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与人情的变异*——医患关系的身体哲学讨论

陈 天 赵 旭

中国医患关系的变异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是人情社会基本内核发生变异的历史结果。中国医患关系根植于传统中国熟人社会，必然受到关系文化、面子文化和人情社会的影响。黄金兰[1]认为，“特殊主义与面子、关系、人情这三种文化机制和文化逻辑相为始终，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们互为条件，互成因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体交往的行动规律。中国人崇尚“特殊主义”，其面子和人情虽然在传统的中国熟人社会中具有维持主体交往和社会秩序的功能，但随着熟人社会的式微，这种功能出现了变异。现代中国医患关系，虽主要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之中，但脱胎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医患关系，仍会因为面子和人情的存在，保持一种“特殊主义”“关系取向”和人情往来。“关系就医”现象正是陌生人社会熟人化运作的客观结果。无论是通过面子还是人情，主体关系的运作过程就是：尽可能地将临时、陌生的关系转变为熟人关系。而医患关系从陌生人到熟人关系的变化，不仅隐含着面子、人情这些概念和功能的变异，也隐喻着身体与医学间的紧密关系[2]。

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体间性，二是身体根植于并反映着特定的社会情境。刘虹[3]从身体间性来解读医患关系，认为医患关系是同质异体的共在关系，且医患共情是塑造身体间性，维护医患信任关系的最佳途径。笔者认为，医患间的“共情”之中的“情”，本就有人情的意思。其次，医患间是一种深度“涉身”的主体社会关系。叶浩生[4]认为认知是被身体和环境的互动塑造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建构’出了我们的认识”。进一步说，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体行为具有较高的关系取向，“关系就医”现象普遍存在[5]，而“关系就医”中“关系”，不仅隐喻着医患关系受到面子文化和人情社会的影响，也揭示出医生和患者往往通过身体触发主体的社会性认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无论是关于对方的认知，还是自我的认知，身体不仅充当了医患社会角色的“连接器”作用[6]，它还以特定社会文化下的身体现象影响着医患关系。例如，脸面就是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显性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
而人情则以更复杂、更隐秘的方式影响着医患的信任关系。研究现代社会中面子和人情的变异如何影响医患信任关系，不仅可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提供哲学的、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医患矛盾的特殊性，并基于本土情境去构建现代中国医患信任关系。

1.1 面子的本义

从字面来看，面子就是“脸面”，这本就与身体密切相关。身体哲学认为，身体的外观已经成为现代主体认同的核心[7]，而具有识别功能的脸面，则是人们努力打造自我形象的重要“阵地”。“以貌取人”中的“貌”字，内涵着“面容”的意思，但也隐喻着身体，特别是“脸面”在社会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关于身体、“面子”与社会评价的关系，身体社会学者克里斯·希林[8]认为，主体要维护社会角色的完整、保持积极形象，关键做好脸面功夫(face work)，这种功夫也就是黄光国所说的“印象整饰”。中国学者视域中的面子，讨论的不仅是主体的身体形象与整个社会评价间的问题，还关涉到第三方——“他人”参与的多主体社会交往的问题[9]。部分学者认为，面子是一种中国人面对面关系发展出来了一种特有的社会技术，“面子功夫不只关系到本身的面子，也关系到互动行为中他人的面子，这涉及‘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理”[10]。因此，在中国日常社会生活中，面子既是主体实现自我和他人认同的涉身手段，还是主体实现功利性目的、进行社会评价的涉身交往策略。对此，黄光国等[11]66认为，社会赋予面子的价值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指的是经由正当途径取得声望，此即为名誉；
另一方面，它却暗示了一种‘自我膨胀’的欲望”，前者是“社会性的面”，后者是“道德性的面”。无论是名誉，还是自我的欲望，个人可以通过身体的社会定位功能和道德评价功能，实现自我能力的扩张。笔者进一步发现，主体利用面子的过程，隐喻着权力对主体关系的影响，而权力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阻碍构建医患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那么，该如何理性地理解面子在中国医患关系中的权力运作，又该如何理解现代中国社会中面子的变异？

