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优势区企业亲环境行为形成机理研究

邹艳芬,肖志文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的“3060双碳目标”(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随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经济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大报告和会议中,“双碳”都被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讨论、制订细化方案等。作为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压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新发展范式背景下,生态优势区的环境保持将具有标杆性、示范性和引领性的作用,要求区内企业必须普遍重视环境。但现阶段,企业的环境行为仍存在环保设计与实践异位、认同度高践行度低等“知行脱节”的严重问题[1];同时,丰富的自然资源环境也更有可能使企业逆“环境”而施为[2]。因此,探究生态优势区企业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培养和激励绿色可持续导向的亲环境行为和意愿,给全国提供一个可复制推广的绿色崛起样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亲环境行为在近20年以来逐渐成为环境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3]。已有文献主要围绕概念界定、理论发展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概念界定方面,与企业环境伦理行为不同,企业环境伦理行为关注的是环境本身的价值存在问题,强调企业应在不影响其他自然生命体正常生存基础上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亲环境行为侧重从生态系统改善、环境危害减少以及环境治理参与等角度进行释义[4],更多关注的是企业的环境行为,如Mukti和Prambudia界定亲环境行为是有意减少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意愿则是做出亲环境行为的意向度或可能性[5]。理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是经济外部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等。影响因素方面,主要探讨了环境政策、环保监督等正式规制制度和社会公众支持、经营绩效、社会责任等非正式规制因素对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6]。

综上所述,从环境心理学视角对企业“亲环境行为”的关注较少,而对亲环境行为“支持度感知维度”“发生机理”等问题的探讨更少,但这是政策制定的必然调查基础。因此,拟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生态优势区亲环境行为的支持感知维度、意愿及其形成机理。

(一)理论基础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发生之前会受到意愿的驱动。亲环境行为意愿包括亲环境行为与亲环境态度两个方面,关于态度和行为关系的研究从1950年开始就逐渐形成一系列态度行为理论,但各种不同的理论中,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Ajzen和Fishbein的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理性意愿并不能完全决定其行为,两者还均受到行为控制的影响[7]。Bamberg进一步指出意愿只能解释不超过30%的行为变化,这表明意愿和行为之间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8]。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提出,企业内外部环境会向感知主体输入信息,转换形成对感知客体的认知,进而做出反应。规范激活理论的“利他行为模式”可以揭示出企业亲环境行为中的“利他行为”关键在于:第一阶段对外界需要的感知;第二阶段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义务觉醒;第三阶段对卷入代价的考虑。Ajzen从信息加工角度,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期望价值理论,扩展形成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计划的结果,行为意愿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可以由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组成[9]。这一理论在行为与其意愿研究方面被广泛认可。

根据以上理论,尤其是计划行为理论,企业亲环境行为是企业在衡量外部环境(主观规范)、内部支持和长远发展的基础上(知觉行为控制),产生行为意愿(行为态度),进而决定了企业在亲环境行为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投入程度。因此,假设企业感知到的亲环境行为支持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自身持续发展需要、外界环境支持以及经济绩效支持,进而影响亲环境行为意愿,最终决定亲环境行为。

(二)研究假设

1.可持续发展支持感知与亲环境行为意愿

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指企业在追求自我生存和永续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市场地位的提高,又要保持已领先领域和未来扩张面向的竞争优势、持续盈利增长等。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分析,环境责任的履行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的使命和目标[10],亲环境行为能够提升企业的社会公众形象及核心竞争力[11],从而使企业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从战略创新视角分析,开拓性的环境管理战略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开发新资源和自主创新能力,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显著带动作用[12]。从供应链视角分析,下游企业作为地方政府有效监管的来源,实施节能减排等环境友好行为有助于企业与供应商和政府形成稳定的低碳供应链和良好合作支持关系[13]。从合规性视角分析,亲环境行为可能会促使企业提高对外界信息的获取能力、塑造长期竞争力[14]。由以上分析可知,企业亲环境行为和可持续发展存在正向反馈、相互强化的关系,会从战略角度激发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可持续发展支持感知可以提高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2.外界环境支持感知与亲环境行为意愿

