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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时间:2023-02-21 23:3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杨麦萍,苏瑞琪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06)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国民对文化的消费能力增强,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十二五”期间以文化产业作为突破口,作用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市场活力凸显。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其文化产业在总体规模、企业综合实力、居民文化消费等多项指标上领先全国,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2019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3 318.4亿元,占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9.4%,依旧位居全国首位。公共文化设施作为文化体系中重要的基础载体,也在快速地发展,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发展迅速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深入了解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影响机理,利用实证分析进行研究。

    文化产业具有低投入、高回报、物质能源消耗少、取得效益大等特点,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战略的产业。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文化产业既可以有效地突破传统产业的发展瓶颈,实现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又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竞争力,故研究影响中国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目前国内极少有人以城市样本开展研究,事实上,由于中心城市(群)具有辐射带动省际的作用,特大城市的文化产业效应该得到关注。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北京的数据,研究公共基础文化设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广泛收集北京公共基础文化设施的数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更为严谨的结果,为当地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理论层面的意见,同时丰富该领域研究内容。

    现有的文化产业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中国目前的产业转型背景,分析文化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周尔康[1]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量了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认为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所有产业中处于中上位置。郭淑芬等[2]认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段杰等[3]发现文化创意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顾萍、田贵良[4]发现文化产业对财政收入影响并不明显,但对就业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另一类则通过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方法,研究影响文化产业的因素。魏学莲[5]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文化产业财政支出这 3 个要素和福建省文化产业产出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孟召宜等[6]运用因子分析法探究江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发现江苏文化产业发展以外力驱动为主、内生力量为辅,外生驱动力包括文化资源、文化设施、文化投资等。从综合影响来看,建设文化产业的供需两端比单纯的财政政策效果更好。黄伟群[7]运用主成分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得出影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市场及政府和广电。徐忠华等[8]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对文化产业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市场需求、经济水平、人力资源、经营能力等与文化产业链演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在探讨基础设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作用时,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影响作用成立。爱德华·格莱泽[9]以伦敦戏剧业为例,认为剧院、剧场等文化基础设施是影响文化产业的集聚的重要因素。Krugman[10]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基础设施在降低文化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同时,还促进了文化产业链的完善。另一种观点否认基础设施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王猛等[11]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基础设施对城市文化产业集聚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并且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结论有存在冲突的地方。尽管陈政等[12]认为基础设施的影响力很微弱,但由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而文嫮等[13]的结果与陈政完全相反,发现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外学者在基础设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作用上存在分歧。通过阅读文献猜测,该分歧可能是由样本数据的选择范围和基础设施类别的确定引起的。关于数据选择范围,文嫮等[13]以2009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和人均高速公路线路长度的年度数据为样本;
    格莱泽[9]用的是伦敦市的剧院、剧场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基础设施类别的确定中,格莱泽[9]和王婧[14]选用的是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而其他学者如周恩毅等[15]选用的基础设施种类涵盖广泛,既有图书馆这类的公共文化设施,又有高速公路类交通基础设施。并且样本数据来源也存在差异,杨羽[16]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而李英燕等[17]选择陕西省文化产业作为研究对象。

    2.1 文化基础场馆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载体

    文化基础场馆是城市文化传播最基础的渠道,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载体。城市中建设的博物馆、文化馆等通常代表了城市特色文化产业与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资源是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精神内涵和创作源泉。当地文化基础场馆建设不仅能够保留、传承特色文化,还可以促进文化宣传和交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同时,这些文化基础场馆为文艺创作表演、群众文化服务等提供场所,直接为当地文化产业创收。此外,当地文化基础场馆的建设还能引导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其所具有地方特色和内涵也能够反映政府相关意愿,为当地文化产业提供政策参考,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假设H1:文化基础场馆建设能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依托,对其有相关性并且存在正向影响。

    2.2 娱乐相关设施建设为文化产业提供增值和宣传平台

    一方面,娱乐相关设施建设在直接增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同时,还为当地文化传播、文化宣传提供了平台。娱乐相关设施如电影院、电视台等,通过提供相关服务直接为文化产业增值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以电视、电影作为宣传途径为当地文化产业拓宽受众范围,增加文化产业需求量,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文化产业的成本,降低市场准入条件,有利于扩大文化产业发展规模。例如在电影开场前进行当地非物质文化宣传,吸引消费者体验非物质文化相关产品和服务,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假设H2:娱乐相关设施建设能够为文化产业提供增值和宣传,对其有相关性并且存在正向影响。