1.2 面子的变异

面子是权力，通过面子运作的关系，是权力关系。相比患者而言，医生的面子更为重要。医生的面子既可以是具有社会评价、识别功能的“名誉”，也会变异为一种疏通关系的手段和策略。首先，如果医患是陌生人关系，患者在就医之前，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去识别医生的专业能力，进而选择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面子就等同于“名誉”。“名誉”可表现为从业经验、专业方向和能力等客观的、理性的信息，患者则是“慕名而来”。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医患双方进入了这种关系后，患者通过面子识别医生的功能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医生如何维护面子的问题。对此，身体哲学认为，医患双方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虽然表现为一种知识权力，但其核心是围绕身体的认识差异，换言之，患者因面子识别医生、医生因面子维护“声誉”，皆隐喻着身体。笔者认为，医患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是相对客观的、理性的，并未发生变异。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医患关系极有可能会出现变异，即医患属于“半熟人关系”，即医患之间虽是陌生人关系，但因共同认识第三主体——“他人”所形成特殊关系。

处于“半熟人关系”中的医生与患者，会因面子引发主体关系变异。例如，患者在就医之前，特别是重大疾病时，往往希望借助熟人关系获取更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此种情况下，面子的作用就从一种提供选择的“识别工具”变异成“疏通工具”和“资本工具”。其中，对于患者而言，面子是“疏通工具”；
对于医生而言，面子是“资本工具”。面子功能变异，直接造成医患之间的权力关系，即知识权力关系经由面子变异为资本关系。这种变异过程是：患者运用面子疏通医患间的陌生关系，促使医患双方处于“半熟人关系”，而此时的面子就变异为具有物的或资本属性的“票子”；
另一方面，医生或许因为抹不开面子而不得不给予对方特殊照顾，又或者因为“票子”而直接遵循“特殊主义”。笔者认为，与基于客观的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医患权力关系不同，遵循特殊主义而产生的医患权力关系，是凌驾于客观事实上的、被歪曲的权力关系。事实上，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通过变异的面子所形成的医患关系，往往会让双方陷入了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患者希望通过熟人的面子，减少医学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偏离医学专业知识、有悖医学伦理的“做面子”，往往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学的不确定。因为医学技术的可靠性必然是通过专业知识能力来实现。另一方面，医生无论是碍于面子，还是因为“票子”接受患者的面子，都是对医生自我“名誉”的诋毁。换言之，医生接受面子的行为本身，同样消解着自我面子(“名誉”)的积极意义，甚至蚕食着整个职业群体的正面形象。

“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很密切。一般地说，有人情必有面子，给面子也就是送人情”，所以中国人也常常将它们合起来称作“情面”[12]。从身体哲学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即面子和人情均与身体相关，都隐喻着身体。但是，面子和人情在理论上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例如，面子与身体的关系是直接的、显性的；
相反，人情在中国社会交往中的运作是间接的，与身体的关系是隐性的，往往与更为宏观的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情境密切相关。

2.1 人情的本义

黄光国认为，人情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三种不同的定义，分别是通情、作为“关系”的社会资源和人情法则，具体说就是通情达理的人格、作为社会交易资源的“关系”和人情法则。笔者认为，传统的人情关系，正随着社会主体关系的陌生化发生变异。从身体哲学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主体关系是因“身体纽带”而形成的主体关系。然而，在适应“物的纽带”等多种利益相互博弈的现代社会生活，人们必须学会面对、保持并处理大量陌生人关系，并构建与陌生人社会相适应的“陌生人伦理[13]。

现代中国社会脱胎于传统中国社会，现代中国医患关系则必然受到人情社会的影响。毫无疑问，人情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社会情境中，承担了主体间互助、互信的功能，但随着主体关系逐渐走向物质化和资本化，人情的运作也开始朝着有利于每个人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人情的均衡作用让位于掠夺作用[1]。在走向陌生化的现代社会主体关系中，人情已逐渐变异为解构主体信任关系的重要动因。可以说，现代医患关系是一种陌生人关系，而这一属性直接决定了医患关系是临时性关系，即医患关系随着人情的变异而引发主体信任危机。