企业发展离不开外部社会环境的支持,一方面社会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发展所必要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企业也有义务维护社会环境,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倡导环境治理的企业将为自己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公众认可[15]、同行的融洽合作关系。企业良好的亲环境行为态度能得到更多的生产要素方面的支持,将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环保压力转变为支持力[16]。企业开展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生产等也会更迎合相关政策措施的引导,获得政府的补贴和财税等多方面的支持,良好的政企关系尤其重要。政府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政策,使企业加大研发支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直接提高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17]。同时,企业亲环境行为不仅从供给侧获得了资金、土地、良好的本地关系等要素的支持;从消费侧也会获得更多的客户认可,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销售转化能力[18]。由此可见,企业亲环境行为是典型的战略性合规行为,是有预见性、规划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外界环境支持感知能有效提高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3.经济绩效支持感知与亲环境行为意愿

双碳目标的实现要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同双赢的角度进行考虑。作为“经济人”,企业是否选择亲环境行为是成本—收益分析后的理性决策。在企业亲环境行为中,会有诸多因素,如生产技术导向、能源投入成本、绿色产品创新、市场销售与认可等影响企业经济绩效[19],从而影响企业的亲环境行为决策。现实中,企业通过先行绿色投资,提高环境效益的动机包括树立绿色形象和节约生产成本等[20]。亲环境行为能够使企业减少环境问题带来的管制成本、污染成本、能源成本、道德成本和机会成本等,绿色导向也易于使企业产品销售量增加,团结职员、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进而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盈利能力、利润水平和经济效益,也更具有长期的成本优势、经济绩效[21],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经济绩效支持感知能有效提高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4.亲环境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

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阶段,包括感觉输入的编码、贮存和提取的全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对输入信息进行某些特定操作的单元,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和操作的结果[22]。在亲环境行为决策过程中,企业会对各类相关信息,包括来自政府政策和社会公众的扶持与监督、自身的发展等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支持度的感知,这一感知程度的不同将直接导致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的亲环境行为,因为意愿是影响行为的最直接因素[23],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在企业亲环境行为与支持感知的关系中,亲环境行为意愿发挥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图

(一)研究设计

1.问卷设计

为获得研究数据,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但由于亲环境行为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为确保各构念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并因为节能减排是一种兼顾前端控制和末端治理的企业亲环境行为,在问卷设计时,用更为容易理解的节能减排代表亲环境行为进行表达。

量表主要借鉴邹艳芬构建的企业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量表[24],整体分为企业基本信息、企业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和企业节能减排意愿三个部分,其中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因素的确定是问卷设计的关键问题。首先,对12家有节能减排经历的企业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了解企业参与节能减排可能感知到的支持因素;然后,结合文献研究归纳总结出30个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因素;最后,对50家企业进行预调研,得到21项企业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因素,每个题项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文献研究及相关专家学者意见,对完整量表作出以下改进:第一,增加“稳固的供应链关系”“节能技术进步”等题项,因为随着时代发展,企业对供应链和节能技术越来越重视;第二,在问卷的第三部分增加了“节能减排规划”“节能减排措施”及“节能减排成果”等题项,以便更深入探究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

2.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以典型的生态优势区——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样本区,因为江西省是中国首批全境列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指出,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要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2016年8月,作为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江西省被纳入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优势区理应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学习样板,但经济发展压力极大,为解决这一悖论,亲环境行为意愿是关键。由于受疫情影响,问卷发放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法共抽取283家江西省的企业,全部回收,筛选后得到212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4.91%。被调查企业覆盖了江西省的11个地级市,其中属于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9个地级市共38个县级地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划定范围)的样本达78.30%,其余为江西省其他地区企业,样本总体上可以代表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二)亲环境行为支持感知结构维度探索

1.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企业所属行业性质统计,大多数受访企业属于非高耗能行业,占比85.85%;从企业产权性质统计,非国有企业占比58.49%,国有企业占比41.51%,分布较为均匀;从企业规模统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分别占比25%和75%,中小企业群体是“双控”政策实施的重要主体;从企业成立年限统计,只有22.64%的受访企业成立时间是在五年之内,77.36%的企业都已成立六年及以上;从受访企业所在地区统计,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内的企业占比78.30%,其他地区企业占比21.70%;从企业高层管理者学历情况统计,大多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只有6.6%的专科及以下学历;按企业通过的相关认证体系统计,通过ISO9000企业占比36.79%,通过ISO14000企业占比6.60%。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2.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明确企业亲环境行为支持度感知的结构维度,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降维分析。巴特利特球形检验KMO值为0.947,近似卡方值为4 014.458,自由度为190,并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进行因子分析,共得到三个主成分,累计占比达到73.977%,每个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5以上。其中,题项B22在因子1和因子3中载荷均大于0.5,且差异不大,因此将题项B22删除后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

