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习惯的养成方法与启示——以曾国藩在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为例

潘岳风

(桂林旅游学院 图书馆，广西 桂林 541006)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学者。他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开创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工业和军事奠定基础，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创作《曾国藩家书》，教育兄弟和后代，提出了诸多立身处事、进德修业、修身治家的丰富思想，为后人陶铸家风树立了良好典范，《曾国藩家书》也成为家书经典，影响深远；
继承宋明理学思想，更加注重经世致用，开理学新风。由于功勋卓著，在各方面成就卓越，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成为众多后人效仿、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曾国藩是政治家，也是书生。他能治军理政，也能读书研学，即使公务繁忙，也手不释卷，仕与学两不误。他一生喜爱读书，博览群书，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阅读智慧和阅读方法，为后人读书治学树立了良好典范。

本文以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的《曾国藩日记》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阅读行为，探讨他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上的变化，总结出他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过程和方法，并提炼出其对高校图书馆推广阅读的启示，汲取古代圣贤智慧，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使其为当下图书馆的管理和文化建设提供思想源泉。

通过阅读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的《曾国藩日记》，笔者发现曾国藩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并非线性发展，而是经历了起伏涨落和曲折反复。笔者将整个过程梳理为4个阶段。

(一) 怠惰期：无知无行，阅读甚少

《曾国藩日记》始自道光十九年起，这一年曾国藩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每日的所见所闻所行。

翻阅道光十九年正月至三月的日记，这一时期曾国藩的主要活动是访友、拜客、写对联、写扇子等，并未发现与阅读有关的内容。到了四月，才有一条关于阅读的日记：

四月廿日 晴

阅《汉书》韩、彭、英、卢、吴列传，荆、燕、吴列传。[1]15

整个四月只有一条关于阅读的日记。到了接下来的五至七月，也没有关于阅读的日记，这段时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出行、写字、交际、写应酬文字等，可见他的阅读是中断的。到八月，终于有了阅读的日记，但也只有寥寥两条：

八月初三日 晴 下午日大北风

温庾子山《哀江南赋》，江文通《恨》、《别》二赋。[1]25

八月十二日 阴

二日温王子安《采莲赋》。[1]26

九月和十月均没有关于阅读的日记，直到十一月才有一条：

十一月廿八日 晴

阅筠仙近作散文二首、骈体文一首、诗数十首，甚有进境，多畏也。[1]36

之后直到年底都没有阅读的日记。

曾国藩在这一年呈现的阅读特征是：

(1)阅读时间短。一年中只有4天阅读，读书天数屈指可数。

(2)阅读中断长。两次阅读的间隔时间长，最短的有8天(八月初三日至十二日)，最长的有3个月19天(正月初一日至四月十九日)，其余中断时间都以月为单位。

(3)阅读零散化。一年里未读完整本书，只读了一本书里的部分篇章和少数文章。

(4)无暇阅读。曾国藩把大量时间用于出行、访友、交游、宴饮、写字等事务中，挤占了阅读的时间，因此日记中很少出现有关阅读的内容。

(二) 醒悟期：困知勉行，立志革新

到了道光二十年，曾国藩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怠惰，他在四月的日记中说：

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1]40

曾国藩自觉以往把太多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致使学无所成，心志堕落。他对读书治学有很强的抱负，要做一个道德和学问兼备的圣贤，不愿在官场和交际中怠慢读书、消磨意志。于是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在六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

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迭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
如爇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1]40-41

在立志改变后，曾国藩的阅读情况有所改观。就在写这条日记的六月，他有8天在阅读，占一个月的27%，分别是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七日、十八日、廿一日、廿二日、廿三日，阅读书目有《二十四家古文·王轸石》《卷葹阁集》《诗经·二南》、顾亭林古文、《纲鉴易知录》等。仅仅一个月的阅读天数就超过道光十九年一整年的阅读天数，书目的数量也超过了道光十九年。“勤俭有恒”初见成效，阅读习惯的养成初具雏形。

无奈好景不长，他在七至九月生了一场大病，病来如山倒，根本无力读书，所以这3个月没有关于阅读的日记。病去如抽丝，十月处在恢复期，他只写了3条日记，写日记尚且无力，更遑论读书。十一月开始恢复阅读，有9天阅读，十二月有3天阅读。这6个月的阅读天数是12天，因为生大病，阅读少也在情理之中(见图1)。

