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

庞立生，王 林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2.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为后世留下了复杂多元的历史遗产。其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主张，并在实践过程中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长期以来，关于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与实践的评价，是有关毛泽东评价问题中争论不断的议题。笔者认为，正确认识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与实践，必须加强对相关历史的认知性研究，这既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命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创性探索，毛泽东开启了对新中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性实践。这一时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虽尚未作为一项明确的原则被提出，但始终内含在教育战线的主要任务之中。

(一)教育的主要任务内含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旧教育中轻视劳动，不注重劳动习惯、劳动能力等问题与新社会生产建设“急需人才”问题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基于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教育事业，迫切需要立足工业化建设的基本历史任务，大力改革旧教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教育事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内含在教育战线主要任务中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中的文化教育等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1428。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接管和接办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校，如何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使全体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成为教育事业的主要问题。旧式教育中虽然具有某些有用的经验，但是其在阶级立场和根本方向上存在严重误区，导致失去了对生产劳动的关注，既缺乏发展生产技术的要求，也缺乏对技术基础之上的科学知识的趋向，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发展，显然不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毛泽东针对性指出：“现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进步力量还小，马列主义的力量比起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要小得多。旧式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新式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2]149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视域出发，新中国的教育必须尽快摆脱旧教育落后的面貌，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基于此，迫切需要教育事业在广泛的基础上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出适应生产建设的劳动者。在新中国的第一个施政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针对“文化教育政策”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3]11这一规定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体现了现代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天然的必然的联系，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教育部即于1949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基于此，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学校要向工农子弟和工农青年开门，创办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大办工人补习教育，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这次会议后，又先后召开了高等教育、工农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民族教育等方面的会议，具体制定了各级各类教育的任务，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的指导方针，强调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学校师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教育工作指导方针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和教育实际的需要，推动了旧教育的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
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但它所强调的理论与实际一致、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清晰地内含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为以后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做好了政策上的准备。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性实践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旧教育、建立社会主义新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注重使新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能够真正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一时期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向工农群众开门。为了使广大工农群众受教育，国家相继采取了大力开展工农业余教育、创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创办了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统计,1952年在全国小学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人数已占总人数的80%，1953年，全国普通中学生中，工农子女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已占学生总数的71%，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高等学校新生已占新生总数的27.39%。[4]60教育为工农大众开门，深刻地改变了旧教育的性质和功能。

旧学制改革。为了建立起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从1951年10月起，国家开始对旧的学制进行全国性改革。不仅要求确保全国人民，尤其是工农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的受教育机会，使城乡人民群众的子女能够平等地受到完全的基础教育，而且开始按照计划经济的需要和公有制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确定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通过对旧学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逐步接管和改革了旧有教育事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新教育事业体系。在此过程中，课程、教材、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和制度等也都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这为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规模实践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新中国教育为有效培养生产建设所需要的专门性人才，陆续开展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改革工作。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使我国高等教育服从国家需要、支持生产建设的重大措施。1952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今天新中国正在向着工业化的道路迅速迈进，我们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而现在的高等学校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今后国家建设的需要。因此，如果不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高等教育设置加以彻底的调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们国家的各种建设事业顺利前进。”[5]345-346全国院系调整以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与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设置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进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这次院系调整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即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为了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某种专业，根据专业拟订教学计划，每种专业明确规定培养何种专门人才，几种性质相近的专业合组成系，成为一个教学行政单位。这样就使得新中国的高等学校培养某种专门人才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并从制度上将其固定下来，克服了过去高等教育脱离实际、系科重复、浪费人力物力的混乱现象。

结合现阶段建筑业市场中的各类要求，对安全监督的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加强对建筑工程的实际审查力度，各个建筑单位需要做好设计以及规划的工作，运用好统一的规范标准来对施工企业进行约束和管理，工程需要从施工计划到每个操作的环节，依据相关的技术要求进行作业，管理人员也是要承担起安全监督的责任，明确自身的职责，防止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发生。另外就是对监管人员的责任进行明确，若是现场出现了施工事故，这个时候可以找到负责人，防止出现权责不清的现象，奖励的形式则是包括物质以及精神两个部分，物质奖励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可以提升监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工程质量得到合理的监督和保障。

从客观上来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未明确地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原则，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水平决定了当时还不可能在方针政策上明确提出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但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战线的主要任务中必须包含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从而在宏观上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家在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能再以苏联教育模式为参照，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上，借鉴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1)毛泽东在概括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方针：“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一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重新构建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继续加强了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