(1)因子1包含10个题项:B21、B23、B24、B25、B33、B35、B41、B42、B43、B44,分别是节能减排能够“减少政府对企业相关规制的压力”“使企业得到政府更多的技术培训”“使企业建立更好的政企关系”“使企业获得更多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的优惠”“使企业得到周围居民的更大支持”“使企业得到更融洽的行业关系”“减小企业的社会公众舆论压力”“使企业获得更多环保资金支持”“降低企业被惩处的可能性”“有利于推动节能技术的进步”,以上10个方面都是来自政府、社会公众和同行等外界环境的支持,在此定义为外界环境支持感知。

(2)因子2包括6个题项:B11、B12、B13、B14、B15、B16,分别为节能减排能够“提高企业的相对市场地位”“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帮助企业建立更稳固的供应链关系”“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以上6个方面都是对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此定义为持续发展支持感知。

(3)因子3包括4个题项:B31、B32、B34、B36,分别是节能减排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吸引高水平人才”“提高企业客户黏性”,以上4个方面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保障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在此定义为经济绩效支持感知。

综上所述,企业亲环境行为支持感知可以分为三个维度,即外界环境、持续发展和经济绩效支持感知。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最大的阻碍就在于平衡经济与环境目标,当企业认为亲环境行为活动能够有利于获取经济效益时,也就意味着企业从适应性合规走向了战略性合规,从被动适应政府、社会公众的环境规制,到主动积极谋划环境行为,意愿程度越来越大。

表2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3.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是通过计算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的数值来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一般而言,Cronbach’s Alpha系数大于0.9意味着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非常高,当Cronbach’s Alpha系数在0.7到0.9之间时,意味着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而当Cronbach’s Alpha系数在0.7以下时,说明量表中各个题项不一致程度较高,量表需要修订。

由表3可见,企业亲环境行为支持感知的三个维度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9,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并且各个题项删除项后的Cronbach’s Alpha值都比原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值要低,说明每个题项的不可或缺性。

表3 信度分析

4.效度检验

效度主要分为内容效度及结构效度。本研究所涉及的测量量表是在原有量表的基础上进行的拓展,大部分题项都来源于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且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提取出的三个因子累计能够解释总方差变异的73.97%,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结构效度的衡量通过Amos 24.0进一步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经过修正后模型的X2/df值为2.988(<3),表明模型适配理想;RMSEA值为0.097(<1),处于可接受范围;CFI、IFI、TLI、NFI值均大于或接近0.9,表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各因子间的区别效度指标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各因子间相关性系数均存在1%的统计显著性。三个维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77、0.393和0.407,也都小于对应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平方根,说明三个维度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彼此间又有显著区分度,模型区别效度良好。

表4 区别效度

综上所述,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持续发展、外界环境和经济绩效三个维度的支持度感知因素,信效度分析的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程度和区分度,因子分析的结果是科学有效的。

(一)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本文参照温忠麟等的方法设定以下中介检验模型[25]:

EB=μ1+cSi+β1X+ε1

(1)

EW=μ2+aSi+β2X+ε2

(2)

(3)

其中,μ1、μ2、μ3为常数项,Si为支持度因素,其中S1代表持续发展支持感知,S2代表外界环境支持感知,S3代表经济绩效支持感知;EW为亲环境行为意愿,在量表设计中利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测算,数值越大表示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越强;EB为企业亲环境行为,亲环境行为作为企业环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的环境战略行为存在“穷则思变”和“人穷志短”两种效应,当企业绩效落差大时,迫于外界压力会选择调整经营策略、优化组织结构等低风险策略来回应外界质疑;当企业绩效落差小时,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增加环境投入、引进技术设备等实质性策略改善环境绩效。由此,亲环境行为量表参考吴建祖和袁海春的分析[26],按照环境投入程度的不同设置六个题项,其中将制定计划、设立专项部门、建立考核制度3个低风险策略题项赋予权重1,将增加投资、引进相关技术或设备、引进专业管理人才3个实质性策略题项赋予权重2,通过6个题项的加和得到企业亲环境行为变量值。X为控制变量,参照崔艳娟等的做法[2],选择企业所属行业(Industry)、企业规模(Size)、企业性质(SOE)、企业通过的相关认证体系(ISO)和高管学历(Edu)作为控制变量;ε1、ε2、ε3为误差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所示。

