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技术转移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时间：2023-02-20 13:05: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冯冠平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很多人说我的人生跨度之大让人称奇。50岁之前在清华园，从当年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到科技处处长、校长助理；
50岁之后在深圳湾，担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开启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投资的探索之路，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被评为创业创新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来深圳20多年，我的个人经历和实践可以总结为“成功的奥秘就是大胆创新”。
我本人是科研人员，后来到系里做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1993年调到学校管理科研，任校长助理、科技处长。当时清华选拔干部的标准叫“双肩挑”，可以在学校里做管理工作，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回去做研究。所以，在学校做管理工作的同时，我一直在坚持研究工作，也一直在带研究生，研究工作也一直在继续。在清华从事科研工作，对我后期从事科研管理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从教研组到系里面相关工作的构成和流程都比较清楚。负责清华大学科研管理工作的时候，我提出来一个说法——“顶天立地”，当然，这个概念与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当时全国科技大会的精神是密切相关的。“顶天”是指，大学承担了许多基础方面的研究，应该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一定要像顶到天一样；
同时，像清华大学等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以及其他科研机构，要为我们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这就是“立地”，立地就是支持成果转化。但很多大学在基础理论研究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该顶天的没顶上去，该立地的却不接地气。几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里面提出要搞“小卫星”实验，大学通过“研究小卫星”对学生进行学科交叉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在主管科研工作期间，我发现清华大学每年都有数百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家奖励或获得专利，但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却很低，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为什么来深圳？40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但充满了活力和魅力，是一个有很多发展机会和无限可能性的地方。1995年，深圳确立了发展高科技的战略目标，决定吸引一批著名大学来弥补本地科研实力的短缺。当时我有一个想法，要发展高科技，能不能先成立一个研究院。清华当时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作，而我看好深圳的发展和未来，认为深圳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就提出了来深圳。学校领导非常支持，当时我是校长助理，参加学校一些重大议题的讨论。清华大学与深圳市一拍即合，决定在深圳建一所研究院。我们在1996年正式签订协议，开始筹备，我也一直参加筹备工作。当时深圳的领导非常有远见，把“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企业迁移到东莞和周边的一些地区，把深圳转型为依赖于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模式。当时研究院除了一幢大楼外，一无所有，有太多不确定性，这样的条件跟清华大学、跟北京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1998年，我全职过来了，开始摸索一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子，在深圳这个特区里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四不像”模式：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是事业单位，因为机制不同；
研究院既是大学，又不完全是大学，因为文化不同；
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是研究院所，因为功能不同；
既是企业，又不完全是企业，因为目标不同。在这样背景下，开始了探索之路。
我对深圳研究院成功最大的体会是机制体制的创新。“四不像”里面的第一个是，既是事业单位，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研究院刚开始时是一个事业单位，深圳市给了我们3年时间和20个编制，要求3年后完全走向市场。但我认为，我们是来搞科技成果转化的，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所以我提出不要这个正局级的事业单位。第二个不像是，既是大学，又不像大学，不是以论文作为考核的指标，主要考核有没有科研成果，能不能转化或者帮助转化，成果可以来自全世界。第三个不像是，既是研究院，又不像研究院，因为要孵化企业。现在大家都知道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20 年前知道有天使投资的人不多。要孵化企业必须要有资金，所以当时我们就启动一个天使投资基金，投资一些企业孵化起来。
“四不像”研究院最重要的是机制体制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机制体制的创新，这条路是走不出来的。因此，“四不像”的核心内容是机制体制创新，它具备企业、研究机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我们在摸索中开拓了新的路子，致力于将创新力转化为产业链。这就必须要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植根于特区的研究院不仅是清华大学教育与科研功能的延伸，而且肩负着高科技成果转化和高科技企业孵化的任务。可以说，研究院是一个集机制创新、文化创新、功能创新、目标创新四个全新因素为一体的特殊平台。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是严谨、勤奋、求实、创新，但研究院的院训跟清华大学不太一样——创新、高效、务实、包容。当时我们追求创新，有创新就会有失败，所以研究院的院训中有“包容”。
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头版头条文章《“知本家”——冯冠平》，给我封了个头衔——“知本家”，接着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让更多的“冯冠平”涌现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社常驻广东省的站长易运文。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冯冠平的人生经历还告诉我们，即使是优秀人才，也要有一个施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科技成果的浪费固然让人遗憾，但人才的浪费是更大的浪费。人才被埋没、科技成果得不到有效转化，固然有很多因素，但主要还是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正因为有深圳清华研究院这样一个体制机制十分灵活的舞台，冯冠平的复合型才能才得到充分发挥，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梦想也才能够实现。目前，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体制机制还不够灵活，‘官本位’意识还比较严重，旧的条条框框和人际关系还是错综复杂。这些因素，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文化创意的迸发和人的才干的发挥带来重重障碍。只有大胆改革那些落后的体制机制，大力革除‘官本位’的束缚，才能使更多的‘冯冠平式’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渴望，是人民群众的期待，更是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时至今日，这篇文章中的评论依然很有道理。
我非常感谢我在清华大学科研处工作和担任校长助理这几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接触到了很多学科门类。当科研处长要了解各个系有什么样的科研成果，这为我在深圳的创业奠定了基础。人家问我是怎么学投资的，我原本是学工程，不是搞投资的，也不是学投资的，但是我两次获得了天使投资创新人物奖。现在搞材料，有人说你也不是搞材料的，我确实不是学材料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在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
