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外出模式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基于两期CEPS数据的再探究
时间：2023-02-23 12:5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郝明松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数量开始减少，但是总规模依然庞大。据最新研究估计2010-2015 年全国0-17 岁的留守儿童从6 972.8 万下降到6 876.6 万，其中农村留守儿童下降到5 492.5 万；
这5 000 多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均外出类占比最多（48.09%），父亲外出、母亲在家（以下简称仅父外出）类占比次之（30.75%），母亲外出、父亲在家（以下简称仅母外出）类占比最少（21.16%）。［1］综合不同学者、不同时期的研究，［2-9］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教育获得如学习成绩方面，与非留守儿童相比，仅父外出类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劣势，父母均外出类留守儿童表现较差，但表现最差的竟是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
上述四类儿童为何在学习表现方面会有如此的差异？特别是为何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最差？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对此，尚无研究予以专门的实证分析与系统回答，与之最相关的研究给出的主导解释是：孩子的学习、成长等需要父母的陪伴、监督和指引，因而父母的外出与缺席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使得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差于非留守儿童；
进一步，母亲对孩子特别是幼年子女的教育和陪伴等起到比父亲更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父亲替代不了的，而父亲缺乏跟孩子沟通的技巧，对孩子监管不善易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认为是父亲教育和培养的不足与失误所致。［5-7］
然而上述解释面临两个困惑需进一步解开。第一，对于上述“养不教，父之过”所隐喻的理论解释，新近才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7-8］实证结果表明它能有力解释为何学习成绩呈现“非留守儿童＞仅父外出类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类留守儿童、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不过却只能小部分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最差，这意味着还有重要原因和答案未找到。第二，学习是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成绩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家庭培养、学校教育等“养育（Nurture）”的力量，还受到孩子自身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健康状况、聪明程度、努力程度，而这些特质会在很大程度上遗传自父母并持续一生，即受到“自然（Nature）”力量的影响。［10-16］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范式和传统的影响下强调和重视“养育”，即后天形塑的力量，对“自然”即先天遗传的力量关注不足；
而且这两种力量时常交织在一起，甚至互相影响、难以分辨。不同类型儿童在学习成绩上的差异到底是源于后天培养的不同，还是先天遗传的差别？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以挖掘出各自的作用和影响，对上述核心问题做出更完整、准确的解释？
本文尝试对这一核心问题做出回答。一方面，中国学界、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等长期关注和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希望通过各种努力使得留守儿童能健全发展、茁壮成长。［1-2］［7-8］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最差、处于最不利的境地，因此这类孩子及其家庭应得到全社会的重点关注和特别帮扶。另一方面，我国农村于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2021年进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17］而贫困家庭脱贫之后不再返贫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他们的孩子能够摆脱资源禀赋不足等不利境地，获得跟其他孩子同等的学习、教育、成长的条件与机会。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实证分析找出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最差的主要原因，据此助力相应政策的制定、帮扶工作的实施等更加“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达到事半功倍的社会效果。
对于孩子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学习和成长过程中有父母的陪伴、监督和指引。然而世界各国均有大量家庭的父母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改善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等不得不选择外出，于是跟孩子出现了分离。研究数据表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约占15%～30%，［18］中国农村地区儿童在2015年的留守比例为26.94%。［1］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量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父母外出模式下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有何异同。根据父母外出的不同状况，可将父母外出模式细分为四类：父母均在家、仅父外出、仅母外出、父母均外出。综合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学习成绩最差的不是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而是仅母外出的留守儿童。如何解释此“奇怪”现象？