到了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他的阅读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笔者统计出道光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每月的阅读天数和非阅读天数(见图2和图3)。

注：因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用农历纪年，经过一定的周期会出现一年有两个三月的情况，第二个三月即为闰三月。道光二十一年恰好出现了闰三月，故曾国藩记了闰三月的日记；
现存《曾国藩日记》没有十月的日记，故无法统计，付诸阙如。

最少的阅读天数是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的0天，最多的阅读天数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的23天。除了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和六月，其他月份都超过了10天。

道光二十一年的12.7天，道光二十二年的平均每月阅读天数为19.7天。平均每月阅读比例为48.5%，也就是说，平均每月有近一半的时间在阅读。这些比起前两年来说是很大的进步。

每月阅读天数的增加也直接减少了中断阅读的天数。最短的中断天数是1天，即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廿八日。最长的中断天数是18天，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廿八日至八月十六日。没有出现前两年中断数月的情况。

这一时期的阅读特征是：

(1)“困知勉行”。这是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记中的一句话，意思是遇到困难而求知，勤勉地践行，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的特征甚是贴切。曾国藩遇到了懒于读书的困难，决定立志自新，勤勉读书。经过实践，阅读天数增加，中断时间减少，读书愈发勤奋，阅读行为日臻良好。

(2)趋势良好。排除生病的道光二十年七至十月、没有阅读的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和没有记载的道光二十二年一至九月，曾国藩几乎每月读书，中断阅读的时间也不超过一个月。道光二十一年只有一个月(九月)的阅读天数超过20天，道光二十二年就有两个月(十月和十二月)的阅读天数大于等于20天，趋势良好。照此趋势循序渐进，“勤俭有恒”的目标迟早会实现。

(三) 过渡期：知易行难，时断时续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曾国藩的阅读出现了迂回反复的情况。笔者统计了道光二十三年的阅读天数和非阅读天数(见图4)。

注：现存的《曾国藩日记》没有五月、八月和十二月的日记，故阙如；
曾国藩未记全四月、六月、七月、九月和十一月的日记，无法统计未记日期的阅读情况，因此阅读和非阅读天数的总和并非当月总天数。

全年有5个月没有阅读。即使在有阅读的月份里，阅读天数也普遍较少，最少的是四月的2天；
最多的是二月的13天，不到当月的一半，自此之后一路下滑至平均阅读天数为3天。可见，道光二十三年的阅读出现了严重的懈怠期，并没有延续前两年开创的好局面。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正月至五月，情况也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改观(见图5)。

相对去年近半年无阅读的问题，虽然这5个月稍有好转，但还是存在前四个月下行、阅读天数不均衡的问题，最少的是四月的2天；
最多的是正月的20天；
平均阅读天数为10.6天，没有恢复到道光二十一和二十二年的水平。三月和四月的阅读天数都少于10天，正月、二月和五月的阅读天数都大于等于10天。

纵观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五月的阅读情况，可总结出以下特征：

(1)反复断续。这一时期的阅读呈现不均衡的特征，有的月份阅读天数多，有的月份阅读天数少，有的月份干脆没有阅读，可谓忽多忽少，时有时无。阅读中断的时间也很不均衡，最短的中断时间是1天，最长的中断时间长达5个月，如此长的中断时间必定影响阅读和学习的连贯性，降低阅读的主动性，加重人的惰性，影响学习效果。平均阅读天数出现倒退，说明阅读时间减少。这种时断时续的阅读情况让曾国藩十分苦恼，他在日记中自责：“守坐室内，一书不读，悠忽如此，何以自立！”[1]151

(2)知行未一。虽然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就立下改变自我的宏愿，但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他的阅读情况和“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仍有一定差距，拜客、会客、宴饮、应酬等行为仍然占据了较多时间，并没有实现“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蜕变。理想虽好，但知与行未能统一。

(3)书籍不定。这一时期，曾国藩阅读的书目不太恒定，经常出现这本书读几天，那本书读几天的情况。例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所有的阅读时间里，他初二读史书，初四读《义山诗》，廿七日和廿九日读《杜诗》，卅日却变成了《山谷集》①。5天读了4本书，几乎每天1本，且种类不一，第一本是历史书，后三本是文学作品。这4本书显然都不是一两天能读完的，所以可以推测，曾国藩在没读完第一本书便读第二本书，呈现出浮躁的状态。这样的例子在道光二十一至二十四年的日记中并不少见。表面上看，这样能交叉阅读，给人阅读量大的错觉，实际上这是不完整的阅读，得到的都是零碎且不系统的知识，前一本书还没记牢就马上切换到下一本书，思维易被打断，记忆负荷加大，阅读效率极低。

