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翁 钢 民，唐 亦 博，宋 娜，李 建 璞

(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旅游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特殊类型，逐渐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统筹城乡发展、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经济增长点[1]。持续深入推进的城镇化战略不仅是承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主体，同时也是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结合点，因此，推进旅游城镇化有助于优化经济发展由高速向高质转变，实现区域绿色协调发展，对适应当前新发展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者对旅游城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1992年Mullins率先提出“tourism urbanization”的概念[2]，随后指出为满足旅游需要会促使城镇经济重组、空间重构[3]。以此为开端，众多学者从概念内涵[4,5]、发展特征[6]、驱动机制[7,8]等方面展开一系列研究，为旅游城镇化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国内对旅游城镇化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并随时间推移逐步成为研究热点之一，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1)概念与内涵的确定。黄震方等基于不同案例阐述旅游城镇化的内涵与本质，认为旅游城镇化是由旅游业发展所驱动的一种特殊的城镇化类型，其实质是指由旅游引起的城镇发生复杂变化的过程[9,10]。2)特征与模式的归纳。陆林等根据城市类型差异、驱动因素差异等将旅游城镇化划分为不同模式[11,12]；
李鹏则依据地方特色分别介绍黄山模式、曲阜模式和武陵源模式[13]。3)定量分析与评估。早期评估多集中于探讨旅游与城镇化的单向作用关系，如胡付照等[14]运用相关性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证实了城镇化进程对旅游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唐睿等[15]运用功效函数和协整检验等验证了旅游发展与经济、人口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均衡关系，而与生态城镇化之间则存在长期的负向均衡关系。随着协同度和耦合度等模型逐步被引入，关注焦点进一步转为旅游与城镇化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如轩源等[16]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空间变差函数对旅游效率与城镇化进程的互动共生关系展开实证分析。伴随研究的持续深入，网络分析等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被更多学者挖掘并运用，同时研究尺度也由粗犷到细微，包括国家、区域、省市乃至小城镇等领域[17-2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旅游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镇化的类型，推动了现代城镇化进程，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引起学术界密切关注[21-23]。部分学者逐渐开展旅游、生态与城镇化的综合性研究，对三者互动共生、耦合协调的理论阐述相对充分，但关于空间格局演化和影响因素识别的研究稍显不足，且目前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国家宏观层面和省市微观层面，针对城市群中观层面的研究鲜有涉猎。作为我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三大主力之一，京津冀城市群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3个行政区”的组合形式又对其协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如何破除行政壁垒、打破利益藩篱，从“各自为政”转为“抱团取暖”已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目前关于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多停留在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或3个省市的阶段，尚未深入地市，缺乏针对其空间分布和横向对比的定量分析，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要求相背离。因此，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法测算京津冀城市群13地市的旅游城镇化指数，通过绘制折线图、雷达图和箱线图揭示其时序演进特征，深入考察其综合发展水平的分异性和敛散性，同时借助立体趋势面分析、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方法辨明其空间分布格局，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探寻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旅游、生态与城镇化三系统互动频繁、联系密切，三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循环往复关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反馈的动态发展过程共同形成旅游城镇化这一复合巨系统(图1)。一方面，旅游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镇化具有显著推动作用[24]。首先，游客集聚会产生大量需求，由需求影响供给，城市的基础与服务设施将得到极大改善；
其次，旅游业极易与其他产业交叉融合形成“旅游+”或“+旅游”等发展模式，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区域经济繁荣；
最后，旅游业的本质属性是经济性，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入境旅游均会带来资金流动、技术交流和文化碰撞，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等均大有益处。另一方面，城镇化是生产、生活、生态发生本质变化的过程，其不仅可以为旅游业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支持，还可以汇聚更多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助力旅游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25]；
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潜在的旅游需求也将被逐步激发。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作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物质承载体，势必会受到旅游与城镇化的综合影响[26,27]，其中既包括生态治理、节能减排等积极影响，又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消极影响，相应的生态环境也在资源供给和空间承载等方面制约着旅游与城镇化的肆意扩张。总之，旅游、生态与城镇化三系统间互为依托又互相牵制，实现三者协调共生、互惠共赢才能确保旅游城镇化的绵延发展。