1.基于“后天形塑论”的既有解释
人口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率先关注到不同父母外出模式下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存在差异。［2-5］但是先期研究在具体分析时多将父母外出的不同状况综合在一起，重在探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异同，因此无法对上述现象做出直接回答。
这一状况直到近期才有所改变，其中典型研究有两个。许琪的研究将父母外出模式细分为如上四类，认为父母的外出与缺席会通过六条路径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从而使得不同父母外出模式下的孩子在成绩方面呈现显著差异，然后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CEPS2013-2014）对六条路径及其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7］总结许琪的研究发现：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最差；
只有子女不当行为（包括上网玩游戏和看电视时间、逃课和迟到频率、交到坏朋友概率）、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包括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教育获得水平的期望）的中介效应显著，能够较好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最差。吴愈晓等的研究也将父母外出模式细分为如上四大类，利用CEPS 基线数据考察了父母的外出与缺席对儿童教育发展（含学习成绩维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包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对孩子学习和生活的监管、亲子互动状况、文化资本）所起的中介作用，主要结论有：在教育发展方面，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表现最差；
差距的产生部分源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和教育参与的不同。［8］
综上所述，对于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何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最差）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和重要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以彻底揭开这一现象背后的答案。
第一，发掘出被遗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并从实证层面确证其能够完整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孩子的学习成绩最差。如前所述，许琪的研究显示主要的解释机制有二：一是子女的不当行为，二是父母对孩子学习成绩等的期望。但现实经验和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与孩子学习成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并且很可能会互相影响，因此用前者来解释后者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或者说无法有效证明确实是前者影响了后者。［19］但是，如果不考虑父母的期望及其影响，子女不当行为的解释力又非常有限（控制了此维度的影响后，仅母外出类儿童在学习成绩上仍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因为系数只从-4.48降到了-3.29，且显著性水平维持在0.01）。与之类似，吴愈晓等的研究也表明即使控制住了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仅母外出类儿童在教育发展（含学习成绩维度）方面仍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系数为-1.158，显著性水平维持在0.01）。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出被忽视或遗漏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它们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怎样的影响，是否能够据此完整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孩子的学习成绩最差。
第二，在实证分析中将后天力量与先天力量区别开来。总体来看，已有理论解释均基于这样的假定：父母、家庭等对孩子的影响是在后天实现与完成的，比如来源于陪伴、监督与指引的不同，或者给孩子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资源与成长环境。从学科分野来看，这凸显的是“养育（Nurture）”的力量，或者说是社会化的力量，［14］［16］［20-21］笔者将之统称为“后天形塑论”。据此论断可推出不同父母外出模式下的儿童在成绩上有显著差异是因为父母后天教育和培养的不同。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读书学习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学习效果及成绩的取得还受到孩子自身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健康状况、聪明程度、努力程度，而这些特质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遗传自父母并持续一生，即受到“自然（Nature）”力量的影响。［10-15］这就带到了本文将补充的基因社会学视角。