(四) 稳定期：知行合一，有恒无间

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开始，曾国藩的阅读才稳定下来。我们先来统计道光二十四年六至十一月的阅读情况(见图6)。

从上表可以看出，阅读天数最少的七月达到了12天，接近当月天数的一半，过了这个月后就一路上行；
阅读天数最多的是十月的30天，每天都在阅读，与之相邻的九月和十一月也是每天阅读，也就是说，曾国藩有3个月是连续阅读、没有间断的；
平均阅读天数为24.7天，超过了以往的水平。

我们接着统计他在道光二十五年和咸丰元年、二年的阅读情况(见图7、图8、图9)。

阅读天数最少的是咸丰二年二月的4天，最多的是咸丰元年七月的29天；
除开咸丰二年二月和六月的阅读天数小于10，其他月份都大于等于10；
也就是说，大多数月份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天数在阅读。道光二十五年的平均阅读天数为24天，咸丰元年的平均阅读天数为17.9天，咸丰二年的平均阅读天数为13.6天。最短的中断阅读天数为1天；
最长的中断阅读天数为19天，即咸丰二年二月初五至廿三日，未逾月，也未有整月无阅读的现象。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

(1)勤勉阅读。虽然有阅读天数较少的咸丰二月和六月，但只占统计总月数的9.5%，比例较小，对全局影响有限，可以将其视为个别现象。其他每月的阅读天数都大于等于10天，中断阅读的现象大大改善。除开咸丰二年，每年的平均阅读天数都高于以往，即使是最低的咸丰二年也有13.6天，接近半个月的天数，相比以往，他把较多时间用于阅读。虽然阅读天数有起落，但未出现断崖式下跌和整月无阅读的极端现象，总体稳定。阅读愈发勤勉，日渐精进。

(2)知行合一。从上个时期的阅读情况看，知行未一的后果是曾国藩的宏愿有时成了口号，没有好好地贯彻到读书和治学中。经过不断坚持和修正，这一时期的阅读情况平稳有序，起伏较小，不再只是停留在口头和意念上。他能严格执行之前立下的宏愿，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大体上做到“日日用功有常”，终于改掉了知大于行的毛病，不再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3)书籍有恒。有别于上一时期的书籍不定，这个时期曾国藩不再东瞧西看，而是老老实实地读完一本书，再读下一本书，在阅读书籍时有了连贯性。例如，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一至十三日读的都是《张杨园先生集》。读完此书后，从六月十五日开始读《王荆公文集》，一直到八月十七日“读毕”[1]207；
中间只有七月十九日看了一次韩文②，除此外并未读其他书，倒也无伤大雅。紧接着读《后汉书》，直到九月十八日“读毕”[1]211，其间未读其他书。读书专一不二，有始有终，看上去进度慢，阅读量小，但能完整地汲取一本书的营养和精华，犹如慢工出细活的牛嚼，胜过囫囵吞枣的鲸吞，实际是高效率阅读。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曾国藩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反反复复、兜兜转转。归结起来，主要原因如下。

(一) 浮躁多动

道光十九年，曾国藩29岁；
到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35岁。这一时期的曾国藩是一个而立之年的青年人，有着这个年龄段的共性：年轻气盛，心浮气躁，遇事容易冲动，总想和别人争个输赢，容易被情绪左右；
做事情容易犯三分钟热度的毛病，没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就打退堂鼓，一曝十寒，缺乏恒心。浮躁的内心使曾国藩没有恒心和专心去阅读，连他自己都说：“总有浮气”[1]121，“日来心愈浮，则言愈繁，而神愈倦。”[1]125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1.忿欲强烈

三十而立的曾国藩心中有一股忿怒之气，与人一言不合，就会爆发出忿怒之气，与人发生口角。最典型的是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饭后语及小故，予大发忿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然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1]146初四日说：“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1]146强烈的忿欲造成了颓唐放任的状态，难以专心阅读。

