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时间：2023-02-21 15:50: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褚云峰 姜永志,2 毛 峥
(1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22)(2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通辽 028000)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数据指出，截至2021年7月，未成年人上网人数达1.83亿，上网覆盖率高达94.9%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21)。智能手机作为网络的载体，成为青少年最常用的上网工具。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好处毋庸置疑，但如果不恰当地使用智能手机，则会造成安全问题。与智能手机相关的功能性损害——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问题，已迅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会导致日常生活功能受损，带来不良后果，比如在深夜过度使用会导致睡眠问题、影响日常工作和学习(Yang et al., 2020)、反应速度变缓(Li et al., 2019)，增加个体抑郁、自杀、焦虑的风险(Elhai et al., 2020; Thomée, 2018)。因此，探讨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十分必要。
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会面临许多来自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压力。有研究显示，遭受到更多压力性事件的青少年，更容易陷入网络，引发问题性网络使用(刘莎，陈雅妮，2020)。在面临家庭冲突、学业压力和朋辈压力时，青少年更倾向于将注意力转向网络(何安明等, 2021)，并期望从网络中得到释放和缓解。以往研究多探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诱发因素，少有研究共同探讨认知和情绪因素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人-情感-认知-执行模型(Brand et al., 2016)认为互联网使用障碍是在诱发因素、认知情绪因素、应对方式以及执行功能下降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基于此，为了对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进行科学预防和有效干预，本研究探讨青少年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关系，并加入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这两个中介变量，以探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产生的内在机制。
1.1 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关系
压力感知是指当个体面临具有挑战性和威胁性情景时，通过认知评估而产生的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体验(Lazarus & Folkman, 1986)，根据互联网补偿理论和使用满足理论(Kardefelt-Winther, 2014; Katz et al., 1973)，个体因生活中的负性情绪、社交焦虑和学习压力，诱发了使用互联网的动机和行为，而互联网可以提供个体所需要的满足感、安全感和网络社会支持，缓解压力。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压力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刘莎, 陈雅妮, 2020; 张金健, 2015; Augner & Hacker, 2012)，遭受到更多生活压力的青少年会更易沉迷手机(何安明等, 2021; 周惠玲等, 2022)。基于成瘾的自我药物治疗假说(Kima et al., 2015; Nicholls, 2015)认为有心理困扰和压力的人倾向通过寻求自我安抚的方式来应对负面情绪，比如用手机互动作为临时的补救措施。个体一旦发现从手机网络互动中能够得到满足，就更倾向将使用手机和网络看作一种有效的应对方法，导致个体在应对压力和消极情绪时，大脑自动启动转向手机网络的方法来缓解不适感，从而对手机产生依赖。大量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并发现心理困扰、压力与青少年和未成年人的问题性互联网使用有关系(Anand et al., 2018; Yadav, 2013)。综上，提出假设1:压力感知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1.2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反刍思维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马文燕等, 2022; Robinson & Alloy, 2003)。互联网补偿理论认为(Kardefelt-Winther, 2014)，个体上网是因为想要缓解压力源引起的消极情绪，具体来说，沉思者可能会通过玩游戏或在智能手机上访问网站来从心理上摆脱消极想法。互联网补偿理论在解释反刍者过度使用智能手机方面获得了实证支持(Elhai et al., 2018; Wolniewicz, 2018)。智能手机作为搜索信息的渠道，反刍者可能会求助于智能手机，通过大量搜索与问题相关的信息来缓解反刍情绪(Nolen-Hoeksema, 2008)。为了支持这一观点，研究发现，共同沉思的人更容易频繁地使用智能手机发短信(Davila, 2012)。因此可以想象反刍者会使用智能手机来管理他们的反刍思维，而智能手机可能扮演着补偿性的应对角色。综上，提出假设2:反刍思维在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人-情感-认知-执行模型(Brand et al., 2016)认为互联网使用障碍是在诱发因素(心理特质、生物学特质)、调节因素(应对方式、认知偏差)、中介因素(情绪情感、认知反应)和执行功能下降之间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情绪调节理论认为，个体最常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有两种：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认知重评是个体通过改变对事件的认知来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是一种先行关注情绪调节策略；
而表达抑制则是个体努力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减少情绪体验的发生但实际上情绪并没有好转，是一种反应关注情绪调节策略。前者属于适应性策略，后者属于非适应性策略(Gross, 2002)。研究表明表达抑制与消极的结果相关(石利娟等, 2019)，认知重评与积极的结果相关(陈琴, 王振宏, 2014; Gross, 2002; Verzeletti et al., 2016)。当个体长期遭受生活中的压力性事件且无法应对时，会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Etkin et al., 2006; Hare et al., 2008)，进而导致情绪调节困难(刘怡婷, 叶宝娟, 杨强, 2019)，并有研究发现，压力会正向预测情绪调节困难(刘怡婷, 叶宝娟, 杨强, 2019; 赵鑫, 李莹莹, 金佳, 2016)。面对压力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更倾向采取非适应性策略(贾惠侨等, 2013)，而表达抑制这一非适应性策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呈显著正相关(朱桓等, 2019)。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缺陷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有关(Hormes et al., 2014)。综上，提出假设3: 情绪调节在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反刍思维是指个体不断思考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并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的现象(Nolen-Hoeksema, 1994)。