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白居易《让绢状》想到的

时间：2023-02-21 13:10:0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文/沈栖

白居易的诗名，可谓妇孺皆知，而其政声如何，则鲜为人知。这里，不妨列举一段史载。

唐穆宗长庆元年（822），白居易任主客郎中知制诰的官职。翌年八月，朝廷任命战将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并授田布检校工部尚书，以宁远将军号令大军出征，讨伐叛将王廷凑。届时，白居易奉旨前往田府宣诵圣旨。事毕，田布为表感激之情，谢绢五百匹。五百匹绢可是一笔不可小觑的财产，倘按当时绢马互市，三十五匹绢即可换上一匹良马。然而，白居易婉拒了。田布顿感意外，以为白居易收受馈赠心存顾忌，便托人相劝。白居易依然婉拒。田布亲自将五百匹绢送上白府，白居易还是退之。田布只得找到唐穆宗李恒，让皇上说服白居易收下礼物。李恒认为这是田布真诚相赠，不存在受贿问题，于是亲自下了一道圣旨，派特使送达。白居易思考再三，觉得还是不能收，并写下《让绢状》上奏穆宗皇帝。

白居易为官清廉，几无长物，诚如《让绢状》云：“臣家素贫，非不要物”，但他宁愿固守清贫，也不能接受田布的五百匹绢。何故？白居易认为，首先：“制中诫云：一饭之饱，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今以五百匹绢与臣，臣若便收，则是有违制命，不副天心”；
其次：“臣食国家之厚禄，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取其财，有所不忍。”最后这五百匹绢由田布捐作军饷。白居易之所以执意“让绢”，是因为他自觉意识到收受是“有违制命”，更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每月有官俸，“无名之货，岂合苟求”？

中国传统税收，主要来自农业税一途。官俸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所以，薄俸制成为大多数朝代不得已的选择。各级官员手持权力而不受约束，又实行薄薪制，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当然，就个体而言，薄薪只是贪腐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像白居易这样的清廉官员实属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政由贿成”，即“有政则有贿，无贿不成政；
有政皆贿，以贿为政”。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尤为烈。

爱新觉罗氏刚打下江山时，注重吏治，大小官员一律按官级拿取俸金，史书称之为“正俸”或“常俸”。自雍正二年（1724）始，实行了“廉俸制”，即除正俸外，另给所谓由“耗羡”转变而来的“养廉银”，而且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这便给官场贪腐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以致形成“上以贿求之下，下以贿献之上”这类“贿赂公行”的官场颓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诸多“陋规”如别敬、冰敬、炭敬、节敬、文敬等等，几乎成了官场灰色收入的常态。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按要求在奏折中向皇帝禀报自己每年有五项“陋规”收入：一、节礼五万两；
二、漕规四千两；
三、关规两千四百两；
四、盐规一万两；
五、钱粮平头银八千两，总数达七万四千四百两。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这样概括一个州县官员“应该”敬送的礼金：“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
凡遇时节，则备节礼；
生辰喜庆，则备贺礼；
题授保荐，则备谢礼；
升转去任，则备别礼。”

当然，清代还是有清正廉洁的官吏，如顺治年间在福建任知县的李爝。此人廉洁，犹如白居易那样不屑于额外妄取一文钱，他在家书中交代：“在官，俸金外皆赃也，不可以丝毫累我。”李爝不仅自己远离贿赂，还严厉要求家人把各类“陋规”拒之门外。他常年穿黑布衣，坐竹柴车，吃糙米饭。

应当指出：封建社会的清官“以贫为师”，虽有“不负民”的动因，但首先他们是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使国家机器在封建统治的秩序内运转，其境界自是无法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相提并论。尽管两者的信仰、宗旨不同，但“在官，俸金外皆赃也”的为官之道则是古今一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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