表5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

依据模型(1)、(2)、(3)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共线性检验VIF值都明显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从列(1)、(2)、(3)可知,三个支持感知因素对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都是1%统计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支持感知越高,企业参与亲环境行为的意愿越强烈,假设1、2、3都得到验证。进一步对比回归系数,说明企业亲环境意愿最在意的支持依次是外界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绩效的支持度。

列(4)、(5)、(6)的结果表明,三个支持感知因素对企业亲环境行为也都是1%统计显著的。列(7)和列(8)中的两个支持感知和意愿项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持续发展支持感知和外界环境支持感知的中介效应是成立的,企业从可持续发展需要和外界环境支持的角度,会增强亲环境行为意愿,进而推动企业亲环境行为。但列(9)中,经济绩效支持感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从目前企业的发展实际来看,企业亲环境行为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经济绩效支持感知提高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应该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说明当前企业还没有达到将亲环境行为纳入环境绩效考虑因素的境界。因此,亲环境行为意愿更多来自于外界环境的推动和考量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越大、通过相关认证体系、高管学历越高以及国有性质的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更强,并且在感知到亲环境行为支持后更有可能实施具体的亲环境行为,而属于高耗能行业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普遍更低,这与过去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表6 基准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以上基准回归分析结论的稳健性,结合研究数据主要由问卷调研所得虚拟变量值的事实,在此采用替换变量法和更换样本进行检验。

1.替换中介变量

意愿是一个心理活动变量,显性的表达可以是企业的相关计划、规划等。在此以问卷中题项C2(企业亲环境行为活动规划情况,EP)替换亲环境行为意愿。其中,企业如果目前没有做出任何相关规划,则赋值为“1”;计划在3～5年内开展行动,则赋值为“2”;计划在3年内开展行动,则赋值为“3”;正在筹备行动,则赋值为“4”,数值越大表示意愿越强烈。替换变量后的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三个支持感知因素均对企业亲环境行为、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持续发展和外界环境两个感知因素与亲环境行为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经济绩效支持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不成立,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7 替换中介变量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赵胜明和娄敏的研究[16],环境保护投资是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体现,因此将量表中的题项C32(企业增加节能减排投资,EB2)作为企业亲环境行为的代理变量。检验结果如表8,与基准回归结论基本一致。

表8 替换被解释变量

3.变换样本检验

样本企业中存在少部分不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划定范围,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选择全部归属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的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结论如表9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9 分样本检验

(一)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是否能“如愿以偿”

遵循“感知—意愿—行为—结果”的逻辑,为了进一步探究企业感知到支持因素后是否真的能“如愿以偿”,获得所感知到的绩效,在此利用问卷数据做进一步研究。基于前文因子分析的结果,结合题项C4“企业获得的亲环境行为绩效(EA)”,持续发展绩效(EA1)用“提升了企业社会形象”得分表示;外部环境支持(EA2)用选项获取了“政府相关补贴”“外界资金支持”和“银行绿色贷款等”的加总得分表示;经济绩效(EA3)用选项“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和“企业经济效益增加”的加总得分表示。运用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支持感知与亲环境行为绩效

如果感知到的亲环境行为支持能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那么就认为该支持度感知因素使企业获得了持续发展绩效;如果感知到的亲环境行为支持让企业获得了政府补贴或银行绿色信贷等外界资金,则认为该支持度感知因素使企业获得了外界环境支持;如果感知到的亲环境行为支持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或增加了效益,则认为该支持度感知因素使企业获得了经济绩效。由表10可见,第一行的结果均显著为正,即S1(持续发展支持感知)不仅获得“持续发展绩效”,还“意外”获得其他两方面惊喜,说明企业感知到的持续发展支持与实际获得之间是一对多映射反应。第二行和第三行的结果中EA1列不显著,但EA2和EA3列均显著为正,说明S2(外部环境支持感知)和S3(经济绩效支持感知)只对自身和彼此之间发挥作用,对实际可持续发展绩效并未发挥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持续发展是企业一种长期的、内在的驱动力,依据自决理论,企业从可持续发展维度激发的亲环境行为更具激情、更可持续。总体看来,企业三个维度的支持感知因素均能让企业“如愿以偿”。进一步对比可知,企业自感知效能是最大的,即通过三个维度的支持感知分别获得对应的绩效,说明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感知—意愿—结果”的亲环境行为正反馈良性循环,这也是企业亲环境行为可以推行的基础和支撑。