当前关于反刍思维的研究多与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等密切相关，根据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个体陷入沉思时更倾向采取非适应性策略(Garnefski, et al., 2002)，采取表达抑制策略来调整自身情绪时，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且负性认知情绪会导致个体产生手机依赖(蒋怀滨等，2018)。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信息的控制、保持和处理，会不断消耗个体有限的信息资源，从而影响其反应和决策能力(车敬上等, 2019)。当个体陷入反刍并采取情绪调节策略时，需要消耗自身的心理资源，以应对其他活动时心理资源不足并且缺乏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导致个体做出非理智决策与消极应对(黄乔蓉等, 2014; Richards & Gross, 2000)，智能手机和网络则是个体“最佳”的应对方式，另有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可以正向预测情绪疲惫(安龙等, 2021)。负性压力生活事件诱发个体产生反刍思维，而反刍思维则会把个体的注意力转移到负性的情绪和认知上，从而导致其采取情绪应对方式调节(汤彩云等, 2021)，研究发现，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频率显著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张敬赞, 姜媛, 2017)。综上，提出假设4: 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在压力感知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机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青少年为被试，探究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的关系，以及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为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和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研究。
2.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内蒙古和河北省两所中学的初中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574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514份，有效回收率达89.5%。研究对象的年龄在12～15岁之间，其中，男生256人，女生258人；
初一200人，初二190人，初三124人。
2.2 工具
2.2.1 中文版压力感知量表
采用杨廷忠(2003)修订的中文版压力感知量表。共14项，分为紧张感和失控感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所承受到的压力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2.2.2 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共22项，包含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省深思三个维度。采用1(从不)～4(总是)4点评分方式，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容易陷入反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2.2.3 情绪调节量表
采用Gross和John(2002)编制的情绪调节量表。共10项，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方式，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维度分数高，表明个体经常运用这一情感调控策略。在本研究中认知重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表达抑制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2。
2.2.4 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采用苏双等人(2014)编制的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包括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响、APP 使用、APP 更新等六个维度，共22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对手机的依赖性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全部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未对所有变量进行方差旋转的情况下，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有14个，第一个因素的方差解释率为22.05%，远低于临界值4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见表1)表明，压力感知与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表达抑制)、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显著正相关；
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表达抑制)、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显著正相关；
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压力感知与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
反刍思维与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呈显著正相关；
情绪调节(认知重评)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不相关。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选取情绪调节(表达抑制)策略进行下一步中介分析。
3.3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使用Mplus 8.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法检验反刍思维与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在压力感知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效应。分三个步骤，首先，检验总效应c的显著性，即分析压力感知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直接效应。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标RMSEA=0.09, CFI=0.94, TLI=0.92, SRMR=0.04，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压力感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γ=0.61,t=8.45,p<0.001)，假设1得到支持。
其次分析反刍思维在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标RMSEA=0.08, CFI=0.94, TLI=0.92, SRMR=0.04，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反刍思维在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21, 0.59]，区间不包括0，中介作用显著，即反刍思维是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变量，假设2得到支持。
再次分析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在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标RMSEA=0.08, CFI=0.94, TLI=0.92, SRMR=0.04，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在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效应的95%的区间为[0.26, 0.50]，区间不包括 0，中介作用显著，即情绪调节(表达抑制)是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变量，假设3得到支持。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矩阵
