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与文化成因
时间：2023-02-23 23:4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高艳芳
“民间传说是地方民众的精神与情感的传递与表达，在民众生活中有着特殊的位置。”(1)萧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励耘学刊(文学卷)》2009年第1期，第190-200页。在传统社会，民间传说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主要表现在生活价值和文化价值两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结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以及生活方式等都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互联网及其“可视化”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国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视觉文化时代。21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运动的普及式开展，使其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文化事业(2)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77-83页。。民间传说自然也裹挟其中，这一方面形塑着民间传说的叙事形态，丰富了其呈现方式；
另一方面民间传说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相应转向。围绕前者已形成了景观叙事(3)余红艳：《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以“白蛇传”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影视叙事(4)徐兆寿、何田田：《民间传说“白蛇传”百年电影改编述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83-93页。、动漫叙事(5)徐金龙、白玉帅：《“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哪吒神话动漫化传承发展》，《文化遗产》2020年第2期，第133-140页。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针对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研究却付之阙如。时代的发展、民众需求的转变促成了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功能已成为民间传说发展传承的重要指征，对其进行详细梳理，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动因，有助于达成一种更具当代性的民间传说理解，有助于民间传说的当代发展和传承。
从文化功能学派的观点出发，任何文化现象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功能的发挥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关联，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6)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6页。。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与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非遗保护事业的持续开展，使得民间传说的“生存空间、参与主体、表现形式、结构设置、传播载体”等发生了急剧转变(7)毕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规律与策略研究——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78-85页。，民间传说功能随之发生多维转向，具体表现在地域维度、媒介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三个层面。
(一)地域维度的“资源化”转向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文化的价值更为凸显，文化与民族复兴、地方建设被迅速关联和建构。民间传说因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随之发生了地域维度的“资源化”转向：一是作为文化资源参与地方建设，提升地方文化品位；
二是作为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开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民间传说成为全国各地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地方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实现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从民间传说出发打造地方文化的案例不胜枚举，昭君故里、岳飞故里、梁祝文化之乡、嫘祖文化之乡等咸系此类。以董永传说为例，湖北孝感鉴于其城市名称与董永传说之“孝道”的历史和现实关联，在城市文化建设上立足“孝道”主题，并配合相应的景观生产，进行“孝”文化的主题宣传，将传说与城市文化建设完美嫁接，丰富了该地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增强了该地的文化凝聚力和吸引力。再以刘伯温传说为例，浙江文成和丽水青田两地作为刘伯温的故乡和主要活动场域，2008年，刘伯温传说登陆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极大地提升了传说的社会知名度，基于此，两地均以纪念刘伯温为出发点，组织学者进行学术考察和宣传活动，并举办了不少相关主题的民俗活动，一方面扩大了传说的传播和影响；
另一方面“刘伯温”也发展成为两地的文化符号，“成为涵养民众心灵、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当地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资源”(8)黄涛：《以民间传说促地方文化建设——从〈刘伯温文化遗产研究论文集〉出版说起》，《光明日报》2016年11月8日，第11版。。