    2.3 科技教育设施建设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科技教育设施建设能够培育文化传承人,提高文化保留技术,保护文化产业的创作源泉和精神内涵,为文化长久留存提供保障。教育的发展还能提高人们对文化内涵、文化保护的意识,对文化进行宣传和保护,提高对当地文化的关注,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当地文化,为文化产业提供和谐氛围。文化相关科技教育发展态势越好,文化所处环境便越温和越安全,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也越能为文化产业提供良好健康的发展环境,提高文化产业效益。

    假设H3:科技教育设施建设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对其有相关性并且存在正向影响。

    2.4 旅游相关设施建设为文化产业创收

    旅游相关设施的建设既能销售相关产品为文化产业提供增值,还可以保护当地文化资源,宣传当地文化,拉动文化产品制造等行业,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假设H4:旅游相关设施建设为文化产业创收并提供宣传,对文化产业发展有相关性并且存在正向影响。

    3.1 变量选取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指由政府出资修建的为群众提供文化学习活动的平台,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城市文化建设、文化消费的重要载体,为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依托。近年来,公共文化设施逐渐多元化的经营方式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场所和服务,推动兼具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常见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主要有图书馆、博物馆等。

    本次研究将选取的多个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文化基础场馆建设、娱乐相关设施建设、科技教育设施建设以及旅游相关设施建设。文化基础场馆建设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
    娱乐设施建设包括电视、电影、广播等;
    科技教育设施包括学校、研究所等;
    旅游相关设施包括景点和旅游相关设施。以下从政府基础建设角度来考虑城市文化设施的建设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分析各类基础建设的作用机理以及假说设定。

    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为研究北京市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选取北京市2008、2011—2019年共10年数据。由于2009与2010年的部分指标数据缺失,为纵向对比带来了困难,故并未选取这两年的数据。

    产业增加值是最能直观反映某行业发展规模和态势的指标,故此选择北京市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关于解释变量,研究选取28个指标,包括公共图书馆个数、公共图书馆总藏数、电视广播实际用户数、电影放映单位、学校总数、景点数等。

    首先将所选取的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了异常值,并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异质指标同质化。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并不统一,因此在用它们计算综合指标前,先将它们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把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从而解决各项不同质指标值的同质化问题,并对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进行同质化处理,将处理后的数据依据年份与指标N=[xij]n×m。计算各项指标的合计值并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年份占该指标合计值的比重形成p矩阵,对p矩阵中第j个指标的合计,计算熵值ej、差异系数gj、权重wj:

    (1)

    (2)

    gj=1-ej

    (3)

    (4)

    最后将p矩阵中时间序列数据与每个指标对应的wj相乘形成新的p矩阵,新p矩阵记为每个年份的最终得分,将各个指标的得分合计得到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总得分,分别将三级指标进行合并形成二级指标的对应得分用于后续分析。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1。

    3.3 模型设定

    模型关系如图1所示。根据前期假定,文化基础场馆建设、娱乐相关产业设施建设、科技教育设施建设和旅游相关设施建设与文化产业增加值呈正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综合指标(xt)与产业增加值(y)之间呈明显的线性关系。所以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y=β0+β1xt

    (5)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

    (6)

    式中:被解释变量y表示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选取北京城市年报中文化产业增加值作为标准数据;
    xt为该年份北京市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熵值法计算所得的总得分;
    x1、x2、x3、x4为将全部变量分为4类后,每种类型指标对应的熵值法得分。

    表1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指标体系及权重

    图1 模型关系

    图2 综合得分与产业增加值相关关系

    4.1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4.1.1 基准模型(1)实证结果

    对于基准模型(1)的OLS回归分析,结果为

    y=-2 590.564+44 920.34xt

    (3)

    根据散点图和所得OLS回归方程,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总体得分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存在正向影响,根据t值判断对应β1在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该回归所对应的R2达到约97.03%,判断变量选取包含影响因素较为全面。

    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控制(除公共文化设施外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如政策、人口等因素)的条件下,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总体得分能够对文化产业产生44 920.34的乘数影响,当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总体得分增加0.001单位,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能够增加44.92亿元。

    4.1.2 基准模型(2)实证结果

    在利用基准模型(2)进行OLS回归分析时,首先在模型中加入4个变量,其中x1、x2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由上文一级指标回归正常,推测利用基准模型(2)的4个变量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此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确定相关关系及最终模型呈现。

    首先对各解释变量依次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次依次加入变量,根据回归结果剔除和保留相关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表3。

    对不同的回归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R2与F检验,最终得到的回归结果为

    y=-2 142.474+83 125.67x3+159 216.9x4

    (7)

    回归结果显示,科技教育与旅游相关设施的得分都如前文假设对文化产业增值具有正向影响,在其他变量控制的情况下,科技教育得分增加0.001单位会带来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83.125 67亿元。该结果对应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对应的R2为98.87%,F检验合格,模型拟合较为良好。

