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张大帅

〔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近年来，幸福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幸福感是主体对生活整体满足感的集中反映，是衡量国民福利水准的有效标准之一。人民幸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Schickele Rainer就认为收入风险存在差异。收入风险对农户的安全和福利产生了较大影响。农产品产量以及农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是农户收入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收入风险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农业生产经营、家庭储蓄、劳动力配置等。收入风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相比于高收入阶层，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风险更大，家庭脆弱性更高。另外，不管是对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对其消费都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的大小和显著程度随着消费的提升而增加。

Fred Schroyen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人们会有更高的幸福感，因为国家会通过社会保险来减轻包括收入风险在内的背景风险，进而提高人们的风险容忍度。Peter Howley将农民作为研究样本，发现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农民生活满意度和农场收入水平明显低于风险中性的农民。Stacy J. Rogers对已婚女性的收入波动进行研究，发现妻子收入的变化对于婚姻幸福、心理健康和离婚风险均会产生一定影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家庭实际收入的变化对主观幸福感会产生显著性影响，个人的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尹志超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市场风险异质性会不同程度影响家庭幸福感，通过参与金融市场所获得的投资回报是一种暂时性收入，具有较高波动性和不稳定性，但参与金融市场的行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幸福感。

大量的专家学者对收入风险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以往研究对象大多是特定区域的群体，没有对宏观整体进行比较讨论。另外，学者在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方面也做了详尽且深入的研究，但是对收入风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因此本文将从收入风险结构角度探讨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现有研究大多以个人或者家庭的总收入为切入点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展开分析，但研究忽视了收入结构中各种收入对幸福感的差异化作用。现实中不同收入类型的来源、性质、稳定性、连续性、多元化程度均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从收入总量的角度探究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难免会使得相关研究结果的完整度和可信度大打折扣。由此推之，如果单从收入风险总量对幸福感影响进行分析也必将会产生上述后果。因此，为了增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从收入结构角度来研讨收入风险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一般来说，按照收入来源不同，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收入风险包括经营性收入风险、工资性收入风险、转移性收入风险和财产性收入风险。

1.家庭经营性收入风险、工资性收入风险与家庭幸福感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从事生产和管理而取得的收入。家庭工资收入是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包括所从事的主要职业的工资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他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其它劳动收入。基础性和持久性是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主要特征，能够为家庭带来稳定持久的收入来源，降低未来收入预期的波动性以及流动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家庭的幸福感。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家庭经营性收入风险和工资性收入风险会对家庭幸福感会产生显著影响。

2.家庭转移性收入风险、财产性收入风险与家庭幸福感

家庭转移性收入即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其中政府转移支付占据主体地位。万佳乐认为，转移性收入本身具有一种社会保障性质，转移收入较高的家庭往往家境较为贫寒，生活更为拮据，而且转移性收入往往会被家庭出于预防动机将此收入作为预防性储备来应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风险。笔者认为作为预防性储备的转移性收入虽然能够对冲一部分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但是由于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较小，当转移性收入存在风险时并不会显著影响家庭的幸福感水平。

家庭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或者出让非生产性资产的使用权，所获得的红利收入、增值收益或者租金、利息等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波动性很大，往往与金融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利率、汇率和房价等都会影响该收入的多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转移性收入风险和财产性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3.传导机制分析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不管是当期收入出现波动还是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定，都会引起人们心理起伏不定。幸福感本身就是人们内心的主观感受，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级，是衡量个人和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收入风险波动牵动着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即安全感。安全感是人们基于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对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人身财产安全产生的一种信心、安全和自由的心理感受，安全感实际上也是对生活质量的反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安全感在家庭收入风险和家庭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收入的多少决定了消费能力的大小。Andrew J. Oswald.强调收入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认为幸福可以通过金钱买到，高收入者有更强的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实现自我满足感从而提升幸福感水平。但是，相关研究表明，文化消费不同于物质消费，它往往与主观幸福感相关联，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幸福感要比物质消费更加持久，而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文化消费在家庭收入风险和家庭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文将以上述假设为基点，通过CFPS数据对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展开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取自2014、2016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项调查从家庭和个人层面，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城乡家庭进行调查，系统总结了中国家庭各个方面的数据，为本文进行家庭收入风险与家庭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支撑。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筛选，在原有数据的基础之上剔除户主年龄在18岁以下的家庭；
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收入进行了上下1%的截尾处理并只保留正值样本；
同时筛选掉无效数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164个。