对于民间传说的经济价值，学界有着持续不断的发声。田兆元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和民俗现象，提出了“经济民俗学”的概念，并以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为例，指出它们不单是不朽的精神产品，同时也是经济价值突出的文化产品，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9)田兆元：《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88-96页。民间传说与当下城市经济建设的融合随处可见，地方文化品牌的打造、地方特产的生产、地方纪念品的设计等都带有民间传说的元素和影子。就文化旅游而言，由于民间传说与文化旅游内在的契合性，将两者结合拉动地方经济的做法已十分常见。对此，有学者指出“民间神话传说转化为景观，用于旅游观光，也是现代民俗经济的一大特点。民俗文艺正成为民俗经济的核心元素，是诸多的经济类型发展的基本立足点”(10)田兆元：《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88-96页。。以壮族刘三姐传说为例，2004年以该传说为基础打造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投入公演，开创了我国山水实景演出的先例，成为桂林旅游的一大亮点。截至2017年12月底，已累计演出7000余场，销售门票162万张，总收入达2.1亿，净利润达1亿元(11)肖波、陈秋宁:《实景演出的资本风险与防控策略——以〈印象·刘三姐〉为例》，《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36-44页。，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媒介维度的“资本化”转向
娱乐休闲是民间文学的首要功能，对此恩格斯有形象的阐述：“民间故事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晚上疲惫不堪回来的时候，娱乐他，恢复他的精神，使他忘掉沉重的劳动，把他那贫瘠沙砾的田地变为芬芳的花园”(12)马克思、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曹葆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01页。。基于民间传说的休闲娱乐功能和当下媒介的普及式应用，将民间传说作为运作资本，对之进行文化创意和产业开发已成常态，民间传说发生了媒介维度的“资本化”转向。就外部表现来看，这种转向促成了民间传说内容的“可视化”和呈现方式的多样化；
就内在意义而言，这种转向关乎民间传说主题的维系和民间传说的传承与发展。
民间传说因其情节的曲折性和内容的“超人间”性，而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文化产业争相开发的“资本”。在资本的运作下，民间传说与当下的互联网、媒介技术及其娱乐行业等发生了深度关联，以之为原型的影视剧、舞台表演、实景演出、文化旅游、景观生产等层出不穷。现代技术将传说的内容转化为“可视”的画面、表演或景观，立体地呈现在民众的面前，打破了传统民间传说口耳相传的模式，实现了民间传说内容的“可视化”和呈现方式的多样化。于此过程中完成了民间传说的资本转化，实现了经济增值。以白蛇传说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之为原型的影视改编已不下26种，其中2019年上映的《白蛇传·缘起》票房达4.67亿元，2021年上映的《白蛇传2：青蛇劫起》票房达5.62亿元(13)白蛇传影视改编的数据源自笔者的追踪统计，票房数据源自电影票房数据库：http://58921.com/.。
资本运作下的媒介维度转向，对民间传说的传播和传承有着突出的影响，这主要取决于其对民间传说主题的维系情况。具体看来，主题保留下的转向，即在民间传说的“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创意产品与民间传说保持主题一致的现象。这种转向通常会促进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播和传承。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推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夏祖辉导演)即延续了传统的爱情主题，保留了报恩、游湖、借伞、盗库银、发配、显形、水斗、盗仙草、断桥、产子、镇塔、祭塔等经典情节，完美呈现了许仙、白蛇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一经播出便倍受追捧，推动了“白蛇传”的广域传播和跨时代传承。
主题转变下的转向，即在民间传说的“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创意产品转变或颠覆传统民间传说主题的现象。通常意义上的主题转变有两种情形：一是伴随人们观念的变化而产生的转变，主要体现为“时代因素”的融入，如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虽然以哪吒传说为原型，但在人物造型和传说主题上均进行了“现代化”的改编，脚蹬风火轮的正义小英雄转变成化着烟熏妆，露着大门牙的“萌丑”形象；
“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的骇人情节转变为父子间的温情脉脉；
“为民造福”的英雄主义转变成“与命运抗争”的抗争主题。二是外来文化介入带来的主题转变，如美国迪士尼公司出品的电影《花木兰》(1998年)，在西方文化和思维的主导下，其所展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婚恋自由的主题，迥异于我国的“忠孝”主题。主题颠覆，即创意产品对传统主题的解构。对娱乐效果的过度追逐往往会导致传说主题的颠覆，如由相声演员岳云鹏饰演白娘子、孙越饰演许仙的表演片段，一方面从人物造型上解构了传说中的“俊男靓女”组合；
另一方面表演所展示的相互试探和挑逗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爱情主题，将原本关于“忠贞”的传说转变为关于“勾引”的故事，严重背离了传说主题，影响了传说的当代传播和传承。
(三)时空维度的“娱乐化”转向
当代社会，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式应用，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融合，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空间维度上，人们不仅知道本国本地，还知道国外，甚至外太空的存在；
时间维度上，现代人具有明确的历史观，能够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角度把控自我认知。由此，民间传说发生了时空维度的功能转向，人们对于民间传说的知识传授和道德教化功能发生了“娱乐化”的转向。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民间传说承担着知识传授的功能，包括人文知识的传授和自然现象的解释等。人文知识传授方面，如广西大瑶山地区的瑶族，过去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部族祖先的迁徙、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部族行为规范等都以传说的形式，流传在祖祖辈辈之间，维系着部族历史的传承(14)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自然现象解释方面，如《柿树为啥是黑心》以故事的形式对柿子树“树干黑心”现象进行了解释(15)彭新生：《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林州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20页。。这些知识在“彼时彼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然而，基于“此时此地”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知识获取途径，人们对民间传说的这种知识传授功能明显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将之视为娱乐活动的一部分。
