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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套》和《范进中举》的狂欢化特征比较分析

    时间:2023-02-18 22:0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佟 宝 慧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范进中举》选自吴敬梓的著名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主人公范进是受科举制度迫害的众儒生中的一个典型形象,吴敬梓通过书写一场范进中举后的疯癫狂欢和中举前后其岳父胡屠户对其态度的鲜明对比来讽刺封建科举制对当时文人的毒害;《外套》是果戈里的短篇讽刺小说,通过书写一场巴什马奇金死后的怪诞复仇狂欢及其生前死后官员们对其态度的强烈对比来讽刺颠覆封建沙皇专制。国内不乏对果戈里的《外套》和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章,其中主要是分析其讽刺艺术。两位作家皆以讽刺小说见长,比较两部作品,引起共鸣的大抵是它们共同的讽刺艺术风格。但是从狂欢化叙事的角度另辟蹊径,将《外套》和《范进中举》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体会中俄两篇讽刺小说中狂欢化特征的异同,不仅展现出两位作家对当时腐朽的封建制不同程度的嘲讽和颠覆,而且揭示出两位作家在创作思想上各自具有的矛盾性,进而感受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世界性价值意义。

    欧洲狂欢节民俗在古希腊甚至更早时期就已存在。“它源于神话与仪式。它是以酒神崇拜为核心不断扩展的深刻的欧洲文化积淀。”[1]63后来,基督教在建构神学体系时融合了古希腊哲学,同时希腊神话和狂欢节民俗也进入到基督教节日中,逐渐形成了基督教基础上的狂欢文化。巴赫金将文学的狂欢化这样定义,“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巴赫金认为狂欢式即为狂欢节类型的庆祝活动的仪式、仪礼、形式等的总和。讽刺性的幽默小说最能体现狂欢化意义,因为狂欢总是与笑相联系,民间笑文化与封建教会的、‘严肃的’官方文化相对立……它采取仪礼和游艺的形态,呈现为口头的和书面的戏谑,习见于广场的语言(骂语、誓语、诅咒等),构成节庆的、民众的、讽刺摹拟的、狂欢的世界,它以无拘无束的幽默形式对抗着官方阴郁的气氛[3]。在讽刺性诙谐小说中,作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讽刺,从而引发读者大笑,这种大笑使得作者获得了与天神的笑相对等的权利。果戈里与吴敬梓在自己的小说中,通过将大人物、范进和胡屠户等拉近距离,窥探他们的内心,进行狂欢化笑谑,揭露当时黑暗的封建制度和腐朽的科举制对小官员和文人的迫害。

    两部讽刺小说同样是狂欢化的盛宴,都运用狂欢化的书写,都具有狂欢化世界感受的核心——加冕和脱冕结构、死亡与再生的两重性,以及狂欢化语言等狂欢化特征,但由于两位作家的个性气质、所处环境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等,两篇小说体现的狂欢化程度也不同。

    1.共同的加冕和脱冕结构

    “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4]163年过五十的巴什马奇金耗尽半生积蓄向裁缝彼得罗维奇订购了新外套,这天早上新外套终于在裁缝的精心缝制下大功告成,巴什马奇金脱下“旧罩衫”换上了新外套,完成了狂欢化的“换装”仪式。晚上巴什马奇金穿过人烟愈来愈稠密的街道去参加副科长命名日的晚会同时也是自己的“加冕”宴会。这仿佛是巴什马奇金作为一个“国王”,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前往狂欢化的广场(副科长家)参加他的加冕仪式。刚进前厅目光所及皆是各种豪华的外套,走进客厅同事们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热闹氛围扑面而来,这种众人谈笑玩闹、喝酒宴饮的热闹嘈杂氛围俨然具有狂欢化广场的特征,在这个广场上上级与下级的等级意识被打破,人人都沉浸在平等且无拘无束的狂欢中。“美酒与狂欢难解难分”[1]72,其间一向滴酒不沾的巴什马奇金还被同事们逼着喝下两盅酒,之后他也由局促不安变得愉悦了许多,这样在狂欢化的宴会上“国王”完成了他的加冕仪式。