2.基于基因社会学的补充解释
基因社会学的核心观点是：个人的心理特质、性格特征、行为模式等取决于基因-环境的共同作用，其中基因为这些特性的后天表达提供了潜在基础，而外在环境会影响此特性在后天得以表达的程度。［13-14］就此而言，针对孩子认知能力的研究最具典型性，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学者利用双胞胎等数据、通过基因医学分析等发现遗传能够解释孩子认知能力总变异的40%～70%，而后天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会放大或缩小基因的影响，即能够补充解释余下的变异部分。［14］［22-23］相较而言，国内的基因社会学研究相对滞后，只有傅一笑等利用双胞胎数据，经过DNA 测定等严格的医学分析方法，发现孩子的性格主要遗传自父母，但家庭环境、养育方式等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5］
基于基因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我们认为在解释孩子学习成绩的差异从何而来时，需要考虑另一条重要的作用路径：父母通过生物遗传将某些特质带给孩子，而这些特质进一步影响孩子的学习行为、投入程度和成绩结果。换句话说，基于后天形塑论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在实证层面很好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最差，可能是因为这一差异并非源自“养不教，父之过”，而是源于先天性的能力特质的不足。基于现实经验、参考已有研究，下文重点关注孩子的三类特质：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
读书学习是体力、脑力等持续投入的过程，健康状况作为这一切的基础，将对投入的效果发挥着重要影响。无论是社会学新近的阶层再生产机制研究，还是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抑或是教育学及心理学对学习过程的探讨，均发现个人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学习、工作等的投入成本及产出效率，进而影响人们的教育获得、工作获取、财富积累等。［24-26］健康状况影响学习成绩的作用机制有三个：第一，健康状况越好的孩子能够有更充足的体力、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和思考中，带来学习成绩的提升，可将之概括为健康人力资本优势；
第二，健康状况越好的孩子会更少生病、请假等，因此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学习中，带来学习成绩的提升，可将之概括为人力资本投资优势；
第三，健康状况越好的孩子更加自信、更受到大家的欢迎等，这将降低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干扰，促进学习成绩的提升，可将之概括为健康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
除了健康状况，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影响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认为认知能力主要包括记忆、空间想象、逻辑推理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即常说的智商（IQ），实证分析发现家庭背景越好的孩子在认知能力方面的得分也越高，最终的学习成绩也越好、教育期望也越高。［27-28］专注教育获得研究的威斯康星学派也延续了这一理论思路，并获得了一致的实证发现。［29-30］此后，“家庭背景→认知能力→学习成绩”这条主线就建立起来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也发现孩子认知能力水平的高低对学习成绩有直接影响，［31］甚至是决定性影响。［32］
相较而言，非认知能力会如何影响学习成绩的系统研究较为匮乏，核心原因在于非认知能力很难精确定义和测量。心理学、教育学的传统强调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对学习成绩的影响。［33-34］后续社会学者等对非认知能力进行了丰富和拓展，增加了社会交往能力、教育期望、集体融入、竞争偏好、自律能力等维度。［35-38］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经济学的传统非常关注基于人格特质（Personality）的各项非认知能力，如性格特征、风险偏好等，而新近兴起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和人格经济学更是将非认知能力视为核心要素，认为其对个人的求职结果、工资收入等有独立而重要的影响，常用“大五人格”来测量非认知能力。［39-42］
那么，非认知能力与学习过程和结果之间有何关联呢？以“大五人格”测量的非认知能力为例，其包括五个具体维度：外向性（Extraversion）、严谨性/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顺同性/宜人性（Agreeable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开放性（Openness）。［32］［40］［43］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维度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联性存在质的差异，举例来说，第一个维度主要衡量的是社会交往能力，因为研究发现性格越外向者越善于表达和交流，从而社会关系网络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44-45］但与学习成绩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成绩之间应无显著关联；
第二个维度体现了学习、做事等的严谨与认真程度，越严谨认真的孩子在学习上应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严格，这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升，因此与学习成绩应存在显著关联。国外有研究表明孩子的自律能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要超过智商（IQ）；