(一)纠正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经过了一个学习苏联的时期，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在教育领域也有出现。毛泽东在对盲目照搬苏联教育经验的教条主义进行纠正的过程中，开启了对中国式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深刻指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比如经济学、商业学、教育学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新中国对苏联教育经验开始了全面学习。正如1952年11月的《人民教育》社论指出，“新中国三年来的教育建设，已从学习苏联经验当中，取得不少成绩。由此也更加证明了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首先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要吸收苏联的经验当作我们的养料，务必加以消化，务期达到中国化”。[6]新中国初期学习苏联经验具有必然性，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不仅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抵制和封锁，而且除苏联外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以借鉴。并且，在对苏联教育经验的学习中，中国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2年下半年开始的高等院校调整，就是参照苏联教育经验的一次尝试。苏联的教育理论也对新中国教育事业有重要影响，尤以时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影响最大，新中国的教育系统基本上参照此书为教材。客观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基础，主要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在实践中仅以苏联经验为尊，不结合中国实际照搬苏联模式，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实践中一些好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不能不说带有很强的教条主义色彩。

毛泽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条式地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范围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教育自然也在其中。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经验，又从不迷信苏联经验。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教育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结合现实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颇为关心的事情。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掀起对斯大林的否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中国式教育道路的探索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7]341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外国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8]41。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中央在提倡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同时，强调纠正过去教育工作中产生的教条主义错误。正如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9]2131957年3月，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8]247到1958年，教育部系统地检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并从多方面进行检查和回顾。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次批评了教育领域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指出：“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8]368在此，毛泽东依托新形势，开始以更加自觉的批判态度审查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重要方针，正是在此过程中被毛泽东重申为中国式教育发展道路中的重要内容。

(二)根据中国国情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

新中国刚成立时，教育领域就暴露出轻视生产劳动、忽视劳动教育的问题，除了盲目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社会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根深蒂固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着尊重劳动的习俗，但同样也有重智轻劳的现象，“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观念使传统教育逐渐偏离生产劳动，不仅造成轻视劳动和劳动成果的现象，甚至缺失对劳动者应有的尊重。这是传统文化中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8]226的错误想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8]226，因而“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8]226针对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现象，政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文件予以指正，如《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等，指出“小学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升学的只能是一部分。因此，在学校平时教育中不应片面强调学生毕业后如何升学，而应强调毕业后如何从事劳动生产，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习惯，克服目前有些学生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10]86，“中学毕业生，除部分根据国家需要升学外，大部分应该积极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或其他建设工作”[11]。

中央和国家对劳动教育的这种指引是必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学生入学人数和比例迅速提高，而大量高小和初中毕业生面临着既无法升学又无力参与生产劳动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迅速发展的局面，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稳定后教育事业补偿性增长的表现，增长速度最快、比例最高的是门槛较低的小学教育。而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发展，受制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较慢。中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缺乏，使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与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既无法升学，又不具备足够的劳动生产技能，引起了教育界的深思。1954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以此为发端，新中国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大量劳动教育的内容，逐步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1954年至1956年，我国制定了《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等一系列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劳动教育。中小学，尤其是高小和初中的毕业班一般都开展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公益劳动,如各种大规模的义务劳动、支援农业生产的劳动、帮助军烈属、建校劳动等等。这些活动以育人为主要目的，基本上都在课外活动时间内进行,所占时间不多。(2)《关于小学课外活动的规定》中首次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进行了大致的限定：“课外集体活动(包括校会、班会、少先队活动、体育锻炼、生产劳动、学习小组和社会活动)每周共120到240分钟。”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之一，并在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中得到广泛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当成为新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在改造旧中国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学习苏联的经验中探索、实践，那么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走向深入，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实践中将其确立为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深入实践

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动员受教育者参加生产劳动，进行劳动教育的思想被更加普遍地提出来。《人民日报》发表多篇社论，指出“劳动教育必须经常化”，动员学生“一面劳动，一面读书”，等等。这一时期，国家以“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民办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

勤工俭学。1958年1月28日，团中央发布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总结了当时全国许多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从事各种劳动，并以劳动所得报酬来补助自己一部分或全部学习和生活费用的做法，指出这是“一面劳动、一面读书，勤工俭学的活动”，“对于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12]290勤工俭学内含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中国青年的优良传统，正如刘少奇所说，“提到勤工俭学，这对于中国青年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完全新鲜的事”[13]310，“搞勤工俭学，就是说要学生和青年不依靠国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设法读书和升学”。[13]323勤工俭学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得到体力的锻炼，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培养劳动习惯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加强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思想感情。勤工俭学是具体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

半工半读。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共同商讨的结果，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六十条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明确将“学生实行半工半读”[8]360作为一项内容，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整体维度来思考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2月4日，教育部发布通知，指出“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这是根据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原则，革新我国教育制度，贯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使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措施之一”[12]294。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举办半工半读的工人学校》，报道了天津国营第一棉纺织厂半工半读学校开学的情况，指出这样的半工半读学校虽然只是“草创”，却“像农业中学是培养农民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形式意义”一样，半工半读的工人学校是“培养工人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形式”。[14]

