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映射当代社会的人文关系与生活空间
时间：2023-02-21 16:4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殷白露/文
影片《小偷家族》讲述了一个由一组没有血缘关系但具有家人情感的社会边缘人组成的家庭，在主人公柴田治在偶然捡回一个遍体鳞伤的小女孩后，家庭的秘密逐渐曝光的故事。导演通过营造平和的电影氛围，复杂的人物关系，温情的叙事角度，展现了另一个日本社会层面。文章以《小偷家族》这部电影为切入点，探讨影片情节以及影片呈现的日本底层社会现象，从而对当代社会下人与人直接关系、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与理解。
《小偷家族》秉承了导演是枝裕和一贯温情的叙事角度和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片段构成的影像风格。这部电影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六个主角，他们都曾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所遗弃或受到创伤的经历，他们聚集在一间被大楼环绕的平房内，相互鼓励、相互取暖，让这个冰冷的现实变得温暖起来。这部影片表面上讲的是社会的荒唐之处，但实际上，它的核心讲的是人性的温情。
奶奶初枝的前夫，再婚后的妻子带来一个孩子，名字叫做柴田让。柴田让结婚后生下了大女儿亚纪，第二次结婚后生下了二女儿纱香。因为被家人忽视，亚纪有点反叛，在一家风俗店工作，并与家人断绝关系。柴田治是个专业的小偷，与在风俗店工作的信代相识。在一次盗窃中，二人将濒死的祥太解救出来。奶奶收养了亚纪，柴田治、信代和祥太。在一个冬季的晚上，柴田治遇见了被抛弃的少女由里，并把她带回家。六个人组成的家庭，虽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生活拮据但是却非常温馨[1]。
《小偷家族》的导演是枝裕和依旧以“家庭”为一个主体，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由情感而不是血缘关系组成的祖孙三代的大家庭。他们彼此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情感，这对于当代社会中许多丧失家庭观的人们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反讽作用。影片中的每个人的故事各自独立但又交织，六个人年龄背景划分清晰，儿童、学生、打工族、老人，展现的是一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人物群像。影片将“城市社会边缘人”这个世界性群体投射在日本东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之中。影片中涉及到很多日本现代社会问题，例如，老人去世后继续领养老金、遗弃、偷窃、风俗女郎等。与此同时，虽然《小偷家族》中的人物虽然职业并不光彩，但是他们依旧通过努力的工作维持生活，父亲柴田治在恶劣的天气下本不愿去工作，但为了家庭，他还是去了工地工作；
母亲信代是工厂里时薪最高的员工，姐姐亚纪在风俗店里同样努力工作；
没有上学的哥哥祥太也会做在壁橱里认真看着课本，而有老年金的奶奶则肩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为家庭琐事操心。他们在这个冷漠的社会中相互取暖，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中努力生活。
一开场就是父子在超市偷东西的场景，配合默契手法利落，显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做。此时，父子二人的行为已经在观众中留下些许负面印象，随后父子二人再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家人食用的可乐饼，用日常的一场戏交代了二人的关系，又与前一场戏行程了对比。回家的路上父子二人一场对话后，便将女孩带回了自己的家中。导演通过这样一系列人物前后有反差的行为设计，表现出这一家人的特殊性， 片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社会规定的一系列制定中，但他们不断的打破，依靠自己需求搭建自己向往的家庭生活。
《小偷家族》中的成员之所以能聚集在一起不单单只是美好一面的人间温暖，当中也包含人物之间利益共生的关系。影片中祥太曾给柴田治讲《小黑鱼》的故事，故事中说到，许多条很小很小的鱼很容易被鲔鱼吃掉，但他们在小黑鱼的带领下，聚在一起，游成一条大鱼的样子，鲔鱼很快就被赶跑了。通过这一设计，导演侧面说明了片中人物之所以聚在一起的真实意义。片中的人物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小鱼，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彼此聚集在一起，互相取暖，更能够一起对抗外界的“敌人也”；
同样可以互相利用对方的优点或得更多的好处，比如大家会考虑奶奶的老年金，奶奶把亚纪留在身边并依次向亚纪父母要钱，信代因无法生育，而将祥太留在身边。深化了影片中人物的“人情”和“利益”的复杂性。他们因为利益聚集在一起，渐渐产生了友谊、亲情这样纯粹的情感[2]。
最终，他们一家因为盗窃和诈骗养老金这样违法行为而解体，在法律层面给出一个正向的结局。他们最终各自分散，回归到小鱼的个体身份，没有了家庭，留下的是祥太最后对柴田治那一声“爸爸”以及孤独的由里独自一人在阳台上唱着信代教她的歌。
是枝裕和的高明之处，是他把一层脉脉温情盖到了残酷的真相上面，就像是捂了一层棉被的呐喊，你听到了痛苦的尖叫，但那声音被消了一层音。曾经做过十年纪录片导演的是枝裕和十分擅长直面社会问题，把握叙事节奏，塑造最真实的人物，描写最日常的故事情节，用最温暖人物关系，展现最真实残酷的日本社会。
从整部影片可以看出，是枝裕和深爱着日本，没有深沉的爱，便不会有这种慈悲而又残酷的故事以及勇敢又含蓄的镜头语言。
在影片开头，有里出来柴田家时，大家都十分近亲有里，并想让有里留下，只有信代想送走有里，以免惹上不必要的是非，在这一场景中，导演将所以人都涉及在客厅中吃饭，唯独信代独自一人在厨房中用餐，与有里隔门背对，用镜头语言表现信代与有里之间的距离感。而当信代与柴田治来到有里家将有力送回时，却听到由里的父母正因此事产生激励的争吵，她不自觉地蹲下并紧紧抱住了怀中熟睡的有里，信代由最想让有里回去的人变成最不想放手的人，两个人的距离也由隔阂变成信代紧紧抱住有里。信代跟由里有着相同的童年经历，被父母排斥、殴打，信代不愿意让她再遭受同样的苦难，所以尽力去守护这柔弱的小女孩，把母亲的慈爱传递到她身上。