    巴赫金认为,狂欢化的加冕必然有随之而来的脱冕,“脱冕的礼仪与加冕仪式恰好相反,要扒下脱冕者身上的帝王服装,摘下冠冕,夺走他的权力象征物,还要讥笑他,殴打他”[4]164。这在巴什马奇金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主人公在归途的广场上遇到强盗,被踹了一脚,之后不省人事,醒来后发现外套丢了。国王的权力象征物——外套被抢,还受到强盗的殴打,这样狂欢化的国王完成了脱冕。巴什马奇金死后彼得堡并没有风平浪静,而是在其鬼魂的作用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果戈里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充满怪诞现实主义风格的结局,他变为魂灵,重返彼得堡,找到申斥他的大人物,并抢走大人物及其他官员们的外套,这样狂欢化的国王完成了又一次的加冕。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被抢走外套的官员们及大人物的脱冕。果戈里曾经也是一名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小官员,通过亲身体会和敏锐观察,果戈里熟知黑暗制度下小官员的悲惨命运,因此果戈里发挥怪诞想象,描写主人公的加冕脱冕,借此传达对以大人物阶层为代表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挑衅和脱冕。

    如果说巴什马奇金用生命的代价换回加冕,那么范进则以疯癫的形式完成加冕。在学者凌建侯看来,真疯本身不具有狂欢的可能性,但被引入艺术世界,就可能带上狂欢化倾向,使整个作品发生狂欢化的效果[5]。疯癫范进就是具备狂观化倾向的。通过疯癫范进的举动,以及以胡屠户为代表的趋炎附势的小人对中举前后范进的态度的颠覆性转变,实际也是揭示了这个表面常规的社会的种种病态。疯癫范进屡试不中,与作者吴敬梓的经历颇为相似,疯癫范进和胡屠户等人诙谐滑稽的表现,并不具备狂欢精神,创造这场狂欢盛宴的是吴敬梓本人,小说嘲讽颠覆封建科举是作者吴敬梓意志的体现,是他在导演一场戏谑科举制的狂欢。此处,虽然没有从疯癫范进的角度看常规世界,但是读者恰恰可以感受到作者(吴敬梓)想借由疯癫范进表达的颠覆戏弄当时主流社会的狂欢意志。疯癫的范进形象令人发笑也发人深思,这无疑使作品产生了狂欢化的效果。吴敬梓与小说主人公(范进)形成了“我们”式同盟关系,进行狂欢化书写的作者(吴敬梓)将疯癫范进的滑稽言行引入艺术创作,形成“同盟军”的关系,疯癫形象即从客观上具有了狂欢化的色彩。

    年过半百、已对中举不抱希望的范进读罢自己中举的皇榜后一跤跌倒,不省人事。老母亲只得用水灌醒,这之后范进中举的经典场景跃然纸上:“他爬将起来,拍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6]36遂往门外疯跑,吓坏众人。之后一脚踹塘里,挣扎起来,头发跌散,黄泥满手,水渍淋漓,直走到集市上。这是范进在得知自己中举后乐极致疯,开始狂欢,在众人的簇拥下,狂欢化的“国王”疯笑着跑到狂欢化的广场——集市上,在这个热闹欢乐的广场上完成了由数年落榜的”小丑”到一朝中举的疯癫”国王”的狂欢加冕。为救女婿于疯癫,在众人的怂恿下,喝酒壮胆的老丈人对“疯癫国王”范进打骂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6]38由此范进不可避免经受了随着殴打和谩骂而来的脱冕,巴赫金在其作品集《拉伯雷研究》中表示被打和被骂是脱冕的必要条件,在打骂中,狂欢国王的中举“加冕”经历如黄粱一梦,大梦初醒,“脱冕”随即而来,再次沦为案板鱼肉,一无所有。但清醒后,范进真正迎来加冕,老丈人称其为文曲星,张老爷来拜范老爷,并赠予院落,再之后更是中进士、任山东学道、升通政使,仕途顺坦。狂欢的世界就是颠倒看、正面反面一起看,这样就看到了范进与胡屠户之间与往日完全颠倒的相处模式。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对女婿的态度不再是趾高气扬,不复以往极尽挖苦之能事,现在是完全翻转过来,对女婿百般地奉承,又是夸赞又是替他扯滚皱的衣服后襟,讥讽嘲弄之情尽显无遗。因此,范进的加冕脱冕不仅是对范进的戏谑,也是对造成范进等文人类似命运的科举制的戏谑,以及造成以胡屠户为代表的市井小人丑态习性的腐朽制度的讽刺讥笑,在讥笑中挑衅权威,完成对它们的脱冕。

    2.死亡与再生的两重性

    双重性是怪诞形象的一个必然特征:“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7]29巴什马奇金变为亡灵后不复生前矮丑的相貌,而是“个子已经变得高多了,蓄起了大把的胡子,迈开大步,似乎是朝奥布霍夫桥那边去了,随后便完全隐没在幽暗的夜色里”[8]374,也不再对别人的欺辱逆来顺受,甚至是摇晃着手指吓唬看到自己鬼魂模样的同事。可见主人公死后发生了身体变形和形象蜕变,以一种怪诞的形象——鬼魂再生。生前丑陋矮小,死后高大骇人的两重性相反相成,共存于巴什马奇金这一怪诞形象之中,此外巴什马奇金的鬼魂所具有的虽死犹生的双重性是狂欢化怪诞形象的特征,同时这种死亡与再生也体现出狂欢化的更新。