2.心绪不静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静不下来，坐不住冷板凳，没坐多久就心猿意马，飞到九霄云外，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曾多次说自己静不下来。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静字全无功夫。”[1]115初八日：“心不静，不能读《易》。”[1]115十一日：“夜已深，尚不在家静养，何浮躁也！”[1]117十一月十一日：“静坐片刻，不得力。”[1]127他甚至因勉强自己静坐而搞得昏昏欲睡。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焚香静坐一时，心仍驰放，勉强支持，犹颓然欲睡。”[1]128十四日：“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1]128躁动的内心使曾国藩难以安静地坐下来读书，即使坐下来读书，也是浮光掠影，眼读而心不读，正如十一月初七日所说：“草草读过，全无所得，不知此心忙着甚么。”[1]125

(二)执行力差

美好的愿望需要强大的执行力才能付诸实践，不然就只是空中楼阁。曾国藩有着远大的抱负，但而立之年的他也跟其他青年人一样，喜欢定高调，放高歌，却罔顾自己的执行力。这一时期的日记多次提到“新换个人”，大有脱胎换骨的强烈欲望，但在稳定阅读前，他还是出现浮躁、慵懒、中断阅读久等问题，并马上没有出现预期中的脱胎换骨。这是由于他缺乏强大的执行力，空有一片雄心壮志，却眼高手低，没考虑到实践的难度，等到要实行时才知道知易行难。他曾多次埋怨自己的执行力，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日日说改过，日日悔前此虚度，毕竟从十月朔起，改得一分毫否？”[1]132第二天又埋怨：“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1]132明明有美好的理想和可行的方法，却能知不能行，没有实现预期中的脱胎换骨。孱弱的执行力使曾国藩缺乏雷厉风行的魄力和破釜沉舟的勇气去改变自我，立下宏愿，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三)应酬繁多

曾国藩是进士兼翰林，虽然翰林只是临时职务，品级不高，但翰林院是官员储备机构，翰林大多能当大官。因此，有心的人纷纷来结交曾翰林，早早来做政治投资以期获得政治回报；
曾国藩也有求于人，时时要拜访他人以获取各种资源。礼尚往来，曾国藩的应酬就变得繁多了起来。应酬的繁多也就大量挤压了阅读时间。

1. 拜客

据著名学者张宏杰的考证，翰林的收入不高，有些甚至被称为“穷翰林”。既然收入不高，就要想方设法补贴家用，拜客就是一种“收敛钱财”[2]132的方法。所以，这一时期有多次拜客记载。如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出门拜客。”[1]41十二月初一日；
“饭后拜客。”[1]50初二日：“步行拜客数处。”[1]50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他在拜客中筹集钱财的同时，也耗费了不少时间。

2.访友与会客

官场的人情往来是复杂而繁多的。作为一个京官，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很广，要时常走动。古代中国是个熟人社会，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疏通很多问题，实乃官场的潜规则。《曾国藩日记》中关于访友的记载比比皆是，如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旋至内城小岑、芸阁、云陔、翰臣处。”[1]66三月十六日：“未正出门，走许师处，冯树堂处，曹西垣处，冼星巢处。旋走杜兰溪、徐芸渠、首班臣处及善化馆。”[1]72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朔日：“同走子序处谈，便过子贞处，仍至寄云处。”[1]135至于会客，一天会两三次客人是常事，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7次，如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会客六七次，至申正散。”[1]184可见，曾家门庭若市，要来结交的人络绎不绝，一天中单是会客就要耗费不少时间。

3.写应酬字

曾国藩经常练书法，又是未来能当大官的翰林，因此求墨宝的人不在少数。曾国藩时常要写应酬字，赠人墨宝。《曾国藩日记》中对此有多处记载，如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廿六日：“起来写应酬字。”[1]74七月初八日记了两次：“早起，饭后写应酬字。……夜，写应酬字。”[1]90写对联、折扇等应酬性文字也属于写应酬字范畴，也耗费了不少时间。

每天只有24小时，经常性的拜客、访友、会客和写应酬字挤占了他大量的阅读时间，有时甚至挤占了一整天，此消彼长，阅读时间本就不充裕，被应酬挤压就更显窘迫。

4.晏起偷懒

晏起即晚起的意思。人在年轻时往往会赖床睡懒觉，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为例，他有15天“晏起”[1]50-54，几乎占了当月的一半。再以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为例，他有12天“晏起”[1]152-158，占了当月的40%。这对渴望成为圣贤的曾国藩来说是十分懒散的。其他时间里也时不时出现“晏起”的记载。晏起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工作太累，有时是因为应酬太多，有时是因为单纯赖床，无论如何，根本原因是没有养成坚韧的毅力和持久的恒心。古代有“一日之计在于晨”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早起精力充沛，神清气爽，阅读效率高，处在记忆高峰期，容易记住知识，是一天中的黄金阅读时段。晏起贻误了一天的最佳阅读时机，也缩短了阅读时间，影响了阅读效率，加剧了养成阅读习惯的困难。