2.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幸福感(happiness)。参照尹志超、岳鹏鹏等人的做法，将幸福感划分为两个层次，构建成哑变量，0分—5分归为不幸福，赋值为0；
6分—10分归为幸福，赋值为1。因为家庭整体的幸福感水平往往能够通过户主的幸福感反映，故不会存在收入风险与幸福感的主体匹配差异现象。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家庭收入风险，包括经营性收入风险(incomerisk1)、工资性收入风险(incomerisk2)、转移性收入风险(incomerisk3)和财产性收入风险(incomerisk4)。国内外对于收入风险的度量方法不尽相同，Skinner Jonathan将不同职业的收入标准差作为衡量收入风险的指标。廖娟则采用个人年收入的横截面变异来测量收入风险。魏世勇、沈利生将经营净收入与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收入风险。徐巧玲对暂时性收入做对数标准化处理作为收入风险的代理变量。本文参照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采用“调整离差率”作为衡量劳动收入风险的量化指标，即用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之间的差额来量化收入的波动。具体方法如下所示：

首先计算出家庭的预期收入：

然后再计算出调整离差率：

(3)中介变量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引入安全感(safe)和文化消费(consume)作为中介变量。本文参照桑林的做法，从经济安全感(safe1)和心理安全感(safe2)两个维度来衡量安全感，经济方面以问题“您的收入在本地如何”来表示，答案从1到5，数值越大，经济地位越高，家庭越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经济条件下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则以问题“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表示，答案从1到5，对未来的信心实际上是对现在自身状态及生活状况的映射，数值越大，信心越高，安全感越高。文化消费是以问题“文教娱乐支出”来表示，文教娱乐包括看电影、报纸、杂志、看音乐会、亲朋好友聚会、体育赛事、观赏戏剧、旅游、教育等，对每个家庭的文化消费取对数处理。

(4)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自身实证分析的需要，从户主个体特征和家庭整体特征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指标。在户主个体特征方面，主要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年龄的平方(age2)、户籍(region)、政治面貌(party)、教育程度(education)、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宗教信仰(religion)、工作单位(job)。在家庭整体特征方面，主要包括家庭规模(size)、房屋产权(equity)。

变量的详细解释和赋值参见表1。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得，家庭平均幸福感水平为0.766，可见大部分家庭都感觉生活幸福愉快。在收入风险结构上，家庭总收入风险、经营性收入风险、工资性收入风险、转移性收入风险和财产性收入风险的均值分别是0.756、1.381、0.884、1.852、0.257，均为正值。其中，经营性收入风险和转移性收入风险的方差分别为5.347和7.003，均高于其他收入风险，说明这两类收入的波动性较大。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3.模型设定

鉴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家庭幸福感(happiness)是一个取值非0即1的哑变量，并基于上述分析和数据的可得性，构建如式(1)所示的Probit回归模型：

happinessj=∑αijincomeriskij+βXj+μj

(1)

其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j表示第j个家庭的幸福感水平；
解释变量incomeriskij表示第j个家庭的第i种收入风险；
Xj表示各个家庭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家庭整体特征变量；
μj为随机扰动项。

