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构成、危机及重建——哈特穆特·罗萨现代性批判理论探析

□刘文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现代性的历史是想要摆脱束缚的历史，在社会加速的驱动下，人类意图主宰世界，利用其资源，规划其进程，世界对人类来说仿佛已经触手可及。但纵观世界，各种危机不断上演，当人类以为世界触手可及时，世界却在逃脱人类的掌控。当现代性对于生活富足的承诺变成不断升级的优化要求，主体的欲望变成无尽的加速循环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就会走向不可控的地步。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认为，现代性的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的矛盾主要在于，主体对世界的进攻态度剥夺了其与世界的“共鸣”效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需要重新塑造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即建立主体与世界间互相倾听和回应的共鸣关系以对抗进攻关系，克服现代性不断加速升级和扩大可控范围的欲望。本文以现代性掌控世界的欲望为分析出发点，试图阐释现代性如何在矛盾中陷入了危机，以及怎样才能走出危机，以揭示罗萨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启示，并为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一种新视角。

从18世纪（早期现代）到20世纪末（晚期现代）的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升级的历史。结构上动态稳定的升级原则与文化上扩大主体可控范围的原则使“增加人类在世界中的份额”的观念成为正确理解晚期现代性与世界关系的起点。

（一）现代性作为一种具体的世界关系

什么是现代性？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在中世纪早期的拉丁文中出现了形容词modernus，它源自modo这个重要的时间限定语，意思是现在、此刻、刚才[1](p1)。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着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代性，它既是一个时间上的量的范畴，即一个可以划界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即人们据以标识这一时段的某种变化的特质[1](p2)。根据社会学关于现代性划分的四个标准，即驯化、合理化、分化与个体化，从早期现代性到晚期现代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一，从掌控自然到回归自然；
其二，从理性化到非理性化；
其三，从职能领域明确的制度性划分到职能领域越发明显的功能交织；
其四，从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获得越来越多控制权的过程到去个体化的过程[2](p27)。罗萨认为，从现代性四个方面的矛盾变化来看，现代性的升级和动态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使世界触手可及”成为现代性的历史驱动力，人类历史演变为想要摆脱束缚的历史。现代性的结构方案和文化项目可以由此被概括为增加人类“在世界中的份额”（share of the world）[3](p309-310)。

在罗萨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具体的世界关系主要基于“人们总是已经被置于世界之中”这一现实情况。按照梅洛-庞蒂的说法：“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4](p6)对于晚期现代性的主体来说，增加人类在世界中的份额意味着，世界已经成为一个“进攻点”，主体需要了解、征服、支配与利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的分析，罗萨认为，这种进攻关系的形成主要源于结构上动态稳定的原则与文化上不断扩大主体可控范围的原则[5](p5-7)。现代性在文化上具有针对性，它驱使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在结构上能够使世界变得可计算、可管理、可预测，以及在所有方面都可控制[5](p38-39)。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不断寻求增长、加速和创新，以维持其结构。然而，社会结构无法自行增长、加速和创新，它需要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从主体的恐惧、欲望和野心中汲取能量，而这些能量又是从文化中产生的[6](p174-175)。所以，只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结构方案和文化项目进行分析，才能正确理解现代性与世界关系。

（二）结构方案：动态稳定原则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有着大量特殊制度特征的体系。其中，资本主义企业强烈的竞争与扩张本质意味着技术创新总是持续性和普遍性的，并且由于经济领域内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技术创新，经济关系极大地支配着其他制度[7](p50)。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总是通过创新、加速、增长来维持现状，而这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马克思所提出的“G—W—G′”作为经济升级的驱动力公式，揭示了资本的自我增殖是现代社会的动态驱动力。另外，罗萨指出，社会结构的其他领域同样遵循动态稳定的原则，例如“知识—研究—增加知识”（W—F—W′）的机制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基本动机。同样，现代性的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和诗歌，也不再致力于模仿往昔大师们的风格，而是通过创新来超越他们。最重要的是，动态稳定的逻辑也入侵了政治领域。其表现是，民主政治只能通过定期选举来暂时合法化，而定期选举的操作方式恰恰是一种出价竞争，竞争者通过增加承诺（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住房、更高的收入等）来争取权力[6](p188-189)。简言之，动态稳定的逻辑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福利国家、政治控制、文化和科学事业等，都只能以增加和创新的方式来维持。在现代性动态稳定的升级逻辑下，现代主体在世界上的行为和存在方式是为了让世界能最大限度地被其触及、获取和利用[8](p42-43)。但是，自从转向动态稳定模式以来，现代性一直被恐惧的体验所困扰，世界似乎随着主体对其控制的增加而逐渐消逝。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当我们利用世界时，我们似乎失去了世界。而在罗萨看来，使现代性的升级游戏持续下去的动力不仅仅是对获得“更多”的渴求，更是对拥有“减少”的恐惧。因为，现代性的驱动能量不能仅从其结构构成来解释，许多社会结构也不能依靠结构的力量来实现自行增长、加速和创新，它们需要通过不断调动和使用政治、心理手段来激活主体的能量，为自身提供动力[8](p10)，这就需要在文化上以恐惧和欲望刺激能量产生。