    关于科技教育设施变量的结果解释:近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充分发挥首都文化科技资源禀赋优势,推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新兴文化业态迅速成长,数字技术、新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广泛应用,文化创意产业中与新技术有关的领域快速发展。科技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旺盛的活力,注入新鲜血液。

    在教育领域,北京市政府不断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图全面提升人口素质,这有利于提升人民文化保护意识和对文化的审美能力,推动北京对文化产业的保护和消费。

    关于旅游相关设施变量的结果解释:近10年以来,北京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北京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繁荣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是,通过加强旅游相关设施的建设,增强对传统文化旅游区的保护,从而推动当地文化特色产业、创意产业的发展。

    表2 OLS回归结果

    表3 逐步回归结果(t值)

    4.2 模型计量检验

    4.2.1 异方差检验

    经典多元线性模型的假定之一是总体回归函数中的随机误差项满足同方差性。如果这一假定不满足,则称线性回归模型存在异方差性。模型出现异方差性,就无法采取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于是,需要对模型的异方差性进行检验。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回归方程误差项方差是同方差。

    在对模型的异方差性检验时,选择了布罗施-帕甘检验(Breusch-Pagan-Godfrey)。结果见表4,F值为0.518 334,对应的P值为0.616 7,大于0.05;
    LM值为1.289 927,对应P值为0.524 7,大于0.05。所以接受原假设,确定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表4 基准方程(2)异方差检验结果

    4.2.2 自相关检验

    自相关性是指随机误差项的各期望值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在模型存在自相关性的情况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需要检验多元回归函数的自相关性。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回归方程不存在自相关性。

    对自相关检验采用了LM检验,结果表5,LM值为3.975 1,其P值为0.137 0,大于0.05。因此接受原假设,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表5 基准方程(2)自相关检验

    4.3 对x1、x2的进一步解释

    在变量机制分析中,由于x1、x2能够从一些方面对文化产业增加值产生影响,但在回归结果中由于未通过检验而没有体现,所以对x1、x2内部与y进行相关矩阵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相关关系

    由表6可知,与y相关程度较高的x(1,7),x(2,15)等都属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相关指标,而对于公共图书馆数量、文化馆数量等这类城市文化公共设施的数量指标测得与y相关程度较低,所以综合x1、x2对y的影响程度受到削弱。

    由于与文化产业增加值有关联的解释变量过多,因此采用熵值法来处理变量,以保证有足够的自由度进行估计和检验。将所有的变量融合在一起,生成一个变量。通过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对文化产业增加值存在正向影响,且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后将单一指标细化分为4个分类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发现,结果使得机制假设成立,由于选用了北京市不同年度的数据,没有出现异方差情况;
    尽管选用了时间序列数据,但本次研究的内容与滞后期联系不大,故模型也未表现出序列相关性。但是,模型拟合情况很好的情况下,文化基础场馆(x1)、娱乐相关设施(x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现出多重共线性。经过研究发现,文化基础场馆与娱乐设施相关对城市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设施的使用率方面。

    总的来说,以单一城市样本——北京市为出发点展开研究,选取多个代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标的分析结果与最初的假设是一致的。因此解决了在文献综述中提到的以往不同学者研究结论的冲突,证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对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显著;
    同时也证明利用单一城市样本作为出发点的方法是可行的。根据实证结果,对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文化科技平台设施建设,引导科技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文化持久发展和繁荣的不竭动力。现代科技已经渗透了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关键环节,不仅改造着传统文化产业,还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业态。通过完善各种文化科技融合的服务机构,搭建更多的文化科技的发展平台,可以更好地整合文化和技术资源,提高文化产业运行效率,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2)加大教育设施的投入。教育能够改变人们观念,提升人们认知和学习能力。加强其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人们文化素养,形成全社会文化保护的氛围。此外,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创新产业,需要大量创新思想、大产业意识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应通过教育设施投入,提供良好的条件,引导“产学研”合作,优化人才培养机制,积极为文化产业输送高层次文化人才。

    3)完善旅游相关设施建设。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政府可通过进一步完善旅游相关设施的建设,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游客到北京消费,从而扩大文化产品和文化场所的消费市场,推动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也增加了北京文化的宣传渠道,间接拉动了文创产品的网络销售,实现直接或间接为文化产业创收。

    4)增加文化基础场馆和娱乐相关设施的利用率。文化基础场馆和娱乐相关设施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也是文化消费的重要载体。在加强文化基础场馆和娱乐相关设施建设的同时,提高它们的使用率,可以以更小的投入成本得到更多的收入,即减少投入产出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顾客,增加更多的文化消费需求,直接为文化产业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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