为了改变怠惰懒散的状态，实现彻头彻尾的蜕变，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曾国藩使用了不少方法。

(一)编定日课

针对意志不坚、精神颓放等问题，曾国藩十分懊恼，他认为自己立下宏愿后，并没有改掉以前的坏毛病，也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治重病当用猛药，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编定每日课程，严格要求自己每日完成12项课程，以求“新换为人，毋为禽兽”。其中有两项是有关阅读的。

(1)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③为率。

(2)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1]137

自此以后，阅读成了每日必修课，他强制自己每天阅读，不可偷懒；
若不阅读，就是没有完成每日必修课，他就会深感内疚，斥责自己与禽兽无异。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以另一种形式编定日课。岳麓书社版《曾国藩日记》影印了台湾学生书局版《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册日记是用专门印制的本子做的，格式十分特别，类似现在的私人订制，每日都有九个栏目：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和回信[1]231(见图10、图11)。可以推测，曾国藩为了方便记录日课的情况，编定了九门日课，然后请书坊专门印制。读书排在了第一位，足见他对阅读的重视，也反映出他逐渐养成了坚持阅读的恒心和毅力。

编订日课以一种自律方式来强制自己读书，硬性规定阅读是每天必须完成之事，从而保证每天能留出必要的阅读时间，不被其他琐事侵占，加强了自我管理。每日定性定量地读书，日积月累，阅读从强制变为主动，成为每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便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请教师友

曾国藩拜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家为师。他时常拜访两位老师，请教阅读和治学的门径，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七日，他去拜访倭仁，倭仁教导说：“无间最难，圣人之纯亦不已，颜子之‘三月不违’，此不易学，即‘日月之至’，亦非诸贤不能，‘至’字煞宜体会。”[1]122十一月二十四日又教导说：“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1]132唐鉴则教导他说：“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1]123此外，唐鉴还向曾国藩极力推荐《朱子全书》，说：“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1]92老师的教诲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践行着两位老师“省身密”“见理明”“静字功夫”“扫除闲思维”的思想，不断改过，臻于完善，终于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

朋友的劝导对曾国藩帮助也很大。在众多朋友中，冯树堂可谓诤友，针对曾国藩的浮躁，他说：“须静坐，坐得有些端倪时，觉万事俱不如静坐也。”[1]131针对曾国藩的气盛，他说：“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1]146另一位朋友吴竹如也时常劝导曾国藩：“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1]148

良师益友，相得益彰，前者悉心教导，后者真心劝导，共同为曾国藩传授了宝贵的阅读和治学经验，帮助他解决阅读问题，指导他进行高效的阅读和学习，使他获益匪浅。

(三) 自省自责

在编定日课后，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了很多，每当心情浮躁、无心读书时，曾国藩就会对自己的行为和状态进行反省，痛责自己的过失。他自责最多的词语就是“禽兽”，《日记》中反复出现自责“禽兽”的记载，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二日：“若不敬身，其禽兽矣。”[1]121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致不如禽兽。”[1]159类似的自责还有很多。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曾国藩只是有时多玩了一局棋，多访了一次友，少读了几页书，少做了点功课，充其量只是懒散，这样的自责未免小题大做。但曾国藩志存高远，给自己定的标准非常高，他有一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3]正是他心志的写照。矫枉就要过正，要么做圣贤，要么做禽兽，没有中间道路。只要自己游手好闲，嬉戏过度，懒于读书，荒废学业，就是违背圣人之道，与禽兽无异。因此，在追求做圣人的过程中，曾国藩的自律力不断增强，一旦遇到散漫、懒惰、颓靡的问题时就自我反省，克制自己的不良欲望，对自己日渐严厉。对任何事情而言，内因都是第一位的，经过如此自我塑造，间断的阅读问题逐渐解决，成为圣贤的目标便日趋接近。