    范进与巴什马奇金类似,都具有怪诞的形象特征和死亡与新生的特点。首先中举前和外套制成之前他们都容貌丑陋,衣衫褴褛。其次,与巴什马奇金生前死后的两重性特征类似,范进的中举也是其得以再生的契机,由此范进身上集合了死亡与新生两种特征,未中举的范进在当时的社会习气下,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完全没有生命活力,但是中举后的生活则与以往截然不同,这是一种重生,可以说科举制决定人的生死,它可以使人死,也可以给人第二次生命,但这种冷漠的制度无疑是残忍的。此外范进中举后经历了两次死亡与新生的更替,第一次生死是中举之喜所致,可见科举及第对当时文人命运的重要性,此处吴敬梓让范进晕厥是为最大化这种重要性。晕厥的范进和垂死了无分别,他一生追求的功名利禄将失去意义。不过范进被救醒了,虽然人已疯,但却获得了再生。老丈人一巴掌下去,范进再次晕厥,直至真正清醒过来,这是范进经历的第二次生死。晕厥和癫疯的范进身上结合了垂死与新生的两重性特征,假如范进一命呜呼或者彻底变疯那么他将不能获得新生。经过这两次的死生轮回,重获新生的范进不再是任老丈人胡屠户随意辱骂的秀才,而是一位地位显赫、受人敬畏的官老爷,意味着范进在这两场怪诞的死生变换中,在惊险的狂欢中获得了身份地位的提高和人生命运的峰回路转。

    3.狂欢化语言的相似性

    各种广场语言形式作为民间笑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用自己的狂欢特点发挥着与官方文化对抗的作用。《外套》的主人公在临死前梦中呓语:“终于,他破口大骂起来,说了一连串最难听的话,以至于房东太太也连连画着十字,那是她有生以来也从未听过的脏话,特别是这些脏话又紧跟在‘大人’这个称呼之后说出来的……”[8]369-370梦境中主人公以一种狂欢化的呓语方式将自己的怨恨和盘托出。这种骂语、胡话体现出主人公在梦中触犯现实社会的秩序、颠覆现实世界等级的狂欢。《范进中举》这篇小说中通过胡屠户这一形象所说的一些骂人话等民间粗俗语言体现狂欢化的语言特点。范进中举前,胡屠户肆意骂着他的女婿,“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6]34巴赫金表示,“所有诸如骂人话、诅咒、指神赌咒、脏话这类现象都是言语的非官方成分。过去和现在它们都被认为是明显地践踏公认的言语交往准则,故意破坏言语规矩如礼节、礼貌、客套、谦恭、尊卑之别等等”[7]214。

    《外套》和《范进中举》这两篇小说中不仅是以“骂人话”来破坏言语规则,打破言语秩序,同时又充满着小说语言的“杂语性”。巴赫金认为“小说——是社会杂语,有时是不同语言的艺术组合,是个性化的多声部”[1]133。巴赫金在论述诗的话语和小说的话语时表明杂语中的一切语言都能够存在于小说的某一共同层面,小说可包含“对各种体裁语言的讽刺性摹仿”[9]72,小说家可以取材于职业语言、流派语言、社会俗语方言等,用各种形式摹拟,创作包罗多种题材的协奏曲,“用于折射(不是直接)式地表现他的意向和评价”[9]72。《外套》中主人公与裁缝彼得罗维奇对话时的含糊且不完整的话语、同事们的玩笑话、大人物的官话、主人公的骂人话,以及变为亡灵后的威严恐吓的话语等全部交织在小说中。《范进中举》中胡屠户骂范进的民间脏话、官家宣布范进中举的威严的官话、范进母亲和妻子及民众的民间话语、胡屠户在女婿中举后阿谀奉承的夸赞话等体现了这部小说的“杂语性”。两部小说的作者果戈里和吴敬梓将各种社会杂语杂糅到小说中,从而创作出了融合各种言语的合奏曲。此外,两篇小说中狂欢化的谩骂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致使主人公恐惧以致死亡,另一个使疯癫的主人公清醒。一亡一生,可见狂欢化的谩骂对人物命运的重要性。另外,主人公的谩骂、社会杂语实则是运用狂欢化表达间接抒发作者对讥讽对象的不满。