民办教育。当劳动者对他目前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感到不满足时，就会产生进一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在实践过程中，不仅学校办教育，其他社会组织也大办教育，极大地满足了劳动者学习科学文化的强烈愿景。自1953年暑期以来，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人数年年增加，这些毕业生有着强烈的升学和求学欲望，有些已经进入农村、工厂参加生产劳动的毕业生也迫切要求继续提高文化水平。国家尽可能挖掘学校的潜力，多招收一部分学生。然而，“有个经费问题，办那么多学校，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此外，还有不少的家庭不能供给所有的子女都读完中学和大学”[13]323。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仍然不能满足小学毕业生求知、升学读书的愿望。而许多小学毕业生年龄较小，参加劳动生产也有困难，工农业的发展也要求劳动者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因此，大量地发展民办教育，对于实现教育普及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消灭文盲，促进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从生产中切身体会到，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光靠力气是不行的，必须有文化和技术。在当时的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工业化、农业化，离了文化不能化。”这样生动的话语，反映了农民对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朴素且强烈的愿望。当时大量举办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农业中学，把大量的高小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吸收到农业中学读书，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一定农业生产知识的初中级技术人员，不仅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技术知识，而且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这一时期，多样化的办学形式，诸如民办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学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等，是教育事业在实践中与生产劳动广泛结合起来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既促进了国家建设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时代特征下的教育“草根性”，往往缺乏充分准备，建立的许多学校都十分粗糙，并不具备应有的教学设备和教师队伍。但应当承认，它们蕴含了许多光明的希望。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提出

随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中的深入发展，教育方针的提出被提上日程。当时的教育界及至政策界在教育方针的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论，甚至有人提出“教育由专家领导”“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的主张。这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教育主张。马克思批判过资本主义制度下“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15]418的情况，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使“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15]418，不仅劳动力成为资本的附属物，而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立，使工人在体力与智力上都畸形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主张“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主张通过教育来达到这个目的，“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6]230。

马克思所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是指教育的过程与生产劳动的过程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得到有机统一的实现，这种实现是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和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保障。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奴隶变成生产资料的主人，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根据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可能。社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对每个成员实施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从而建立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机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要求充分利用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使广大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革命和建设中，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
另一方面使广大的工农群众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受到相应的教育，成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自由人。在此基础上，消灭分娩出旧式社会分工的社会环境，也就消灭了产生阶级的温床。

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维逻辑去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17]68同年8月16日，毛泽东在阅读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指出：“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即将有指示发给各级党委。”[18]4098月17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要讨论了教育方针问题。8月22日，毛泽东批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该草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8]420草案针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明确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同时指明了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9月19日，该指示正式发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党的教育方针的确立，决定了中国教育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都以此为指导，积极实施贯彻于教育的目标、制度、形式、方法各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方针适应了人才发展和生产建设的需要，不仅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而且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参与生产劳动的技能和进行生产实践的能力。此后，针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中出现的“狂热”和“偏差”，党和国家着手进行全面调整，使教育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在办学规模上，主张放慢速度，适量发展。在办学结构上，力求使各级学校之间的结构协调，学校结构及学校的专业结构与社会需要相吻合。对各级学校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长短作了不同的要求，开设了属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范畴的多门课程，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教学秩序和实践，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以读书为主的原则，以保证基本的学习要求。从表面上看，学生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时间少了，但由于增加了学习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时间，学生的素质得到大大提高，其实质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中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党的教育方针的确立，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教育与社会联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贯穿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之中。到1966年之前，中国教育在摆脱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后，逐渐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可谓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他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摆脱“东方从属于西方”(3)《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的重要思考，也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中的重要内容。客观评价这一探索过程，需要加深对相关历史的研究，更需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夯实对相关历史的正确认知。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一探索中的目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受教育者传授生产基础知识，使其掌握多种能力，早些进工厂、下农村锻炼，不仅能够解决升学与就业的矛盾，还能使青年学生早日参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实践；
二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旨在通过劳动教育改造思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受教育者的社会主义觉悟，改造教师等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在于，对这两个目的的片面理解会导致实践中出现困境。这一时期的教育领域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指导下存在的许多偏差，主要表现为过多的生产劳动严重冲击了正常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这在1958年至1960年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思潮影响下教育独立性的缺失，导致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的偏差。不仅把生产劳动简单地理解为体力劳动,并且把劳动直接地同政治、思想教育联系起来。向受教育者传授生产基础知识，虽然能够使其早日参与到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也有利于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但若将“参与劳动”仅仅局限在“体力劳动”的范畴，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将劳动教育作为改造教师等广大知识分子的手段，极易导致政治目的驱动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泛化，使其脱离了原本的意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

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实践困境就从根本上否定这段历程，也不能因为在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忽视出现的现实偏差。正如刘少奇在此问题上的认识，“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两方面，最好的事情也往往难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问题是在于领导，在于适当地加以安排”[13]314。综观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艰辛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实践中的发展时有起伏，使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偏离轨道—调整提高的半循环运动态势。在这一探索中，毛泽东总体上坚持了实事求是、自愿发展、试点先行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事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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