针对民间传说的道德教化功能，恩格斯曾说民间故事书像《圣经》一样培养着人民的道德感，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权利和自由，唤起对祖国的爱。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曾说过民间传说、童话等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总是能给人们提供最好的建议和忠告。民间传说总是激发着人们趋向真善美，远离假恶丑。时至当下，部分民间传说所蕴含的道德教化仍被人们肯定和传承，如郭阁老传说所传达的勤政为民思想、包公传说所传达的清廉为政品格、岳飞传说所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等仍深得民心，广泛流传。当然，从时空维度的视角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已有不少传说因与时代脱节，而遭遇民众的诟病和扬弃，如曾广为流传的“郭巨埋儿”传说一度被奉为“孝”的典范，在今人看来却是荒谬的“愚孝”，再如因戏弄、敲诈地主、商贩而闻名的机智人物传说，从当下诚信社会角度考量，很多行为已无异于欺诈行为。基于当下“时空认知”的道德判断，人们对民间传说的知识传授和道德教化功能认知已发生了明显转变，不再将之视为知识传授和道德教化的组成部分，更多的是将其视为娱乐化的存在。
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有其相应的文化成因。内生文化逻辑是其功能转向发生的基础，外在社会推动是功能转向的催化和引导。内生文化逻辑与外在社会推动合力促成了功能转向的发生，实现了民间传说的社会融入，使其成为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民众生活日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功能转向的内生动力
民间传说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是民间传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标志，也是其功能转向得以发生的内生动力。
集体性是功能转向的前提。民间传说的集体性包含两层含义：一为民间传说的形成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传说进行讲述；
二为每个人都有民间传说的享用权，即每个人都是传说的拥有者。民间传说的集体性特征赋予了其“共同文化”的属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共同文化”即“社会成员平等地拥有文化，人们对于文化的建构和社会变迁具有主体性的地位”(16)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9—19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12页。；
开放性，意为民间传说不设归属、保密限制，任何群体和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使用权。“共同文化”的属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赋予了民众“主体地位”和“使用权”，使得每个人都享有对之进行挖掘利用的权利。集体性是民间传说资源化、资本化转向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传奇性是功能转向的基础。传奇性是关于民间文学内容特征的总结。民间传说一方面基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通过巧合、夸张、超现实的想象手法达成了对奇情异事的讲述，使人们获得精神的娱乐和放松。传奇性特征赋予了民间传说超现实的特征，民众在现实社会无法达成的愿望，无法获得满足的好奇心都可以在此实现。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孟姜女哭倒长城、梁山伯和祝英台化蝶相伴以及白娘子白日飞升等都以超现实的幻想达成了民众对忠贞爱情的美好想象。“传奇性是民间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传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7)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7页。，也是民间传说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成为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传奇性是民间传说功能转向得以发生的基础。
变异性是功能转向的关键。民间传说的变异性特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传说本身的延续与发展，表现为横向的传播和纵向的传承，横向的传播随讲述人、讲述目的转变而发生变异；
纵向的传承因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而不断演变。二是民间传说向“非民间文学”的转变：一方面指向民间传说呈现方式的转变，即口头讲述向舞台表演、作家文学、影视展演、甚至网络文学的转变；
另一方面指向民间传说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应用，如，与传说相关的手工艺制品、旅游纪念品，甚至特色食品等。变异性赋予了民间传说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使其转变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民间传说功能转向得以发生的关键。
地域性是功能转向的重要环节。民间传说总是指向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或者景观、风物等，这就使其具有了地域性的特征，地域性使地方与传说之间形成了稳固的链接，形成了人、物、景与传说之间的互动叙事，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一方面民间传说与地方文化发生深度关联，成为地方文化建设、地方文化认同的关键；
另一方面民间传说与地方经济发生联系，成为地方旅游、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概而言之，地域性是功能转向的重要环节。
(二)功能转向的外部推力
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发生是其内生文化逻辑和外在社会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内生文化逻辑是功能转向的基础，那么外在社会推动则是功能转向的诱因和向导。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对非遗的保护以及文化产业的兴起和发展，非遗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对象，由此，民间传说发生了多维的功能转向。