［46］国内的研究也显示非认知能力对学习成绩有独立而重要的影响，是认知能力无法替代的。［31］也就是说，孩子的尽责性越强，则读书、学习会更加认真努力，将助力学习成绩的提高。基于此，后续分析重点关注非认知能力中与学习投入和成绩取得密切相关的这一维度。
3.实证分析策略和具体步骤
针对孩子的上述三类特质，结合基因社会学的理论解释，后续的实证分析需要确证：第一，孩子的三类特质对学习成绩是否有独立影响，特别是是否发挥着与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不同的作用与影响；
第二，不同父母外出模式下的孩子在三类特质的分布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比如仅母外出类孩子在三类特质上是否处于最不利境地，由此导致了这类孩子的学习成绩最差；
第三，孩子的三类特质在更大程度上是源自后天形塑（如父母的教育和培养）还是先天遗传。若通过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就能确定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之所以最差，主要不是因为父母外出与缺席导致的教养和教育参与的不足，而是源于这类留守儿童在先天遗传的能力特质上的不足，从而验证我们基于基因社会学提出的理论假说。
首先，针对前两类问题的实证分析将使用逐步线性回归方法来完成。具体分三步：第一步做出基准模型，核心在于估计父母外出模式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察看四类孩子在学习成绩上的具体差异，确证仅母外出类孩子的学习成绩是否最差，具体模型见公式（1a）；
第二步做出受限模型，即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以估计后天形塑力量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具体影响，同时察看后天形塑力量加入后仅母外出类孩子与其他孩子在成绩上的差异是否消失，能否完全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孩子的学习成绩最差，具体模型见公式（1b）；
第三步做出全模型，即在受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孩子的三类特质（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估计三类特质对孩子学习成绩的独立影响，察看它们的加入能否使得仅母外出类孩子与其他孩子在成绩上的差异完全消失，从而在实证层面完全解释我们所关心的“奇怪”现象，具体模型见公式（1c）。
其中，Score表示孩子的学习成绩，FM_out为父母外出模式，FM_teach表示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C_chars表示孩子的特质，O_vars表示其他的影响因素，β、ε分别表示自变量的作用效应参数和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其次，针对最后一类问题的实证分析将使用追踪数据分析方法（Panel data analysis）完成。如前所述，基因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孩子的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遗传自父母，即受到先天力量的影响。［10-15］［23］但另一方面，基于后天形塑论的相关研究认为孩子的学习、成长等需要父母的陪伴、监督和指引，父母对孩子教育和培养的不同会使得孩子在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方面出现差别。［7-9］［37-38］
从实证方法论的角度看，至少可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实现上述分析目标。路径一：直接检验法，即利用经验资料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确证，例如依据基因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可推出孩子的认知能力会受到父母认知能力的遗传性影响，对此可通过测量父母、孩子的认知能力并分析二者间的数理关系来检验这一理论判断的真伪。路径二：间接检验法，即通过实证分析排除或证伪对应的竞争性理论，以从反面证明原有的理论判断成立，例如假定原理论判断是孩子的认知能力遗传自父母，与之对应的竞争性理论判断是孩子的认知能力源于父母的后天培养，若能够通过严格的实证分析证明竞争性假说不成立，则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信心接受原假说，或者说原假说更可能成立。由于所分析的CEPS数据未测量父母的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而使得路径一无法走通，因此后面的实证分析将遵循路径二。
遵循路径二的方法论逻辑，我们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准确地估计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对孩子不同特质的具体影响，以检验竞争性假设是否成立。具体的估计公式如下：
yit表示第i个被访者在第t个时期的取值结果（如某个孩子在基期调查的认知能力得分）；
λt为时间效应，表示调查时点（时期）不同所带来的影响；
x′it β表示随时间而变的因素及其影响，比如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所带来的影响；
z′i δ表示不随时间而变的因素及其影响，比如性别的作用；
ui为不随时间而变的个体层次不可观测因素所带来的综合影响；
εit为随机变动部分。在现实中，一般情况下x′it（如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可能与遗漏的某些影响因素即ui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因此只有将ui的具体影响估计出来或剔除掉，我们才能得到x′it对yit的无偏估计值，而基于截面数据的线性回归等一般的模型无法实现此目标，因而所得结果存在偏误，或者说存在内生性问题。［19］
由于CEPS调查针对七年级学生进行了追访，这使得我们可以使用追踪数据分析解决上述难题。根据ui作用模式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估计模型：第一，假定ui与x′it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相关），则通过将两期数据结果相减就能消去ui及其带来的干扰性影响，这就是固定效应模型（FEM）；
