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邻近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次区域网络演化研究——以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为例
时间：2023-02-23 21: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韩 勇 ， 娄昕欣 ， 高军波 ， 邹 鹏
(1.信阳师范学院 a.地理科学学院,b.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软科学研究基地,c.旅游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2.湖北省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 430071)
深化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加快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是推动老少边穷等特殊类型区域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欠发达省际交界地区由于远离各自省会中心城市，多处在国家主要城市群影响和辐射的边缘，是区域协调发展中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1]。这些地区存在经济基础薄弱、政策边缘化、起步慢、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且与省内其他地区差距大，是新时代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难点地区。面对发展困境，区域协同合作“抱团取暖”成为省际交界地区谋求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省际边缘区已经找到了“突围”的出口。由于行政边界阻隔效应的存在，加之远离省会城市，省际交界地区容易成为“被边缘化”的政策“盲区”，突破困局依旧待解。省际交界地区存在多类型特征，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分类研究更有利于认清这一特殊地域类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寻求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省域尺度下的交界地区是交界区域研究的重要领域[2]。然而，国外仍缺乏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理论贡献[3-4]。省际交界地区是以省级行政边界为起点向行政区内部延伸一定宽度的窄带型区域[5]。我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由此产生66条省级行政区陆路边界线，总长5.2万km，省际行政区边界两侧分布着849个县级行政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7.9%。我国省际交界地区自然环境多样，人口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分类施策是此类地区寻求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因此，对省际交界地区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学理上的有效分类是指导实践的科学问题起点。
根据不同属性，省际交界地区可分为3种基本类型：一是根据省际交界地区涉及的省级行政区数量(几何特征)，将省际交界地区划分为二维省际交界地区(如川滇、晋豫等)、三维省际交界地区(如川滇黔、陕甘宁、鄂豫皖等)和四维省际交界地区(如苏鲁皖豫、晋冀鲁豫等)；
二是按自然地理特征划分，可将省际交界地区划分为山系型交界地区(如以武陵山为界的浙闽赣交界地区)、江河型交界地区(以黄河为界的晋陕豫交界地区)和平原及丘陵型交界地区(京津冀交界地区)；
三是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组合模式，可将省际交界地区划分为弱弱型、强弱型和强强型地区[6]。值得强调的是，上述类型划分并非完全的割裂，其存在叠加效应。如鄂豫皖交界地区属于三维省际交界地区，同时，也是山系型和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因此，如何根据外源驱动变化和内生发展需求研判主要约束条件(类型)，并在地理相似性的前提下进行规律性总结，是省际交界地区相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然而，关于省际交界地区的近期研究多聚焦研究领域的拓展，如城市化及城市体系格局优化[7-8]、经济差异与协调格局[9]、产业联系与整合发展[10]、空间整合模式及策略[11-13]等，忽视了对省际交界地区这一本体的区别研究和分类归纳。对研究对象类型学研究的忽视不利于规律性问题的认知，易陷入同质性政策供给。同时，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是省际交界地区实现突破的关键，这是地方政府和学术领域的基本共识。因此，要突破边界限制，促进省际交界地区的边界效应由负向屏蔽效应向正向中介效应转化，其核心问题便是要根据省际交界地区的类型、省际经济差异和县域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趋向，从空间有序化的角度对省际经济联系方向、联系重点进行合理化的组织[14]。