2.2 变异的“共情人格”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是指通情达理、感同身受的内在人格特征；
而陌生人社会中，这种“共情人格”特征则是外在职业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化直接造成了人情的变异。在熟人社会中，医患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关系，多表现为具有生活意味的熟人关系。在传统中国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所共同生活的“熟人圈子”，是由牢固的血缘关系构成，或是由相对稳定的地缘关系构成，即某一主体只有在偶发疾病时，才会临时扮演医生或患者的角色。人情既要平衡医患这对临时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还要平衡主体间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甚至是整个社会网络中的主体关系。在这样的“熟人圈子”里，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是不允许有陌生感的，主体间必须表达出对他人的情感输出和诉求。因此，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本就指的是具有“共情”能力的人格特征。

从身体哲学的角度来看，血缘和地缘是涉身的，所以熟人社会中人情的发生基础是涉身的；
相反，陌生人社会中人情的发生基础是职业的，是尽可能摆脱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即是离身的。由此可见，熟人社会中医患主体间的人情关系，是一种内生性关系。但由于陌生人社会中人情的发生基础发生了变异，进而导致医患主体间的人情关系就变异为外生性关系。人情的变异最终体现为：在陌生人社会中，主体间的信任关系是通过外在的、具有契约性质的职业规范来形成。例如，职业要求医生在对待患者时，医生尽可能表现出“共情”“同情”，如果医生没有表现出类似情感或者拒绝，就不符合医生的职业要求，或被认为是违背职业道德的。因此，在现代医患关系中，人情的运作，不再是由医患关系内部发生而产生的情感需求，而是由医患关系外部约束而产生的情感表现。

2.3 变异的“人情资源”

谢奉哲等[14]指出，中国式患者倾向于借助“关系”作为跳板，将工具性医患关系转变为混合性医患关系。其中，将正常的医患关系变成具有人情属性的“特殊关系”，将陌生的关系变成熟人关系，往往是中国人的行动策略。人情，就是中国人追求“关系倾向”“特殊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而“关系就医”现象也被认为是人情关系的结果。但笔者认为，通过人情关系实现就医的目的，绝不是用熟人关系打开陌生人社会的理性方式，因为在“关系就医”中，人情的内涵及其运行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即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将身体视为了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将身体视为一种具有情感沟通、人情往来的情感纽带。随着“关系”被视为资本，人情也随之成为运作社会资本的工具。对此，翟学伟[15]认为人情和“关系”的概念，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社会资本”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含义格外复杂，运行也极为发达。

第一，人情是隐形的，社会资本是显性的，人情一旦成为显现的资源，就极有可能变异为资本。在熟人社会中，主体之间的人情关系往往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来运作，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常以“局”的形式实现主体交往，请客人的动机以“局”的形式掩盖其目的，而参与人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主体双方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交易。需要注意的是，熟人社会中的“局”并没有将主体关系变异为一种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陌生人社会中“红包”，却是将主体关系直接变异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对于陌生人社会中的医患关系而言，特别是患者为了维护其“特殊关系”，往往会以“红包”的形式去包装人情、疏通关系。表面来看，患者试图以“感谢、用心”的方式传达出患者对自身疾病的担忧，医生则以人情的理由接受患者将身体托付于“我”的请求。但实则是，医患之间在“秘而不宣”的关系中，均“顺水推舟”地满足了自身的利益诉求。

