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战略机遇期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挑战

邹汉阳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空前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国际参与和深化发展的机遇。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民族复兴曙光在前，但发展动能转换与结构调整带来转型阵痛，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风险逐渐显露。面对复杂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1)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并强调“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2)习近平.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 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N].人民日报，2020-04-28(1).“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3)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74.“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4)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75.。这一系列论断表明，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没有终结，必须结合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背景来认识当前的各种挑战，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应对挑战，在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分析研判中，明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和风险点。

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表达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我国发展事业与国内外环境之间关系的综合性判断。从2002年首次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至今，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必须把握其中的“变”与“不变”。

不变的是关于“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判断，这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分析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前提，表明应对挑战的信心和底气。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当前，为什么依然要坚持“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判断？这可以从时代大势、战略基本盘和领导主体三个方面分析。从时代大势看，时代主题没有变，和平与发展是全球人民的共同愿望，减少战乱、动荡和贫穷是全球人民的共同呼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逆流但危中有机；
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依旧，未来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崛起，(5)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报告[R/OL].(2020-06-20)[2022-06-30].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206/P020220620855347809645.pdf.全球权力重心转移的历史性机遇依然存在；
过去1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生产力的全球性解放提供思想基础，(7)冯维江.试论百年变局中的“时”与“势”[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5):33-41.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治理变革提供正能量，站在了世界历史的正确方向。从战略基本盘看，我国拥有超多人口、超大国土空间和超大国内市场，积累了雄厚物质基础、丰富人力资源和完整产业体系，内部可循环优势凸显，战略纵深广阔，具备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我国已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形成稳固、密切的经贸往来，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具备推动外部环境向好的条件；
我国经济的需求增长空间巨大，供应链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突出，技术应用场景丰富，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具备持续发展的韧性。从领导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发挥总揽全局作用，以科学理论指导前进方向，以人民立场汇聚历史伟力，以制度优势高效配置全国资源，以底线思维防范系统性、颠覆性风险，以高度的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我们把握机遇，化危为机的关键。基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应该坚定信心，以积极心态认识挑战、应对挑战。

发生改变的是机遇和挑战的内在特点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8)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就挑战的复杂性而言，不同领域的矛盾相互交织，不同层面的风险相互叠加，既有长期挑战、总体性挑战、可预知挑战，又有即时性挑战、局部挑战和不可预知挑战，各种挑战之间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使得问题往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也使得风险呈现为系统性风险。这就对旨在应对各种挑战的政策、制度和改革措施之间的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从“改革开放”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通过系统集成、有机衔接、整体推进的改革方案应对更加复杂的挑战。就挑战的全局性而言，随着我国发展壮大，我国自身的发展变化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因素，两个大局之间的相互交织和内外联动愈发凸显，机遇和挑战具有内生与外生的双重属性，并呈现出内外联动的多重关系：外部挑战可能加剧内部挑战，内部挑战可能诱发外部挑战，要用外部机遇化解内部挑战，要用内部机遇应对外部挑战。这些复杂的关系愈发凸显统筹两个大局的重要性，需要从“全面深化改革”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强改革与开放之间的联动。此外，从机遇与挑战的相互作用方式看，机遇的可塑性与挑战的可转化性更加凸显。现在是“逆风前行”，把握机遇的难度不一样了，需要主动作为来塑造机遇，化挑战为机遇。机遇的可塑性与挑战的可转化性，要求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

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背景下，既要坚定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信心，也必须深刻把握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和可转化性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外部宏观环境、内部发展势能以及自身的精神动力支撑三个方面得到具体呈现，下文谨对这三个方面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考验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宏观稳定成为稀缺的资源”，(9)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4(6).需要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扩大开放塑造国家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对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以及改革与开放之间的联动性提出挑战。

