渐形成研究领域内“发现问题—应用工具—解决问题—改良工具—解决新问题”的良性发展模式。正如周长银教授在论坛开幕致辞中所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构建和译者行为研究领域的开拓,有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探索意识,不唯理论而理论,既‘求真’也‘务实’。”

    2019 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此届论坛是时隔两年的又一次学术盛会。翻译活动发生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包括意志体译者及其行为的复杂性,因而开展译者行为研究既有必要也有意义。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译者行为研究既要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服务于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也要为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实践提供学理上的支撑,还要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任重道远需策马,风正潮平好扬帆”,期待译者行为研究不断涌现新主题、新理论、新方法,同时加大译者行为本身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

    全国第三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拟于2022 年下半年在西南大学举行,期待届时有更多成果分享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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