第二，假定ui与x′it之间不存在关联（相互独立），则一般需假定ui服从某一特定的分布（如正态分布），然后对这一随机效应进行估计，这就是随机效应模型（REM）。至于到底应该选择FEM 还是REM，可以通过豪斯曼方法进行检验。［47-48］
1.数据简介
本文使用两期“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即2013-2014 年的基线调查数据以及2014-201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实施，具有全国代表性。2013-2014 年的基线调查以初中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28 个区县内的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的19 487名学生进行调查。
由于本文关注农村地区儿童且需要做两期追踪数据的分析，而2014-2015年的追踪调查仅针对基线数据中的初中一年级（即七年级）学生，因此后续分析将样本限定为基线调查时户口为农村类型的初一学生①为了检验与确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将剔除样本的条件进行了更宽松以及更严谨的改变，比如只考虑出生时户口为农村的学生，或者限定为现在户口为农村且家住在农村地区的学生。然后，针对这些不同样本做了相同变量和模型的分析，发现所得结果在趋势上一致。若需要具体结果可联系作者提供。。经过两期数据的匹配，最终进入分析的学生数为4 934。
2.变量设计
因变量是受访学生在2013 年秋季学期语文、数学和英语期中考试的标准化成绩。该标准化成绩按学校、年级分别进行标准化而得到，以使成绩在不同年级和学校之间可比，标准化后均值为70，标准差为10。由于分科成绩与三门成绩加总后的分析结果一致且现实中总成绩比分科成绩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后续仅展示总成绩的分析结果。
核心自变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父母外出模式，其实它更应该被视作结构性区分变量，因为我们将据此把孩子分成四类：父母都在家、仅父外出、仅母外出、父母均外出。其具体测量以学生问卷中已生成的父母是否在家与孩子同住为准。需要说明的是家长问卷中也询问了与此相关的两道题目，但是误差较大，以父亲是否在家与孩子同住为例，不包括缺失样本，答案前后逻辑矛盾的比例为（541+677）/6671=18.26%，故没有采用。
第二类核心自变量是孩子的三类特质，分别以患先天性特征更强的慢性疾病数、认知能力得分、尽责性得分来测量。健康状况方面，大体上可将疾病分成两大类：一是后天/自致性特征更强的疾病，比如感冒、摔伤；
二是先天/遗传性特征更强的疾病，比如各类先天性障碍、先天性心脏病等。由于第二类疾病出生时就有并很可能持续一生，因此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将更加持久、重大、不可避免，［49］为此这里重点关注第二类疾病。具体测量以家长问卷中孩子是否存在视力、听力、语言、多动症等7 个方面的障碍加总得到，取值范围为0-4，表明最多患病数为4。认知能力方面，CEPS 为学生专门设计了一套认知能力测试题，主要测量学生的逻辑思维与解决问题能力，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全国标准化的特点，后续分析使用标准化的认知能力得分值。非认知能力方面选择3 个指标：一是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
二是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
三是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将这3 个指标相加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就得到了最终的非认知能力变量即尽责性得分，取值越大表明孩子的尽责性越高。
此外，为了更准确地估计三类特质对孩子成绩的独立作用，我们需要尽可能控制住所有其他各类影响因素，其中最需要控制的是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基于前述许琪、吴愈晓等的研究，结合两期数据变量的异同，纳入模型的这一核心控制变量有三类：一是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互动状况，学生问卷分别询问了父亲、母亲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与朋友的关系、与老师的关系、心情、心事或烦恼，将这5 个维度的得分分别加总得到父亲、母亲与孩子的交流互动状况，取值范围为5-15，得分越高表示与孩子交流互动越主动、越充分；
二是父母对孩子作业与功课的检查与指导情况，学生问卷询问了上星期父母检查孩子作业、指导孩子功课的频率，将这2个维度相加得到一个取值范围为2-8 的连续型变量，取值越大表示父母对孩子的检查与指导越多；
三是父母对孩子学习和生活的监管情况，学生问卷询问了父母对孩子8个方面（作业、考试情况、在学校表现、上学和回家的时间、与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和看电视的时间）管教的严格程度，加总后得到一个取值范围为8-24的连续型变量，值越大意味着父母的监管越全面且严格。
除了上述核心控制变量，后续分析还将控制孩子的其他特征，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学习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同伴影响网络状况。其中，前4 个变量可从问卷中直接得到，而同伴影响网络分为正面影响网络、负面影响网络，前者根据孩子5 个好朋友的3 种正面行为（成绩优良、学习刻苦、想上大学）相加得到，后者根据5 个好朋友的12 种负面行为（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抽烟、喝酒，经常上网吧、游戏厅等，谈恋爱，退学）相加得到。最后，为了更精准地识别出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及其影响，模型中还将控制家长/监护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具体包括监护人的政治面貌（“党员”“民主党派”“群众”“不清楚/缺失”4类）、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大专”“本科及以上”“不清楚/缺失”6 类）、平均每天看新闻和读书的时间（单位为小时）以及孩子上小学前家庭的经济状况（从“非常困难”到“很富裕”分为5级）、孩子是否与祖父母同住（“否”“是”“不清楚/缺失”3类）。