1.中美博弈升级与全球供应链调整，凸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紧迫性

中美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全球性意义。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其中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价值观竞争交织并存，内容涵盖经贸、科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中美博弈升级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两国实力差距缩小，加剧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结构性矛盾是其客观基础，(10)王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J].国际问题研究,2022(2):51-69，155.两国意识形态分歧和相互认知偏差是其重要因素，美国将其严重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国际化是其主要动力。应看到，只要我国不放弃和平发展权利，中美博弈的长期基础就不会消失。中美博弈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关系到百年变局的最终走势和复兴全局的最终进程。为干扰这一进程，美国对华战略以遏制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为焦点，推动对华“脱钩”和供应链重组。新冠疫情反复叠加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问题，对全球贸易、物流和供应链产生严重冲击，加剧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凸显供应链韧性问题。“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场突然的压力测试，它暴露出基于全球化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挑战，表明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存在脆弱性。”(11)刘宏松.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强化路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5):78-86，99.各国政府和业界开始反思过去几十年以效率为导向、以高度细化分散的节点分工为特色的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全球供应链面临以牺牲一定效率来换取稳定性的新一轮调整。虽然当前“并未出现普遍的‘生产回流’”(12)《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正式发布[EB/OL].(2021-11-18)[2022-06-30].http://rigvc.uibe.edu.cn/yjyxw/e9bd7eac9f5a41b4a87d47a9cd95b322.htm.，但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会增加成本，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中长期的供给约束，(13)彭文生.全球经济：一个低效时代在终结[EB/OL].(2021-11-08)[2022-06-30].http://www.chinacef.cn/index.php/index/article/article_id/8561.且美国不断推动其盟友和中间力量对华“脱钩”，给我国产业安全带来长期隐患。

应对中美博弈升级和全球供应链调整必须加快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这就对改革与开放之间的联动性提出了高要求。一方面，要坚持以改革促开放，高标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应对外部冲击和可能的极端情况，重塑超大规模市场赋予的规模经济与分工优势以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吸引力和牵引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机遇，推动外部环境向好。另一方面，坚持以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整合国内政治认同、打破内部利益藩篱的改革动力，“将中美战略竞争中暴露出的自身短板作为今后重点突破的领域”；
(14)方长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20(12)：57-66.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迈进，对照国际循环要求推进相关制度改革，“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15)王公龙.在统筹“两个大局”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N].经济日报,2021-01-18(11).

2.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遭遇“逆风逆流”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将全球化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关贸总协定的“温和全球化”阶段，二是以WTO机制为核心的“超级全球化”阶段。在超级全球化阶段，全球贸易和经济效率被置于最优先位置，压缩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政策空间，使民族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福利保障等不同发展目标之间的平衡，最终体现为全球贸易最大化、国家治理自主性和社会公平三者之间的失衡。超级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其实质是全球贸易及背后的全球金融利益优先，使世界各国面临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也使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愈发突出，损害了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与共识。近年来，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加速蔓延，而其深层次动因则潜藏于超级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之中。有研究指出，作为超级全球化主导者的美国，正是基于资本利益优先，忽视本国其他发展目标，使中下层群体利益受损，造成严重内部撕裂的同时将内部问题国际化，这是当前中美博弈升级和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的根源。(16)慕峰.深度全球化时代美德路径有何启示[J].瞭望,2019(26)：18-21.新冠疫情的反复放大了超级全球化的问题，“凸显了效益与正义脱节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分化的负面效应”(17)景璟.超级全球化的转向：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道路重构[J].社会科学战线,2021(12):249-253.，使世界各国大量贫困弱势人群的发展前景蒙受阴影，带来了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这就呼吁世界各国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变革。但在已经泛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气候下，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小院高墙”“封闭脱钩”等新冷战思维抬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遭遇“逆风逆流”。

经济全球化是我国过去发展的重要机遇，利用外部有利环境加速发展也是对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传统理解。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阻滞的当前，必须主动塑造外部环境才能把握机遇，这就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提出挑战。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新秩序建设，坚定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使国际大局朝着更好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要深刻把握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随着中国发展壮大，中国自身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自身实现健康发展就能够为世界的健康发展创造机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关键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自身的充分发展和均衡发展，增强国内大局对于国际大局的引领力。

(二) 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动能与效益的统筹难题

发展是第一要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机遇。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解决发展不平衡与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难度加大，带来不同改革措施之间、不同政策目标之间、中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协同问题，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挑战。