（三）文化项目：扩大可控范围原则

恐惧和欲望作为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形式，是一种互相滋长的情感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与主体的认知信念和评价态度相关，而且本身就是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表现[3](p120)。在文化上，扩大可控制范围的原则体现为这样一种信念：主体对于失去身份、地位等的恐惧迫使其积极融入世界。主体通过使世界可得（经济资本），使世界可知、可控和可用（文化资本），以及获得他人资本和地位（社会资本）来增加自己在世界上的份额[3](p417)。然而，罗萨指出，恐惧并不是这种现代性扩张需求的唯一来源，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恐惧而长期存在，还需要有一种积极的吸引力量作为第二种“推进剂”介入，即扩大主体与世界接触范围的承诺[5](p10-11)。现代性本身包含着这样一种承诺：扩大接触范围和增加在世界中的份额，可以提高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的质量。它向人们保证，扩大物质和社会范围就可以帮助主体找到真正让他满意的工作，真正归属于他的宗教或世界观，以及真正想一起生活的人等，主体最终可以赢获一个活生生的，能呼吸、会说话、有应答的富有“魅力”的世界[8](p45)。但是，与此相悖，现实世界中主体非但没有实现这种生命形式，反而把扩大范围和视野以及积累资本变成了目的，陷入了一个无休止、不断升级的循环，这种循环侵蚀着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于是，现代性在文化上使世界可控的策略使主体在结构上（从外部）被强迫，在文化上（从内部）被推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成了主体的进攻点[5](p14)。

现代性所唤起的使世界可控的欲望导致主体与世界之间呈现出一种进攻关系，使现代性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其主要表现为：结构上出现了“经济—生态—政治—心理”四重危机，文化上产生了全面的共鸣危机。对可控性的追求最终造成了不可控性的泛滥，这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核心要素。

（一）进攻：欲望的危机

现代性使世界可控的驱动力是想要使世界能够为主体所用的欲望。但就欲望而言，它在与其结构和内容的永久对抗中不断地改变自身，人们难以预测其方向。这是因为，欲望一开始就有目的地引导主体渴望其所没有的东西，或者至少不完全拥有以及不能完全控制的东西[5](p102-103)。罗萨认为，想要对进攻欲望加以分析，首先要理解现代性的升级逻辑在结构和文化上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的结构性再生产模式增加了主体的导向性，它通过不断强化其文化驱动力来推动主体参与到现代性的升级游戏中，同时又满足了主体扩展世界范围的文化愿望。一方面，资本主义结构性的积累逻辑实际上导致了匮乏和贫困化，它非但没有帮助主体扩大可触范围，反而使世界对于主体来说越来越难以预测；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和每年生产的社会产品数量的巨大增长，加上技术可能性的爆炸式发展，确保了现代性矛盾的双方所参与的不是一个零和游戏[6](p201-202)。制度结构和文化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导致一种进攻性的世界关系，这种关系是整个现代性社会形成的特征。在以增长、加速和创新为形式的结构性强制力，以及不断扩大控制范围的文化欲望的迫使下，世界无论在自然的宏观领域，在政治—社会的中间领域，还是在自我关系的微观领域，无不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出现，主体必须与之对抗和斗争[6](p202)。这种进攻关系开始明显地破坏现代性在结构和文化层面的形成条件。

