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制胜：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理论解码

张 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10 页。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是一个百年大党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关头所提出的时代之问。谁曾料到，一个百年前仅有50 多名党员的政党，用20 多年的革命时间造就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人间奇迹，用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时间书写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方案，用70 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铸就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伟业，用100 年的建党时间锻造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历经千难万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如何对中国共产党的制胜之道进行理论上的解码，既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节点上一次关键的自我总结、自我思考，也是面向下一个百年、走好新征程之路的内在必然，更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向世界宣介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的外在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明确提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2 页。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重要历史节点，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顺利实现，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行的重要历史当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从其重大历史性成就中总结出何以制胜的理论密钥，对于启迪智慧、增进认识、增强信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对于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走好“新征程”意义重大。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式政党就不断吸引着国内外社会的注意，解码中国共产党的“神秘性”成为许多人关切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历经千辛万苦，突破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新闻封锁，走进“红区”采访，希冀弄清楚究竟何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①[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年版，第4-5 页。《西行漫记》公开出版后，引发了国内外社会的巨大关注，人们通过新闻传记，第一次客观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究竟要做什么，拥有高尚的理想、坚定的意志、铁的纪律等成为描摹中国共产党思想画像的重要色调。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的首次集中向外展示，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共产党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最终建立了新式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最根本的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何以在短短28 年时间内取得令全世界感到惊叹的“中国速度”，西方社会纷纷从异域的视角出发，展开了所谓的理论解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背景下，较早一批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中国学研究，更加聚焦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分析，特别注重对其中所蕴含的所谓奥秘进行总结与思考。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学者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他受斯诺《西行漫记》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全新报道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抱以同情态度，认为中国革命与苏联共产主义革命之间存在本质性区别，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并不是所谓苏联的“远东阴谋”，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新生政权的敌视态度。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过程。从此以后，它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纲领了”。②[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9 页。这一研究态度深刻影响了后来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理论观察，成为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其内在不同于苏联正统的“异端”成分。

1951 年，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其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苏联革命的“异端”道路。在史华慈看来，所谓“毛主义”就是指一种特殊的战略选择，“本质上是将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①[美]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52 页。很明显，依据费正清—史华慈所确立的研究范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扎根中国本土，不是简单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而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及其战略选择层面出发，思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胜利的原因所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主流范式。当然，这种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化”进程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解达到了科学的层面。因海外学者或观察家受其政治立场、理论偏好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对作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原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辨析的不足之处。例如，作为哈佛费正清学派的第三代代表性人物的施拉姆，其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尽管强调“中国化”的特殊性，但对于“中国化”的理解却存在一定偏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②[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6 页。尽管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海外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理解，但“中国化”的理论范式或战略选择，却成为海外学者理解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共识性内容。

1956 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向现实实践形态的成功转变，“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14 页。尽管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也面临了一些曲折和困难，但从根本上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显著成就，特别是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面对近些年“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强烈对比，如何解码继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显著成绩，成为西方社会观察透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特别是回望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方社会普遍欢呼历史在资本主义时代似乎已经终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步入苏东社会主义解体的老路，一时间，“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人类社会历史似乎正沿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学家所预设的所谓资本主义唯一普遍性道路前行。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未在西方社会的一片“哀悼”声中走向崩溃，而是保持着坚强的政治定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持续推进，并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向世界庄严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革命战争年代如何一次次从逆境中崛起，建设时期如何在“一穷二白”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深入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如何全方位发展，新时代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都是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重大时代问题，也是易于引起西方社会关注、易于引发西方社会讨论的重要问题。实际上，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之所以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引发来自异域视野的聚焦、透视，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其价值与效应的全球性外溢。诸如：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也为广大后发民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自由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其价值与效应已经超越了中国影响这一单一维度，对丰富人类现代化多元图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性价值，“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 页。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奋斗取得了系列显著成就，如何对其价值与意义展开衡量与评估，这是关系到如何书写党的百年历史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以不同的历史观去评价百年实践、以不同的参照系去衡量百年奋斗，可能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答案。对历史的评价绝非简单“是”或“否”的性质判断，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沿着线性主义的逻辑展开，历史总是在其运演的过程中蕴含着内部的复杂性与歧义性，而恰恰是历史内部复杂、曲折的张力关系，才真正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奇妙所在，这也是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所在。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在这百年的历史跨度内，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蜕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奋斗之艰辛、历程之曲折、成就之显著，世所罕见。面对这一段成就无比显著、历程无比曲折的复杂历史，科学衡量其历史性意义，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②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 年11 月17 日，第2 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根本指导，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可以对百年党史的价值与意义作出科学分析与正确评价。