非遗保护的政策引导。“全球化的席卷和民族传统的地方复兴，已成为我国当代两种并存互动的文化趋势”(18)徐赣丽、黄洁：《资源化与遗产化：当代民间文学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第5-12页。。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影响了文化的多样性，给各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危机，世界各国相继开启了非遗保护运动。2001年我国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非遗”概念随之被译介和引入，其在增强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铸造文化精神等方面的价值被发现和认可，非遗保护工作由此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文化事业(19)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77-83页。。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的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抢救性、活态性、生产性、整体性等诸种保护方法的兴起等使“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因之获得了更加深入地参与社会进程的机遇”(20)徐赣丽、黄洁：《资源化与遗产化：当代民间文学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第5-12页。。作为非遗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传说，通常围绕地方性人文景观、名人轶事、风物特产以及自然现象等展开讲述，其间饱含着广大民众的历史认知、人生思考和情感倾向等，对现代人深刻理解民族精神和地方文化意义重大。国家层面的民间传说，如人类始祖传说成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佐证，在民族认同的形成和稳固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地方层面的民间传说，如历史人物传说和风物传说等成为地方文化建设和地方特色文化打造的重要文化资源。
文化产业的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融合形成的新业态”(21)黄永林、肖远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7页。，是市场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文化的“继承与弘扬”(22)毕曼、万利：《“场”的生成：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产业转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4-30页。。在我国，文化产业与非遗保护的兴起、发展几乎同步，人们对之的认知态度基本也是与之同步的。一方面伴随非遗保护实践的开展，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重要的部分，则是要在保护的过程中，挖掘出新的创造力，并将其发展成为本民族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23)方李莉：《“非遗”保护进入3.0时代》，《文化月刊》2017年第5期，第71-74页。。与此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日渐成熟，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非遗的丰富性、稀缺性以及与大众内在需求的深度契合性特征，促成了其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使其能够以资源形式进入经济市场，并创造出相应的经济价值。
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形态是其功能转向的外在表现，就其在民间传说传承和发展中的功用而言，有积极和消极之分。通过民间传说功能的转向形态可见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成败得失，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案。对民间传说功能转向进行文化审视和现实考量，可以发现那些遵循了内生文化逻辑，契合了外在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的功能转向，对社会发展和民间传说的传播与传承都产生了有利影响；
相反，那些因过度追逐某一功能、不顾内生文化逻辑、忽视民众需求的功能转向，对民间传说的传承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双面功能形态的并存造成了民间传说功能转向利弊、得失同在的局面，对此，需进行审慎考察和深入思考。
(一)积极形态功能转向
从传说主位的视角来看，积极形态功能转向的发生赋予了民间传说适应社会发展的动力，增强了民间传说的生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时代性。积极形态功能转向紧随时代发展而发生，为民间传说注入了时代性品格，这主要表现在传说内容和呈现方式两方面：就内容而言，当代价值判断、审美趣味的融入促成了民间传说内容和主题的“现代化”，如电影《白蛇传2·情劫》(2021年)在白蛇传说的基础上，对男女主人公进行了符合现代审美的改写，剧中许仙成为爱情中较为主动的一方，更具男性魅力。就呈现形式而言，为适应民众的多种功能需求，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实现了呈现方式的现代化，光、电、声效、特技等科技因素不断融入，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说的叙事形态。
二是创造性。积极形态功能转向以当代社会民众的需求为出发点，与当下的高科技进行了充分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也推动了传说的良性发展。就民众需求而言，文化市场的持续发展，培养了民众的文化消费习惯，使得文化消费逐渐渗透进民众的生活日常：文创产品、文艺消遣需求已无所不在。这种积极形态功能转向促成了相关产品的形成，满足了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就传说的发展而言，高科技的融入，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口耳相传模式，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民间传说的广域传播和跨时代传承，巩固了传说的群众基础，有利于传说的当代保护和传承。
三是普惠性。从客位的视角来看，积极形态的功能转向促使民间传说与外界发生了更多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可以推动文化的传播，促进外界对地方文化的认知，提升地方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是可以增强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利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培养和文化自信的养成；
三是可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缓解地方就业压力，改善地方经济民生。如《印象·刘三姐》项目的运营，一方面扩大了“刘三姐”传说的传播范围，促成了传说的广域流传，延续、强化了壮族山歌文化的族群记忆，有利于地方文化认同及其和谐社会的建设；
另一方面项目的开发和跟进不仅吸纳了当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促成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如住宿、餐饮、手工艺品制作等，让民众在传说的传播和传承中，增加了经济收入，提升了文化自豪感。
(二)消极形态功能转向
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正视，对某些功能，尤其是对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的过度追求而导致的消极形态功能转向，不仅阻碍了民间传说的传承发展，还会造成文化的同质化、庸俗化和浪费化。