（二）结构：“非同步化”危机

现代性社会形成的核心结构问题是，动态稳定的增长逻辑迫使投入和产出维度不断升级，造成产出和资源消耗成比例增长。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产生了动态不稳定的后果，因为要实现进一步的增长和加速变得愈发困难，越来越多的物质、心理和政治资源必须为此目的被动员、激活和部署，这是动态稳定的系统要求[6](p204)。在这种系统要求之下，现代社会“经济—生态—政治—心理”的四重危机正在上演。因为，在加速和增长的压力下，不仅塑造事物的空间和可能性在缩小，而且自然界的生态圈、民主政治、人类的心理，甚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都因逐渐超载和过度使用而受到威胁和破坏[6](p204)。罗萨将现代性动态稳定条件下产生的危机称为“非同步化”危机。并非所有的社会群体、领域和生活形式都是可以动态发展或者加速的，在不同的速度需要同步时，那些反应较慢的系统和行为者难免会产生系统性的压力，从而引发“不同步”效应。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罗萨认为，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的周转率同实体经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速度完全脱钩[6](p207)。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上，人们只需利用微秒范围内的市场波动，就可以从资本和货币的流动中获取利润；
另一方面，从实体经济来看，汽车、房屋或服装的物质生产以及它们的实际消费，大部分仍受限于不可逆转的时间密集型劳动过程[6](p207)。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时间上的脱钩产生了经济泡沫，而经济危机与这两个领域间的非同步化密切相关。

其次，民主政治体制的流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间密集型过程。因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模式，不是简单地基于投票过程中对某一问题的私人意见汇总，而是基于公众审议通过的意见与集体政治决策所塑造的过程[6](p208)。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政治决策需要不断得到公众舆论的反馈，以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然而，当决策的基础由于种族、伦理、宗教、政治的多元化和非传统化而变得不确定或有争议时，特别是当决策的后果因互动和相互依赖的时间和空间链的延伸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动态化时，民主进程往往会放缓，使文化变革，经济生产和交易，以及媒体关注的加速与民主过程之间越来越不同步[6](p207-208)。

再次，当前的生态危机也可以被理解为由非同步化问题所引发。例如，物种灭绝并不是因为砍伐树木或捕鱼，而是因为人类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清除雨林，并以比种群再生更快的速度耗尽海洋资源。能源枯竭是因为人类使用石油或其他燃料的速度远超自然产生它们所需的时间。气候危机是地面上的技术加速和物质动力所产生的物理热量引发的地球大气层加速变化的结果[6](p211)。

最后，生态危机揭示了现代性无法满足物质能量需求的问题，心理危机则揭示了系统结构对于主观动机的能量需求的永不满足。职业倦怠和抑郁症作为心理危机的表现，最显著的特点是：主体体验到的时间是静止的，世界和自我似乎被冻结，未来的可能性也随之被封闭[6](p214-215)。所以，21世纪晚期现代社会的四大危机都可以被看作是非同步化危机。

（三）文化：全面的共鸣危机

在现代社会的系统结构中，使世界可见、可得、可控和可用被牢牢地制度化。凭借技术手段在结构上强加的使世界可用的方案，在文化上体现为一种承诺，但在现实条件下，这一承诺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因为，对失去世界的恐惧，对世界沉默的恐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现代性扩大世界可控范围的计划，失去世界实际上是现代性基本的构成性特征[5](p17-18)。这种特征在罗萨看来就是一种“异化”的体验，异化意味着在这种模式中，主体体验到一个冷漠或令人厌恶的世界，异化是一种缺乏共鸣的关系[5](p30)。与异化相对，共鸣是一种回应性关系，其具有四个关键要素——情动（Affizierung）、自我效能、适应性转化（Transformation）和不可控性（Unverfügbarkeit）[6](p245)，即共鸣的产生需要主体自身受到触动并且产生自我效能感，同时能够作出相应的改变。罗萨认为，从文化上看，当代社会的主要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民主危机和心理危机也是共鸣关系的危机，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危机，是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和文化上与世界的联系方式的危机[3](p425)。

罗萨将主体想要实现与世界的“共鸣”的欲望看作人类行动的核心能量来源，认为世界上还有未被主体发现和征服的共鸣领域，这种欲望驱使主体想要使世界变得可受掌控。然而，这与共鸣本身的实现条件产生了冲突。因为，在罗萨看来，共鸣本身不受掌控，它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其发生不仅取决于实践领域的制度构成，同样也取决于主体本身的构成性条件[6](p246-248)。罗萨将主体在不同的共鸣空间形成的各种共鸣形式称为“共鸣轴”（Resonanzachse）[9]。无论共鸣轴的方向和质量如何，一般来说，只有当主体在意向上具备对共鸣的敏感态度时，即当主体愿意并且能够参与共鸣关系时，共鸣才有可能实现。而现实条件下的时间限制、不稳定性因素、恐惧情绪和竞争导向，以及不断的自我优化、可衡量的效率和产出控制的压力，迫使主体系统性地对自我与外部采取物化的进攻态度，这与主体的共鸣渴望产生了根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进入进攻模式[10]（p26-28）。对可控性的追求逆转为不受掌控，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核心要素。在进攻模式下，所有的共鸣轴都陷入了沉默，人类也就陷入了全面的共鸣危机。