1.需求收缩制约发展动能，向消费驱动转型任重道远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1-12-11(1).的判断，表明需求收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的突出问题。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在需求侧“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都面临瓶颈，应对需求收缩必须释放消费潜力。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的峰值已过，(19)张艳花.中国经济何以行稳致远——访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J].中国金融,2020(2):9-12.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面临债务约束，向消费驱动转型成为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风险加大，提振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对于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具有战略意义。消费扩大有助于促进市场和分工的细化，提升劳动生产率；
消费结构优化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劳动者素质，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牵引作用。消费总量扩大和结构优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意义，但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看，我国长期以来的金融抑制鼓励资本积累和投资，造成投资比重相对过高、消费比重相对不足的结构性扭曲，偏离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律，是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的重要原因。(20)陆铭.诊断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增长与波动[J].国际经济评论,2020(6):22-38.从居民消费率指标看，纵向比较而言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长期走低趋势，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峰值比第一个十年降低了2.23个百分点，横向比较而言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同期的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周边发展中国家。(21)方福前.从消费率看中国消费潜力与实现路径[J].经济学家,2020(8):27-38.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看，2010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8.3%，2019年该指标降至8%。(22)杜飞轮.需求侧管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J].人民论坛,2021(13):62-65.受疫情影响，2020年和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为3.9%，(23)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5%[EB/OL].(2022-01-17)[2022-06-30].http://www.gov.cn/shuju/2022-01/17/content_5668745.htm.2022年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5%，(24)2022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5%[EB/OL].(2022-06-17)[2022-06-30].http://www.cinic.org.cn/xw/tjsj/1306544.html?from=singlemessage.总体而言较疫情前有明显下滑。

消费不足问题的形成受水平因素、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影响，(25)方福前.从消费率看中国消费潜力与实现路径[J].经济学家,2020(8):27-38.水平因素主要指居民收入水平，结构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分配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这其中发展不平衡与发展不充分问题相互交织，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带来挑战。挑战之一在于统筹兼顾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益。提振消费需要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收入；
但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财富收入”，(26)邵宇,陈达飞,赵宇.从萨伊定律到需求侧管理：解放被束缚的消费[J].金融市场研究,2021(3):13-23.提振消费还要求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这就要求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实现创新驱动与均衡发展的统一，并提出了不同目标导向下政策间的有机衔接问题。挑战之二在于统筹兼顾中长期制度改革目标与短期的稳增长压力。“消费是个相对慢的变量，与基建投资、净出口增加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存在差异。”(27)张林江.需求收缩、扩大居民消费与加强民生保障[J].理论探索,2022(3):92-99.消费的提升是一项长期挑战，而需求侧制度改革也具有长周期性，无论是通过改善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高消费意愿，还是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高标准统一大市场建设便利需求释放，都是长期的战略性举措，在当前稳增长的紧迫压力下面临“远水难解近渴”的难题，对于统筹推进需求侧制度改革与总需求调控政策提出更高要求。考虑到需求侧制度改革的部分措施可能造成短期经济波动，这种中长期效益与短期压力之间的平衡愈加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把握政策与改革措施间的衔接和顺序。

2.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影响战略全局，向创新驱动转型面临多重使命

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28)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4(6).从发展角度看，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抑制供给扩张、双碳政策强化资源约束、全球供应链重组增加成本等问题，创新驱动转型是国内外多重约束下的最优解，也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机遇的重要前提。从生存角度看，科技创新能力与核心技术的争夺是中美博弈焦点，关系到高水平自立自强和国家总体安全，具有战略全局意义。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进步显著，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研发支出、研发人员与潜在研发人员数量、专利数量等指标均取得突破，但从高被引论文数量、专利转化率、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程度等方面看，我国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还存在不足。中美战略博弈暴露出我国在高端核心基础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存在“卡脖子”问题，也暴露出我国经济在创新驱动方面存在不足，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任重道远。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既是一个科技命题，更是一个改革命题。立足发展与生存两大任务，关键是要统筹战略性科技力量提升、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三大目标。

首先是统筹经济目标与战略目标。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既是为了开辟新的产业机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和持续增长；
又是为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和战略利益。实现经济目标要求淡化对特定创新主体的强激励属性，更加注重创新基础设施的普惠性和功能性提升。实现战略目标则要求对关键行业、关键主体加强政策供给和创新要素供给，实现政府资源配置效应最大化。(29)陈劲,阳镇,张月遥.共同富裕视野下的中国科技创新：逻辑转向与范式创新[J].改革,2022(1):1-15.在这两种创新模式中，如何最优化配置国家创新资源，既协同推进差异化改革措施，又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等机制创新实现战略利益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出挑战。