第一，人民维度：前途命运的根本改变。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动实现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一穷二白和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推进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2 页。。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对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深刻改变，主要体现在主体精神觉醒和物质生活富足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主体精神觉醒而言，中国人民实现了精神上由被动向主动的深刻转变。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在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彼时西方国家已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成功转型。鸦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历史性交锋，结果毫无疑问是以农业文明的落败而收场，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荡。中国开始以被动的姿态被卷入现代文明之中，封建士大夫一直固守的“天朝上国”的自豪感与世界认知体系、价值信仰系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瞬间土崩瓦解，中华民族的独立主体性身份遭受彻底瓦解，与之而来的便是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崩塌与心理层面的自我矮化。无数仁人志士为重建中国人民的精神信仰进行了不懈努力，但无一例外都最终走向了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政治层面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身份重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自立得以实现；
通过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最终形成中国道路，推动了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彻底改写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中国人民以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强大精神能量喷薄而出，不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当代中国的崭新历史画卷正在亿万中国人民的手中绘就。

另一方面，从物质生活富足来看，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正不断得到实现。贫困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数千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以显性与隐性的形式不断考问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脱贫方案与道路，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为之努力奋斗的重要发展目标。尽管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21 世纪，但人类社会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终极方案，相反这一问题却成为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紧迫现实需要，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景。可以说，摆脱贫困、寻求国富民强，是中华民族始终探索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在近代面临“落后挨打”现实窘境的背景下，摆脱贫困不仅具有回应现实发展的价值诉求，更具有彰显民族主体性身份的内在价值意蕴。它既构成了“中国梦”的重要内涵，更成为推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前进与发展的重要基石。无数仁人志士为这一美好蓝图的尽早实现展开了艰辛探索，绘制了一幅幅苦难辉煌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确立了“吃饭是最大的政治”的行动理念，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明确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 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奋斗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了中华民族千年历史性夙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留下了不容抹杀的浓重一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行，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正不断在自己的手上变成现实。

第二，民族维度：正确复兴道路的开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灿烂文明，并且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迄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形态。然而，近代以来封建王朝闭关锁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使得中华民族逐渐脱离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一度深陷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性灾难。面对近代中国悲惨的境遇，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仁人志士开启了寻找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道路的艰辛探索，期间经历了器物探索、制度革新与文化变革等系列曲折历程，但最终都遗憾地以失败收场，未能找到打开国富民强之门的钥匙，更没有找到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正确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人开始接受了一种全新科学理论的指导，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观察世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思想闪电一击中这一片古老大地，便立即掀起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上一场深刻的伟大变革——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其整体上都不过是围绕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中轴而加以转动。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解决了政治秩序的重构问题，创立了独立的新式政权形式，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最为根本的社会条件；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在中国大地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愿景向制度创制的深刻转变，奠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基调；
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推进，实现了机制体制层面的巨大革新，创立了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机制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条件的深厚奠基，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目标的实现，厚植物质基础、增加精神力量，推动实现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与现实已经深刻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8 页。

第三，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展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在自己的思想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双向互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②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197 页。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从精神上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黎明和曙光，更在实践上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良方和利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创造了既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规定，又凸显鲜明中国特色的新的理论形态，极大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源库。在21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版图中，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飞跃，书写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巨大成功，从根本上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科学性并不是实证或经验层面的一般性论证，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目睹社会主义由理论设想向现实存在的转变。但之所以称其为科学，关键在于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超越，即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广义层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也从狭义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病理解剖”并揭示了其中的特殊规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透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境，得出关于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这恰恰是以往形形色色的政治实践未能完成的重要任务及其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诊断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并最终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继而用这一科学理论进一步分析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经过艰辛探索最终形成了一条指引民族复兴的科学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3 页。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巨大成功，从根本上充分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造性贡献之一便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科学揭示，特别是正确分析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地位，这是超越唯心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大历史成就的根基在于人民，其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④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1 页。的执政理念，秉承“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以能否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党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坚守并不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深刻体现在改变现实世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0 页。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在创造改天换地的历史伟业中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巨大成功，从根本上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来自资产阶级世界的种种诘难和非议，但其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不断获得新生，关键在于其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征作出新的理论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②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323 页。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科学的态度，始终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际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因为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坚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丰富的时代内涵、旺盛的时代活力。中国共产党人既坚守中国本土立场，同时又保持胸怀世界的开放心态，始终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相挂钩，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源库。