现代性的重建需要改变动态稳定的升级逻辑：首先，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保证个体的基本的收入；
其次，在文化方面要改变主体以扩大可控制范围为目标，从而进攻世界的欲望；
最后，要以共鸣为驱动力，在社会层面、物质层面、存在层面与自我层面建立共鸣轴，走向一种不依赖升级来维持现代性增长的“后增长社会”。

（一）欲望：对回应关系的渴望

在动态稳定原则下，加速意味着使物质、社会和知识世界进入更快的运动之中，动态化和加速在本质上同现代性的世界有双重关联，本身是对世界的某种积极的社会关系的表达，但却走向了自身的反面[3](p28)。要想克服现代性的动态稳定原则，使增长、升级和加速不再作为再生产的结构性要求，不仅需要具体的经济或政治改革，还需要转变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就是要转变欲望的方向。欲望的基本结构在于，它是由对一些尚不可控的事物的要求所推动的。而人类欲望的基本结构也是对关系的渴望，主体想要触及某物而不是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与世界的成功关系需要以“可触及”为目标，而不是以“可控制”为目标，罗萨称之为“半可控制性”（semicontrollability）[5](p105)。半可控制性启动了回应、自我效能和转变之间的互动，从而使活生生的体验成为可能[5](p106)。罗萨认为，半可控制性有助于改变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模式。当世界不是作为一个进攻点而是作为一个共鸣点出现，主体与世界不是在一种占有、支配和控制的模式中相遇，而是在一种基于自我效能和互相回应的态度中相互转化时，现代性的升级游戏就会失去其意义，另一个充满共鸣的世界则会浮现出来。

（二）共鸣轴：美好生活的体验

从现代性的共鸣渴望来看，主体与世界间的共鸣取向与现代性的无限利用要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原因主要在于，结构上强制执行及文化上推动的使世界可控的方案引发了主体对世界的占有、支配和控制的进攻性态度，从而导致全面的共鸣危机。而共鸣的概念揭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体验，它不仅在个体经验中，而且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和制度化的世界关系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中庸的方式，调解主体的主动和被动，有意和无力的时刻[6](p244)。在共鸣的体验中，主体遇到了内心世界转变和态度改变的真正革命性时刻：一种开放式的倾听和回应取代了有目的的、片面的控制和支配。为了使这种想法成为一种在文化上有效的美好生活概念，激发变革性的能量，从而引起社会形态在制度和结构上的转变，罗萨认为，需要在四个层面上建立共鸣轴。其一，社会共鸣轴指与世界中其他人的回应关系，主体作为公民彼此相遇，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并且能够接触和回应对方；
其二，物质共鸣轴指与世界的物质部分的回应关系，尤其体现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主体与自然间的关联方式不是破坏性的无限进攻的方式，而是平等的、互惠互利的方式；
其三，存在共鸣轴给主体一种与整个世界相连的感觉，通过宗教实践、艺术体验、自然体验等主体能够与世界产生一种回应关系；
其四，自我共鸣轴指主体与自己的生命历程、身体、情感等产生共鸣[6](p249)。主体若能够在这四个层面建立稳定的共鸣轴，就会体验到美好生活。