    1.民间文化的寡淡与浓重

    果戈里在《外套》中给予民间文化的笔墨并不多,主要着墨在巴什马奇金夜晚去参加副科长的命名日即自己的加冕仪式的过程中。巴什马奇金在去往副科长家的路上,经过了许多人烟越来越稠密的街道,这些街道就具有着狂欢化民间广场文化的意义,比如途中俄罗斯的民间马车穿行等都带有民间文化的色彩,之后副科长家客厅里热闹的氛围,以及俄罗斯的传统饮食冷盘、小牛肉,等等,都是狂欢化民间文化的表现。不过这相对于《范进中举》中浓墨重彩的狂欢化民间文化则只能说是寡淡的一抹。

    《范进中举》中包含了许多中国民间文化,比如范进发疯是在集市这个空间,又在一座庙宇旁,庙宇代表着一种中国的民间庆典活动,与巴赫金解读的欧洲狂欢节有异曲同工之妙。范进清醒过来是借庙门口外科郎中的板凳休息,江湖郎中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医病之人,他们习惯走街串巷,游走于民间,同样属于中国民间文化特色。而且多次出现民间筵席场景,比如:范进中举发疯后,其妻母准备的待客宴席,此时范进家中粮食已然告罄,乡人“雪中送炭”之举帮助范进渡过难关,乡人们携粮相助和逢喜事摆宴席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体现,宴席上的狂欢宴饮增加了小说的狂欢化色彩。其次,范进中举后,张老爷赠予其一套院落,为了庆祝乔迁之喜范进在新住宅大摆筵席三天三夜。因此《范进中举》相对《外套》狂欢化的民间文化着墨要多,狂欢化的民间文化要更为浓重,其中尚存的民间淳朴乡风不仅稀释了狂欢化的戏谑意义,而且增加了教化意义。

    2.人格的双重性与双重性的缺失

    两篇小说主人公狂欢化形象的不同之处在于经历了死生狂欢的巴什马奇金的人格也具有着双重性,而历经了疯癫狂欢的范进的人格并没有双重性。

    巴什马奇金对待权威人物不再是唯唯诺诺而是态度强硬,也不论等级高低随处抢夺官员们的外套,对大人物更是积怨已久,终于找到他并扒下其外套,而且抢夺外套时所说威言威语不再像以往断断续续,几近不成句子,可见巴什马奇金此时集温顺和强硬的双重性人格于一身。而范进清醒后并没有表现出双重人格,没有对胡屠户以牙还牙,仍旧是尊敬有加,甚至还给了胡屠户一些赏银。变化的是胡屠户,在女婿未中举前他趾高气昂,而在女婿中举后,谄媚奉承,丑态尽显,胡屠户前后的两重性形象可谓云泥之别。而胡屠户的这种双重性是性格的双重性,是因人而异的,尤其是因对象权势地位的高低而产生对其态度的变化,这是小说中市井小人通有的性格的势利与多面性,与巴什马奇金的人格的双重性不同。巴什马奇金的待人态度并不会因地位权势的不同而变化,生前一律逆来顺受,死后一律蛮横强硬。《范进中举》中范进人格双重性的缺失,一方面也许衬托的是其性格的虚伪,另一方面意味着范进严守封建传统礼教,这也传达出吴敬梓虽然讽刺封建科举制但却不反抗封建礼教中的精华,而且吴敬梓的狂欢化叙事相对温和。《外套》中通过巴什马奇金的第二重人格传达出果戈里对封建沙皇专制的反抗是相对激进的,这反映出《外套》比《范进中举》的狂欢化程度更高,对封建制度的颠覆性和摧毁性更强。此外,两部小说中塑造的狂欢化的两重性人格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避免扁平化,为小说增添了戏剧性和趣味性。

    3.狂欢颠覆性的强弱

    对封建上层权力的讥笑,这种笑是与天神的笑是相对的笑,体现出一种狂欢。两部小说都有对封建权威的讥笑和颠覆,但程度却不同。

    《外套》的主人公巴什马奇金临死前的梦中谩骂触犯了现实社会的秩序,颠覆了现实世界。同时果戈里为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巴什马奇金安排了一个怪诞离奇的结局——巴什马奇金变成魂灵重返彼得堡,以颠覆以往的强硬态度和高大骇人的怪诞外形完成复仇。大人物遇到巴什马奇金亡灵的情景,不禁让读者发笑,往日何等威风的大人物,在遇到巴什马奇金的鬼魂后也被吓得魂飞魄丧,前后对比鲜明,可见在亡灵面前无论是何等级的官员权威的冠冕都被摘下。这是果戈里对封建上层阶级权威的一种挑战,而且也只有在小说中,通过一种喜剧式的讽刺文体,果戈里才可以对这种腐朽的封建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狂欢化的挑战。这体现了小说体裁在讽刺权威方面的优越性。巴赫金关于小说体裁讽刺权威的优越性是这样解释的,“小说同没有完结的现时打交道,这就使这个体裁不致僵化。小说家倾向描写一切尚未定型的东西。他能以任何的作者姿态出现在所要描绘的领域之中;他能描写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现实方面,也可以对之施以暗讽;他能介入到主人公的谈话中去;他能同自己的文学论敌公开地进行辩论,如此等等”[9]530-531。