1.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2中模型1是家庭总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模型2至模型5是以家庭收入风险结构与家庭幸福感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中可以看出，家庭总收入风险的边际效应为-0.007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总收入风险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幸福感水平就会下降0.79%，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反向作用。模型2和模型3分别是经营性收入风险和工资性收入风险与家庭幸福感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经营性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工资性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1成立。模型4和模型5分别是转移性收入风险和财产性收入风险与家庭幸福感的回归结果，转移性收入风险和财产性收入风险并不能对家庭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假设2成立。

表2 各类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针对上述结果，可能的解释是，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稳定性较强，是关乎家庭生存资料消费和发展资料消费的重要收入部分，当这两种收入存在风险时，不仅会影响到家庭收入来源的稳定性，而且会影响到家庭基本生活，从而影响家庭整体的幸福感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日益完善的最低工资制度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总体上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工资性收入风险更多的是带来收入主体预期之外的收入增长，使得工资性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均具有暂时性的特征，转移性收入更多的是作为预防性储备而保存起来，以对冲不确定风险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损失，当转移性收入存在风险时，并不会影响到家庭当期的消费水平，且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小，转移性收入风险并不会显著影响家庭幸福感水平。财产性收入相比于前三种收入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家庭在进行风险性资产投资时不仅选择了该资产产生的回报，而且也选择了投资该资产所带来的风险，投资者应该已经具有相关的风险预期。另外，取得财产性收入的家庭往往是相对富裕的家庭，在满足家庭基本的生产生活消费需求之后仍然有充裕的资金进行相应的投资活动。根据“心理账户”理论，劳动收入和短期或者意外获取到的财富会划分到不同的心理账户里，财产性收入会引发个人或家庭相对随意的消费支出，这种支出可有可无，因此，财产性收入风险并不会对家庭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大部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相对稳定。在户主个体特征方面，不同性别对幸福感的作用存在差异性，在模型1、2、4中，性别对幸福感分别在10%、10%、5%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男性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的幸福感。户主年龄与家庭幸福感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人们在中年时幸福点最低，但是之后幸福感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户籍与家庭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即非农业户籍的户主幸福感要显著高于农业户籍户主。户主的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水平也越高，可能是学历越高的户主，社会地位、收入水平以及对收入风险的认知水平会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显著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水平。户主健康水平的提高对家庭幸福感水平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已婚户主的幸福感明显高于未婚户主，婚姻能够给夫妻双方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减少孤独感。在模型3、4中，户主工作的单位性质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且工作在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等稳定性较高单位的户主幸福感水平要高于在其他性质的团体工作的户主。在家庭整体特征方面，模型1、4中的家庭规模对家庭幸福感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房屋产权并不能显著促进家庭幸福。

2.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参考温忠麟、张雷等的做法，使用四步骤检验法来验证安全感和文化消费在家庭收入风险和家庭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四个步骤用模型表示如下：

yr=γ1incomeriskj+δ1x+μ1

(2)

happiness=ε1yr+δ2x+μ2

(3)

happiness=γ2incomeriski+δ3x+μ3

(4)

happiness=ε2yr+γ3incomeriski+δ4x+μ4

(5)

其中yr表示安全感(safe1、safe2)和文化消费(consume)；
incomeriskj表示家庭总收入风险(incomerisk)、家庭经营性收入风险(incomerisk1)和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incomerisk2)；
x表示控制变量；
μ表示随机扰动项。

(1)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表3为家庭总收入风险、家庭经营性收入风险以及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通过经济安全感和心理安全感作用于家庭幸福感的结果。根据结果分析，经济安全感均不符合上述三类收入风险与家庭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要求，而心理安全感符合家庭总收入风险和家庭经营性收入风险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要求，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总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性收入存在风险的家庭更容易出现心理情绪的波动和安全感的缺失，从而影响到家庭幸福感水平，假设3成立。