一是同质化。消极形态功能转向引发的同质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地方文化特色的消解，具体表现为部分地方忽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文化建设中盲目跟风和简单模仿。以“白蛇传”的地方文化打造和文旅开发为例，浙江杭州、江苏镇江以及河南鹤壁都与该传说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关联，都欲将己打造成“白蛇传爱情之都”。杭州、镇江是典型的东南沿海城市，鹤壁则是典型的中原内陆城市，三座文化风格迥异的城市竟然生产出了相似的文化景观，讲述着相同的故事情节，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同质化，如此不仅不利于地方特色文化的打造，还可能在“建设”和“打造”中失去文化底色。
二是庸俗化。对经济价值的过度挖掘和对娱乐功能过度追求，往往会导致传统民间传说主题的消解。通过解构、恶搞、戏仿传说而谋求经济收益和制造娱乐效果的现象时有发生，如网络文学创作中的“木兰无长胸”书写，将原本关于“忠孝”的书写庸俗化为因身体缺陷而迫不得已的“被迫行为”。诸如此类不仅导致了传说主题的庸俗化，甚至是对历史、对正义的玷污。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三是浪费化。传统积极形态功能转向不在少数，它们在提升文地方化品位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与之同时，消极形态功能转向也绝非个案，如河南鹤壁围绕“白蛇传”进行的景观生产和旅游开发、湖北兴山围绕昭君传说进行的“美人品牌”开发和昭君故里打造等，前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运营，项目并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获得民众的认可，前往游览参观和购买当地产品的游客寥寥无几，不但没能实现文化建设和经济增收的目的，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而这种浪费不单表现为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与此相伴的还有土地资源的浪费以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的浪费。
通常情况下，民间传说的功能随社会的发展而自行调适，然而，当代社会的高速发展造成了传统与当代社会的断裂，这就要求我们要格外关注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处理好功能转向与传承发展之间的关系，努力促成积极形态功能转向的生成。
(一)积极传承：兼顾“传统”与“现代”
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一头连接着过去和传统，一头连接着现在和未来。功能转向是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民间传说传承的关键在于实现民间传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并推陈出新”(24)毕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规律与策略研究——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78-85页。，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创新性发展就是“通过创造、创新和再生等现代转化，使之为现代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服务”(25)毕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规律与策略研究——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78-85页。，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和服务性转化。
从时间维度的视角来看，传统源自过去，是历史的形成和积累；
“现在”立足当下，朝向未来。功能转向在于满足当下社会的民众需求，促进传统的未来发展与传承。固守传统，无视时代需求，脱离现代生活的传统，其生命力将难以为继，必将成为“历史”的存在。同理，只顾眼前，脱离传统，将传统和现在割裂的功能转向，将无所依凭，没有根基，没有厚度，浅薄简陋，无以为继。传统需要现代的挖掘，现代需要传统来注入活力，诚如方李莉所言：“没有传统，现代化没有发展的根基；
没有现代化，传统就失去了新的生命力”。(26)方李莉：《论“非遗传承”与后现代文化模式的再生产》，《人文天下》2015年第9期，第40-45页。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继承与创新是基于发展传承过程的讨论，继承需以传统为根基，传统是其力量和灵感的源泉；
创新是对传统的发展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时代的发展造就了不同的审美判断和情感认同，也造就了新的功能需求，民间传说鲜明的生活属性，要求其功能转向能够“丰富与满足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让当代中国人民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方面获得更强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与认同感”(27)萧放：《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的初心与使命》，《人民政协报》2021年8月23日，第10版。。
对“传统与现代”的认知是民间传说功能转向面临的首要议题，在此议题中，需尊重传统、重视其内生文化逻辑，也需关注外在社会环境，关注社会民众需求。对此，杨利慧提出的“一个核心原则”(28)杨利慧：《遗产旅游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二三模式”》，《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第24-32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个核心”指遵循传统，重视民间传说的传统性和整体性，坚持民间传说的核心母题和经典情节，不歪曲贬低，不胡编滥造、生拉硬扯；
同时也尊重民间传说的异文性和活态性特征，“不完全照搬过去，而要结合时代改进民间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确保民间文学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民众生活当中”(29)陈波、谢端：《文化分层视角下民间文学资源旅游开发优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30-138页。，于此，实现民间传说的“积极传承”(30)杨利慧：《遗产旅游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二三模式”》，《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第24-32页。，促成积极形态功能转向的生成。
(二)活化发展：统筹“保护”与“利用”