(四) 求静戒躁

前文说过，静不下心是曾国藩阅读的一大问题。阅读需要心无旁骛、静心定气，否则读不进书。为了根治静不下心的毛病，提高阅读效率，曾国藩采用了两种方法。

1. 静坐沉潜

曾国藩尝试通过静坐来去除浮躁，回归平静的心态。但刚开始效果不好，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八日说：“思杂，静坐半时，不得力。”[1]123到了廿九日更严重，非但“不能静坐”，反而“只好出门”[1]123。不佳的效果并未让曾国藩放弃，他执着地坚持静坐。到了十一月十九日，经过反复的自我斗争后，他终于能够“静坐一时，略得力”[1]131。十二月十一日又取得了进步“静坐半时，读史十叶。”[1]138以后的日记中很少出现“静坐不得力”之类的记载，说明他逐渐习惯了静坐。

他还在静坐中领悟了静的真正内涵：

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冈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1]128-129

曾国藩把真正的静和枯坐不动区分开来。他认为身体上的静止不动不是真正的静，真正的静是“未发之中，寂然不动”，即把喜怒哀乐等情绪隐藏在内心里，不受情绪和外界的干扰，不轻易把情绪表现出来，要有寂静不妄动的模样[4]。但静不等于一味不动，它和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不动的时候要一点点蓄积仁心，到了极点，就是“静极生阳”，仁心由外而内迸发，像初升的太阴般清朗，滋养万物，成为万物的依靠，这才是静的最高境界。这是曾国藩求静的一大突破，他扩大了静的内涵，把静升华到了“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这使他既能以静心读书，又能以仁心治国平天下，确是治学治国的好方法。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领悟到沉潜的重要性。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说：“天下事皆须沉潜为已[之]，乃有所成，道艺一也。”[1]142一旦能沉下心来，钻研进去，阅读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点领悟让曾国藩十分受用，促使他日后沉潜阅读，心无杂念。

2.寻找静地

读书除了心静，还需要一个安静的阅读环境。内外安静，两全其美，阅读效率便能大大提高。道光二十五年二月，曾国藩找到了一个阅读的好去处，即他家附近的愿学堂，“因家中客来太密，故至彼看书，习静”[1]226。愿学堂很安静，没有人情的复杂、官场的压抑和市井的喧嚣，是理想的阅读之地。因此曾国藩当月有18天在此读书，应酬减少了很多，阅读时间相应增加。诸事繁忙之际，在愿学堂读书是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使他体会到沉浸式阅读的乐趣，加速了阅读习惯的养成。

(五)早起有恒

早起也是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好方法，正值壮年的曾国藩时不时晚起睡懒觉，耽误一天中的黄金阅读时段，十分不利于好习惯的养成。他抱怨自己晚起：“晏起，直不成人”[1]140，“晏起，绝无警惧之意矣！一早悠忽。”[1]141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他编定日课，其中一条就是：“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1]137此后4个月里，他仍时有晚起。到了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时有晚起的习惯终于被改掉，他整个月都早起，没有睡懒觉的记录。在以后的日子，只是偶尔有晚起的记录。有时早起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阅读，比较有代表性的日记是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他有20天都是早起即读书，例如“早起，读书五叶”“早起，读书十叶”“早起，读书廿叶”[1]179-182。往后的岁月里，除了公事繁忙、应酬繁多，他很多时候早起即阅读，充分利用早上这个黄金阅读时段，增加阅读时间，提高阅读效率，养成了良好的早读习惯。

曾国藩在养成阅读习惯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养成的方法放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提供了启示。

(一)习惯要养成，行为亦重要

阅读推广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让更多学生喜欢阅读是图书馆的奋斗目标。以往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多采取好书推荐、美文推荐、书籍展示等方式，从众多书籍中遴选出经典书目，制作成推荐书单，把遴选出的书籍摆放在书籍展示区，然后把推荐书单发布在微博、微信等媒体上，或者制作成海报，摆放在馆舍的公共区域。这种方式给学生一个阅读范围，避免他们盲目阅读，使他们感受经典的魅力，确有一定效果。不过，这种方式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学生要有一定的阅读习惯和意愿才会欣然地接受图书馆的推荐；
如果没有，推荐再多也是枉然。正如定期读书前的曾国藩，即使身边有很多好书，但没有养成好的阅读习惯，也不能好好地阅读这些好书。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除了推广书籍，也要推广行为，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要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来宣传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性，教给学生养成好习惯的方法和途径；
也可对此展开研究，从人的阅读心理和记忆曲线入手，研究人在阅读中情绪和思想的变化，用多少天能从被动阅读变成自觉阅读，把阅读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把研究成果用于阅读推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的推广上，还要延伸到行为的推广上，把帮助学生培养阅读习惯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内容。

