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创新发展及时代价值

姚明霞

（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坚定不移惩腐肃贪，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在反腐倡廉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新时代继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凭空想象的，都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亦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它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和反腐败工作规律、立足我国反腐倡廉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从理论、历史、文化和现实四个维度进行考察和把握。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政党的建设问题，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学说，其中就包括丰富的廉政建设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廉政建设思想为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始终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因而，着力打造廉洁高效、为民服务的政府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应该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成为对民负责、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同时，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公共权力必须由选举出来的人行使，选举者随时都有权撤换被选举者，不允许这些人由此而获得高收入。这样就把国家公职人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2]，确保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的本色和国家机关社会公仆的性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政党建设理论以及反对腐败的精辟见解给社会主义国家廉政建设留下了宝贵的范本，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基本指导，成为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依据。

（二）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经验的继承与开拓

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党的作风问题，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决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反复强调要重视党风建设，把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严惩贪污腐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受住即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严肃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重大贪腐分子，在全党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净化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纪律、树信念、抓作风，使管党治党工作不断向前推进。邓小平强调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严肃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4]313。在如何治理腐败问题上，邓小平明确表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4]379江泽民站在新的战略高度，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更加注重反腐倡廉教育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一步提升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决心和政治勇气，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反，“打虎”“拍蝇”“猎狐”齐发力，开辟了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

（三）文化逻辑：对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公生明，廉生威”“廉者，政之本也”“清者莅职之本，廉者持身之基”……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历史悠久、思想广博、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古代廉政治理的精华，为当今我国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宝贵的历史借鉴。习近平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把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运用到当代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儒家文化倡导为政以德、修己治人，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荀子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习近平指出“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坚守理想信念、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强调重法治、严执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5]121，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植根于历史悠久、广博深厚的传统廉政文化，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实现了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

（四）现实逻辑：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效。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腐败”这个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仍然存在，腐败存量依然不少、增量仍有发生，正风肃纪反腐永远在路上。习近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升到新的高度，深刻认识到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的讲话中都表明了我们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他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同时，要坚持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必须严肃查处、严加惩治。[6]管党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一贯要求，也是党心民心所向。从严治党必须坚定地反对腐败，夯实党风廉政建设这个地基。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也指出，反腐败斗争无止境，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对“围猎”“腐蚀”的警觉，时刻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习近平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彰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昭示了惩腐倡廉是党心所需、民心所向。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意蕴深刻、内涵丰富，是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正风反腐工作指明了方向。综合来看，习近平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立足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际，在领导力量、理念思路、战略原则和全球视野等方面对党的廉政建设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

（一）在领导力量上：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确保管党治党责任有效落实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再次强调，党委、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做到守土有责，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是突出党委的主体责任。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管党治党的责任主体，各级党委要切实肩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习近平明确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体现在选好用好干部、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支持执纪执法机关工作、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当好廉洁从政表率五个方面。习近平认为，牵住“牛鼻子”、党委落实好主体责任是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健全制度、细化责任、以上率下。二是明确纪委的监督责任。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负有监督执纪问责、确保党委主体责任落地落实的重要职责。习近平要求各级纪委挑起担子、扛起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5]61-62，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纪检体制改革，推进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制度化，明确腐败案件的查办由上级纪委领导为主，改革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使得纪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大大提升，为强力反腐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在理念思路上：反腐与改革协同推进

对于反腐与改革的关系，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要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体现了反腐与改革有机结合、协同推进的新理念，为新时代科学有效开展反腐治理指明了思路和工作方向。一方面，党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正风反腐全过程。近年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一些腐败分子仍没有收手，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易发多发。究其原因，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健全、反腐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监督合力是影响反腐败成效的主要因素。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以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当前，我们要特别注重深化腐败多发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消除体制障碍，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只有运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导致腐败现象发生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合理优化权力结构和配置，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才能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产生，实现对腐败的科学有效治理。另一方面，党坚持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深化改革的坚强保障，推动各项改革方案顺利实施。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进一步触及制度体系的变革和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如果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不注重各项政策措施的衔接和配套，自行其是，一哄而上，很容易产生体制机制上的漏洞，从而使一些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基于此，习近平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避免出现制度真空，堵塞一切制度漏洞。”[7]切实把反腐倡廉理念融入各项重大决策和改革措施之中，推动防治腐败问题与破解改革难题相结合，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扫除改革路上的障碍，确保改革有序平稳推进。

（三）在战略原则上：坚持以标促本、标本兼治

在廉政治理过程中，“标”和“本”是一对矛盾关系。治标就是惩治腐败，减少腐败存量，为治本创造条件；
治本就是源头治理，遏制腐败增量，巩固治标成果。治标与治本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互动发力。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一是强化惩治，以标促本。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和复杂，这充分表明“标”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亟须大力惩治腐败、肃清贪官污吏。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习近平强调，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刀刃向内的勇气、猛药去疴的决心开展斗争，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有案必查、有贪必惩、有腐必反，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坚决打赢反腐败的正义之战。事实上，只有一以贯之推进治标，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才能形成不敢腐的有力震慑，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从而为治本开辟道路、奠定基础。二是正心修身，固本培元。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不可否认，腐败问题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部分党员干部违背初心、忘本变质所致。习近平指出：“‘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8]治本才是防治腐败的根本之策，是价值旨归。习近平强调要在立根固本上下足功夫，要求共产党人锤炼党性修养、筑牢理想信念、把稳思想之舵，在执政考验中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只有通过治本，增强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夯实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才能从源头上根除腐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四）在全球视野上：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

腐败是全球普遍存在的“毒瘤”，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重大主场外交的讲话中，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反腐的决心和意志，倡导各国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携手推进世界反腐事业迈上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倡廉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使中国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一方面，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这是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要义。近年来，我国对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高度重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进行专门研究部署，反腐败国际合作已成为党和国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加强反腐败国际多边双边合作，启动‘天网行动’，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将一批外逃多年的犯罪分子缉拿归案。”[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9]自2014年开展“天网行动”以来至2021年6月底，我国已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人民币，“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0名被追回。外逃的腐败犯罪分子已不再是西方国家手中的“牌”，海外也不再是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另一方面，强调积极参与全球反腐治理，推动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积极倡导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我国首次主导制定《北京反腐败宣言》，2019年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上中国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2021年联合国大会反腐败问题特别会议上中国提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四项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反腐败工作中的话语权大大提升，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相关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国际反腐败新秩序，为全球反腐败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廉政建设思想基础上，汲取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精华和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融汇了新的时代精神，凝聚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近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决心和定力，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高度。在反腐倡廉工作实践中，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以标促本的标本兼治理念、“三不”机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论述，符合马克思主义廉政治理规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继承，同时又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具体实践加以创新和发展，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中不断总结、不断发展，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品格。正是基于对长期正风反腐实践的经验总结，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理念才能够既切实可行，又高瞻远瞩、充满学理，不仅对我国廉政治理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廉政建设理论。

（二）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想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拳肃贪、铁腕反腐，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已经到了破坚冰、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贪腐手段的多样性、腐败行为的隐蔽性更加突出，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混杂、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等问题日益凸显，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败斗争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深刻揭示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阐明了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为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有助于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习近平关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伟大功业，是因为我们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恪守为民之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腐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现象，如果任由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必定会损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降低党的政治威信，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深刻认识到腐败对党和人民利益的严重危害。他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10]。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反腐新思想、新观点，推出一系列反腐新举措，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尺度不松、力度不减，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肯定和衷心拥护，增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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