第二，人情是具有个人属性的私人资源，是基于不可选择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发生的；
相反，社会资本是公共的，且可选择的。“中国社会中的个体首先是天然地生活在一个他自己不能选择的网络中”[15]，主体既然不能选择，就谈不上公平公正，所以中国人在应对社会关系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疏通关系”；
相反，西方社会中的社会资本，是非个人属性，具有公共属性，所以每个主体考虑的是如何平等且公平“获取”公共资源。现代中国医患关系的运作方式，不仅依靠契约和权力，而且还遵循着“特殊主义”的人情规则，正是在混合的、崇尚特殊主义情境中，人情从一种具有个人属性的私人资源逐渐变异为一种公共资源。笔者认为，私人资源的运作方式是依靠血缘和地缘来维持的，而公共资源的运作方式却只能依靠物的或资本的方式。在陌生人社会中，如果人情变异成公共资源，那么维系主体关系的运作方式，只能是物的或资本的方式。从医生的职业属性来看，医生本就不是一个具有私人属性的社会角色，所以医患主体若以具有私人属性的人情方式去运作具有公共属性的医疗资源，则会直接造成了人情的变异。因此，“关系就医”就是将人情物化后，以私人资本的方式或物的方式，获取公共资源便利性的一种典型的负面现象。

第三，人情和“关系”是个做人的问题，而社会资本只是一个物的或资本的概念。翟学伟[15]认为，处于“关系”中的中国人，考虑的是主体拥有关系后如何作为，而西方人所讲的关系是如何找到所需要的关系。具体来说，身处人情关系中的中国人时常要考虑两个问题：“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还会预期其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他们的情形，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判”[11]12，即维护与“他人”关系的持续存在和维护自己的“面子”。而西方社会在对待社会资本分配的问题上，只需要考虑如何获取的问题。因此，走向陌生化的现代中国医患关系，是一种缺少人情往来、临时性的主体关系。在临时的医患关系中，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并不期待来自“他人”的人情往来，而没有人情往来的期待，就不需要考虑做人的问题。临时性关系又决定了关系的陌生化，而主体关系的陌生化又进一步催化了人情的变异，现代医患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异。

2.4 变异的“人情规则”

医患既是遵循权力规则的主体关系，也是遵循契约规则的信任关系，但对于中国医患关系而言，人情规则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往往可以超越契约关系和权力关系。因此，以契约和权力的视角审视医患关系，具有明显的西方理论特点，相应，研究人情在中国医患主体间的运作和变异，更具有本土特色。笔者认为，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情具有明显的具身属性。首先，人情存在于具有生物属性的血缘或亲缘关系中，而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涉身关系。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主体，即便发生了利益关系，主体间也会因“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去消解、甚至超越主体之间的矛盾。其次，在传统社会中，因地缘是血缘的投影，所以人情关系还表现出另一种身体关系，即“弱身体”关系。地缘关系也是身体关系中的一种，因为在乡土社会中，人口流动是相对缓慢的，甚至是封闭的，身体与地域的关系常常是稳定的，这就造成了主体关系，既类似于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又类似于“远亲不如近邻”的社会关系。

从身体哲学角度来看，陌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是离身的，更多表现为没有“情分”存在人际关系。一旦一个主体越过了血缘和地域这个涉身的界限，那么这个主体就可能脱离熟人社会的“人情圈”，进入到陌生人社会的“人际圈”，人情也就随之发生变异。陌生人社会的主体交往规则，要比熟人社会中的主体交往规则简单得多，且主体进入“圈子”方式与熟人社会不同。陌生人社会中，主体关系多是一种临时的、具有资本性质的关系，即人口的流动、主体的互动模式不是以血缘为动力的，而是以资本为动力的。例如，“关系就医”现象，看似是人情关系的结果，其实质已不是人情的本义。因此，“关系就医”是以人情为借口，以资本的方式构建主体关系的一种异化了的关系。

从具有识别、社会评价功能的面子，变异为疏通工具、资本工具的面子；
从内在共情人格、涉身的人情和人情往来，变异为外在职业要求、离身的人情和资本规则，医患关系随之陷入“冰点”。对此，有学者认为，关系危机才是真正的道德危机，换言之，“关系”是中国人陷入道德困境的主要原因，而一切为面子和人情，也就被人们视为主体关系滑向道德冰点的罪魁祸首。但笔者认为，面子的本义与名誉相关，医生的面子是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体现，是医生自身经验和患者社会评价的历史沉淀。人情的本义则更为复杂，医患关系中的人情既是医生应具备的共情人格特征，也是医患间的人情往来和做人原则，更是充满“人情味儿”的交往规则。