(二)圣人且如此，阅读贵有恒

曾国藩用了近5年的时间才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可见要养成阅读习惯需要长期的时间投入。何况，曾国藩在此时已中进士，基础和能力好于很多人，而且在他的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5]1243中，排在第一的就是书，足见他对书的喜欢。以曾国藩如此好的基础和爱好，尚且如此难培养阅读习惯，普通人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放在高校里也一样，善于阅读的学生也许都难有好的阅读习惯，更遑论其他学生。因此，图书馆要把帮助学生培养阅读习惯当作长期工作，不急于在一时一刻就让学生喜欢上阅读；
不因为学生在短期内没有养成习惯就灰心放弃；
也不依赖学生活动、物质奖励等方法刺激学生在短期内阅读，这样虽能使借阅量和入馆率出现井喷式增长，但热度过后就缺乏后劲。正如曾国藩对阅读的坚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图书馆在帮助学生培养阅读习惯时要坚持长期主义，长期宣传阅读的好处，长期传授培养阅读习惯的方法，长期关注有阅读潜力的学生，帮他们克服阅读困难，激发他们的阅读潜力，建立他们阅读的信心和爱好，直到他们养成好习惯为止。这个过程中，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要有耐心，有毅力，持之以恒，善始善终，不厌倦长期坚持的单调乏味，固守帮助学生培养阅读习惯的初衷，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才能指日可待。

(三)发挥优势，身心皆静

曾国藩发现了愿学堂，简直如获至宝，当月几乎天天去那读书。愿学堂之所以能吸引曾国藩，就是因为它安静，这对没有安静地方读书的曾国藩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图书馆跟愿学堂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显著优势都是安静，对于爱好读书和学习的学生来说，图书馆是理想的场所。图书馆要发挥静的优势，多宣传自身安静的环境和幽静的氛围。尤其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网络社会里，各种短视频、影视剧、网络小说和网络游戏爆炸式产生，光怪陆离，喧嚣嘈杂，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眼球，人更难静下来阅读。图书馆的安静更显得弥足珍贵，更能够使人达到身体之静。

除了身静，还需要心静。身静是外在的，心静是内在的。有身静无心静，就是内外不一，读书时也会心不在焉。曾国藩到30多岁还很浮躁，20出头的大学生恐怕心中更加不静。心不静，坐在安静的图书馆里也是强迫自我，时间久了不但不爱阅读，还会产生逆反心理。所以图书馆要让学生身心皆静，教他们去除浮躁、保持心静的方法，例如心中只想一事，只读一书；
冥想以去除杂念；
听轻音乐以达到和缓的心静；
把手机关机或静音，放到看不见的地方等。身静和心静结合，内外兼顾，读而能知，知而能用，方能获得良好的阅读效果。

(四)少立空志向，多做踏实事

曾国藩多次强调立志的重要性，他在《曾国藩家书》中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5]151《曾国藩日记》里又说：“盖志不能立时易放倒，故心无定向。无定向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志不立，识又鄙，欲求心之安定，不可得矣。”[1]147他把立志当作读书和处世的首要条件。但正如前文分析的，曾国藩立志后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还时时为自己立志却不能践行而自责，例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盖以夙诺久不偿，甚疚于心，又以今年空度，一事无成，一过未改，不胜愤恨。”[1]143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廿六日：“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何以为子！”[1]151如果立志真的那么重要，过程不至于如此反复，自责也不至于如此频繁。有志不行等于没立志，任是志向再远大，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因此笔者不完全认同曾国藩的观点。

比立志更重要的是身体力行。读书要么不立志，一旦立志就要身体力行，正如他的朋友冯树堂告诫他的：“说得已是，须切诚而致行之耳。”[1]117图书馆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意向和具体情况来制定读书计划，量力而行，先制定自己容易完成的小目标，例如平均读10页书，每个月读两本书，中断时间不能超过3天。习惯后再提高阅读量，制定大目标，例如平均读20页书，每个月读3本书，中断时间不能超过两天。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不要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太高，避免因目标过高以致半途而废的尴尬。少点空怀大志，多点脚踏实地；
少点好高骛远，多点切合实际；
少点豪言壮语，多点埋头苦读。知行合一，点滴积累，最后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注释：

①即黄庭坚诗集，黄庭坚号山谷道人。

②即韩愈文集。

③通假字，通页。以下的“叶”字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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