第四，世界维度：历史进程的深刻改写。众所周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交通工具的发达，人类社会开始逐步摆脱区域性、民族性的有限交往，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活动不断增加并最终开辟了世界市场。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历史开始从原先单一的民族史、国别史向一种所谓世界历史转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的单一国度，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价值的外溢，深刻改变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世界眼光推动自身实践。尽管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伟大民族事业的继承者，但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维度和解放全人类的价值归宿无疑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质。换言之，尽管中国共产党是深刻扎根中国本土进行伟大斗争的民族性政党，但始终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紧密关联，将中国实践与世界历史相挂钩，始终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历史高度综合定位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例如，革命战争年代，求解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非是一种单纯民族性实践的理论反映，其更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表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就曾明确提出，必须正确估计中国革命世界历史意义增大的问题，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③《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71 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更是如此，其开辟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的，特别是中国积极主动将改革发展融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发展自身，更通过推动自身发展影响世界发展。

正是在统筹坚守本土与胸怀世界两大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这种世界历史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在古老中华大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增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由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思潮日益抬头的情况下，当代中国通过自身努力正坚定发挥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推动了世界历史叙事模式的革新，推动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理念的深入人心，推动将世界历史叙事的主体转移到每一个平等的民族国家手上，有效消解了以往资本形而上学世界历史叙事模式的差序性和排他性。二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秉持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的历史夙愿，从中汲取了超越西式现代化暴力逻辑的民族自尊；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姿态，从中获得了超越西式现代化弊病的理论信心；
发挥了后发现代化国家规避西式现代化发展陷阱的相对优势，从中获取超越西方现代化弊端的机遇。正是建立在上述三重历史性超越意识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最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既坚守现代化发展一般逻辑，又充分彰显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
是既凸显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价值导向，又充分借鉴人类现代化一切有益成果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自身巨大历史性成就——短短数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现代化路程，充分证明了人类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为广大后发民族国家求解“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证明：“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①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 月7 日，第2 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复合式态度把握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的逻辑误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高度出发，把握现代化背后的文明面相，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五，主体维度：走在时代前列伟大政党的锻造。如果说以上人民、民族、理论和世界四个维度是从对象化或客体性出发讨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那么，从中国共产党主体自身而言，百年奋斗不仅极大改变了其对象性存在，而且也深刻改变了自身，锻造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政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的政党，成长为迄今拥有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经受住了无数风险考验，锻造了宝贵的政治品格，形成了光辉的精神谱系，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便能获得的，更不是获得之后就一劳永逸拥有的，而是在不断推进伟大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并不是从来不犯错误，而是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刮骨疗毒的决心进行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②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7 期。正是因为有这种特殊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才得以穿越百年风雨，经受各种风险考验，成长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无论何时，中国共产党都时刻警惕并努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回应时代、实践和人民所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其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敢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的勇气。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实际上隐含着一条勇于自我革命的隐性线索，正是这条隐性线索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朝气蓬勃，能够饱经磨难考验而依然初心坚固。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其中关键的原因便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赶考”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锻造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政党，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最为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

从总体上科学厘清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多维重大历史意义，为从本质层面深入剖析百年成功之道提供了完备的分析对象。实际上，完整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已经为科学透视百年成功之道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路径。因为只有建立在对何谓成功的深入认识基础之上，才能深刻洞察成功背后的理论密钥。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是由多元立体成就综合交织的图景，因而对其成功之道的分析不能采取单一线索或孤立视域，而必须采取多元视角展开综合性理论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已经对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做出了“十个坚持”的概括，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5-70 页。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层面做出的系统阐释，实际上在某个层面也已经勾画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钥。但倘若从学术阐释的层面展开进一步阐释，上述现实经验层面的“十个坚持”则可以被进一步凝练升华为理论层面的“一个总原因”和“四大分原因”。