我们转化了很多成果，一部分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从海外回来的人才。我们留学生到海外去，不仅学到技术，还学到国外学校里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子，比如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十几年前我们在硅谷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在国外看先进的技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那里创造的一些技术能不能引进回来。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国内大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硕士和博士，他们从大学里出来创业，这是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认为创业的关键首先是团队行不行，其次是有没有核心的技术，最后就是能不能筹集到资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在很多方面进行限制、封锁，让人更深刻地感觉到离不开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我们国家在创新能力方面，跟西方的一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有差距。我们从小的教育在培养创新能力、冒险尝试、大胆设想这些方面，还是有一些差距。我给广东省的科技干部、科技领导做报告时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这和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密切相关，很遗憾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在现有的体制下很难诞生；
二是强调战略科学家，中国“一般”的科学家不少，战略科学家太少。战略是指未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远景，而且战略眼光需要跟颠覆性技术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我们现在跟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比如，现在深圳很多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很强的，有很多条件比大学强。20年以前我和一个著名企业家交流，他就说大学里实验室条件的水平比不上企业，希望大学能出一些思想、超前的想法。我认为现在企业的研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明显提高。企业也发表论文，但是跟大学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企业发表的论文会有助于推动形成一个产业或者一个产品。
关于大学生创业问题，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综合能力的培养，实际上有的学生出来创业跟他所学的专业没有关系。比如，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参加这样或那样的竞赛，认识一批人，后来有的从美国杜克大学回来，有的从英国牛津大学回来，围绕自己发明的技术组织团队，做得很好。我非常强调学校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清华大学一直强调通才教育，所以专业不要分得太细。我非常支持跨界创新，在一个行业里面老是跟着人家走，人家可能钻得比你要深，但是转一个行业，你可能就是世界第一。
最近深圳评估了70家创新型企业，其中，有三家是我担任过第一任董事长的，大概有十分之一是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出来的。十多年前，我从研究院退休后，曾对光明日报记者讲过：“我现在已经65岁了，但还想实现两个梦想，为国家再引进孵化出两个在世界产业领域最领先的高科技项目，使它们总产值超过1 000亿元。”
我的自信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从事科学研究；
二是长期从事科技管理和天使投资，能看清研究的潜在价值与方向；
三是熟悉产学研的结合，知道如何将一项颠覆性技术做成一个产业。十几年前，我们天使投资就投了超材料和石墨烯两个项目，这两大产业的共同点是都是新材料，一个产业覆盖珠三角，主要用于国防行业；
另一个产业聚集长三角，产品军民两用。这两项技术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颠覆性科学技术刚出现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懂的，如果让大家表决，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当年习总书记分别考察江苏、深圳时，都亲自考察了这两个项目并接见了研发团队。这两个产业恰好覆盖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项目分布在两个三角洲，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当时江苏省的领导（时任江苏省的省长、书记）到研究院来参观，希望我们能为江苏做一点贡献。于是，我们把深圳研究院的这套“四不像”模式放到江苏去，在无锡筹办了江苏数字信息产业园，看看这个模式的可行性。现在江苏数字信息产业园在江苏也还是做得不错，它也不完全是个研究院，主要通过产业园这种方式带动科技成果转化，更偏重于产业的发展。2009年我去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当时他们正在从事石墨烯的研究，告诉我石墨烯这种材料有很多优异的性能。我对新东西特别情有独钟，还专门飞到了硅谷。这个材料很有发展前景，但要形成产业化，没有八年、十年的时间是不行的，我就思考到底是放到深圳还是放到江苏。江苏和深圳各有优势和特点。深圳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注重强调市场，但不可能一下投那么多钱进来，但是江苏有可能，于是我就把这个项目引到了江苏。当时在江苏常州有一位“科技书记”，这个人有眼光，我向他介绍新材料石墨烯，并说：“这个项目可不是一天、两天，我估计十年才能见效，你愿不愿意投？”他答复说：“没有问题，即使八年、十年，我们也会投。”于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石墨烯产业在江苏迅速发展起来，目前来看中国的石墨烯产业发展主要是在江苏。
真正的石墨烯是一个透明的材料，是由单层的碳原子构成的。我曾经拿着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单层石墨烯材料给习近平总书记看。2014年12月13日在江苏南京，总书记提出这种材料是否可以变成一个产品。这就是一个题目，要让千家万户的消费者都能感受到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
现在这两个投资项目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光启超材料项目的争议还挺多的，石墨烯项目的争议相对来说稍微小一点，但相比刚开始，争议已经越来越小。其实有争议是好事，争议可迎来明天更加美好的创新。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工作必须依靠科学技术。高等学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应体现以大局为重、以育人为本、以发展为要、以创新为标的使命担当。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提出的“四不像”模式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成功典范。技术转移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应该鼓励懂技术、懂市场、懂投资、懂法律的复合型创新人才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推动经济发展。
猜你喜欢 清华大学科技成果研究院 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肉类研究(2022年5期)2022-06-16清华大学：“如盐在水”开展课程思政在线学习(2022年4期)2022-05-31陕西省红色文化教育研究院当代陕西(2021年13期)2021-08-06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70周年作戏曲研究(2021年3期)2021-06-05不是我！是他捣乱！动漫界·幼教365(中班)(2021年1期)2021-04-06我的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经历意林·全彩Color(2019年8期)2019-09-23河南：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法治保障人大建设(2019年11期)2019-05-21国家食药监总局：促进监管科技成果转化健康管理(2017年7期)2017-09-22科技成果精准转化的“科创365”领导决策信息(2017年14期)2017-06-21提高科技成果持续供给能力领导决策信息(2016年40期)2016-03-27 相关热词搜索：要素，经济发展，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