图1 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标准化) (注：p<0.001)
表2 压力感知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各效应分析
最后分析链式中介模型，结果见图1，模型拟合指标RMSEA=0.08, CFI=0.94, TLI=0.92, SRMR=0.04，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图1显示：压力感知能显著正向预测反刍思维(γ=0.59,t=17.40,p<0.001)，反刍思维能显著正向预测情绪调节(表达抑制)(γ=0.33,t=3.32,p<0.001)，情绪调节(表达抑制)能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γ=0.23,t=4.38,p<0.001)。压力感知能显著正向预测情绪调节(表达抑制)(γ=0.38,t=3.48,p<0.001),反刍思维能正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γ=0.27,t=4.15,p<0.001)。另外，压力感知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γ=0.29,t=4.50,p<0.001)。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及中介效应结果效应值与效果量见表2。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在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间的链式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8]，区间不包括0，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假设4得到支持。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压力感知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显著正相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压力感知不仅能够正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还可以间接正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高压力知觉的个体更有可能产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以往研究一致(刘莎, 陈雅妮, 2020; Anand et al., 2018; Augner & Hacker, 2012)，支持了互联网补偿理论(Kardefelt-Winther, 2014)，说明个体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消极情绪以及产生压力时，会倾向于在网络上寻找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以缓解自身的压力以及孤独感。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对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具有易感性，在面临新环境适应、人际关系、学业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压力且无法有效应对时，就会在网络上寻找资源缓解不适感，而手机的包容性和便捷性等特点成为缓解压力的最佳选择。手机使用的普遍性以及各种社交媒体软件、虚拟游戏的存在，使得用手机越来越成为青少年缓解压力的渠道，久而久之，青少年就会沉溺于网络社交，产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除了压力感知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产生直接作用之外，反刍思维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产生间接作用，间接作用达到27.82%。具体表现为压力感知正向预测反刍思维，同时反刍思维也正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Elhai et al., 2018)，反刍思维的压力反应模型认为(Robinson & Alloy, 2003)，经历过压力事件的个体，会更易陷入反刍思维中。使个体将对负性事件的注意力转移到手机上，导致问题性手机使用。大量研究证明，互联网补偿理论也可以解释反刍者会过度使用智能手机, 并通过大量搜索信息缓解反刍思维(Elhai et al., 2018; Wolniewicz, 2018)。
压力感知通过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产生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压力感知正向预测情绪调节，同时情绪调节(表达抑制)也正向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以往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Brand et al., 2016; Hormes et al., 2014)。在面临压力时，不善于表达想法的学生可能会将负性情绪转向手机上，从而弥补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是，认知重评策略与青少年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不存在显著相关，认知重评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善于运用认知重评策略的青少年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乐观地看待生活中一些突发的危机和不良事件。之前的研究也表明认知重评和积极的结果相关(陈琴, 王振宏, 2014)，表达抑制与消极的结果相关(石利娟等, 2019)，本研究中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作为一个消极的结果，也验证了以往的研究。
本研究验证了压力感知通过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产生间接影响的假设，这可能反映了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在青少年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重要作用，长期遭受压力，会使青少年产生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刘朝霞等, 2021)，这一结果揭示了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个体反刍思维水平的高低直接预测情绪调节策略，反刍思维与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根据压力的反应模型(Robinson & Alloy, 2003)和互联网补偿理论(Kardefelt-Winther, 2014)，长期遭受压力等应激事件会引发个体的反刍思维，采取表达抑制策略调节情绪的个体会将负性情绪转移到手机网络中去，并从中得到满足，进而产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只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四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法或引入团体辅导、干预研究等多种形式探索变量间的关系。二是为横断研究，难以揭示青少年压力感知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持久作用，未来应选取大样本的纵向研究探讨青少年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1)压力感知、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反刍思维、情绪调节(表达抑制)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2)压力感知不仅能直接预测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还能通过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对压力感知产生影响；
(3)反刍思维和情绪调节(表达抑制)在压力感知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