（三）后增长社会：现代性困境的出路

作为动态稳定模式的反面后果，经济去增长化往往被描述为衰退、停滞和困难，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经济进一步增长似乎是避免结构性危机的唯一秘诀。而罗萨认为，只有走向以“适应性稳定”为原则的后增长社会，人类才有机会摆脱危机[8](p7-8)。首先，后增长社会离不开对经济体系的根本改革。罗萨提出，关键是要在结构上和文化上超越经济至上的观念，让个体或集体层面上的生活形式不再被盲目的经济限制所决定，要把经济“重新嵌入”文化和政治世界的框架内，使资本主义的升级和控制逻辑不再被视为一种结构上的必要性[6](p228)。其次，在个人层面上的适应性稳定需要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作为支撑，有了基本生活保证，个体可以在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形式中为自己确定方向，以此来转换扩大可控范围的欲望[6](p239)。最后，要想成功地实现向适应性稳定的后增长社会的转变，还需要改变现代性在文化上的驱动力。目前，文化驱动力的作用被片面地限定为扩大可控性的视野，它被固定在经济增长和选择可能性的倍增上，这也确立了现代性衡量繁荣、福祉和生活质量的标准。现在，需要将“共鸣”作为替代性的标准，用于评估质量和绩效，以及指导经济、教育与文化等方面的机构调整[6](p239)。总之，在罗萨看来，共鸣是一种彻底激进的社会转型动力。

罗萨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基于这样一个核心见解，即“现代性”只是众多历史形态中的一种，它绝不是历史上必要或不可避免的存在。增加和加速的必要性不是“历史”本身的限制，而是具体的社会形成的限制，它们产生于动态稳定的模式，而非来自自然或世界本身的进程，所以只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克服[11](p210)。用另一个原则，即适应性稳定原则，取代动态稳定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并进行文化驱动力调整，现代性就有可能改变其增加和加速的升级逻辑，走向充满“共鸣”的新形态社会——后增长社会。罗萨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其一，只有准确认识社会基本矛盾，才能提出有效的矛盾解决方法。在罗萨看来，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不受掌控。在晚期现代性中，任何扩大对技术或社会的控制和处置权力的尝试都会带来矛盾的体验，即与共鸣体验相反的一种可怕的无力感。其结果是，现代性的一边是无所不包的承诺和体验，另一边是完全无力和毫无防备的脆弱性体验之间的不断摇摆[6](p216)。可以看出，罗萨的分析仍主要停留在文化驱动力层面，他揭示了主体源于文化层面的进攻世界的欲望所导致的主体与世界之间共鸣关系的缺失，但没有进一步挖掘主体控制世界欲望背后起主导作用的资本逻辑。只要资本主义社会仍遵循“G—W—G′”的经济增长公式，处在其中的个体必定会成为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工具。通过采取社会竞争的手段和扩大个体在世界上占有更多份额的承诺，资本主义逼迫个体不断提升生产和生活速度。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下，个体看似甘愿加速，主动投身于这场现代性的升级游戏中，而事实上，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下，个体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是无法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无论主动还是被迫加速，都不可能拥有平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所以，罗萨针对资本主义想要控制世界而无法控制世界的矛盾所提出的共鸣方案缺乏普遍有效性。即使是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共鸣也停留在抽象的情感层面，难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因为，共鸣的四个实现领域——社会、物质、存在、自我仍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不找出社会关系背后的社会矛盾，共鸣也就显得苍白无力。

其二，不同步化危机的背后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系统性危机的全面爆发。罗萨从社会加速与共鸣理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同步化危机，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但是，罗萨的视角局限于社会加速，认为经济危机源于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速度不同步，民主危机源于民主本身无法加速，生态危机源于人类消耗自然的速度超过了自然再生的速度，心理危机源于系统对于主观能量的需求过快。然而，罗萨对于这些危机之间的联系分析不足，也没有找到种种危机的共同根源。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传导下，政治、文化、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造成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些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早已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2](p471)在生产过剩的瘟疫之下，“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12](p472)，资本主义由此陷入危机。所以，资本主义危机绝不是由简单的加速引起的，加速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生产过剩与贫困的工人消费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而通过保证个体的基本收入来减少个体的生存恐惧，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个体的温饱问题，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生产进一步扩大，人类需求必定会随之增加，仅仅保证基本生存条件，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不同步的问题，最终还需要回归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中。

其三，现代性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启示我们要走向真正的共同体，以此摆脱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的异化关系。罗萨认为，现代性的共鸣危机的产生是由于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异化当中，主体总是把自然、社会与自身当作进攻对象，难以与其进行互动，对其作出回应。所以，罗萨的共鸣解决方案更多是从个体视角出发，试图建立人同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和谐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之下，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也始终摆脱不了“共同利益”的束缚。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13](p38)。而只要个体的特殊利益与资本主义倡导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就会被当作“异己的”力量，也就无法与周围的“他者”建立联系。所以，主体只有走向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符合的真正共同体，才能摆脱异化，体验共鸣。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回归，在那里“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13](p394)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共鸣也就有可能实现。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模式，注定无法实现现代性语境下主体与世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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