首先，最初的人情本义，是强调彼此照顾的一种主体关系，而这种充满“人情味儿”的主体关系，恰恰有利于解决陌生化的医患关系，提升医学的温度。“关系文化”不仅客观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之中，也真实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社会交往。如果将医患关系置于陌生人社会中，人情则是资本的工具，那么这种变异的人情，必然附带着消极意义；
相反，如果将医患关系置于传统的人情社会中，那么“做面子”和人情运作就具有了积极作用，甚至可视为改善我国医患矛盾的一剂“良药”，提升我国医学温度的重要本土策略。

其次，人情不是造成医患关系变异的重要原因，变异的人情才是罪魁祸首。对于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中国医患关系，不应放大人情的消极作用，而应该挖掘其在主体交往中的积极价值。身体哲学主张身体分为生物性与社会性身体，强调医生对患者的治疗至少应包括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处于陌生人社会中的医患关系，部分医生或因效率，或因风险认知等原因[16]，仅对患者展开生理疾病的治疗，这就极有可能忽视患者的社会性身体。如果医患只是生物性关系，那么对于医生而言，医生医治患者的过程，就是履行职业要求、完成职场工作而已。但是，如果将医患视为熟人关系，患者在潜意识里可能会存在这样的假设：我可以要求医生，根据我的特殊需求来医治。进一步说，熟人关系中的医患双方，彼此会因人情存在，促使医疗过程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因为人情是特殊的，这就要求医生在对待患者时，会考虑到患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需求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专注于疾病本身。医生有了“人情味儿”，患者也就觉得医生有了“情分”，这就是医学的温度，就是医生的名誉，就是医患间的共情。

再次，人情不应是构建医患特殊关系的工具，而应该是维持良性互动模式的一种结果，或是相互追求的互助状态。陌生人社会情境下，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均是看在物的或资本的“面子”上来运作其关系的，所以即便医患间因具有资本属性的人情变成了熟人关系，双方也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心意相通。换言之，资本是没有时间上的人情往来、是临时冰冷的，这就决定了医患关系本质上仍是生物性关系。相反，熟人社会中的人情是有时间维度的，是持续的，医患双方必须考虑主体间的人情往来。这是因为人情往来不仅是医患间的内部交往，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一主体在共同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因此，熟人社会情景下的人情关系，要求医患间必须保持着相互沟通的状态，而为了维持良好这种状态，医患必须彼此了解。所以，基于传统人情的内涵去运作现代中国医患关系，可以一定程度地从主体内部关系上约束医患关系必须采取社会性治疗，促进医患主体的交往模式转向社会性。

本文进一步认为，成为熟人的医患关系，患者虽然在专业知识上仍处于无知，但是患者在应对医生时，沟通策略则会发生变化，即从“言听计从”的权威式关系，演变成了可以诉说病情的亲友关系。如果在陌生的医患关系中，主体间的交往策略即为“就事论事，有病治病”，除此之外，不谈其他。这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关系，患者处于绝对意义上的弱势，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如果医患关系是熟人关系，主体间的交往策略则会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就会促使医患关系从生物性关系变成社会性关系，“就事论事，有病治病”的行动原则逐渐淡化，医患间或者会产生这样的交往模式，即“我们如果只谈疾病，就见外了”。

人情，是对冰冷制度的补充，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润滑剂”。人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中可以生存和生活，但人们的交往极可能是生硬、死板、程序化的。当然，如果人们在一个具有人情、强调“关系”的社会中生存，主体之间虽会出现部分的“社会越轨”行为，但人们的生活却出现多种的可能性。费孝通[17]就指出，熟人社会中主体间所构建起的信任关系得益于“熟”，因为“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也就说，熟人社会中的主体交往成本是高效性，且兼具可靠性。因此，熟人社会中“面子”、人情以及“关系”，可能会破坏医患之间的社会交往，但也极有可能促进医患关系的构建。而要让“面子”、人情以及“关系”的运作，能积极地促进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改善医患关系，提升医患信任，提升医学的温度，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面子”和人情的本义，防止其变异进而致使医患关系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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