区域网络结构和网络演化研究为省际交界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近年来，国内针对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区域网络结构及演化研究基本沿循节点质量评价及中心城市发展路径[15]、经济产业关联分析及发展廊道建设、网络分析与区域整合策略的逻辑主线展开。首先，节点质量评价多聚焦区域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县城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特征研究[10,16]，指向区域中心节点选择的科学研判。培育中心城市、形成区域增长极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各成员城市对中心城市的认同度较低，区域中心城市间争夺激烈[17]。针对这一问题，滕飞等提出将区域中心城市之争转化为多区域中心城市互动合作的空间结构优化策略[18]。其次，区域网络的形成必须以联系为前提。经济、产业联系的方向和重点构成地区关联性定量分析的主要内容[19]，指向网络化路径的科学研判。此外，部分关于经济发展时空格局的研究因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的技术方法，如空间自相关法，其内蕴了空间联系的前提假设，研究结果也指向地区联系的方向和重点问题，如近边界弱、远边界强的不平衡区域发展格局[20]，弱联结状态[21]，经济低谷、区域中心城市争夺激烈[22]等省际交界地区的空间联系特征。最后，区域网络分析多聚焦区域网络格局和演化研究，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渐次推进提供了综合研判依据。当前，省际交界地区城镇间联系多表现为低密度网络和弱联结状态。如曾冰等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对湘鄂赣地区经济网络空间结构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经济网络包含四大子群和7个小子群，子群网络表现出内部联系紧密、外部联系匮乏的空间结构特征[23]。焦世泰等对滇黔桂地区城镇经济联系的网络结构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城镇之间的经济网络密度虽呈上升态势，但仍表现出弱联结状态的低密度特征[21]。
然而，上述关于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区域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的研究多囿于绝对空间观的理论视角，即将省际交界地区视为封闭的空间单元，忽视了省际交界地区城市发展受行政区约束要高于经济区的现实基础。上述问题的出现是未充分考虑省际交界地区类型约束和(行政区)边缘性驱动机制的结果。如省际交界地区涉及的省级行政区越多，其经济运行的空间约束条件就越多，各种经济潜力和优势就越难以发挥[15]。此外，空间距离因素是导致行政区边界经济欠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即行政区边界城市多远离各自的经济政治中心，接受经济核心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小，因位置偏僻而很少被顾及，表现为经济的欠发达性[24]。在大多数省际交界地区尚未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前提下，基于经济区视角的中心城市培育等问题有待商榷。如在距离衰减率制约[18]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下，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的中心城市能否得到其他城市的认可？其辐射效应如何？是否所有区域内的中心城市都能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否所有类型省际交界地区都适合区域协同发展？如何协同？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考虑省际交界地区的类型约束。
鉴于此，参考省际交界地区涉及的省级行政区个数[25]，根据省际交界地区距离省会城市的远近程度，按照“(空间距离)驱动机制+(经济发展水平组合模式)类型”的分区思路，将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进一步划分为3种亚类型。一是完全邻近型(也称N维邻近型)，即省际交界地区各地级市均距离本省省会城市较近；
二是局部邻近型(也称N-X维邻近型，其中X
1.1 研究区概况
以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为案例，空间范围界定依据《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确定的范围，包括河南、安徽和湖北三省的10个地级市，61个区县(图1)。按照已有学者对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的特征描述[6，15]，此类型区域多位于中西部省份，与省级行政区内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在各方面差异显著，经济基础薄弱，资本积累不足，城市普遍规模较小。根据2021年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鄂豫皖交界地区除武汉市以外的其他9个地级市部分经济指标低于或略高于各省内相关指标中位数或平均数(表1)。如河南省驻马店市、信阳市和南阳市的城镇化率均低于河南省的城镇化率平均值(56%)。根据高德地图，河南省信阳市、驻马店市分别距郑州市330 km，224 km，汽车行驶最短时长分别为4 h 13 min，2 h 56 min；
湖北省黄冈市、孝感市和随州市分别距武汉市77 km，81 km和183 km，汽车行驶最短时长分别为1 h 13 min，1 h 21 min和2 h 30 min。安徽省六安市和安庆市分别距合肥市107 km和180 km，汽车行驶最短时长分别为1 h 47 min和2 h 28 min。9个地级市中，信阳市距离省会城市最远。
图1 研究区位置
表1 2021年鄂豫皖交界区地级市部分经济指标比对
1.2 研究方法
1.2.1潜能模型和经济隶属度模型。城市的结节性必须是建立在联系视角下的相互关系，而非静态的综合竞争力的程度表达。因此，用潜能模型和经济隶属度模型来测度区域节点的中心性特征。其中，潜能模型是以重力模型为基础，计算区域范围内所有区县节点(含自身)间的引力之和，反映节点的集聚能力[26]。而经济隶属度模型能更好地反映高等级节点对低等级节点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是节点辐射扩散与极化能力的直接体现[27]。
1.2.2引力模型。采用综合指标多维度评价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并运用引力模型[26]映射任意两个空间单元间的联系强度。
1.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采取综合指数法，遵循科学性和可获得性原则，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对城市综合力展开评价。在指标选取上，考虑到鄂豫皖交界地区属人口密集区、人口流动性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劳务输出经济较为成熟的现实情况，在经济发展指标中选取分别用于表征地方经济基本情况(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经济运行效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吸纳潜力(第三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三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价；