(二)亲环境行为绩效的形成机制

从企业支持度感知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企业不同维度的亲环境行为支持感知确实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行为绩效,但现实中也可能是企业在环境管理方面并没有采取显著措施,也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认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为了深入挖掘企业亲环境行为绩效的形成是否是通过实施亲环境行为(EB)而获取的,以EB为中介变量剖析支持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形成机理,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亲环境行为的中介检验

由表11可见,三个维度的支持感知因素均有利于激发企业亲环境行为(列(1)至(3)),并提升绩效(列(4)至(9))。对比系数发现,外界环境支持感知对亲环境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均是最大的,经济绩效支持感知次之,持续发展最弱。这进一步说明江西省企业的亲环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影响最大,主动实施环境行为的意愿和能力普遍不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亲环境行为在持续发展支持感知与绩效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其他两项支持感知与绩效关系中是部分中介作用。分析再次证实,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一种长期的、隐性的内在驱动力,只有转变为实际的亲环境行为,才能获得绩效。而外界环境和经济绩效的支持更具有短期性和直接性,显性激励作用明显。由此可知,企业感知到支持,产生亲环境行为意愿,促发实际的亲环境行为,切实获得相应的行为绩效,进一步验证了企业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

(一)研究结论

生态文明和低碳经济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江西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中国典型的生态优势区,企业是环境工作的关键角色。为了深入探究生态优势区企业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选择调查问卷法获取一手资料,经实证分析,假设均得到证实,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企业亲环境行为支持感知因素主要由持续发展支持感知、外界环境支持感知与经济绩效支持感知三个维度构成。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经济与环境目标的协调,企业感知到的亲环境行为支持因素既包括政府、社会公众的环境规制,也包括企业对亲环境行为有益于获取经济效益的主动认知。

第二,企业从持续发展、外界环境和经济绩效感知到的亲环境行为支持均能有效提升企业的亲环境行为及其意愿,亲环境行为意愿在持续发展支持感知和外界环境支持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在经济绩效支持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更多来自于政府、社会公众等外界要素的推动,以及对满足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内在驱动力。

第三,企业从三个维度获得的支持感知均能让企业获得实际的亲环境行为绩效,且这种绩效的获得均要通过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对比系数发现,外界环境支持感知对亲环境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均是最大的,经济绩效支持次之,持续发展最弱。这说明以江西省为例的生态优势区企业亲环境行为受外界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影响更大,主动实施环境行为的意愿和能力普遍不高。企业感知到不同维度的亲环境行为支持因素后,激发了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进而促发企业亲环境行为,并为企业带来了相应的亲环境行为绩效,具体的作用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作用路径

企业的亲环境行为在短期内收益不明显,亲环境行为主要依靠外界环境的支持,如社会舆论压力、政府监管、政策激励等,以及企业对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内在驱动力的支持。企业亲环境行为遵循“感知—意愿—行为—结果”的作用路径,企业亲环境行为的实施为企业带来对应的收益,“如愿以偿”后激励企业继续开展亲环境行为,从而帮助企业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主要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加强支持,促发亲环境行为意愿。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是政府的要求、社会公众的呼吁,也是企业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企业引进节能技术、改进节能设备等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尤其是位于生态优势区的企业,在更为宽松的环境监管环境下企业感知到的亲环境行为支持不足。正如与本课题组成员十年前关于江西省企业节能减排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比发现,政府对企业亲环境行为的支持效应减弱。促发生态优势区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需要从多方面加强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支持,尤其是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环境监管政策,运用政策工具提高企业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第二,推动行为,完善亲环境激励体系。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的表现,但行为意向并不完全导致行为的产生,在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形成机理的回归分析中发现,有亲环境行为意愿的企业并不是百分之百都实行了有效的亲环境行为,其中经济绩效支持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系数达到0.983,这说明对中小企业而言生存是首要问题,提高企业亲环境行为意愿离不开经济效益的支持。因此,推动企业切实开展亲环境行为必须从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系统地完善亲环境激励体系。

第三,扩大宣传,强化亲环境支持感知。随着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社会公众的态度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逐渐由原来的以资本、技术和设备为基础的硬实力,转向品牌形象、社会声誉等软实力,当前社会对企业的要求早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物美价廉,还包括节能减排、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生态资源等难题。典型性双赢案例的打造、选树和宣传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呼声越高,不断加强宣传和教育活动,让亲环境行为的思想深入人心,提高社会公众的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对企业亲环境行为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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