“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31)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页。。文化功能学派强调功能在文化维系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与之类似，方李莉在讨论非遗的当代传承时指出“非遗不应是死了的过去，而应是还活着的今天”(32)方李莉：《论“非遗传承”与后现代文化模式的再生产》，《人文天下》2015年第9期，第40-45页。，也充分肯定了文化的当代功能。其实对于文化的功能，无论是国际范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还是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都对此做了相应论述，都强调要“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8914/.。可见，保护和利用是非遗保护的核心，也是其宗旨和归属。
从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来看，保护的目的在于维系和激发民间传说潜在功能，使其适应当代社会发展；
利用的目的在于激活(34)毕曼：《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转化的矛盾张力研究——以恩施土家族“女儿会”文化为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52-158页。，从而实现经济增收和文化增值。对于保护和利用的关系，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提到了“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35)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8914/.的指导方针，保护和利用的目的都在于传承发展，满足当代社会民众的需求。保护和利用应是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脱离现代生活，民间传说无法转变为现代社会所需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也就无法适应民众的社会生活，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依据。同样，如果现代社会只关注民间传说的开发利用，忽视其保护传承，无视其内生文化逻辑，那么民间传说 也失去了文化价值。
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实质上就是传承保护的文化关系与开发利用的经济关系”，因此，在功能转向的过程中，要“逐步找到一个兼顾文化、经济、民生各个层面的结合点”(36)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文化经济学阐释》，《文化遗产》2018年第1期，第5-13页。，“避免经济诉求与文化本位的冲突”(37)毕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规律与策略研究——以恩施土家“女儿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78-85页。，一方面关注传说的开发利用，将民间传说资源转化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和资本，将之融入广大民众现代生活当中，取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激发广大民众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一方面关注民间传说的传承和发展，尊重其内生文化逻辑，尊重其传承主体，对其功能转向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保护和利用应是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一体两翼”，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三)社会合作：协同“局内”与“局外”
刘晓春就非遗保护中的主、客体关系，提出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概念，认为传承主体(个人或群体)是保护的“局内人”，政府、学界、商界等是保护的“局外人”(38)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第53-60页。。非遗保护、利用的顺利实施需以尊重“局内人”的主体地位为基础，实现“局内”和“局外”的通力合作。
“局内人”方面。鉴于民间传说的集体性和地方性特征，这里将地方民众统视为“局内人”。他们是民间传说的创作者、享用者和传承者，是地方民间传说文化基因的携带者，他们组成了地方文化基因库，并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增补新的时代性内容，使其具有鲜明的生活性和时代感”(39)林继富：《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以湖北长阳都镇湾土家族故事传承人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94页。。因此，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应以“局内人”为核心，尊重地方文化传统，满足地方民众需求，明确“局内人”在功能转向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局外人”方面。政府、学界、商界相较于传承人而言，是非遗保护的外部力量，属“局外人”的范畴。非遗保护实施过程中，政府是引导、推动非遗传承的主导力量。自2004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员国以来，我国政府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政策、文件制定，代表性项目评定，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以及经费支持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并组织开展了相应的传播传承、推广宣传活动，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资金保障，也为民间传说功能转向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商界是民间传说融入现代文化市场的关键，伴随文化产业市场的日趋成熟，众多商企和民间传说发生了关联。商界的介入促进了民间传说与现代科技技术和民众生活的快速融合，实现了民间传说功能的资本化转向。
民间传说的保护利用、发展传承需“局内人”和“局外人”各方力量的相互协作和共同努力。需要强调的是，学界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学界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一方面对民间传说本体有着较为充分的了解，深谙其内生文化逻辑和外在社会推动的互动机制；
另一方面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促成了前瞻性的视野，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商界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使民间传说的功能转向免受“去语境化”、商品化歪曲等威胁，实现“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对话协商、合作交流(40)巴莫曲布嫫、张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促成“群体合作优化”，确保功能转向的合理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