3.四类儿童的基本状况对比
首先，我们需要查看四类儿童的家庭背景状况。家庭作为给孩子成长提供初始资源与原始动力的基础单位，其拥有的资源与资本状况对孩子的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由表1可见，在人力资本维度，无论是父母教育年限之和还是父、母单独的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父母均在家家庭、仅父外出家庭、仅母外出家庭、父母均外出家庭；
在经济资本维度，家庭经济状况最好的是父母均在家家庭，最差的是仅母外出家庭；
在文化资本维度，父母关系最好的是父母均在家家庭，最差的是仅母外出家庭；
从健康资本的角度看，父母均在家家庭有家人生病需要长期照料的发生率最低（12%），而仅母外出家庭此类情况的发生率最高（25%）。综合上述四类资本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最具优势的是父母均在家即非留守儿童家庭，而处境最差的是仅母外出家庭。
表1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4 934）
我们再查看四类儿童在核心变量上的分布状况。由表1 可见，在因变量即学习成绩方面，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成绩，非留守儿童、仅父外出类留守儿童处于最高水平，稍差的是父母均外出类留守儿童，最差的是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印证了本文最开始的判断。从核心自变量即孩子的特质来看，非留守儿童患先天性特征更强的慢性疾病的种类数最少，认知能力得分和尽责性得分都最高，次之的是仅父外出类留守儿童，再次之的是父母均外出类留守儿童，而最差的是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从核心控制变量即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来看，除了与父亲交流互动维度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处于第二名的位置、好于其他两类留守儿童之外，在其他三个维度（与母亲交流互动、父母对作业的检查与指导、父母对学习和生活的监管）上均处于最差情况。
1.三类特质的作用效应：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基线数据
依照前述的实证分析策略和具体步骤，首先利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CEPS基线数据，分别做出基准模型、受限模型、全模型（见表2）。主要发现与结论有以下三点。
表2 逐步线性回归分析CEPS基线数据的结果
第一，比较受限模型与基准模型可发现加入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变量后，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相比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上的差异略有减小（系数从-4.81 下降到-4.52），但依然显著（维持在0.05水平），说明父母的教育和培养及其差异未完全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成绩最差。
第二，比较全模型与受限模型可发现加入孩子的三类特质（具体是指患先天性特征更强的慢性疾病数、认知能力得分、尽责性得分）后，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相比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上的差异消失（系数降低为-3.8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表1所示的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在这三类特质上均处于最低水平，说明三类特质对学习成绩发挥着独立且显著的影响，只有纳入它们才能完整解释为何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最差。
第三，由全模型的结果可见，患先天性特征更强的慢性疾病越多的孩子学习成绩越差（系数为-2.63，显著性水平为0.05），认知能力得分越高的孩子学习成绩越好（系数为8.59，显著性水平为0.001），尽责性得分越高的孩子学习成绩也越好（系数为2.04，显著性水平为0.001），表明孩子的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对学习成绩都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可以发现同样增加一个标准差单位，认知能力使成绩增加的分数是尽责性的4 倍多，表明前者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要远大于后者。
2.后天还是先天：追踪数据的再分析
表2 的分析结果表明孩子的三类特质对学习成绩发挥着与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不同的独立影响，这也就是说孩子的三类特质与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支持了前文提出的先天遗传假说。但是，利用一期横截面数据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前文所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更严格地检验与确证所得到的结论，笔者利用CEPS 两期追踪数据展开进一步分析。具体来说，分别以学生的认知能力得分、尽责性得分为因变量，以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为自变量，同时控制孩子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同伴影响网络状况、上小学前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年限，此外，将调查时期引入即作为时间效应变量，分别做了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0.000，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M）而非随机效应模型（REM）。为此，下面给出FEM的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FEM分析CEPS两期追踪数据的结果