在社会发展方面，选取用于表征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指标进行评价。本研究时间节点分别为2008年、2014年和2020年。选择以2008年为起点的主要原因是，鄂豫皖三省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战略自2008年起相继颁布实施。如200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武汉都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8年安徽省政府颁布实施《安徽省会经济圈发展规划纲要(2007—2015年)》。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对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交通网络构建和区域协作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势必会影响省会城市邻近地区次区域网络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9年、2015年和2021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并通过熵值TOPSIS法对指标赋权并进行综合计算。
2.1 中心性分析
对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各区县潜能及其经济隶属度进行计算，并借助ArcGIS 10.8软件，按照自然断裂点分类法将数值分为5级，进行可视化表达(图2，图3)。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该地区区县潜能值与节点数量不断增加(图2)。潜能值的时空变化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区县节点发展潜力普遍提升。节点潜能低值从2008年的0.43上升至2020年的3.69，节点潜能高值从2008年的10.49上升至2020年的89.52，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9.62%和19.56%；
二是市辖区仍是带动区域发展的关键节点。数据表明，区县节点潜能高值在各时间节点均出现在市辖区，如2020年潜能高值分布在裕安区(89.52)、金安区(77.11)、平桥区(52.47)和浉河区(51.83)等地。然而，从经济隶属度计算结果(图3)来看，2008年以来，鄂豫皖交界地区节点的辐射强度未实现较大突破，地理临近关联是主要联系方向；
城市内部区县间的内向联系强度相对较弱，且无明显变化，具体表现为城区节点的辐射带动能力出现空间断裂性特征，且辐射层级较弱，这一特征在河南省和安徽省境内表现得尤为突出。以信阳市浉河区和平桥区为例，两城区的节点潜力在2008年便得以凸显，但其结节性始终未能实现突破，两节点经济隶属度从2008年的0.85下降到2020年的0.83，表现出“小马拉大车”的市域经济空间格局。安徽省六安市的裕安区和金安区亦表现出与信阳市相似的市域经济空间格局。与之不同的是，湖北省境内孝感市—武汉市黄陂区、新洲区—黄冈市团风县、浠水县一线在节点数量增加的同时，节点的结节性也相对增强。
图2 经济潜能值空间表达
图3 经济隶属度空间表达
2.2 关联性分析
对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经济联系强度进行计算，并借助ArcGIS 10.8软件，按照自然断裂点分类法将数值分为5级，进行可视化表达(图4)。鉴于第1级(弱联系)连接线较多，图中不予显示。2008年区域各区县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总体较低，经济联系高值区位于六安市金安区和裕安区(8.16)、信阳市浉河区和平桥区(5.95)等地，均表现为同一城市内城区间联系(图4a)。武汉市黄陂区和新洲区因属于武汉市的外围城区，且2007年12月武汉市城市圈才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经济联系尚未得以凸显。2014年各区县经济联系强度明显提升，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市辖区经济集聚力逐渐增强，弱经济联系范围明显扩大，低海拔地区跨省经济联系开始出现(图4b)。其中，进入经济联系强度第二梯度范围的城市包括孝南区—云梦县、黄陂区—新洲区、驿城区—遂平县、云梦县—应城市、驿城区—确山县、怀宁县—安庆市市辖区(迎江区、宜秀区、大观区)、孝南区—黄陂区、孝南区—应城市、麻城市—新洲区、光山县—潢川县、宿松县—黄梅县、桐城市—怀宁县、云梦县—安陆市、红安县—黄陂区。伴随区域经济联系的不断提升，到2020年，除传统具有较强经济隶属度的市辖区外，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邻近跨省联系明显增加，但仍属于弱联系范围(图4c)。结果表明，跨省联系多集中于第2级引力值范围，共计66组，集中在河南省和湖北省，主要涵盖河南省唐河县与湖北省枣阳市，河南省浉河区、平桥区与湖北省广水市，以及河南省固始县与安徽省的霍邱县。这些区县之间均是邻近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经济联系强度也随之加强。总体上，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各省内县域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但边界屏蔽效应依然凸显。河南省和安徽省境内仍以市域强联系为主要空间特征；
低海拔地区县域经济联系强于高海拔地区。
图4 经济联系强度值空间表达
2.3 次区域网络空间格局特征