第二是统筹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创新驱动转型过程可能伴随收入差距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结构性失业等社会问题。“开辟式创新”理论强调要注重欠发达地区的创新能力建设，将更多资源下沉到欠发达地区，以释放巨大的“未消费需求”。(30)陈劲.共同富裕视野下的科技创新[J].中国经济评论,2021(9):52-54.“金字塔底层战略”理论则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视角强调要注重低收入群体的需求、资源和能力。(31)张晨,孙玉涛.成为中坚力量：科技型企业如何通过创新推进共同富裕[J].清华管理评论,2022(Z1):89-95.这启示我们必须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统一，使创新驱动转型与均衡发展要求有机衔接，通过畅通经济循环实现创新驱动与消费驱动的协同并进。此外，创新驱动的效果与其经济组织方式存在密切联系。“金融资本的泡沫化有利于颠覆性创新的出现，但相应损及社会公平；
强调更加公平的经济组织结构，颠覆性创新人才会被吸引到创新资本更加充足、环境更加宽松的地方，进而导致本土的颠覆性创新能力受限。”(32)慕峰.中国的经济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EB/OL].(2021-12-08)[2022-06-30].https://www.huxiu.com/article/479941.html.金融资本具有驱动创新活力和经济增长的积极效用，但金融利益优先原则容易侵损国家其他政策目标的公平性，阻碍均衡发展；
产业资本能够带来更加公平的财富效应，但其投资效益相对较低，且不易驱动颠覆性创新。美国的硅谷模式表明“金融资本+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创新活力和财务回报，但美国在具备成熟资本市场让民众分享全球企业发展红利的条件下，依然面临制造业空心化、中间阶层缩小、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严重问题，其教训值得深思。统筹创新活力、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三大目标，一方面要兼顾金融资本驱动模式和产业资本驱动模式，有机衔接政府创新和市场创新。另一方面要增强资本引导能力，既通过一系列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发挥资本活力，又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三) 社会文化领域若干不良倾向不利于凝聚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3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需要不断弘扬奋斗精神，攻坚克难，汇聚更加强劲的改革动力；
需要不断培育公共理性，凝聚共识，形成更加自信的开放胸怀。要警惕社会文化领域中可能侵损奋斗精神和公共理性的不良倾向。

1.物质主义与科层制工具理性侵损奋斗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3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1.奋斗精神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发展进步的动力所在，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持动力和活力的重要支撑，当前有两种可能侵损奋斗精神的不良倾向需要高度警惕。

一是物质主义的泛起。随着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优渥，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要及时满足，否则物质主义价值观就容易泛起，催生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泛娱乐化等问题。“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个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3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物质主义的危害正在于让文化精神枯萎，使宏伟的政治愿景失去观众，精神的养分让位于娱乐的狂欢。而没有宏伟愿景的感召和精神世界的滋养，就难以形成健康向上的奋斗精神，导致要么逃避奋斗，要么将奋斗异化为一种狂热的功利性追求。当前网络话语中的“卷王”与“躺平”，正反映出健康向上的奋斗精神走向畸变后的两端。两者看似对立，但存在共通之处，都表明一种以精神追求的降格而实现的在功利世界的生存，前者将奋斗功利化，后者无力应对功利世界并选择逃避奋斗。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认为消费主义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在于“代替了其他的优先发展目标”。(36)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的虚拟工作[M].任海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物质主义正像是一种功利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文化殖民，它用物欲代替使命，消解个体的精神追求，也侵损一个民族的精气神，从而使这个民族在重大政治行动中难以凝聚精神资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激扬斗志，应对物质主义泛起带来的挑战。