第一，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总原因。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百年的接续奋斗中，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的变化，但其能够不断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关键在于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因为选择走何种道路，实际上直接预设了实践的最终归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走何种道路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道路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系列艰难曲折。面对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改革道路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思考与现实选择。因为现实层面具有不同的理论设想和方案规划，不同的道路选择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理论倾向的预设。诸如：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何种道路，回答这一问题具有不同的路径分野，有的人可以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的理论设想中直接照搬具体的结论指导革命运动，有的人可以援引“十月革命”的现成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方式。实际上，上述两种以“拿来主义”态度对待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艰辛探索中确实存在，甚至在一定时期内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批评了本本主义的错误，清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5 页。这是对中国革命必须深刻扎根中国具体实际的最初阐释，也是对现实实践层面走上符合中国实际革命道路探索的理论表达。经过不懈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为分析范式，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道路并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道路的探索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过程中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规定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定性，同时对中国具体实际给予充分尊重，拒斥了单纯本本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将理论的指导性深刻根植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土壤之中，构筑了理论与现实双向互动的张力关系格局。可以说，“走自己的路”既不是单纯的教条主义，也不是现实的实用主义，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入洞察基础之上的必然选择，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理论的自信、对传统的珍视、对现实的尊重，这是百年成功之道最为核心的本质性原因。

第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源于西欧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之中的理论产物，其与古老东方大地之间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理论间距。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不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自身历史所得出的必然结论①段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方法论》，《求索》2021 年第5 期。。之所以需要推进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因为从来就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其理论之初就十分强调理论的具体化问题，其始终将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具体社会形态发展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性的探讨视为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②唐正东：《历史规律的辩证性质——马克思文本的呈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10 期。正是以具体化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才形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路径，即始终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定性，将抽象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从现实实践中汲取推进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说，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体实际、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实际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科学道路，这是广义层面中国道路生成和发展的现实路径。当然，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不意味着使理论屈从于现实实践，更不意味着走向单纯实用主义，而是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改造理论的有机统一。海外有学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认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在于使其作为一种口号，在民族危急关头用来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③[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71-72 页。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严重误读，其从根本上错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发展早期，有海外观察家片面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其理论层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传统文化的拒斥，意味着与传统历史的巨大断裂。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共产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就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传统文化的语境难以从根本上阐释清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会通空间，中国人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文化心理结构。海外有学者曾以《易经》中的通变思维为例，具体阐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可能性空间。④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38 页。“马克思主义如果不经过中国文化的中介化，不采取中国文化的形式，就必然走向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公式的马克思主义’或‘死的马克思主义’。”⑤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80 页。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就曾敏锐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95 页。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后来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根基，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时，曾明确用“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加以概括，即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⑦《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而这意味着必须高度重视历史遗产与传统文化的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成熟的历史自信，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不是脱离中华五千年文明所进行的另类尝试，而是深刻扎根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之上、充分汲取悠久文明养分的中国式实践，其从本质上是“真理本土化”的集中彰显。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长远的历史距离审视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从更加长久的历史时段和源远流长的文明谱系出发综合把握中国道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与逻辑必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习近平考察朱熹园谈文化自信：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参见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3/23/c_1127243217.htm.

第四，不断推进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实践相结合。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线。“1840”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其标志着中国数千年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逻辑“异轨”，即由原先独立封闭的封建王朝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 页。近代中国之所以在与西方坚船利炮的遭遇中惨败，其本质上是因为两个时代之间的对比性差距，即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时间差。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西方列强早已通过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完成了现代性升级。寻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从现实最直观层面即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无数仁人志士展开了艰辛求索，从最初遭遇生存性危机基础上学习西方“器物”的御侮之道，到后来“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全盘模拟，期间现代化构成了寻求民族复兴的一条重要叙事逻辑。尽管也有观点认为革命叙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并不抵牾，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也必然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革命的奠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内在继承了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属性的科学分析，为实现民族复兴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际上就是围绕民族复兴展开的艰辛奋斗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3 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形成‘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范式，既能统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又能从整体上呈现中国共产党历史，凸显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④陈金龙：《百年历史主题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11 期。当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呈现为扎扎实实的政治实践活动，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伟大实践，实际上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针对民族复兴目标作出的具体性探索。上述实践实际上都是围绕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而展开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扫清了政治障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现代化构筑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定向，奠定了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风格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关系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具有双重的价值反拨，其一方面是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弊病的价值反拨，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僵化弊端的价值反拨，其通过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土壤，彰显后发民族国家独立自主走向现代化的别样选择，也呈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可能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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