图1 旅游城镇化互动作用机理Fig.1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2.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城市群地处华北平原北端(113°25′～119°50′E，36°05′～42°40′N)，北依燕山、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山脉、南向平原延伸，全区地貌复杂多样，旅游资源丰富[28]。春秋两季干旱少雨、常有大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季的特点，气候舒适期长达90～120 d[29]。本文以市级行政单元界定研究范围，包括京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面积约21.6万km2，人口约1.2亿，分别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和8%。不同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基础造就了京津冀城市群各市旅游城镇化不均衡发展态势，2020年北京市国内旅游收入2 880.9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1.84亿人次，天津市则分别为1 331.4亿元和1.41亿人次，而河北全省仅为3 674.7亿元和3.8亿人次，并未因其城市众多、面积广阔而产生效益上的绝对优势。

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不同学者对旅游城镇化的理解不同，故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各异。麻学锋等[30]通过响应系数表征旅游城镇化发展程度；
黄剑锋等[19,31]立足旅游和城市化两大角度综合评估旅游城镇化水平；
后续学者更侧重于从旅游(T)、城镇化(U)和生态(E)3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6,32]。因此，基于互动作用机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京津冀城市群现状，在保证数据科学性、完备性和可获得性的前提下，本文从旅游(T)、城镇化(U)、生态(E)三大维度共遴选出18项代表性指标，构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具体情况如下：1)旅游子系统，旅游既是拉动内需、繁荣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又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桥梁与纽带，因此选取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和国内旅游人次综合反映旅游业发展水平[19]；
2)城镇化子系统，城镇化是集经济—人口—社会—空间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复杂系统，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33]；
3)生态子系统，从压力、状态、响应三方面评估生态环境对旅游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反馈[27]。

表1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13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EPS数据平台以及13市的统计年鉴，由相关统计公报、官方网站资料作为补充数据，个别年份、城市的缺失值由插值法补充，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各市间数量级差异过大，先用京津冀城市群均值做降维处理再进行后续计算。为便于指标的识别与计算，采用Xab格式进行编码[34]；
为规避主观因素干扰，提高权重的效度与信度，采用熵值法赋权[35]。

2.3 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状态空间法是基于欧氏几何空间数学思想，定量描述系统状态的有效多维分析方法，借鉴前人研究，将旅游、城镇化、生态子系统视为三维状态轴，构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综合评价模型[27,36]。计算公式为：

(1)

式中：TU为旅游城镇化指数；
X1i、X2i及X3i分别为旅游子系统(X1)、城镇化系统(X2)及生态子系统(X3)中各指标值；
W为各指标所对应的权重；
k、m、n分别为三系统所含指标数量。根据TU数值大小将其划分为极低(0～0.1)、较低(0.1～0.4)、中等(0.4～0.6)、较高(0.6～0.9)和极高(0.9～1)5个等级[37,38]。

灰色关联分析对数据类型和特征均不作要求，其本质是通过比较时间序列的形状反映变量间紧密程度，形状越接近说明灰色关联程度越高。旅游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灰色系统，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揭示各要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具有一定优势。本文以旅游城镇化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各指标归一值序列为比较序列，选择0.5作为分辨系数，进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 时序演变特征

(1)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由表2可知，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TU)由0.18升至0.76，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实现由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突破，但尚未达到0.9以上的极高水平，说明未来仍有一定发展空间。由图2可知，三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均呈上升态势，但根据增幅大致可分为缓慢发展、波动发展和高速发展3个阶段。旅游子系统后来居上、指数最高，城镇化子系统稳步增长但后劲稍显不足，而生态子系统波动起伏、涨幅最小，这一走势侧面说明京津冀城市群过去可能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不良情况。具体分析如下：1)旅游指数整体呈高速上涨趋势，由期初的0.04跃升至0.52，仅在2008年和2012年发生起伏，两次经济危机均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旅游业的脆弱性；
2)城镇化指数始终保持稳步上涨之势，这与京津冀坚持城镇发展与乡村振兴“两条腿”并行关系重大；
3)相较旅游和城镇化子系统而言，生态子系统表现堪忧，自2010年起生态指数出现大幅滑落，2013年跌至谷底，这期间雾霾、黄沙等始终困扰着京津冀城市群，这与该城市群多市实行粗放型经济关系密切，表明牺牲碧水蓝天以换取金山银山的行为极不可取，2014年后增幅显著提升，主要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加大了对生态环境联合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杜绝了“污染天堂”的存在。

图2 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Fig.2 Trend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es of various subsystems for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07-2019

表2 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及各市旅游城镇化指数Table 2 Tourism urbanization index of the whole region and each cit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07-2019