    《范进中举》中通过老丈人对范进态度的转变,将老丈人在范进中举前后对范进的态度进行鲜明对比可以看出作者对势利小人的戏谑。此外,范进到乡绅张静斋家打秋风时,还在守孝期间,起初他不用银镶杯箸、不吃荤酒,但是通过张静斋看到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6]51这一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吴敬梓对当时某些迂腐士大夫的虚伪进行的讽刺,这是作者在小说中传达出的对权威官员的虚伪的揭露,对选拔这些官员的封建科举制的狂欢化的笑谑。如果说前面范进中举后对老丈人的态度一如往日尊敬有加是遵守封建礼教的表现,但此处守孝期间的行为却是对封建礼教的违背,从范进前后所作所为的矛盾,可以断定他是一个虚伪的人物形象。这体现出吴敬梓对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士大夫的讽刺及脱冕,就是一种对士大夫代表的封建上层阶级的挑衅和颠覆,这是一种相对于上天的笑,也就是这种笑拥有着强大的破坏和摧毁权威的力量。但是吴敬梓让主人公中举发疯后恢复正常并且官路顺坦,流露出既抨击又迷恋科举制的两重性,而《外套》中果戈里在小说的结尾既赋予主人公无畏的亡灵形象复仇,却又未将大人物吓死,竟然让其良心发现,这反映出果戈里既仇恨暗讽封建沙皇制又对其存有侥幸心理的两重性。有学者说,这是果戈里创作的败笔,其实不然,从狂欢化叙事的角度来看,这是受作家性格、当时环境、社会制度影响所形成的创作思想上的两重性。《范进中举》对封建制度的狂欢化颠覆相对《外套》来说稍显逊色。因为《外套》中鬼魂形象的“国王”巴什马奇金和小丑形象的大人物,其身份与先前完全颠倒过来,也颠覆了封建权威。巴什马奇金实施的一连串充满反抗意识的复仇,对官员们起到了震慑作用,小说叙事风格更为激进,相对来说,《范进中举》叙事风格较温和,且只是对主人公及势利小人的戏谑式嘲弄,而前者大快人心的复仇使其颠覆性相对更强。

    透过以上对两部讽刺小说的比较分析,可以推断出两位作家创作思想上具有两重性。果戈里笔下的主人公巴什马奇金虽然完成了复仇,却又未置沙皇专制下的大人物于死地。吴敬梓一方面对科举制度心存失望,讽刺以范进为代表的儒生,另一方面又饱含对这类儒生的同情。这间接反映出两位作家对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以及迫害他们的等级森严的沙皇官僚制度和已近腐朽的科举制度爱憎之情皆有的矛盾心理。这是由于当时两国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分别是农奴制和封建小农经济,都不具备革命性。因此,虽然两位作家都敏锐觉察到了社会的变化,都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扭曲、畸形,却又无法付诸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只能通过作品间接传达自己反封建制度的意志力。尽管两位作家的创作思想具有相似性,但两位作家的叙事风格迥异,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果戈里受乌克兰民间狂欢节日和民间话语的影响,以及目睹小人物在沙俄专制下所受的迫害等,因此叙事风格更为激进。吴敬梓由家世显赫到颠沛流离,其间也深受科举制度毒害,但他也受到当时江南洒脱不羁之风的影响,因此叙事风格相对温和。两位作家都反抗当时的变态社会,在小说体裁中通过加冕——脱冕结构、死亡与再生的两重性、狂欢化语言和颠覆性等来戏谑等级森严的沙皇专制制度、科举制度,并完成对它的脱冕,但《外套》的狂欢化颠覆性程度更高。《范进中举》的狂欢化更多是以一种轻松笑谑的方式呈现,且杂语性和民间笑文化更丰富,而《外套》中的主人公巴什马奇金长期生活在压抑的状态下本身就带有忧郁气息,再加上小说结尾处巴什马奇金死后变为鬼魂复仇不仅为小说蒙上了一层阴郁神秘感,更是对泯灭人性的沙皇官僚制的狂欢化颠覆和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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