二是科层制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层制工具理性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理性化的产物，对于维持组织运转是必要的。但随着现代组织的大型化、官僚化，当组织运转的规制性和效率要求压倒个体的价值理性和创造活力时，科层制工具理性就呈现出一种对人的规训。它的过度扩张会消解人的前提批判能力、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当科层制工具理性向体制内扩张，就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衍生出闯劲不足、懒政惰政、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侵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动力、活力和执行力。当科层制工具理性向企业扩张，就容易使组织文化走向消极、封闭。据报道，在互联网行业中出现了一种颇令人担忧的“职场表演”现象。(37)五位互联网人讲述：我在大厂 全靠演技[EB/OL].(2021-06-28)[2022-06-29].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627A01LIM00.部分互联网企业的组织规模扩张领先于业务增长，导致在行业增长面临停滞时有大量的工作岗位缺乏实际业务内容。在晋升压力下员工不得不“表演工作”，将精力耗费在大量没有实际价值的形式主义环节中，把工作变成一种假装努力的内卷游戏。这种表演式工作是科层制工具理性扩张的表现，使工作偏离真正的价值创造，“表演式工作越来越流行，互联网大厂与创新创造却渐行渐远”。(38)表演式工作为什么流行？[EB/OL].(2022-04-20)[2022-07-0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590906976666738&wfr=spider&for=pc.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呼唤奋斗精神，这种奋斗不能只有“努力”作为外壳，它的内核应该是使命驱动和价值创造。科层制工具理性的扩张，会侵损工作的使命感、效能感和积极性，显然需要认真应对。

2.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并存侵损公共理性

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每一场具有足够深度的改革都呼唤足够广泛的社会共识来凝聚人心；
开放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交流，每一场足够彻底的开放都呼唤足够强大的文化心态来保持理性。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一个极具启发意义的心态秩序问题，他认为心态秩序是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之外的一个重要社会秩序，其作用是协调人们之间不同的态度、文化、价值观，在它们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实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从中可以看到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种心态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看法，那么就会形成我所说的多元一体，一个认同的秩序”(39)麻国庆.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J].开放时代,2005(4):10-24.。如果没有一种自信从容的文化心态，就会妨碍对自身和他人的全面认识，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之间就难以建立起理解、互补、共生的秩序，作为文化、价值观外显的舆论，就可能陷入无意义的争斗。今天颇令人担忧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并存的社会心态。这种不成熟的文化心态使社会舆论高度情绪化，将公共讨论从澄明观点、理性沟通降格为宣泄情绪和确证态度，使舆论场大量充斥着态度、情绪，缺乏将“意见”上升为“知识”的公共理性，社会共识因而难以形成；
文化心态的不成熟也加剧舆论的极化，呈现出被网络舆论所戏谑的“二极管”思维，对现实事物的对立统一性和发展的两面性缺乏全面、辩证的态度，重大议题的公共讨论常常呈现左右对峙。改革开放步入全面深化阶段，愈加需要理性平和、包容向上的舆论氛围来扩大社会共识，愈加需要自信从容、兼容并蓄的文化心态来全面地认识世界和开展对外交流。如何修复当前有所撕裂的社会心态，凝聚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重要挑战。

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态势还将持续演进，机遇与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的形势可能愈发复杂。面向未来，必须不断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解决各种挑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化挑战为机遇，用好并延长宝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统筹两个大局，以改革与开放的相互联动应对更具全局性的挑战。首先，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自身发展的战略空间，将外部挑战暴露的问题作为改革的重点方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其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中国经济的发展韧性和均衡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机遇，增强我国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再次，改革与开放的联动要站在世界历史的正确方向，改革服务于国内大局的生产力解放和人民美好生活，开放服务于国际大局的生产力解放和人民美好生活，两者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使中国成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统筹解决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来应对更具复杂性的挑战。在横向上加强系统集成、有机衔接，做好不同目标、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与改革措施的协同，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谨防“政策打架”“多头重复下达”等问题。在纵向上做好优先性安排和实施路线图，实现中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中长期效益与短期压力之间的平衡，注意政策与改革措施出台的时、度、效，谨防“合成谬误”，即“局部合理的政策叠加在一起后形成负面效应”(40)李扬.全球经济变局与中国经济新结构[EB/OL].(2022-01-15)[2022-07-05].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988.html.、造成大起大落。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行动，必须凝聚起中国人的强大精神力量，使广大人民以不懈的奋斗精神激扬斗志、攻坚克难，以高度的公共理性认识世界、凝聚共识，不断向民族复兴梦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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