(2)各市旅游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由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市TU雷达图(图3)可知，研究期内各市旅游城镇化进程不一、变化较大，2007年仅北京达到较高水平，其余各市TU均低于0.5，而张家口、承德更是低于0.3，城市间差距较大；
2011年天津后来居上，与北京均在0.5之上，而河北各市均分布在0.35～0.45之间，城际间差距有所缩小；
2015年张家口和石家庄发展势头迅猛,跃居第一位和第三位，此时仅有沧州和北京低于0.4，城际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9年河北省各市除沧州、秦皇岛外均高于0.6，直观反映出对京津的“追赶”。总体而言，与京津冀城市群平均水平相比，河北各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而京津两市可能由于基数较大导致其提升幅度较小，甚至出现负增长。此外，雷达图形状由“海螺型”逐渐演变为“不规则圆形”，侧面证明京津冀城市群13市间旅游城镇化水平虽存在一定差距但在逐年减小。

图3 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13市旅游城镇化指数雷达图Fig.3 Radar map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dex of 1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07-2019

进一步利用箱线图分析京津冀城市群TU的收敛变化，其中每个箱子代表不同年份13个城市的旅游城镇化指数分布(图4)，长度越大说明集聚性越差。可以看出，2007-2019年上边缘至下边缘的距离先后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循环变化，最终停留在缩小趋势，表明京津冀城市群13市TU差异变化多样，但总体呈现向好趋势，因此可认为研究期内分布在较低水平的城市在逐年减少，更多城市向中高水平集聚。

图4 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13市旅游城镇化指数箱线图Fig.4 Box diagra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dex of 1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07-2019

3.2 空间分布格局

(1)分布特征。利用ArcGIS绘制京津冀各城市TU空间分布图(图5)，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城市旅游城镇化已由较低水平转变为较高水平，发展趋势持续向好，但各城市间仍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逐步形成西北部旅游城镇化强势发展、南部地区次强而中部地区弱势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看，近年来北京市为去除大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对大批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进行彻底搬迁改造，对部分教育医疗机构和行政事业单位进行共建共享。因此，北京市城镇化指数有所缓和、生态指数大幅提升。而北京市旅游子系统中，因周边城市旅游的兴起使北京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其旅游城镇化指数整体下滑。天津市通过滨海新区建设和海河英才计划，吸引了大批优秀企业和高素质人才，但之后雄安新区的设立对其造成了一定冲击。因此，北京、天津TU均出现下滑现象，但原因迥异，北京是旅游子系统相较疲乏，而天津则是受制于城镇化子系统。秦皇岛、唐山和沧州虽同样为河北省沿海城市，但发展路径大不相同，秦皇岛是著名旅游城市，坐拥山海关和北戴河两大国家驰名景区，但由于其工业发展落后、人才大量流出，致使其城镇化子系统稍显薄弱；
而唐山和沧州作为传统的工业强市，过去粗犷的经济扩张对生态环境形成了一定挤压，因此3市TU相对不高，有较大提升空间。承德、石家庄和张家口的TU名列前茅，原因在于：承德作为皇家避暑胜地，在旅游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此外，承德多年来致力于退耕还林、黄沙治理，在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中实现均衡发展；
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在旅游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享有政策便利和区位优势，且自2013年陷入雾霾困扰后对环境污染进行精准管控，近年来已卓有成效；
张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主会场，对城市美化和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大力开发冰雪旅游项目，助推旅游城镇化深入发展。然而承德、张家口、石家庄均地处京津冀城市群边缘地区，对整个城市群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全域旅游城镇化均衡发展。从图5d可以看出，京津冀城市群标准差椭圆方向大致为东北—西南向，2019年与2007年相比发生小幅位移，向西北方向逆时针偏转，这与近年来张家口和承德两市的崛起息息相关。此外，标准差椭圆面积的扩大侧面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的扩散发展趋势，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方向性，空间差异增大和非均衡发展将不利于城市群协同发展。

图5 京津冀城市群13市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level of 1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2)格局演化。运用ArcGIS地统计分析模块的趋势面分析展示京津冀城市群TU的空间格局分异(图6)。从图6可知，2007年京津冀城市群TU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而在南北向呈现显著的中部高、两边低的“倒U形”分布；
2014年发生略微变化，转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形势，可见天津、秦皇岛此时仍是旅游城镇化的优势区域；
2019年西南方位强势发展、变化剧烈，趋势面曲线由“直线型”转为“U”形分布，再一次证明河北各市对京津的“赶超”。借助核密度曲线进一步分析(图6d)可以看出，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发展态势良好，但仍存在一定隐患，核密度高值虽逐年增长却最终也仅达到7左右，距城市群协同发展仍有较大空间。2007年曲线出现“右侧拖尾”，说明存在 “独角兽”城市，而2016年和2019年又出现“左侧拖尾”，说明存在“拖后腿”城市，即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空间差异显著，不均衡发展是其常态模式。