整体上，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经济联系以省内联系为主，省际联系为辅。在此基础上，伴随区域内节点数量的增加及其结节性的增强，至2020年区域内空间联系表现出“西南密东北疏”的空间格局。在此过程中，伴随武汉都市圈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作为都市圈核心区的孝感市和黄冈市，在1 h都市圈通勤目标的持续推进下，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本研究虽未涉及武汉市中心城区的指标介入，但以黄陂区和新洲区为代表的武汉市外围城区的经济联系表现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显示，至2020年，以武汉市为中心已基本形成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区域经济网络，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然而，与这种较为成熟的经济网络相比，河南省和安徽省境内的区县间经济联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其经济联系网络可概括为市域范围内的弱联系互动。
结合2020年区域内节点潜能值、经济隶属度和经济联系强度与方向，综合研判并绘制鄂豫皖交界区三级次区域网络空间格局(图5)。其中，一级次区域网络包括以武汉市黄陂区和新洲区为核心的湖北境内区县。该区域是武汉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网络特征可概括为节点潜力相对均衡，经济联系密集且强度较大；
二级次区域网络范围为河南省驻马店市，其网络特征主要表现出市域经济的强联系特征；
三级次区域网络范围为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和平桥区，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和裕安区，安庆市市辖区、桐城市、潜山县和怀宁县，节点势能强、内向联系弱是这一次区域网络的主要特征。
图5 鄂豫皖交界地区次区域网络空间格局
3.1 结论
边缘性是制约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重要障碍，邻近性是实现省际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地理禀赋。以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为代表的局部邻近型地区城市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方向和强度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城市距离各自省会城市远近有直接关系，即距离省会城市越近，县域经济联系越强，次区域经济联系网络越趋于完善，该特征在湖北境内表现得尤为突出。反之，作为远离河南省政治经济中心的信阳市，其城区的结节性和对内、对外经济联系强度较弱，市域经济联系网络尚未形成，这也是其自身介入区域战略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也使其成为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县域经济联系的“死角”地区。
3.2 建议
在考虑行政区约束和经济区竞争的前提下，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要实现当前问题的突破，应做到以下三方面：首先，针对省域边缘地区，应采取梯度性的区域合作战略。以河南省信阳市为例，信阳市总体上尚处于地方化主导的发展阶段，并开始向区域化主导的发展阶段迈进[28]；
同时，就区位条件而言，信阳市虽然在河南城市体系(小尺度上)中属于边缘城市，但它却处于中国城市体系的核心和枢纽位置(大尺度上)[29]，这一区位优势为信阳市介入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加强区县经济联系，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优化内部发展环境，提升自身介入能力，渐次推进与驻马店和南阳市之间的省内联系，主动引导区域化进程，应是信阳市未来发展的战略导向。其次，针对鄂豫皖交界地区中部经济弱联系地区，应夯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交界区高等级公路建设，优先布局高速铁路项目并设立站点，积极提升鄂豫皖交界地区对内交通通道能力。最后，激发资本要素潜能，引导次区域合作新方向。地理空间相邻、资源禀赋相近是此类地区的区位优势，但也会因互补性差，竞争必先于合作。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应始终立足“红”“绿”资源的区域优势，在各自打造本省品牌的同时，激活完善官方区域联盟组织，如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域合作年会，进一步促进省际交界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此举可破解高海拔弱联系地区经济联系问题，完善鄂豫皖交界地区次区域经济联系网络。
3.3 讨论
制定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策略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研究对象的类型学特征。完全邻近型、局部邻近型和无邻近型地区是对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这一研究对象的细化。当前，有关省际交界地区行动层面的政策建议，未充分考虑省际交界地区这一对象的类型学解释。例如，部分观点过度强调区域内核心节点的对外联系和对接国家区域战略，或者强调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错位发展等思路。如果未充分考虑节点所在行政区范围内的边缘性特征，仅仅将省际交界地区视为“封闭”空间展开定量分析，其通过计量方法优选出的区域中心城市，区域认可度势必较低。因此，从理论贡献与期望来看，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类型学补充在指导区域发展规划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在中心城市选择、发展廊道规划和区域一体化合作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了省际交界地区中心城市功能定位、发展廊道方向与边界、区域一体化的阶段性策略等现实问题。本研究只考虑了空间距离驱动机制约束下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亚分类情况，其他类型约束下的省际交界地区研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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