影片中的家庭是由几个没有血缘关系但具有家人情感的人物构成的故事，因此，导演在许多镜头中都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中把将人物纵向或横向重叠，使人物与人物之间更加亲近。片中一家一家人坐在窗前看烟花，导演采用俯拍的拍摄手法，将横向宽阔的画面转化成纵向狭长的空间，他们紧挨着彼此，相互打趣，欣赏着夏日的烟花。
也许他们的构成太特殊，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表现主人公与外界人物时，导演会采用远景或空旷的空间展示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信代和工友吵架的远距离人物站位以及奶奶和亚纪在餐厅吃饭时，将二人放在空间一角，与他们初于同一空间的其他角色都背对他们各自做自己的事情，既表现出奶奶和亚纪之间的亲密又表现出他们与外界的隔绝[3]。
小偷家族的成员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们必须学会盗窃“本领”才能更好的生存下来。导演将人物的横截面深剖开来，善恶两面看似对立，却互相缠绕。
柴田治和信代都是临时雇员，他们没有固定的薪水，整天都在琢磨怎么才能在工作中偷工减料，盗窃得手后，柴田治经常自我宽慰：“我能少上好几天的班。”柴田治在工地受伤后并未获得应有的劳动保障，也未得到上级的关怀和慰问。而信代为了掩饰由里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真相，只好自愿被解雇。工作当然很重要，可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没有信心和胆量前进，仅依靠初枝奶奶的退休金和盗窃来勉强糊口。
奶奶初枝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她被前夫抛弃，没有孩子。亚纪的爸爸就是初枝奶奶的继子。亚纪由于妹妹的出生，失去了父母对她的疼爱，亚纪就和初枝奶奶一起生活，在一间风俗店里扮演高中学生。对于亚纪的人生，亚纪的父母并不在意，只是对外说亚纪在澳大利亚读书。因为家人的冷淡，亚纪曾经出现自我伤害的情况，而在风俗店里，她也曾遭遇类似自己内心痛苦、自我伤害的客人，她会选择去拥抱、去安抚对方，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感受不到了来自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关爱。
祥太和由里都是柴田治在一次盗窃活动中偶然捡来的，他们自幼跟随柴田治偷东西，觉得只有在家不能学习的孩子才会到学校读书。祥太总是窝在衣柜里面，小时候的阴影让他没有了安全感，他对外界充满了向往，可是他只能透过一颗小小的弹珠才能看到天空和海洋。妹妹和信代一样，都受到过父母的虐待，她的父亲和母亲都对他进行过暴力教育，她失踪后，她的父亲和母亲只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互相逃避责任，并且没有报警和寻找[4]。
奶奶去世后，以他们的经济条件、家庭构成都不允许厚葬奶奶，只能在家中埋葬，并抹除一切关于奶奶的记忆；
祥太被抓，他们没有钱支付医药费更无法承担警察的事故调查，所以他们只能选择逃跑。他们之间充满感情却又经不住考验，因为一开始的方向错了，以后无论他们再怎么走都只有逃避这一条路。
日本经济学会会长橘木俊诏的《格差社会》中断言：一个阶级固化、无法反映个人意愿和能力的社会不能算是理想的社会。导演真正想要揭示的是在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的社会状态之下，底层人民就算努力工作，生活也难以为继。这也是我们在观影过程中不断在主任公身上获取温暖并感受到来自整改社会的冷漠，从而忽视他们小偷行为的根本原因。
《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写道：“人一旦发现了真实与美好的事物，就会激发自己的自信与力量。”道德教育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激励。在《小偷家族》里，中山户屋的主人就是用这样的教育和善良，让祥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新的期待。
祥太和由里先后到山户屋进行了两次盗窃。山户屋是日本一间很普通的店铺，没有摄像头，只有少数的反光镜。第一次盗窃，祥太很成功地把东西偷到手，骄傲地把“成果”给妹妹展示，而老板却没有抬头，假装在认真地写着什么，实际上老板早就发现了祥太的偷盗行为，他对这个孩子一向包容。等到祥太第二次带着由里来到山户屋，要由里试着去偷东西，老板不再保持沉默，他喊住祥太，给了祥太两袋食物，用一种亲切的眼神看着祥太，轻声说：“不要再让你妹妹干这个事情了。”
“内心柔软的人，充满了爱心和珍贵的善良”，老板没有当场揭发祥太和由里，也没有告诉他们要报警，而是用自己的善意和诚恳的语气说服了祥太，因为老板知道孩子必须接受良好的教导，靠着偷东西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他不想让更多的无辜的孩子陷入到偷盗谋生中，所以，在他们最需要指引和帮助的时候，给他们以希望。山户屋老板的教导与理解深深感染了祥太，“长大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重要的是懂得去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歉疚与和解”，让祥太深刻地反思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以及以后的生活。
《小偷家族》是一部充满社会意义又极具导演个人风格的电影作品，它对日本这个充满社会问题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深刻而又尖锐地写照和拷问，真正的揭露常常要胜过被遮蔽的空洞，它常常会给变化增加强烈的推动力。在日本家庭关系日渐消退的社会形态中，影片捕捉的是对人类的美好和复杂性，唤醒和回击冷漠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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