图6 京津冀城市群13市旅游城镇化指数空间趋势及核密度估计Fig.6 Spatial trend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dex of 1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3.3 影响因素识别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探测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与各指标间的关联程度(表3)，从而识别影响旅游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表3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灰色关联度结果Table 3 Result of grey relational degre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1)总体分析。各指标与TU联系均较紧密，关联度普遍大于0.6，其中，生态子系统中工业烟粉尘排放量(X33)的关联度最高，为0.669，而城镇化子系统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24)的关联度最低，为0.595，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各指标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差异不大且较为均衡。将关联度降序排列并比较位于前列的指标数量，得出生态>旅游>城镇化，可知当前阶段严控生态治理仍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工作重点，比较三系统关联度均值得出旅游>生态>城镇化，可知旅游发展仍是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源。

(2)典型城市分析。计算13市2007-2019年的关联度均值可知，最低值为0.519，最高值为0.940，可见不同指标对不同城市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大不相同,根据子系统影响力排序可分为两大类:1)城镇化>生态>旅游。对天津市和河北省11市而言，影响最大的子系统是城镇化子系统，关联度均值可达0.819，其次是生态子系统，关联度均值可达0.737，最后是旅游子系统，关联度均值为0.704，但这12个城市在驱动因素方面也存在细微差别，如秦皇岛的驱动因素来自经济城镇化，邯郸的驱动因素来自人口城镇化，天津和石家庄等市的驱动因素来自社会城镇化，唐山、保定等市的驱动因素则来自空间城镇化。2)旅游>城镇化>生态。对北京市而言，国内旅游收入(X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21)和国内旅游人次(X14)是影响其旅游城镇化进程的最关键因素，关联程度为0.629～0.644。旅游子系统是影响其旅游城镇化进程的最主要子系统，关联度均值为0.621，其次是城镇化子系统，关联度均值为0.611，最后是生态子系统，关联度均值为0.606，由此可知，对北京市而言，3个子系统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相对比较均衡。

基于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状态空间法测算京津冀城市群及其各市的旅游城镇化指数，分析其时序特征和空间格局，最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获取影响旅游城镇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如下：1)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TU)呈上升趋势，大致分为缓慢发展、波动发展和高速发展3个阶段；
河北各市对京津存在一定“赶超”，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且较多城市向中高水平集聚。2)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呈不均衡发展态势，逐步形成西北部城市强势发展、南部城市次强而中部城市弱势的空间分布格局，标准差椭圆和立体趋势面结果均验证了河北各市TU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张家口、承德成为热门发展城市。3)绝大多数指标与TU关联紧密，但对于不同城市而言，驱动因素和作用程度也大有不同。

基于上述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发展策略要有协同性。京津冀城市群同根同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市亟需破除“行政藩篱”、构建联动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促进要素流动，明确各自分工地位，以京津为引领、以河北各市为结点，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紧抓“雄安新区”建设机遇，实现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2)发展策略要有差异性。京津冀城市群各市旅游城镇化进度不一、驱动因素不一，因此各市在制定战略时应各有侧重。对于旅游子系统后劲不足的北京而言，需立足过去、展望未来，让文化为旅游赋魂，让科技为旅游赋能，多措并举实现旅游复兴；
对于生态子系统压力较大的唐山、沧州而言，需坚持“共抓大保护、推进大治理”理念，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生态与民生两对关系，在守住生态安全边界的同时,提升系统自身调节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长；
对于城镇化子系统稍显落后的天津、秦皇岛而言，需转变经济结构、吸引优势人才、提高社会保障、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城市发展韧性。3)发展策略要有前瞻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旅游业首当其冲，全行业几乎陷入停摆状态。各市政府应树立全局意识，及时调整税收、补贴等政策为旅游业加持以抵御风险。

精准评估旅游城镇化进程、把握时空发展规律、识别关键影响因素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基础性命题，本文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聚焦京津冀这一特殊的城市群，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分析拓宽了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的研究视角与范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参考依据。但介于研究时段的跨越性和研究区域的特殊性，以及部分城市统计数据的不全面，现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应注重结合网络爬虫技术等获取更多元的数据以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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