(2)文化消费的中介作用

表4为家庭总收入风险、家庭经营性收入风险以及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通过文化消费来作用于家庭幸福感的结果。根据结果分析，家庭总收入风险与文化消费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家庭总收入出现风险时会抑制家庭的文教娱乐消费倾向；
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与文化消费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家庭工资性收入出现不确定因素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文化消费欲望，结合上一部分的分析，工资性收入风险不会显著降低家庭的安全感，即对未来的信心，说明家庭对未来的预期趋好，会降低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了家庭的消费。文化消费符合家庭总收入风险和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要求，且分别在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总收入风险以及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通过文化消费作用于家庭幸福感，假设4成立。

表3 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4 文化消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3.异质性分析

(1)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贫富差异

本文根据家庭总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以及家庭工资性收入的大小分别将家庭划分为低、中、高三类收入群体，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表5显示了各类家庭收入贫富异质性的回归拟合结果。结果显示，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家庭总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水平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而对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经营性收入较高的家庭发生经营性收入风险时家庭幸福感会显著下降，工资性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的幸福感水平会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受工资性收入风险的正向促进影响。

表5 家庭收入异质性分析

(2)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风险态度差异

根据CFPS(2018)数据库中的风险测验，表6显示了风险态度存在偏差的家庭收入风险和幸福感水平的拟合结果。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厌恶风险的家庭来说，家庭总收入风险以及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会显著降低幸福感水平，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并不显著，反而会对风险偏好家庭的幸福感水平起到促进作用。

表6 风险态度异质性分析

(3)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其他因素差异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本文从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以及教育程度三个层面对家庭收入风险和家庭幸福感之间的异质性进行进一步讨论分析。其中将高中、职高、技校、中专以下的学历定义为教育程度较低，反之定义为教育程度较高，并通过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更容易受到收入风险的负面影响。家庭总收入风险和工资性收入风险对健康状况良好且在婚的家庭幸福感水平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工资性收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幸福感。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幸福感水平更容易受到家庭总收入风险和经营性收入风险的消极影响，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幸福感水平与家庭总收入风险呈反向变动，但与家庭工资性收入风险呈同向变动，其作用效果略弱于家庭总收入风险。

表7 健康、婚姻和教育状况异质性分析

4.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保持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Probit回归模型为基础对全样本进行OLS和Logit稳健性检验。由表8检验结果可知，边际效应强度以及回归系数与之前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一致，即家庭总收入风险、经营性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工资性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之前的probit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8 稳健性检验

续表8 稳健性检验

续表8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CFPS2014、2016和2018作为数据来源，利用Probit模型对家庭各类收入风险与家庭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家庭总收入风险及经营性收入风险显著抑制了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工资性收入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转移性收入风险和财产性收入风险不能显著影响家庭幸福感水平。第二，家庭收入风险对家庭幸福感的作用可以通过安全感和文化消费两个路径来实现。第三，高收入阶层家庭面对家庭总收入风险时幸福感水平会显著降低，经营性收入较高的家庭幸福感会受到经营性收入风险的显著负面影响，工资性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家庭幸福感会得到工资性收入风险的促进作用。第四，家庭总收入风险和经营性收入风险会反作用于厌恶风险的家庭幸福水平，工资性收入风险对偏好风险的家庭幸福感起到正向影响。第五，城市家庭在家庭总收入出现风险时幸福水平会明显降低，农村家庭幸福感显著受到收入波动的负面影响。第六，家庭收入风险对健康状况良好且在婚的户主家庭的幸福感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却不能显著抑制健康状况较差且未婚的户主家庭的幸福感水平。家庭总收入风险对教育程度较高的户主负面影响强于教育程度较低户主。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及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一定参考意义。首先，完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在保证居民收入平稳增长的同时提高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提高文化消费水平，分散收入风险给幸福感带来的冲击。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政府的引导下提高居民的参保率，加强社会保障的兜底力度，提升居民生活的安全感。最后，继续深化普惠金融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降低信贷约束，提高居民金融资产的可获得性，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家庭在收入出现风险时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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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逆向调节机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2015-10-24恩格尔系数实践·党的教育版(2014年4期)2014-05-15 相关热词搜索：幸福感，家庭收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