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于认知能力，只有调查时期的影响是显著的（系数为0.32，显著性水平为0.001），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认知能力稳步增长，但认知能力的变化与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无显著关联（四个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实证结果不支持后天形塑论，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先天遗传的力量。第二，对于非认知能力，它既受到时期的影响（系数为-0.15，显著性水平为0.001），也受到孩子同伴网络的影响（正面影响网络、负面影响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9、-0.028，显著性水平均为0.001），此外还受到父母教养和教育参与的正向影响，不过只有两个维度的影响较为显著，一是父母对孩子作业的检查与指导（系数为0.021，显著性水平为0.05），二是父母对孩子学习和生活的监管（系数为0.024，显著性水平为0.01），表明父母对孩子的检查指导越多、管教越严格，孩子的尽责性越高，所以尽责性高低应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形塑综合作用的结果。
1.主要结论
综合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大量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学习成绩最差的不是父母均外出的孩子，而是父亲在家、母亲外出的孩子。主导观念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养不教，父之过”，即后天形塑的力量所致。不过仔细剖析之后发现此理论视角的解释力有限，在实证层面只能小部分解释此种现象。鉴于此，本文基于现实观察，结合基因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从孩子的三类特质即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及其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入手，通过逐步线性回归分析CEPS基线数据、FEM分析CEPS两期追踪数据，所得主要结论有：
第一，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之所以最差，小部分源于父母在教养和教育参与方面的不足，大部分是因为孩子在三类特质上先天性地更差，即更大程度上是由先天遗传性的不足导致的。第二，具体来说，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先天性地更差，对学习成绩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他们的认知能力水平也是四类孩子中最低的，极大地阻碍了理想成绩的获得，此外他们的尽责性也最低，进一步对成绩造成了消极影响（见表4）。
表4 四类儿童在三类特质上的综合排序
2.政策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结果及研究结论，这里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供有关家庭和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社会各界需重点关注和帮扶仅母外出类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前述分析表明这类家庭中不仅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及学习成绩是最差的，而且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间的关系、家人的健康状况等也处于最不利境地，因此最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的关怀与帮扶。可以说这类家庭最终能否摆脱不利境地、发展起来，将直接关系乡村振兴的全局。
第二，父母要尽可能参与到孩子的学习指导和监督管教中。前面的分析表明孩子的尽责性对成绩有显著影响，而尽责性会部分受到后天力量的形塑，如父母对作业的检查与指导、对学习和生活的监管，因此父母在这方面应尽力为之，尽可能改观与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
不过，我们也需注意到，对于仅母外出类家庭而言父母所能够改变的很有限，很多时候其实是“无意之失”“有心无力”，因此特别需要来自外界的关怀和扶助。
第三，应创造机会和机制帮助已外出的母亲实现跟孩子的沟通与联系，能够常回家跟孩子和家人团聚。前述分析表明在父母教养和教育参与的四个维度中，与母亲交流互动维度对提升孩子学习成绩的正向作用最大，但仅母外出类孩子与母亲交流互动的频率很低，甚至要低于双亲均外出家庭，虽然这一维度对造成仅母外出类孩子学习成绩最差只发挥着很小的影响，但是面对着无从下手的先天性不足，这一维度也就愈发珍贵。因此不仅需要父母家人自己的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为之创造相应的机制和条件（如为这类母亲增设法定假期/长假），切实降低母亲跟孩子及家人联系、沟通和团聚的成本与阻碍。
3.研究展望
如何改善父母外出特别是母亲外出家庭及孩子的不利处境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系统课题。本文是一个初步尝试，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细化与发展：第一，希望能够收集更多期的追踪数据，在更长的生命历程及其变化中探究孩子的学习成绩、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父母的教养和教育参与等，以给出更为精准的答案；
第二，除了学习成绩，身心健康、交往能力、人格发展等方面对孩子也非常重要，因此可将先天遗传视角和后天形塑视角结合起来，探索这两种力量如何影响和形塑了孩子的其他方面以及孩子的现在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